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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电 联合国成立52年来，为推动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不懈努力，为改善人类的处境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长达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严重制约了联合国作用的发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呼声被无情地淹没在集团政治之中。冷战以后，要求提高联合国的地位，改革图新，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与合作的呼声也日渐强烈。人们希望通过改革，使这个全球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真正担负起《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联合国的改革虽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但终因各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着手实施。尤其是这几年联合国面临财政危机，个别大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意长期、大量拖欠联合国会费，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大幅度裁减工作人员，精简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增加了联合国改革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年初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上台伊始就一再表示要致力于改革，为的是使联合国“精干、有效和适应时代的需要”。3月17日他提出了改革联合国的总体设想和一些具体方案。
秘书处的改革
几年来，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讨论集中在4个方面：秘书处改革、安理会改革、联大和经社理事会的改革以及财政改革。秘书处改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秘书长有直接的管辖权，其他三项改革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要通过185个会员国的协商决定，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关于秘书处改革，会员国普遍认为秘书处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存在相当程度滥用职权的现象，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革。但在具体内容上，各国的要求则不尽一致。美国强调改革就是大裁减，减人减经费，人员至少裁减一半，否则就不缴会费。而更多的国家认为改革不仅仅是裁减，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使联合国更加有效，更能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的需要。
安南上任后，把改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把改革从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他职权范围之内的，即秘书处改革，一部分是超越他的职权范围的。他首先从秘书处的改革入手，如，决定裁减1000个已经空缺的职位，在今后4年减少1／3的行政开支，合并三个职能重叠的经济和社会部门，指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各国的协调员统一联合国各个基金的行动，加强联合国在国家一级的发展工作等。
第二步是涉及面更宽的、更难的一部分，即安理会改革、联大改革和财政改革，安南计划在7月份提出一揽子建议，由会员国通过集体协商决定。他成立了一个由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政策协调小组，还将30多个部门按照联合国从事的主要任务分成政治安全、人道、经社和发展4个小组，定期开会，协调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并前往华盛顿劝说美国尽快缴纳拖欠的10多亿美元会费。
安理会扩大问题
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会员国，安理会有11个成员国。1965年安理会增加了4个非常任理事国。此后会员继续增加，目前已达185个，但是安理会成员的数目却一直没有变化。
安理会的扩大问题是1979年由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和印度等10国家首先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它们认为，安理会的构成已经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需要扩大，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安理会的决策。1992年12月，第47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就安理会组成问题提出书面建议，由秘书长汇总后提交第48届联大。1993年12月第48届联大决定成立一个不限名额的工作组，专门审议安理会改革问题。
安理会改革问题为何能吸引各国的关注和参与？这是因为它是联合国握有实权的决策机构。联合国各机构只能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唯独安理会作出的决定，各国政府必须执行和遵守。
自从安理会改革正式列为联大议程，各国提出的方案不下几十个。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有美国的速决方案，即只增加日本和德国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成员国的总数不超过20个，但此方案一出台即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大批中等发达国家的反对。意大利提出的增加10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方案，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和中等发展中国家表示支持，不结盟运动也表示有条件地接受，认为如果在增加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就应该首先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美国反对这个方案，强调如果不增加日本和德国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就不能扩大。两个席位加三个地区的方案，即增加日本和德国为常任理事国，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选出一个常任理事国，非洲代表对此方案表示不满，强调非洲必须有两个常任理事国。中东欧国家代表则指出，中东欧原来只有9个国家，现在已增加到27个，因此必须增加在安理会的席位。
本届联大主席拉扎利3月份以改革工作小组主席的身份第一次以决议草案的形式提出了一项安理会改革方案：建议增加5个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2个常任理事国来自发达国家，3个常任理事国分别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出任，4个非常任理事国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目前，各国对此方案褒贬不一：日本和德国因为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可能增加而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认为这是安理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的第一步，但意大利等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则表示反对，认为由大会主席提出决议草案不符合工作程序。
安理会改革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一改革过程中，5个常任理事国的作用非同一般。安理会任何形式的扩大都涉及到《宪章》有关规定的修改，如果选举德、日为常任理事国，还要首先删除《宪章》中有关敌国条款，而这些都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才办得到。
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改革
联合国大会由全体成员国组成，是联合国的主要论坛，可以在《宪章》的框架内向联合国各个机构、各国政府提出和平、经济、社会和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建议。在大会，一国一票，涉及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安全、吸收新的会员国、批准联合国预算和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需要2／3的多数票。
大会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加强其作用和权威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普遍认为，联合国大会是各国代表平等畅所欲言的论坛，最具普遍性和民主性；最能体现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国际事务的舞台，因此，它不能只是一个只有辩论、没有结论的场所，它应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一些国家建议，大会应当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安理会应当定期向大会通报情况；大会应当在经济和发展领域有更多的决策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听取大会的意见。联合国秘书处的活动也应接受大会的指导等。
经济社会理事会是协调联合国各系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的主要机构，其作用在《宪章》中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它的许多职能往往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7国集团所分割或所取代。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希望恢复和加强经社理事会的功能。许多国家指出，当今世界发展资金严重不足，而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只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利，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紧缩政策导致教育和社会项目减少，发达国家一味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情况和经济结构，使这些国家很难吸引外部投资。鉴于这种情况，有些专家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机构，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合国其他部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提到联大和经社理事会的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消肿”，精简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大会下设委员会69个，经社理事会下设委员会31个，众多的委员会造成议题不集中、人力分散。
在这个领域的改革过程中“重人权、轻发展”的现象比较严重，某些西方国家主张加强对人权、禁毒、打击跨国犯罪、反对恐怖主义问题的投入，削减有关经济援助、消除贫困和贸易发展部门。人们担心，长此下去，大会和经社理事会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职能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财政改革
引起财政改革争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联合国行政预算和维和经费分摊比例的调整，另一个是美国故意拖欠联合国10多亿美元的会费。
联合国的全部经费来自185个会员国，分摊办法是按照“可支付能力”的原则，以过去7年的平均国民总产值为基数计算，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各国应承担的份额；对于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约为3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和重债国，则给予适当的减免。
冷战后，前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滑坡，感到会费负担较重，提出将统计基准期缩短，以减少会费分摊的比例。另外，许多最不发达国家提出，将会费的最低比率定为0.01%，高于它们的可支付能力，应该继续降低。对此绝大多数会员国表示理解和支持，有关国家也提出了相应方案交全体会员国讨论。
至于美国拖欠会费，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没钱，而是有钱故意不缴，目的是压联合国按照它的意图进行改造。与此同时，美国还硬要降低自己的分摊比例。最近它正式提出联合国会费的最高比例应从现在的25%降到20%。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0%多，按照“可支付能力”，应承担至少30%的联合国会费。为了避免一个国家承担过多的经费，联合国大会曾经规定，最高会费比率为25%。美国要求进一步降低最高会费比例，自然受到广大会员国的反对。欧洲国家、77国集团已经分别提出方案，要求保持最高会费比例不变。
美国拖欠巨额会费使联合国财政拮据，运转极度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前任秘书长加利曾经建议对国际航班和国际金融交易征收国际组织税，从而建立一个独立于会员国的财政来源。
综上所述，联合国改革是一项浩大艰难的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