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宋诗研究的现况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况论文,台湾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04)04-0018-10
一、尊唐抑宋与宋诗研究之困境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自先秦汉魏、历经四唐、两宋，大抵造就了两次高峰，因而也就形成两大诗学典范。“诗分唐宋”的命题，经袁枚提出，钱钟书发微阐幽（注：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7；《随园诗话》卷6。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参考拙作《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页48-50。），逐渐形成诗学研究之共识。试看台湾国中、高中及大学诗选课文之变迁，即可窥知其中消息。七年前，中学《国文》课本中的诗选，几乎清一色都是唐诗；大学《国文》诗选，及中文系《诗选》教材及授课内容，也毫无例外以唐诗为唯一取材。最近，台湾教育部将中学教材开放民间出版社编纂，《高中国文》第四册明文规定有“宋诗选读”一项，与第三册“唐诗选读”前后辉映，这是“诗分唐宋”的诗学真相在中学教材的具体反映。影响所及，国中《国文》、大学《大一国文》的诗选取舍，也多能看出这些改变。唐诗选与宋诗选，在大学中学教材中的尊卑消长，正是南宋以来，历经元、明、清、近现代，尊唐卑宋、宗唐抑宋诗风之如实反映。
宋人生于唐诗既成“典范”之后，为挑战典范，代雄唐诗，于是宋人作诗“处穷必变”，或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或别辟门户，独树壁垒；其中诗雄多“好奇耻同”，不肯俯仰随人，即不主故常，出其所自得，故往往能因难见巧，推陈出新，融传承与开拓为一体，合继往与开来为一炉，会通化成，自成一家。在“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唐诗之后，创造性地损坏与改造唐诗塑造的诗歌本色，重塑与建构另一个陌生化的新典范，这就是宋诗宋调新变唐诗唐音，代雄唐诗唐音的梗概（注：参考拙作《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二·自成一家与宋诗特色》，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9。页67-141。）。然自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黄彻《獾溪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刘克庄《后村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以来，因反江西诗风，抨击苏黄诗法，遂开启明代前后七子、清初宗唐诗话“尊唐抑宋”之习气，后世所谓“唐宋诗之争”，盖肇因于此。笔者近撰《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一文，于此曾有论说，其中结论略云：
1.中国古典诗歌历经数千年之发展演变，形成两座高峰：唐诗和宋诗，衍化为唐音和宋调。钱钟书之见，唐之前，宋之后，乃至于近、现、当代，要皆统摄在“诗分唐宋”之范畴中，此固不易之论。
2.宋人在学古变唐之历程中，受宗派意识之制约，于是分体划派之风逐渐形成。体派之间既各呈异彩，加上入主出奴，贵古贱今、振救时弊诸意识作祟，于是“唐宋诗之争”肇始于北宋末叶，从此纷争七、八百年。
3.唐宋诗之争，或因源流、异同而定优劣高下；或持本色、典范而轩轾唐宋。从而可见诸家所论唐诗宋诗之短长，更可见唐音、宋调之取舍与消长。平情而论，评断唐宋诗之价值，应以新变自得为准据，不当以异同源流定优劣（注：拙作《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元明清诗词歌赋国际研讨会”论文，载《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学刊》第1期。台北：学生书局，2002.4。页146-147。）。
笔者论点所谓“评断唐宋诗之价值，应以新变自得为准据，不当以异同源流定优劣”云云（注：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7；《随园诗话》卷6。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参考拙作《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页37-50。），此固针对明清以来宗唐尊唐诗话笔记论点之偏颇而发，深信其中论点，颇体现文学发展之规律、符合诗歌语言之特质。甚至，宗唐诗论所诛伐之苏黄诗病，尊唐诗话所批判之宋调习气，经过考察和辩证，发现不仅不是缺失弊病，反而是优长创获，暗合文学语言、诗歌语言之特质（注：拙作《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元明清诗词歌赋国际研讨会”论文，载《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学刊》第1期。台北：学生书局，2002.4。笔者以陌生化诠释宋诗之变异，以创发性解读宋诗之新远，以诗家语折衷宋诗之多赋而兼用比兴。页110-135。）。由此可知，学界对于宋诗之认知，自南宋以来确实存在许多成见和误解。加上《全宋诗》在1990年代前，一直未编纂成书，诸家诗集散在他编，搜寻不易，更添增宋诗研究之艰难和冷清。199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研究宋诗之情况如此，台湾学界也不例外。学界纷纷投入宋诗研究，那是1990年代以后《全宋诗》编纂出版后之事。
二、台湾研究宋诗之学人与基地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宋诗研究的先驱，大抵有五大家：台湾大学郑骞教授（注：郑骞教授代表作《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5.10。《陈后山年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7。）、戴君仁教授（注：戴君仁教授著有《续诗选》，专选宋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1。）、台湾师范大学李曰刚教授、汪中教授（注：李曰刚教授著有《中国诗歌流变史·三·别出于两宋》，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2。页522-775。汪中教授撰有王安石、黄庭坚诗之研究论文多篇。）、东海大学徐复观教授（注：徐复观教授著有《中国文学论集编篇·宋诗特征试论》，台北：学生书局，1981.10。页23-68。）。其后，闻风而兴起者，台湾大学有张健先生（注：张健先生著有《沧浪诗话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66.7。《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5.5。《文学批评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10。）、黄启方先生（注：黄启方先生著有《两宋文史论丛》，台北：学生书局，1985.10。《宋代诗文纵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8。）、台湾师范大学有杜松柏先生（注：杜松柏先生著有《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诗与诗学》，台北：洙泗出版社，1990.12。）、黄永武先生（注：黄永武先生著有《中国诗学》（设计篇、鉴赏篇、思想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6、1976、1979。《诗与美》，台北：洪范书店，1984。）、张梦机先生（注：张梦机先生著有《鸥波诗话》，台北：汉光文化公司，1984.5。）。诸先生教泽所及，衍为如今台湾宋诗研究四大基地：即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东吴大学。台湾研究宋诗学者星散四方，大抵师出于此，例外不多。
1980年代前后，研究宋诗之学者，就专著出版之情况而言，较具代表者有黄景进（注：黄景进著有《严羽及其诗论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2。）、张双英（注：张双英著有《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台北：国文天地，1990.10。）、龚鹏程、陈文华（注：陈文华著有《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11。）、颜昆阳（注：颜昆阳著有《古典诗文论丛》，台北：汉光文化公司，1983.4。）、李栖、周益忠、张高评诸先生。诸先生大抵属中生代学者，与前辈学人张健先生、黄启方先生相互辉映，不但专攻宋诗及宋代诗学，且指导若干青年学者撰写博士硕士论文，身教与言教兼重，故影响较为深远。其中，张健先生倡导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之研究，不遗余力；黄启方先生治宋诗，文史兼重，尤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渊流，著有《两宋文史论丛》、《宋代诗文纵谈》等书（注：《两宋文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85.10。《宋代诗文纵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8。）。黄先生担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兼所长时，曾举办“宋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结集成册，出版流传，对提倡宋诗及宋代学术，卓有贡献（注：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主编《宋代文学与思想》，台北：学生书局，1989.8。）。二先生曾分别编著《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之《南宋卷》与《北宋卷》（注：二书由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分别于1978年9月、12月印行。），嘉惠士林，功德无量。如今毕业台大、政大、东吴、辅仁诸校而研究宋诗之学者，大多得二先生之教导。龚鹏程博士论文为《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侧重从社会学、族谱学、文化学诸层面解读江西诗学之形成，心裁别出，成果卓荦。又著有《诗史本色与妙悟》、《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技进于道的宋代诗学》诸论著，探讨宋诗特色，勾勒诗学风貌，能识其大体，真知灼见，往往未经人道（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10。《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学生书局，1986.4。其它二文，分别刊于《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二·意象的流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10；《古典文学》第六集，台北：学生书局，1984.12。）。李栖先生素习花卉山水，师从郑骞教授，博士论文为《两宋题画诗论》，又著有《题画诗散论》（注：《两宋题画诗论》，台北：学生书局，1994.7。《题画诗散论》，台北：华正书局，1993.2。），结合绘画实作与理论而一之，以之建构题画诗中之绘画理论体系，堪称现身说法，能入能出。对于学界研讨题画文学、绘画理论、诗画交融诸课题，多具启示。周益忠著有《论诗绝句发展之研究》、《宋代论诗诗研究》、《西昆研究论集》（注：《论诗绝句发展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6。《宋代论诗诗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9.6。《西昆研究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9.3。），为台湾中生代学人中执着研究宋诗有成者之一。陈文华、龚鹏程、周益忠三人先后毕业于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皆师从汪中教授，并治宋诗，皆成一家之学。
笔者原来专攻《春秋》、《左氏传》，先后出版六部相关专著。1983年，与本师黄永武教授合撰，《唐诗三百首鉴赏》一书印行后（注：黄永武、张高评《唐诗三百首鉴赏》（上、下），台北：尚友出版社，1983.5,P.1-951。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11,P.1-1050。），再奉黄师教谕，开始着手编纂台湾版《全宋诗》，较北京大学《全宋诗》编纂工作早两年。前后历经九个寒暑，计收得两宋诗人八千余家。其间广搜众本，极尽可能选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珍钞名椠为底本（注：参考张高评《全宋诗编纂记》，《大华晚报》，1988.5.8。黄永武《文化矿藏的开发——贺〈全宋诗〉编成及“宋诗研讨会”召开》。张高评《〈全宋诗〉编纂经过》，《中华日报》，1988.5.29。张高评《〈全宋诗〉之编纂与资料管理系统之建立》，《汉学研究通讯》7:3（1988年9月）。张高评《〈全宋诗〉编纂与宋诗研究》，《国文天地》6:2,1990.7。）。由于未有公家资助，独立运作，因此艰苦备尝；尤其不幸者，该诗稿在初校10册后，因故未能出刊（注：有关黄、张所编《全宋诗》因故未能出版之原委，可参黄永武《我编全宋诗》，《中央日报》，1992.8.10。有关出版搁浅消息，刊登在8月17日《中央日报》、《民生报》；9月7日《中央日报》、《民生报》。台湾学界声援支持依约出版者，如8月18日《中央日报·谔谔篇·两岸奇谭》；8月23日《联合报》，黄碧端《我看〈全宋诗〉公案》；8月26日《民生报》，李瑞腾《〈全宋诗〉事件的省思》；9月9日《中央日报》，叶政欣《〈全宋诗〉出版应续进行》；10月15日《联合报》，龚鹏程《〈全宋诗〉的纠纷》。黎明文化公司之辩护，见1992年9月3日《中央日报》，邓海翔《我们的无奈——为黎明中止出版〈全宋诗〉告白》。）。但幸运的，该诗稿成为笔者研究宋诗、占有文本之最佳利器，宁非因祸得福？为提倡宋诗之研究，笔者主编《宋诗论文选辑》三册、《宋诗综论丛编》一册（注：二书分别由高雄：复文书局，1988.5；高雄：丽文文化公司，1993.10出版。）；同时，创立《宋代文学研究丛刊》，提供世界汉学界宋代文学研究者一个发表园地，今年可望出刊第9期（注：《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于1995年3月，尔后每年一期，改为12月出刊，从第3期起由高雄市丽文文化公司赞助出版。）。刊登之论著，除两岸学人外，尚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美国学者论文，业经发表之论文数预计在260篇以上，其中宋诗及宋代诗学约在130篇以上。十六年来，笔者研究兴趣，《春秋》、《左传》学与宋代文学兼治。宋代文学中，尤致力于宋人诗作、诗话、笔记之探讨，先后撰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3。）《宋诗之新变与代雄》（注：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8。）、《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注：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宋诗特色研究》（注：中国吉林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5。）等四书；所谓传承开拓、新变代雄、会通化成云云，实即笔者研究宋诗特色之心得，遂标榜以为书名。又执行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有关宋诗研究者八案，或为宋诗体派之叙录，或为书法史笔于宋诗之表现，或为王昭君形象流变之考察，或为咏物诗、边塞诗、咏史诗传承与开拓之探究（注：笔者行政院国科会研究成果报告：《宋诗三百名家评传》、《宋诗体派叙录》、《书法史笔与宋代诗学》、《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异同》，1999.11；《咏物诗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2000.10；《北宋边塞诗之传承与开拓》，2000.10；《南宋边塞诗之开拓与新变》、《古籍整理与宋代咏史诗之新变——兼论唐宋诗风之异同》、《南宋咏史诗之新变与开拓——兼论唐宋诗风之异同》，最后一案执行中。），企图从唐诗宋诗异同之较论，对照出宋诗之特色与价值，为“诗分唐宋”作论证，为宋诗之文学史、历史价值作定位。笔者任职成功大学，先后举办首届“宋诗研讨会”、“宋代文学研讨会”（注：首届“宋诗研讨会”，于1988年5月举行；“宋代文学研讨会”于1994年10月举行，会后论文结集成册，由高雄市：丽文文化公司于1995年5月出版。），同时开授宋诗专题研究、宋代文学专题研究、宋代文艺理论专题研究、诗话专题研究、苏东坡诗研究，先后指导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二十人次以上，蔚为宋诗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台湾研究宋诗之基地中，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举办中国诗学会议，第五届主题为“宋代诗学”；东吴大学中文系最近亦举办“宋元文学学术研讨会”，倡导推动宋诗研究，厥功甚伟（注：彰化师大“宋代诗学”会议，发表论文8篇，同时出版论文集，2000.10；东吴大学中文系会议于2001年12月15-16日召开，发表有关宋诗之论文4篇，论文集正筹印中。）。
三、从学位论文看台湾宋诗研究之趋向
唐代文学研究，截至1999年8月止，获得博士学位者有34人，获得硕士学位者在210位左右。宋代文学研究与之相较，获得博士学位者有57人，多出18人，获得硕士学位者亦在114人以上（注：彭正雄、彭雅玲《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1950～1994》，《汉学研究通讯》总号第56、57、58期，1995年12月、1996年2月、5月；以及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学年度〈台湾地区汉学学位论文汇目〉、《汉学研究通讯》总号第63、67、71期。1999年以后，未作统计，暂不论述。）。学位论文的数量，宋代文学研究胜过唐代，这显示宋代文学研究的潜力丰富，学术园地利多；但在单篇论文的研究发表方向，宋代文学的数量却远逊于唐代许多，这表示其间尚有许多可以发展的研究空间。以1982年到1991年《台湾地区汉学论著选目汇编本》所登载而言，十年之间，有关宋代文学研究，除学位论著外，专著才12部，单篇论文只有126篇，平均一年出版一部专著，一个月发表一篇论文。这种现象，值得关心。
宋代文化有会通化成的特质，具备可大可久的气象。就文学而言，许多类别在唐代的繁荣已达到空前，如诗、如文，宋人继作势必遭到“开辟真难为”之困境。尽管宋代文学创作面对“能事有止尽，极诣难角奇”的问题，但宋人发挥创新的精神和开拓的气魄，“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其所未尽”，以学古为创新，因传承而开拓，故宋诗、宋文、乃至于宋词、宋赋、宋四六、宋戏剧、宋小说，以及宋金文学理论，多有自家面目，绝不俯仰随人。以“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文学发展规律看来，宋代文学价值，尤其是宋诗，从学唐入，从变唐出，故风格特色不同于唐诗，很富于文学语言价值。
（一）宋代诗家诗作之研究
唐代文学，如诗、文、小说等的繁荣昌盛，既已达颠峰状态；宋人生于唐人之后，遂有“盛极难继”之慨。笔者以为，文学发展的轨迹，大致遵循《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原则；《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一语道尽文学因革消长，可大可久之道。就诗来说，唐人学汉魏诗，而新变为唐诗，于是代汉魏而称雄于古典诗坛；宋人学唐人诗，追新求变，蔚为“自成一家”的宋诗，也是新变唐诗，蔚为古典诗歌的新典范。大凡“盛极难继”之后的文学创作，往往必须追新求变，才有可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进而“自成一家”（注：参考拙作《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二·自成一家与宋诗特色》，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9。页67-141，《宋诗特色之自觉与形成》，页1-52。）。唐人“学汉魏，变汉魏”，终成唐诗，是如此；韩愈、李商隐学杜甫，却又自成一家之诗，也是如此。何况，宋人学唐诗，是以学古为手段、为途径，而以“新变代雄”、“自成一家”为目的，所以吾人看待宋诗风格，应该从“奇特解会”的眼光去品味，从文学语言的标准去检验，千万不可重拾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之牙慧，更不必盲从附和清代宗唐派以源流同异判定诗歌优劣高下之成见（注：拙作《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元明清诗词歌赋国际研讨会”论文，载《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学刊》第1期。台北：学生书局，2002.4。页146-147。一、学唐变唐与唐音宋调之形成，页93-96；二、从文学语言新探清初宗唐诗话，页96-107。）。
截至2001年止，台湾各中文、国文研究所，专研宋诗（含理论）获得博士学位者有30人，获得硕士学位者约有90人。就研究选题而言，宋金诗人只有九僧、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吕本中、陆游、王十朋、朱熹、元好问、方回十家，受到博士论文的关怀。就研究范围而言，以研究诗学评论者最多，共有八部博士论著（详后）。以研究主题而言，研究诗风体派的有三部，分别就宋初诗风体派、江西诗社宗派、江湖诗派作探讨（注：刘明宗《宋初诗风体派发展之研究》，张子良教授指导，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二书由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分别于1978年9月、12月印行。郑亚薇《南宋江湖诗派之研究》，王梦鸥、罗宗涛教授指导，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2。）；研究诗学流变的也有五部：《禅学与唐宋诗学》、《唐宋陶学研究》、《宋代唐诗学》、《书写与文类——以韩愈诠释为中心探讨北宋书写观》、《清代宋诗学》（注：杜松柏《禅学与唐代诗学》，巴壶天教授指导，杜松柏先生著有《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诗与诗学》，台北：洙泗出版社，1990.12。黄蕙菁《唐宋陶学研究》，张子良教授指导，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论文，1997.12。蔡瑜《宋代唐诗学》，吴宏一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1990.6。张蜀蕙《书写与文类——以韩愈诠释为中心探讨北宋书写观》，黄启芳教授指导，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2000。吴彩娥《清代宋诗学》，罗宗涛教授指导，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1993。）；有关题画的有两部：《两宋题画诗论》、《苏轼题画文学研究》（注：李栖《两宋题画诗论》，《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10。《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学生书局，1986.4。其它二文，分别刊于《中国文化新论？文学篇·二·意象的流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10；《古典文学》第六集，台北：学生书局，1984.12。衣若芬《苏轼题画文学研究》，石守谦、曾永义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95。）。研究诗歌与致用关系者一部：《北宋诗歌论政研究》（注：林宜陵《北宋诗歌论政研究》，黄启方教授指导，辅仁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1999.6。）。研究专家诗者两部，宋邦珍《陆游诗歌研究》、魏王妙樱《曾巩文学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注：宋邦珍论文，由何淑贞教授指导，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论文，2000。魏王妙樱论文，由王更生教授指导，东吴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2000。）。
至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传统的归纳分析法，对文本作类聚群分之论述；或者就诗与其它学科间作整合研究，如禅学与诗学、绘画与诗文、书法与诗歌、理学与诗、庄学与诗等是；或者就中外诗话与诗歌进行比较文学之研究，如《唐宋诗话对韩日影响比较研究》（注：赵钟业博士论文，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高明教授指导，1984。）、《宋代朱熹诗与李朝李退溪诗之比较研究》是（注：李秀雄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邱燮友教授指导，1990。）。博士论文中有以研究方法卓绝取胜者，如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运用文化史观点、社会学方法，诠释江西诗派之形成与发展，最为特别。
有关宋诗研究（含诗学评论）之硕士论文，五十年来，在90部以上；其中3部为诗人年谱。宋代诗人及其诗，获得研究者只有28家，苏轼最多，共有10部论文，分别就杭州诗、黄州诗、琼州诗、和陶诗、乌台诗案、诗画合一、以赋为诗、韩国诗话等论题，作不同面向之阐发。其次，为王安石诗之研究，共完成5部论文，其中3部为通论，其它则为绝句探析，及金陵诗研究。其次，则范仲淹、梅尧臣、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杨万里、元好问诸家诗集之研究，皆有2至3部之硕士论文。其它，如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曾巩、邵雍、王令、文同、郭祥正、陈与义、韩驹、曾几、范成大、朱熹、四灵、姜夔、南宋遗民诗，以及《西昆酬唱集》，皆已写成一部硕士论文。除17部著作，为宋代诗话、诗学、诗论研究，详下论述之外，其余67部硕士论文，论文主题选择研究诗画关系者最多，凡5部；其次为和陶诗研究，有两部；宋代陶诗学，连同博士论文，有3部著作。选择宋诗体派作探讨，如宛陵体、金陵体、江西诗派、各有一部论文。选择体裁作研究，则有9部论文，如田园诗、理趣诗、咏茶诗、咏史诗、山水诗、纪游诗、园林诗、杂体诗等之探究。其它，或研究唱和诗，使北诗，或探讨宗社、诗史、平淡，或考察唐宋诗之争、以文为诗，甚至讨论作品分期、律体用韵，对于宋诗之研究，成果多值得参考。其中硕士论文如李燕新《王荆公诗探究》（注：李燕新论文，于大成教授指导，高雄师院国文研究所硕士，1978。其后修订，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12出版。）、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朴永焕《苏轼禅诗研究》（注：戴文和论文，张梦机教授指导，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6。朴永焕，韩国人，其硕士论文《苏轼禅诗研究》，由笔者指导，成功大学历史浯言研究所，1992；其书后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5年11月出版。）、石韶华《宋代咏茶诗研究》、季明华《南宋咏史诗研究》、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郑幸宜《活法与宋诗》、李英华《黄庭坚咏物诗研究》（注：郑幸宜，成功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2001.6；李英华，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2002.1。二人论文皆笔者所指导。），较为杰出。
自1982年以来，非学位论文之专著数量极少，绝大部分是诗学诗论之作，纯粹宋诗研究的专著很有限。计有诗人年谱一：郑骞《陈后山年谱》；诗集校注一：郑骞《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专著通论一：李曰刚《中国诗歌流变史．别出于两宋》；体派研究一：周益忠《西昆研究论集》。诗作与诗论合著者六：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宋代诗文纵谈》；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宋诗特色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挑选国内优秀硕士博士论文，成立《英彦丛刊》及《儒林选萃》文库，有关宋诗或诗学之论著，如萧翠霞《南宋四大家咏花诗研究》，钟美玲《北宋四大家理趣诗研究》、石韶华《宋代咏茶诗研究》、季明华《南宋咏史诗研究》、郑幸朱《苏轼“以赋为诗”研究》、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注：以上六书，作者皆为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或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皆为笔者所指导。）；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黄美玲《欧、梅、苏与宋诗的形成》、衣若芬《苏轼题画文学研究》（后3部为博士论文），对宋诗或宋代诗学皆有所开拓与启益。至于单篇论文之成果，发表数量很有限，从1970年至1999年，国家图书馆所登录，宋诗研究在三十年大约只发表70篇论文，每年平均二点三篇，实在太少。其中，徐复观《宋诗特征试论》、龚鹏程《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江西诗社宗派》、《从杜甫、韩愈到宋诗的形成：文学史的构成》（注：《历史月刊》115期，1997.8。《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高雄：丽文文化公司，1997.9，页1-20。）；张高评《宋诗特色之自觉与形成》、《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诸什，多持论有据，言之有物，对于宋诗研究，颇见启发与影响。
就70余篇宋诗论文而言，研究宋代诗人与作品者，以论及苏轼最多，然九成以上皆属赏析之作。其它论及的诗人，则有王禹偁、王安石、邵雍、黄庭坚、王十朋、叶适、崔与之，李昴英、刘过、张玉娘、连文凤、谢翱、林景熙，以及一群南宋遗民。讨论的主题，通论宋诗特色的有6篇，皆企图为宋诗研究勾勒出一个大方向，大轮廓。其它，或就宋诗特色之具体项目，如会通化成、破体为诗、出位之思、化俗为雅、自成一家详加申论者；亦有就诗与画、诗作与画论、诗歌与禅宗、杂剧与诗歌发挥者。论及宋诗之体派与风格者有3篇，分别述说江西派和江湖派。咏物诗（咏琴、酒、禽言）、题画诗、山水诗、咏史诗、说理诗、论诗诗、理趣诗、园林诗，皆有论文探索。亦有就宗社、诗案论宋诗，就句法、心理描写剖析宋诗者。较之唐诗论文，方面显得狭隘，深度广度呈现严重不足，有待加强。
（二）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之研究
宋型文化和唐型文化不同，体现为沈潜收敛、会通化成，注重反思内省，充满知性理性，表现为贵识见，尚思辨（注：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9，页339-382。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上册《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台北：学生书局，1989.5，页231-250。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页2-44。又，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7；《随园诗话》卷6。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参考拙作《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页48-50。二、《兼容、会通、化变、集成是宋诗“自成一家”之手段》；三、《宋诗“自成一家”与宋型文化之“会通化成”》，页3-27。），因此产生许多诗话、诗格、笔记、题跋，以及论诗诗、诗选、评点之作；文学批评与理论，蔚为空前之繁荣昌盛，不仅量多，而且质高。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发展至两宋，已积累相当丰富之遗产与资源；如何在传承前人精华之余，还能兼顾到开拓自家特色，这一直是宋人关心的课题。宋人运用诗话、笔记、诗选各种体裁，去总结前贤创作经验，从总结经验上去推陈出新，自成一家。总结经验，是为了参考借镜；师法优长，是为了创新风格；一些救时之弊的批评和理论，是为了补苴罅漏，提示文学创作可大可久之道。所以，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之研究，五十年来，十分蓬勃。除了诗话诗格笔记专著外，台北成文出版社召集学人编纂《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其中《北宋卷》、《南宋卷》、《金代卷》（注：《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林明德编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1。林明德教授任职辅仁大学中文系时，曾主办“元好问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结集刊行。）分三册发行，提供学界研究宋代诗论不少便利。
文学批评，本是理性知性的活动，这跟宋型文化的特色十分合拍。五十年来，台湾学者研究这个领域，获得学位者，计博士论文16部，硕士论文32部，成果堪称可观。其中，研究宋代诗学与理论者最多，博士论文即有13部，硕士论文也有18部。就博士论文之选题而言，以比较诗学观点，针对中、日、韩诗话进行比较研究者有2部。锁定宋代诗话笔记，或元明清诗话，作文本探讨，及影响或接受研究者最多，共有8部，分别就宋代诗话笔记探索宋代之诗法理论（注：郭玉雯《宋代诗话的诗法研究》，张健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7。）、晚唐观念（注：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黄启方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写意课题（注：谢佩芬《北宋诗学中“写意”课题研究》，黄启方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诗人传记（注：陈文华博士论文，陈文华著有《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11。）；以及有关情性、写景、咏物、咏史、叙事、说理之诗学理论（注：崔成宗《宋代诗话论诗研究》，杜松柏教授指导，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4。）。亦有探论一家诗学者，如探讨苏轼诗学理论（注：江惜美《苏轼诗学理论及其实践》，陈新雄教授指导，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1990。）；更有作流变考察者，如宋代唐诗学、清代宋诗学之研究（注：蔡瑜《宋代唐诗学》，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吴宏一教授指导。吴彩娥《清代宋诗学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罗宗涛教授指导。）。除外，又有针对诗集诗选、文集，建构一家诗学、一家文论，或一代诗论者（注：张熏《周密及其韵文学研究——诗词及其理论》，吴宏一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93。洪光勋《两宋道雄家文学理论研究》，张健教授指导，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94。黄美铃《宋诗的形成——以欧、梅、苏为探究中心》，黄启方教授指导，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6.10。）。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专就禅学与诗学作交融整合之研究，难度高，成果佳，很值得借镜。硕士论文涉及宋代诗学研究者，18部之中，专攻宋代诗话者有6部：就诗话之专著作研究者，如《韵语阳秋》、《沧浪诗话》、《瀛奎律髓》等之探讨；另外，则或为诗话作叙录，或探讨诗话之摘句批评，或研究诗话之格律理论。其它选题，多研究宋代诗学之体派理论，如北宋道学家之文学理论、苏轼之文艺创作理论、形神理论与北宋题画诗、张耒之文学理论、黄庭坚诗论、活法与江西诗法、杨万里之诗学、刘克庄之文学批评、朱熹之文学理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及其诗学、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王若虚之诗文理论等，宋诗重要之体派，如理学体派、东坡体派、山谷体派、江西诗派、诚斋体、江湖派，以及金代重要之诗论，皆已普遍触及；至于深入发掘，发微阐幽，正有待乎后来者。
四、宋诗研究的未来展望
唐宋两朝，不仅时代紧邻，而且学术间有传承与开拓，影响与接受之密切关系。尤其就中国历史分期来说，两朝又位居中古之结束、近代之开端的分水岭上（注：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刘俊文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1，页10。参考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第一篇：三、《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2，页104-116。），无疑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枢纽与关键，善加掌握，最有利于上究下探，旁推交通。所以唐宋学术，最宜合观并看，以宏观的视野，作会通整合之研究，将有助于唐宋学术之研究与阐发。唐宋学术之探讨如此，唐宋文学之研究尤其应该如此。
就唐宋文学之研究来说，五十年来，宏观整合之探讨比较少见，今后应该加强。如唐宋诗之探讨，可以进行唐宋诗之异同研究、唐宋诗之流变研究、唐宋诗之比较研究；乃至于以咏物诗、题画诗、咏史诗、山水诗、边塞诗为论题，研讨唐诗宋诗间之源流、因革、传承和开拓，多一些整合型的选题，来考察唐宋诗歌，特色和风格才容易显现，唐宋诗之争的公案，才能获得定谳。尤其是文学理论，最能见因革损益之现象；若能以历史流变视点，运用接受影响的角度，去观照唐宋之文学理论，梳理出各个文学理论的脉络和走向，则理论的价值、文论家的地位，不难定出。
对于如何提高研究成果之学术原创价值？笔者曾经提出三个重要途径：一、材料生新；二、方法独特；三、观点殊异（注：参考拙作《宋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展望》、《宋代文学研究面面观》，《宋代文学研究丛刊·代序》，第二期、第三期，1996年9月，1997年9月。）。今用来论述宋诗之研究，堪称信而有征。首先谈观点殊异：要求我们摒弃惯性的思维，发挥创造思考，运用另类的观点，从事阅读研究。这种殊异的观点，在参加热门题目研究，或“好话已被前人说尽”的困境下，最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宋代文学之研究，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注：参考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3期；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4期。），将更见具体有功。蜀学、洛学、关学、闽学、固然有地域文化特色，江西诗派、浙东学派（金华、永嘉、永康）也都以地域分派，掌握地域文化之整体特色，进而探索文学体派，将是值得借镜的观点。台湾学者研究宋代文学，探用不同流俗之殊异观点者，如张高评《杂剧艺术对宋诗之启示》、《〈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史家笔法与宋代诗学》、《苏黄“以书道喻诗”与宋代诗学》，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陆学者在宋代文学研究方面，视角亦值得参考，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等，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借镜之谓也。
其次，谈材料生新：文本资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资料不足，研究成果势必受到影响。研究唐宋文学，地下出土的文物足供左证者，不如先秦两汉多；但唐宋资料留存在后代文献中者不少，经有心人钩稽梳理，辑佚考证而荟粹成编。这些资料隐没浩瀚书海中已百千年，一旦而重现今日，学者知而利用之，真可媲美发现新大陆，比起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更富学术价值。大家运用生新资料从事研究，自然易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如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于日本蓬左文库发现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篇幅较坊本多出二分之一（注：参考王水照《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孔凡礼于北京图书馆发现明代稿本《诗渊》，从《永乐大典》残卷、《舆地纪胜》、以及方志、族谱中，发现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漏收宋诗甚多，辑成《宋诗纪事续补》上、下册。北京大学主编《全宋诗》，补辑集外逸诗者更所在多有（注：参考孔凡礼《诗渊·前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全宋诗》第一册，《编纂说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7。）。这些宋代诗歌，在1987年以前，已淹没在浩瀚书海中长达五至六世纪，如今经有心人搜罗辑出，真堪媲美珍贵文物出土。胡适、闻一多、鲁迅、顾颉刚、王国维无缘经眼，遑论陆心源和厉鹗。我辈有幸目及，善加援用，宁非文本左证之一大利器，毕竟材料生新，结论才较能卓越独特。
在材料的生新方面：宋诗、以及宋代文学理论，比起唐代文学的资源，更加丰富多采，而且几乎未经开发，是一片资源丰富的学术矿区：北京大学主编《全宋诗》，七十二册正编已出齐，补编据说有十册以上（尚未出版）。吴文治先生主编《宋诗话全编》，一套十巨册，纂集宋代诗话五百六十二家。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教授主编《宋人笔记》十辑100册，更是皇皇巨著（筹印中）。这三套书，共一百八十五册以上，洋洋大观，资源无限，都是研究宋代文学的文本资料。若再加上《全宋文》180册，研究宋诗之文献基本俱备。五十年来，宋诗、宋代文学理论，由于文献散乱，未经汇整，所以资料掌握不易，造成研究不少困难。如今，文献具足，翻检可得，势必吸引更多学人投入研究。尤其四川大学编纂许多宋代研究的工具书，如《宋辽金文学分典》五巨册、《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注：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9；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成都：巴蜀书社，1990.6。）、《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注：吴洪泽编，《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成都：巴蜀书社，1995。）、《现存宋人著述总录》（注：刘琳、沈治宏编著，《现存宋人著述总录》，成都：巴蜀书社，1995.8。）、《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注：沈治宏、王蓉贵编著，《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及《续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2。）、《宋人别集叙录》、《宋僧录》（注：祝尚书著《宋人别集叙录》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11。李国玲编著《宋僧录》上、下册，北京：线装书局，2001.12。），更为宋代学术研究提供许多便捷之利器。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筹划出版《宋代学术丛书》。河南大学近期筹划出版《宋代文学研究丛书》。复旦大学于2000年举办“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成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同时创立《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发行《新宋学》学刊。2002年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将在南京大学举行，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03年在宁夏大学举行。宋代文学研究同好分工合作，齐心推动宋代学术之研究，由此可见一斑。宋代文学研究，具备如此丰富的资源和利多，未来必然形成一股学术风潮，将是可以预期的。
从材料的生新，联想到研究选题的创意。五十年来的唐宋文学研究，在选题方面，无论是学位论文或单篇论文，有过份集中，甚至几近雷同的现象，不仅造成人力浪费，而且容易形成因循苟且，陈陈相因的恶质风尚。当然，如果对同一选题有创新的研究视点，未尝不可以各抒己见。就宋诗研究而言，选题也都集中在两宋大家名家之内，论述之层面不够宽广，探讨问题缺乏深刻。其实，宋诗大家名家有诗集传世者，约六百余家；诗集在10卷以上者，大约四百家；业经研究触及者，总数不会超过30人。占《全宋诗》九千余位诗人的三百分之一，占六百家诗集的二十分之一，何况选题还太过集中与重复（注：参考拙作《宋诗之传承与开拓·附录一》：《从〈宋诗研究论著类目〉、〈宋诗论文选集〉论宋诗研究的方法和趋向》，页517-531。）。可见，此中园地，可供开垦之空间，是何等辽阔，正期待有志之士的努力。笔者曾撰《宋诗研究的面向和方法》一文（注：庆祝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会后修订，辑入拙作《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页329-340。），列举150余个大小不等的研究选题，提供学界同好参考，欢迎多多发挥。
再次，谈谈唐宋文学的研究方法。
（一）诗词校注。1980年以前，台湾有许多学位和升等论文，采用这种方式。理想的校注，是文本解读的利器，应该把它看做文本研究的起点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和方法。如果能从诠释文本的过程中，得出作品的内容思想、形式技巧、甚至语言风格、文人心态，而将心得撰成叙录或总案，自然有功于学术。唐代大家名家之诗集，历代续有校注，学界称便。然宋诗大家名家作品尚未笺释者多，如王禹偁、苏辙、张耒、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文天祥等大家，以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中的宋人诗集，九成五以上皆未有校注；或者虽有笺注，而简略疏漏，精详不足，如黄庭坚诗，影响江西诗派及两宋诗坛，成就与苏轼并列，同为宋诗之代表。如此重要的诗人，其诗集文集实在有必要作精校精注，甚至于作会注汇评，可惜海峡两岸一直没有学人投入这件有意义的工作（注：两年前，笔者曾将上述期待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枣庄教授及舒大刚所长提及，皆深表同意，于是筹划整理全集，由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之《黄庭坚全集》四大册，已于2001年5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印行。可惜未将任渊、史容、史温及清人集注资料搜入。虽兹事体大，学界若能通力合作，或可玉成此事。）。如今《全宋诗》正编已经出齐，对于善本名钞提供许多线索，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致力校注，应该可以事半功倍。两岸学界，不妨组织人力，精选大家名家作品，玉成此事。
（二）年谱传记、作品系年。提供知人论世之参考，作为考索士人心态之依据，也值得撰作。
（三）作品的分期研究，是文学探讨不可避免的开山工作，尤其是宋诗的分期研究，一直存在许多争议，值得继续耕耘。
（四）流变的研究，是文学史的研究法，很能在因革损益的考察中，为作品或作家定地位。大陆学者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注：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尚定《走向盛唐》、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注：尚定《走向盛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都是采用此法之力作，值得参考。就流变观点考察唐诗学、宋诗学，国内学位论文已完成宋代唐诗学、清代宋诗学之博士论文，概括性太强，跨度太大，留存许多可资进一步开拓之研究空间，开基意义极为深远。推此而言，元代宋诗学、明代宋诗学，亦值得探究。就影响与接受而论，宋代杜甫诗学、宋代昌黎诗学、宋代乐天诗学；宋代李（白）诗学、宋代晚唐诗学；乃至于金元苏（轼）诗学、清代苏诗学；南宋黄（庭坚）诗学、清代黄诗学；历代陶诗学等等，都可以尝试以接受理论、及读者反应论作为诠释角度，研究方法，进行研讨（注：参考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8；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8；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9。）。
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注：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第一部分第三节《从西方文论看中国词学》，长沙：岳麓书社，1990.7，页28-50。），很赞成借镜西方的文论来研究中国的词学；如此，将可以赋古典以新貌，而且，‘将新旧、中西的多元多采之文化，加以别择去取，及融汇结合”“以确定其在世界性文化的大坐标中的地位究竟何在？”吾人何妨一试？
五、结论
笔者主张：唐宋文学之研究，应新变研究之方法，拓展研究的面向。首先，可从思考角度之翻新，去开发领域，拓展成果。例如：可以从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对照切入，考察唐宋诗之流变与异同，以凸现宋诗之特色；也可以从雕版印刷之繁荣、古籍整理之普遍，去论定宋诗特色之形成；更可以从文体分类学之观点切入，立足于诗，去考察以文为诗、以词为诗、以赋为诗，以戏剧为诗，以小说为诗诸现象；若立足于词，则探索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词诸事实。
其次，可从多层面之观照，去研讨唐宋文学，譬如：锁定禅宗思维方式，探讨禅宗在诗、词、文、小说、戏剧，以及文学理论各方面的反映；同理，也可以选择老庄、理学、道教、乃至于经学思想、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可能影响。唐宋两代，绘画艺术十分昌盛，肯定对诗、词、文、赋都产生相当影响；考察绘画对诗、词、文、赋的渗透，以及诗、词、文、赋对绘画如何作“出位之思”（注：“出位之思”，源出德国美学用语，Andersstreben，指一种媒体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的表现状态的美学。钱钟书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率先用此术语。参考叶维廉《比较诗学·“出位之思”：媒体及其超媒体的美学》，台北：东大图书馆公司，1983，页195-234。又，参考拙作《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二·自成一家与宋诗特色》，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9。页67-141。《第二节·四、出位之思，补偏救敝》，页94-112。又，有关黄、张所编《全宋诗》因故未能出版之原委，可参黄永武《我编全宋诗》，《中央日报》，1992.8.10。有关出版搁浅消息，刊登在8月17日《中央日报》、《民生报》；9月7日《中央日报》、《民生报》。台湾学界声援支持依约出版者，如8月18日《中央日报·谔谔篇·两岸奇谭》；8月23日《联合报》，黄碧端《我看〈全宋诗〉公案》；8月26日《民生报》，李瑞腾《〈全宋诗〉事件的省思》；9月9日《中央日报》，叶政欣《〈全宋诗〉出版应续进行》；10月15日《联合报》，龚鹏程《〈全宋诗〉的纠纷》。黎明文化公司之辩护，见1992年9月3日《中央日报》，邓海翔《我们的无奈——为黎明中止出版〈全宋诗〉告白》。《下篇·宋代“诗中有画”之传统与创格》，页255-516。），分别选择理论和作品方面作文本，这将是富于开拓性的探论。另外，还可以考虑从《春秋》书法、史家笔法的观点，去研究唐宋之文学理论，去评价文学作品（注：袁枚《答施兰垞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17；《随园诗话》卷6。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参考拙作《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从会通化成论宋诗之新变与价值》。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页48-50。《二、〈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笔记为例》，《三、会通与宋代诗学——宋诗话“以春秋书法论诗”》，页55-128；《五、史家笔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诗话笔记为例》，《六、苏黄“书道喻诗”与宋代诗学之会通》，页153-234。）；也可以从唐宋的诗格、诗话、笔记、文集，建构文学批评，或修辞理论，进而探讨诗歌语言、文学语言之实际，以及诗美学、词美学、散文美学、辞赋美学、小说美学之原委。总之，探讨问题宜力求立体而多元之阐说，切忌流于扁平而单调之叙述。
从严复(1854-1921)、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到钱穆(1895-1990)、邓广铭(1907-1997)，研究近代史、唐宋史的专家学者一致提出：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且以为：宋代学术代表中国传统学术的未来，宋代文明源远流长，影响到近代、现代及当代（注：参考严复《与熊纯如书》，《学衡》第13期，页1-13；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3，页70；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台北：里仁书局，页245-24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两宋学术》，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页1；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162-171。）。旅美台湾学者杜国清教授甚至断言：台湾现代诗走向，近似宋诗之风格特色（注：杜国清《诗情与诗论·宋诗与台湾现代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2，页197-209。）；笔者更发现，研究宋诗可以使人增智慧、具创意。无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为学术而学术，或是为了借古鉴今，或是为了会通适变，甚至为了钩勒出发明创造的触媒，宋诗研究是极富潜力与魅力的，有志之士，曷兴乎来？
收稿日期：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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