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北京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北京论文,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北京文化史，首先要思考北京文化的特点与特质何在。北京是好几代的首都，是 京师，京师文化最鲜明的特色是它的政治文化。研究北京文化史，要善于从这一点出发 去看问题，去思考一切，理解一切。最近刚好有机会接触到有关研究宣南文化和北大、 清华等校校史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就把我在这几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大家说说，不当的 地方，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宣南文化研究
宣南文化(或宣南文化空间)的研究，是北京史上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 成绩。但是，如果沿有着有清一代政治文化发展这条线索来考查，那么下面这些地方或 其中的某些层面，我认为是过去研究工作中所不曾充分注意到的，可以适当展开和加强 ，从而对宣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将认识得更加到位。我认为，这 样来论述、界定宣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为过：
1.乾嘉汉学的发源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 先后组织编撰了《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工具书，又编撰了《四库全书 》。学术界人士在这种极特殊、极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由陈确、 顾炎武等人所开创的以音韵训诂和考据见长为显著特征的学风，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 乾嘉学派”(内部又分为“吴派”、“皖派”等)。其著名代表人物惠栋、阎若璩、胡渭 、万斯同、戴震、钱大昕、朱筠、王念孙、王引之等，在京期间基本上居住、活动于宣 南。“吴派”、“皖派”这些名称，是就创始人的籍贯来命名的。同时代的常州学派、 桐城派的情况也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些学派都不是在创始人的原籍，而是在北京形成的 。试想，如果戴震不长期住在北京，庄存与、刘逢禄不长期住在北京，也就是说，他们 这些人不生活于、思索于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那么，哪里有历史上所谓“皖派”、 “公羊派”的出现呢?至少，戴震不一定碰得见凌廷堪，刘逢禄不一定碰得见龚自珍、 魏源。这样，历史面貌就一定和现在大不一样了。近代也有类似的例子。鲁迅如果不是 随着南京政府迁到北京，而是继续留在老家——不论绍兴还是杭州当中学校长，那么， 五四时期鲁迅的精神面貌，恐怕就会和现在的很不相同。由此可见，按照创始者的籍贯 给学派命名的做法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这些学派都是在苏、皖各省形成的，其实都 是在北京，更具体点说是在宣南形成的。
2.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创地。清代嘉道之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由于英国、俄国 势力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西北边疆渐趋动荡不安。当时英国的势力 已扩展到了新疆南部边境，俄国也不断对当时中国西北境内的巴尔喀什湖地区实行武装 渗透。道光年间所发生的张格尔叛乱，同光之际所发生的阿古柏侵占新疆南路八城事件 ，就是典型的事例。我国历史上凡是边疆发生大事，文化界反映最强烈的地方通常是首 都，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规律”。嘉道以来所兴起的那一股热衷于西北地理、蒙古史 研究的新风气，就是这种形势的反映。代表人物有祁韵士、徐松、程春海、程大理、龚 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这批学人一般居住在宣南或来往于宣南，现在，还保留 着一些他们互相邀约谈西北问题的史料，所以这股风气也形成于宣南。
3.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拟议策划的发源地。晚清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在戊戌 之前已经有人在策划(20世纪30年代柳诒征先生影印过他所搜集到的包世臣、沈钦翰等 人所拟方案的手稿)；戊戌时期一切就明显了。由于替政府中的改革派出主意、拟方案 的人一般都住在宣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时的宣南比作改革派的“兰德公司”。改革派 人士的意见形成之后，又通过聚集在宣南的士子把这些意见散布出去。这样宣南又成为 “宣传口”。政治文化的这种聚散性，只有京师，特别是在宣南这种汉族官员和士子居 住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其他地方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4.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方案策划的发源地。清末教育改革实现学科转型，即由“四部之 学”转变为“七科之学”。所谓“四部”，指的是经、史、子、集四部。所谓“七科” 指的是文、理、法、商、工、农、医等知识性的学科体系。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翻译大量 西文和日文书籍作参考，这些工作一般都是在宣南进行的。参与谋划或决策的官员，一 般也都住在宣南。当然，彻底转变是在民国以后，但开始在宣南，这也是十分清楚的。
5.政治传媒、近代报刊的诞生地。中国古代就有“邸报”或“宫门抄”。19世纪以后 ，西方传教士首先在南洋、华南一带创办了一批近代中文报刊。戊戌维新时期，国内才 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宣南后孙公园创新的《中外纪闻》 ，是北京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纸。到1898年，北京先后出现8种刊物。到1 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北京共出版报刊160种。辛亥革命后，报刊发展迅速，竟成为与上 海并立的全国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宣南的琉璃厂自明清以来，即是图书销售的聚集地， 而清末民初在北京所创办的报刊以及通讯社、印刷所、发行所等，也大多集中在宣南， 宣南也是中国的政治传媒大道之一。
6.中国京剧的诞生地。京剧诞生于北京，具体说就是诞生于宣南。这个问题大家不会 有什么不同意见，所以不必多说。但由于京剧今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因素，一 种重要成份，所以我们必须提到它。我认为京剧研究工作者必须加强京剧与西方戏剧( 歌剧、舞剧、话剧)的比较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使我们反过来更加深入地认识京剧的特 点和优点，更加深切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实力。多年来，国内许多人迷惑不解的“京 剧在国外吃香，在国内不受欢迎”的“怪现象”，只有在中外戏剧的比较研究中，才能 把种种“奥秘”，即所以如此的种种“所以然”寻找出来，从而大大提高国人对京剧的 认识。这种问题，不是空喊几声“国粹”就能解决的，而必须把京剧放到世界戏剧的比 较研究中，才能解决。
二、关于北大、清华校史研究
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社会上关心的人很多，出版界也出了不少有关书籍。这些书，大 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校方组织编撰的校史、校志、大记事和人物传记等；另一类 则是个人撰写的回忆录、见闻、轶事等。但这些校史或有关校史的事，都只注意讲校内 所发生的事或发生在校门的事，如谁是校长、学校的系科设置如何、有哪些名教授、校 园情况和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等等，对那些虽不发生在校内，但却对学校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件很少提到，下面仅举几例：
1.民国元年的南京政府北迁和国会北迁，是对北大校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后来北大 历史上的许多名教授，是随着这次“北迁”来到北京，后进入北大的，如鲁迅、周作人 、钱玄同、孟森(著名历史学家，当时是国会议员)等。
2.后来袁世凯与国民党翻脸，迫使和同盟会、国民党有关的人退出政府或离开北京。 这时一批与章太炎有师生渊源关系的所谓“章门弟子”，如“朱希祖、黄侃、马裕藻、 沈尹默等，便相继进入北大，成为这一时期的骨干教师。
3.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由于段是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的，所以他和南方的孙中山 可以说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联盟关系。这样，他一上台，经范静生推荐，便马上请蔡元培 来做北大校长。蔡一来又把陈独秀请来，陈一来又把在《甲寅》月刊上投过稿的胡适请 来，这样便开始了五四时期北大的新局面。
说了上面这一番话，只不过想突出说明一个问题：学校内部的人事变迁、教员阵容、 派别状况等等，都要通过国内的政治变化，即校墙以外的事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说得 清楚，否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有“教员名录”，几乎等于一笔流水账。
所谓“校外的事情”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刊物，如《新青年》、《努力周刊·读书 杂志》、《新月》、《华年》、《独立评论》等等，这些刊物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史 关系极为密切。五四时期以一刊——《新青年》和一校——北大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众所周知，就不必多说了。以北大教员为主主办的《读书杂志》发动了20世纪20年 代学术史上的两场大讨论——“古史辩”和“科玄之争”。这两场讨论反过来又给北大 带来空前的学术声誉，这不是十分生动地反映着“刊物”与“大学”在学术上或文化上 的“互动关系”吗?再举一例：
20世纪20年代后期，许多北方学人纷纷转到广州或上海(如鲁迅先生之由北京赴厦门， 转广州，再到上海……等)。上海这时期出现了一种以胡适先生为精神领袖，但以一批 清华留美回国的青年教授为主要作者群的刊物——《新月周刊》，闻一多、梁实秋、潘 光旦、罗隆基等人就是著名代表。这份刊物聚集了人才，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文艺 思想等许多方面都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时出现了蒋梦麟先生出任北大校长的事件 。蒋先生请胡适先生去做文学院长。这样《新月周刊》的许多作者，又随着胡适先生进 了北大。胡适后来曾作过这样的表示：《新月》创刊为北大20世纪30年代的重建与蒋梦 麟掌校准备了条件。以上事例说明研究校史的同时要把刊物与学校的关系纳入视野中来 ，并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