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周时期筮书中易卦的写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书中论文,写法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2)06-0003-09
学者们对数字卦的研究，多将实占所得卦爻的写法与《周易》筮书上卦爻的写法混为一谈。张政烺先生于1980年发表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列举了周初所见易卦32个。
张先生解释说：“以上共三十二条考古材料，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内中17、21、22、23、24、31、32都是三个数字，推测就是三爻，如果按《周易》讲，是坎、坤、巽、兑、艮、离、乾七个卦。其余二十五条，除12、16残缺外，都是六个数字，推测就是六爻，依次可得《周易》的大壮、无妄、升、屯、小畜、明夷、否、未济、既济、艮、蛊、恒、蒙、震、益、节、涣、未济、剥、比、丰、中孚、渐、夬等二十四卦，其中未济重复，而数字微有不同。”①就张先生所举的单卦和重卦看，所用数字为一、五、六、七、八。据张先生的解释，记录卦画的数字之所以没有二、三、四，可能是因为“古汉字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自上而下书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占卦实际使用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大约写于公元前180-170年左右，其中六十四卦所画的阴阳爻则与后世使用的--、—相同了”②。后来李零先生在谈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时说：“现在从考古发现看，商周时期是用十位数字卦；春秋战国以来，流行两位数字卦。两位数字卦，有《周易》、《连山》、《归藏》。后来十位数字卦衰落(可能是亡于汉代)，两位数字卦流行，才有《周易》为主，三易并用的局面”，“三易并行，基础是二位数字卦”。在谈阜阳汉简《周易》时说：“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些出土简本，其卦画皆作两位数字卦。它们不但与商周甲骨、铜器，以及战国楚简上的十位数字卦写法一致，也与上博楚简《周易》的卦画相同，还没有一个例外，这也说明，它们是同一源流的不同分支”③。韩自强先生认为：“数字卦这种占筮术从商周到汉初，绵延两千多年，在流传过程中由繁趋简。从原始的一至九这九个数字皆用，演变成用六个数字、五个数字、四个数字、三个数字，直到使用两个数字，这就是《周易》所谓‘简易’(流传至今的长短横画符号卦，时间并不悠久，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周易》，更早的符号卦尚未发现)。”④
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的确认引起了后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韩自强和李零先生有关数字卦文献的整理研究对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这几位学者有关数字卦的上述说法的共同问题是，将筮书卦爻的写法与实占卦爻的写法混为一谈。如张政烺先生说“占筮实际使用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这是指周初青铜器所见数字卦说的，以为这种数字卦是实占的记录。接下去说“这只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符号。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大约写于公元前180-170年左右，其中六十四卦所画的阴阳爻则与后世使用的--、—相同了”。这是说马王堆帛书《周易》所使用的阴阳爻符号就是周初青铜器上所见数字卦简化的结果。李零先生说“商周时期，是用十位数字卦”，实际是就商周器物所见实占所得数字卦记录说的，而“春秋战国以来，流行两位数字卦”，这显然是指王家台秦简《归藏》和阜阳汉简《周易》这类出土的战国秦汉筮书说的。韩自强先生说的三个数字和两个数字实际是指如王家台秦简《归藏》和上博简、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周易》这些古本筮书所见卦爻说的，所谓九至四个数字则是指如商周器物所见之数字卦说的。三位学者这些说法的共同点都是用周初青铜器所见的数字卦爻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本筮书所见卦爻相比较来谈数字卦写法的简化问题。其实，商周青铜器上的所谓数字卦与战国秦汉时期筮书上的易卦分别属于实占和筮书两个系列的卦爻写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写法上的不同实际并不是因为简化未简化而造成的。
西周青铜器上所见数字卦是占筮所得卦爻的写法，战国秦汉古本《周易》上的易卦是筮书上的写法。王夫之在批评汉魏学者用卦变说牵合汉易卦气十二月卦与临卦卦辞的“至于八月有凶”时说：“临卦六爻皆变而始成遁，初、二、五、上四爻变而始成观，相去悬远，不大变不至于彼。易为静而不变之占，何得预忧其于遁、观之月邪？”⑤船山先生的意思是说，在占筮中所得之临卦的六爻皆为变爻，才能变成遁卦，占筮中所得之临卦的初、二、五、上四爻是变爻，才能变成观卦。所以，临卦卦辞说的“至于八月有凶”一定不是指临卦六爻变而成的遁卦或四爻变而成的观卦说的，这是因为在占筮中占得变爻不变爻的具体情况是事先无法预见的。其中船山先生说到的“易为静而不变之占”，实际说明了一个《周易》本经或者说筮书的编写原则，那就是在筮书中只记写不变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实际占筮中一卦可能出现之爻变的情形是不可预知的。也就是说，在《周易》筮书上卦爻虽皆称九六，但写出来只作阴阳爻，阴阳爻本身代表的是阴阳或者说偶数和奇数，七九都是奇数，六八都是偶数，阳爻可以代表七，也可以代表九，阴爻可以代表八，也可以代表六。这就是说，爻题所称九六，实际是抽象的奇数和偶数，阴阳爻所代表的也是抽象的阴阳，不分老阴少阴和老阳少阳，九六是七九和六八的抽象，和阴阳爻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船山先生说《周易》筮书卦爻的“静而不变”，是相对实占存在的爻变说的。因为实占存在变爻和不变爻的问题，一定要写具体数字，这也就会发生同一卦用不同的数字来记写的情形。具体说如船山先生所举的临卦，在传本《周易》筮书中其卦爻只能写作
，如果自上而下按爻题用数字表示则是六六六六九九。而因传本《周易》所用筮数有七、八、九、六四个，从道理上说占筮所得数字卦爻可以是八八六六九七、六八八八七九、六六八六七九、八八六六七九、六八六六九七等数十组不完全重合的数字。
船山先生关于筮书卦爻记写与实占卦爻记写之不同的认识是否适用于对数字卦问题的认识？我看是适用的。第一，虽然我们对周初青铜器上所见数字卦的占筮方法之详情尚不完全清楚，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数字卦是占筮的记录。张政烺先生说：“占筮实际使用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所谓“记录”说的就是占筮的记录。正是因为这些易卦是占筮所得，所以它们是散见于不同的青铜器而互不相连的，与我们所见上博简和马王堆帛书、阜阳简等战国秦汉的古本筮书把易卦成体系地写在一起不同。正因为它们所记录的是占筮所得的实际数字，所以在两次占筮中所得同一易卦的数字并不相同，如张政烺先生所举，同为未济
，可以是七八七六七六，也可以是七六七六七六。如按张政烺先生所举西周青铜器上易卦用的一、五、七、六、八这五个筮数来说，在多次占筮中得到的未济卦，又可以是九六七八一八、七六五八九六、一六五六七八、一八七六五六等等，才有不同的六画卦中的相同的三画卦之写法的不同，如张先生所举大壮中的乾写作一五一，而无妄中的乾则写作五一一，屯卦中的坎写作六一六，而未济中的坎则写作六七六，既济中的坎又写作八七八。也就是说，周初青铜器上所见数字卦的写法，实际相当于以传本《周易》占筮时用七、八、九、六记写的占筮记录。第二，张政烺先生之所以说到汉代的马王堆帛书时才有了阴阳爻卦画，是因为马王堆帛书《周易》卦爻的写法皆作“一”和“八”。有学者说王家台秦简《归藏》用一、六、八三个数字，所以还不是阴阳爻。参加该简整理的王明钦说其“卦画皆以一表示阳爻，以∧表示阴爻”，没说有“八”⑥。上博简《周易》的整理者说，上博简的卦爻的表示是“由两个分别独立的经卦组合而成别卦，以一表示阳爻，八表示阴爻，这一形式帛书《周易》、阜阳汉简承之，与王家台秦简、今本卦画不同”⑦。有学者说：“已发现的古本《周易》(战国楚简、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所用的是数字还是符号，一直存在争议，由于这三种本子都使用了爻题，将之视为符号卦应比较合适”⑧。我看若比较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今本《周易》卦爻的写法，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问题是它们都是用两个数字或符号写成的，因为用一八或一六还是用阴阳爻实质都是抽象的阴阳。而用两个数字或符号记写，则六十四卦的写法一定是固定的，即一卦只能有一种写法，这才是筮书易卦写法的本质特征。这个特征正是船山先生所指出的筮书中卦爻记写原则的体现。为什么说这些古本筮书上这种卦爻的写法不是由周初青铜器上所见数字卦的写法简化而来的？因为两者一个是筮书的写法，一个是占筮记录的写法。这就如同今本《周易》易卦爻题皆称九六，而实际占筮记写的则是七、八、九、六四个筮数，筮书中的一卦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而占筮所得的同一卦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一样。如上面所举船山先生说的临卦
，根据爻题写出来是六六六六九九，只用九六两个数字，写法是固定的，而该卦占筮所得可以是八八六六七九、六八八六九七等等，我们不能认为筮书所用九六是占筮所得的用四个数字之不同写法的简化归并，因为它们是同时存在的用途不同的两类写法，而学者们所谓简化归并，是指用简化后的写法代替未简化的写法。所以，我们说古本筮书的写法与西周青铜器所见写法不是简化和未简化的关系。因为古本筮书用于占筮时其所得易卦一定要写清变爻不变爻，故其占筮记录所用数字一定不会少于四个。西周青铜器上易卦的写法是与这种占筮记录写法一类的，而与战国秦汉古本筮书上的写法不是一类的。天星观战国楚简上易卦的写法较为特殊。张政烺先生曾举出其中的部分易卦：
(姤)、
(解)、
(讼)、
(咸)、
(噬嗑)、
(乾)、
(剥)、
(坤)、
(剥)、
(剥)。
说这种写法是“卜筮记录”、“卜筮的卦象”⑨。其中除讼卦九二爻写作七和乾卦上九爻写作九之外，余卦爻皆作一、六、八(咸卦上六一爻作八)。张政烺先生对这种写法分析说：“七、八、九这三个数字如果是筮用数字至少当出现三十多次，却如此罕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看法，当时的卦爻以一、六为主体，而使用的筮数原是有七、八、九的，到写成卦画时一般都变成一和六了，在这几处偶然出现，或是由于某种原因(尚不明白)而保留着的。”⑩我的理解，这种写法虽是“卜筮记录”，但筮数原所用的七、八、九到写成卦画时都变成了一和六，结合王家台秦简、马王堆帛书和阜阳简的写法来看，其中不保留七、九的卦爻的写法实际是当时筮书易卦的写法，而与西周青器上易卦的占筮记录并非一类。李学勤先生在讨论战国竹简上的卦画时认为：江陵天星观、荆门包山楚简和江陵王家台秦简上的易卦，“其实不是数字，而是卦画”。“数字卦说以为是‘五’、‘六’、‘七’、‘八’的，都与当时数字的写法不同，实际均由两斜笔组成。这是由于竹简狭窄，又要骈书两行，因而把阴爻卦画的‘--’改作两斜笔，以免误连而同阳爻混淆。在个别情形，两斜笔略有交叉，以致被误认做数字”(11)。按李先生的理解，则如张政烺先生所举天星观楚简上的“七”和“九”实际也是阴阳爻卦画的阴爻，而不是如西周青铜器上用筮数组成的易卦。也就是说，虽两位学者的具体看法不同，但我们都可以据以认为天星观楚简易卦的写法与王家台秦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和阜阴汉简这些筮书上易卦的写法是一类，而不同于西周青铜器上的占筮记录。
陕西长安西仁村陶拍上所见易卦的写法，即应为西周筮书易卦的写法。李学勤先生在讨论陕西长安县西仁村西周陶拍所见数字卦时曾指出：“第一，由‘六’、‘八’用为阴爻，证明把筮数依奇阳偶阴的原则转化为卦爻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也表示，当时已将占筮揲蓍所得不同的数字划分为奇偶两类，不管有无卦画，在实质上已具备同样的观念”；“第二，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换句话说，传本《周易》那时业已存在”；“第三，由两陶拍分列师至履四卦，既济与未济两卦，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这已经超越一般的占筮行为，而是易学思维”。(12)对于李先生所作的分析我大体赞同，只是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可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虑。先来看李先生对陶拍的介绍：
有字陶拍系于调查时采集，共4件，编号CHX采集1-4。其中采集：3拍柄刻一“六”字，是否筮数不能确定，采集：4柄部刻一字，更不似数字，在此均置不论。
要讨论的，一件是采集：2。这是蕈形陶拍，柄端略损，残高8厘米。以拍面朝上，可见柄部刻有文字一周。其中间刻一纵线，并有箭头形标识，指出了文字环读的走向(或以为是“戈”字，是不对的)。
由纵线顺箭头方向环读，共有四组筮数，两组纵刻，两组因拍柄有凹穴而横刻，依次序为：
八八六八一八
八一六六六六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一一
每组字的排序可按“六”字的方向决定。最末一组最下面的一字原缺，但看残损的大小，只能补以“一”字。
这四组筮数，数字以“一”为最多，其次为“六”、“八”。我曾经指出，当时筮数反映出有两种揲蓍法并存，揲蓍法甲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揲蓍法乙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陶拍筮数的揲蓍法显然是乙种，与过去陕西沣西、扶风的卜骨，淳化的陶罐所记筮数相同。
依照奇阳偶阴的原则，将上述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四组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
再看采集：1，是同形的蕈形陶拍，完整，高10.5厘米。以拍面朝上，柄部纵刻筮数两行，按自右迄左次序为：
六一六一六一
一六一六一六
这两组筮数，无疑也属于揲蓍法乙。仍转化为《周易》卦爻，即既济、未济二卦。
从易学的观点来讲，这样的发现应当说是惊人的。
熟悉《周易》卦序的人们都会感觉到，两件陶拍上的筮数，转化为《周易》的卦，全然与传世《周易》卦序相合。师、比、小畜、履四卦是《周易》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二卦，是《周易》第六十三、六十四卦。这样的顺序排列，很难说出于偶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师、比、小畜、履四卦在上经十八卦中自成一组。师与比互覆，为五阴一阳之卦，小畜、履互覆，为五阳一阴之卦。即济、未济也是互覆，为三阳三阴之卦，在下经十八卦末自成一组。这进一步表明，陶拍上的筮数不是偶然的巧合。
陶拍本来是陶窑遗址中常见之物，在陶拍上刻筮数则系初见，这和殷墟出土的陶范、磨石上有筮数一样，是罕见的现象。这种筮数，有的可能是当时占筮的记录，但陶拍上的，如果说是实际占筮所得，几率就太小了。揣想筮数采集：2上的“八八六八一八”师卦是实占结果，其余则是依《周易》续配，因为实占如此几乎是不可能的。(13)
由李先生的介绍来看，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第一，李先生的说法肯定了师、比、小畜、履四卦相连的卦序来自《周易》筮书，这个推测应是正确的。同样，在两次连续的占筮中恰好得到既济、未济两卦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我认为这些易卦应是刻于陶拍上作纹饰的，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一定与实占有关，即这两组易卦中的第一卦师和既济也未必是实占所得，这两组六卦的次序和写法可能皆来自《周易》筮书。第二，从这两组六卦所用的数字皆只有一、六、八而都没有出现李先生所说的乙组筮法中所使用的五和九来看，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认为师和既济两卦中没有出现五和九是因为在乙组筮法中五和九两个数字出现的概率较低的话，那么后续的比、小畜、履和未济四卦既是按《周易》筮书续写的，其中又都没有出现五和九，则亦不妨认为筮书上的写法本就只用一、六、八而不用五和九。第三，西周筮书上这种用一、六、八三个数字的写法，其实与王家台秦简《归藏》、上博简、马王堆帛书及阜阳汉简《周易》几种古本筮书卦爻的写法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在筮书中阴爻写作六和写作八，没有什么不同，秦简《归藏》与上博简《周易》同为战国筮书写法，前者用六而后者用八即可为证。第四，张政烺先生曾以1984年《文物》第三期上发表的《帛书〈六十四卦〉跋》一文见示业师金景芳先生。业师对张先生所论多有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如：“阜阳简临卦作
，与马王堆帛书作
，它们都是《易》的卦画，而不是用数目字记写的。∧、八都是符号‘--’的异作。同样，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铜戈上的‘
’，也应是卦画，而不是记爻的数目字”，“《仪礼·士冠礼》经文说：‘筮与席、所卦者，具馔西塾。’郑玄注说：‘筮，所以问吉凶，谓蓍也。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贾公彦疏说：‘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数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根据这个说法，则安阳四盘磨卜骨上的数目字也应是用以记爻，而不是卦画。”(14)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对于甲骨、青铜器等文物上的所谓数字卦，“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曾引据《仪礼·仕冠礼》注疏，指出这类数字应是用以记爻，其存在并不能说明当时没有卦画，是非常正确的”(15)。如果沿着上述两位学者说法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则可以认为西周陶拍上这两组六卦的写法，可能就是阴阳爻的不同写法。要之，无论陶拍上这两组六卦是用数字记写的或即阴阳爻的别种写法，可以确定的是：一、其反映的卦序与传本《周易》的卦序相同；二、其记写符号与秦简《归藏》、上博简《周易》及马王堆帛书、阜阳简《周易》这些古本筮书的写法基本相同。三、所以，这种易卦的写法应该就是当时《周易》筮书上卦爻的写法。
以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证实一些问题。一、像王家台秦简《归藏》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等筮书上易卦的写法，西周大致已是如此，并不是西周至西汉逐步简化所谓数字卦的结果。二、我们所看到的散见于商周器物上的一卦可有多种数字记写的数字卦是实占的记录，不是筮书上易卦的写法。三、正因为西周时筮书上的易卦已是用一、六、八记写的，才有了与这种记写方式相应存在的非覆即变的易卦排列方式，阴爻用六(∧)和八(八)来记写，并不影响视觉上与阳爻—的对称性。即如认为西周时期筮书上卦爻是如青铜器上所见的一卦可用多个不同数字记写的，则其非覆即变的排列方式是无法发明的(16)；反之这种排列方式的发明可说明筮书的卦爻已有统一固定的写法，而西周陶拍上的写法证实了这一点。
为什么西周时筮书的卦爻原则上也应是由两个符号或数字记写的，而不会如我们在青铜器上所见是用多个数字记写的？张政烺先生所举西周器物上易卦其所用之数字是五个，这些筮数在占筮结果中的出现，从理论上说，会使同一卦有数十种数字不完全重合的组合，筮书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将这种同一卦的不同写法都写入其中的。就传本《周易》来说，其筮数是七、八、九、六。从理论上讲，每卦实占可得到的数字不完全重合的组合也可以有数十个，而《周易》中只有写法固定的六十四卦。传本《周易》还在，我们知道其占筮记录要用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字来记写，而《周易》筮书中的卦爻只记作阴阳爻，都称为九六。西周时的筮书原貌我们没见到，只能看到散见于青铜器上的由数字组成的卦爻，于是学者们就将这种卦爻与当时筮书上卦爻的写法混为一谈。但从传本《周易》的相关情形来看，这种同一卦可用不同筮数来记写的易卦，实际应是占筮记录而并非筮书上易卦的写法。这种写法实际相当于传本《周易》占筮时用七八九六记写的卦爻，而如西周陶拍上用一、六、八记写的卦爻，才是与王家台秦简《归藏》和上博简、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周易》及传本《周易》上的卦爻相对应的写法。
为什么西周时一定要有确定写法的筮书，或者说确定的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在当时已然存在而不是在我们所见的周初青铜器上的数字卦简化归并后才形成的？因为面对占筮所得的写法复杂不一的数字卦，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存在，才能确认它们分别是哪一卦，是何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写法复杂不一的数字卦之所以可被归为六十四卦，是因为本就已存在一个可以将其归入的六十四卦体系，而不是它们的归并产生了六十四卦。学者们在研究数字卦时要把写法不同的同一卦加以归并，或者要把数字卦转换成阴阳爻。为什么要按阴偶阳奇的原则来对数字卦进行归并或转换成阴阳爻？因为《周易》是六十四卦，所以一定要如此才能确定其为何卦何义。也就是说，这与当时人们实占后要用所得数字去对照筮书的作法是一样的。就文献上的说法来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闵公二年云“桓公使卜楚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僖公十五年云“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蛊”(17)。从《左传》诸多此类有关占筮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周易》这类筮书无疑已有一套写法固定的六十四卦体系存在。其言遇某卦，即谓实占所得易卦与筮书之某卦相合，其言遇某卦又之某卦，则是说实占所得卦爻与筮书某卦合，但因有爻变而被视为筮书所记的另一卦。同样，西周时实占也是要有已然存在之筮书中的六十四卦做比照的。由《左传》所记来看，实占所得卦爻无论是由哪几个数字组成的，其为何卦当即可识，若有变爻而之为何卦亦当即可识，这也可说明人们对占筮所得之数字视为阴偶阳奇两类，或者说实质上当时的筮书只是由两个符号记写的。这就意味着即便存在学者们所说的将实占记录归并为六十四卦系统的问题，此时这种归并也早已完成。也就是说，对占筮所得之数字不同的同一易卦是何卦何义的确定，一定是在有相当于两个符号记写的确定的六十四卦卦象系统存在的前提下方可进行的。
六十四卦体系不应是由归并西周青铜器上的那种数字卦得来的。《周易》这样的筮书为什么一定是六十四卦，或者说，《周易》的六十四卦是怎么来的？古文献记载的传统说法是先有八卦然后重合成六十四卦。有学者说是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八卦，即八卦是被从六画卦中分解出来的，如司马迁说周文王重卦，其实是误解，文王重卦说应是指文王分解六画卦而发明了“半象”(18)。也有学者推测说古人可能直接求得六个奇偶数而成筮卦(数字卦)，后又变换成阴阳六爻，当所得的卦经长期积累，资料很丰富以后，便加以排比，去同存异，而得六十四卦，再由六十四卦而探其数字演化的规律，又概括为八卦(19)。
我认为上述说法涉及的问题都值得商榷。古文献上说文王演为六十四卦的说法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河南安阳殷墟四磐磨出土的卜骨上已刻有六个数字的易卦。不过，我认为《说卦传》等古文献上说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错”而成的说法是可信的，即说周文王从六画卦中分出了三画卦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实物证据来看，河南安阳殷墟卜骨上已刻有三画的坤卦，这可以说明八卦在文王之前已然存在。不仅如此，就《周易》而言，为什么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八卦，八卦是后被从六十四卦中分解出来的？首先，这是由《周易》的占筮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周易》的占筮原理可以认识的。《系辞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20)为什么说“八卦定吉凶”？我们知道，《周易》是用六画卦来占算吉凶的。而六画卦的吉凶寓意又是由两个八卦之象构成的象义而来。上坤下乾，天地相交则泰，下水上泽，泽中无水则困。卦义卦名之成皆离不开八卦之象，所以说“八卦定吉凶”。如无八卦之象，六十四卦的吉凶之义和卦名则无所从出。若依有些学者所说，先有六十四卦，则八卦被从六画卦分离出来之前的六十四卦有无卦名，有无卦义？倘有，由何得之？倘无，则如何称谓，其吉凶之义从何而来？放弃《易传》等古文献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这种自古相传的说法，这些问题都是不好回答的。其实，问题的实质还不止如此。说六十四卦是由实占所得数字卦归并而成，说八卦是从数字卦换成阴阳卦画后，六爻的最大可变数是六十四，即2[6]的不同卦，后来才概括出八卦(21)，这些说法实际只能做为解释八卦是怎么来的一种说法，却并不能回答易卦为什么一定是六十四个的问题。八卦是从六十四卦中分解出来的，那六十四卦又是从哪里来的？实占数字卦归并说并不能回答易卦为什么是六画，为什么是六十四个的问题。易占为何用六爻？易卦之数为什么不是六六三十六或七七四十九，而是八八六十四？实际上，正因为易卦是由三画卦重合成的，所以重卦一定是六画，正因为三画卦是八个，其相重的结果一定是六十四个。也就是说，重卦说不仅符合事物由简到繁的一般规律，而且迄今为止，除了这种自古相传的说法，实际还找不到易卦为何是六画、为何确定为六十四个的合理解释。
如果承认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合成的，就有一个最初八卦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自古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对于这种说法学者们或信或不信。因为时代久远，文献的追述语焉不详，信者难以再找到别的证据，不信者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确切说法。如果说最初的八卦就是由阴阳爻画成的，至今我们尚未见到实物证据。过去我说过，有些古文字学者想把八卦说成是象形字，但象形字要去画形，只用“--”和“—”两个符号是画不像的。《汉书·律历志》说：“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22)由筮占是以筮数运算为手段来看，《汉书》的说法可能是对的。《淮南子·要略》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23)如果说八卦在重为六十四卦之前就是用于占筮的，其详情已难知晓。从商周卜骨和青铜器上所见的八卦看，其中用到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假设最初的八卦是用这五个数字记写的，则用这五个数字组合成的数字不完全重合的三画卦会有上百种写法。显然，用这样写法不一、数量众多的三画卦去组合成六十四卦是不可能的。所以，用它们重合成六十四卦的前提是将其简化归并为写法统一的八个三画卦。这当然并不是办不到的，但同样的问题是，把它们归并为八个的前提是按单双数或阴偶阳奇分类之原则的确立。而这一原则的确立，从实质上说已是将八卦视为由两个符号构成的了。
注释：
①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09-410页。
④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⑤王夫之《周易稗疏》，《清经解续清经解》(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⑥王明钦《王家台秦简概述》，见《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⑧王化平《数字卦与〈周易〉》，《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⑨《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⑩张政烺《易辨》，《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7页。
(11)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273-277页。
(12)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13)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14)金景芳《学易四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15)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73-277页。
(16)参见梁韦弦《关于数字卦与周易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之形成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
(17)以上《左传》所记筮例引自清人毛奇龄《春秋占筮书》，《清经解续清经解》(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18)王葆玹《从秦简〈归藏〉看易象说与卦德说的起源》，《新出土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19)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14页。
(20)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21)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14页。
(2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0页。
(23)《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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