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灌输”说的文本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释义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实效性问题，逐渐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不少学者在反思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时，都提到了列宁的“灌输”思想，有人甚至认为，这种理念是导致思政课教学实效性低下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笔者采用文本解读法，就列宁“灌输”说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理解，以期为列宁的“灌输”说正名，也为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探寻正确的教学理念。
一、列宁“灌输”说提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出现了由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它标志着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政党来领导革命斗争。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98年3月宣告成立后，立即陷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状态，加之沙皇当局的残酷迫害，使包括列宁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纷纷被捕和流放，代替他们的是一批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使得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了上风，他们所主张的经济主义成了时髦的理论。
经济派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他们片面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甚至否认革命理论的重要性。1897年彼得堡的经济主义者出版了《工人思想报》，标志着经济主义的产生。1899年又出现了以《工人事业》杂志为代表的经济主义团体，这标志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已形成为一个机会主义派别。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获得了自由，随即就开展了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他以《火星报》为阵地，发表了《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入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文章。1901-1902年初，列宁写了《怎么办？》一书，从理想、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全面批判了经济派，彻底揭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实质，阐发了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给予经济派以“毁灭性的打击”。当时，以《工人事业》杂志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打着“批评自由”、反对思想僵化的幌子，极力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俄国工人运动，他们指责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是“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导致了“党的僵化”等。《工人事业》杂志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把双方的分歧归结为“对自发的成分和自觉的‘有计划的’成分互相比较的意义有不同的估计。”[1]246列宁认为，这个概括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双方分歧的“全部实质”，所以，正确阐明“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1]246。列宁的“灌输”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列宁认为，当时的俄国，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到了革命运动的实际意义和成效而加入了运动，这使革命运动的总体理论水平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4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242。列宁还引用恩格斯1874年关于理论重要性的论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以此说明他提出的“灌输”说，源自恩格斯的“传布”说，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列宁“灌输”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必须灌输和如何进行灌输两部分构成。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必须灌输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247-248列宁还引用了考茨基的话，说明“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255
为什么“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学说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过程。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处在自发状态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分散和自发的，并且囿于单纯的经济斗争。他们没有认识到遭受剥削压迫的真正原因，没有觉悟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力量的阶级，也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自在阶级”，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出自朴素的生存本能，斗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的结果充其量只是让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动一下。这种斗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工联主义是19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鼓吹单纯的经济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崇尚合法斗争，反对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本身就是私有制“感染”的产物，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于是，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进入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阶段。所以，不是单纯的工人运动自发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使无产阶级完成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但就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而言，它“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这看似悖理的观点，正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对无产阶级的自发阶级意识的超越，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提升和指导，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的直接继承，而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简单总结。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对此作了充分阐释。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共产主义前景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这部著作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指出它是十分完备而严整的世界观，同时也从理论来源的角度，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1]247。
如何看待自发的工人运动或自发性，是列宁与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列宁提出“灌输”说的理论前提。列宁认为，“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的”[1]246。早期的工人运动，如毁坏机器等，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人罢工，具有更多的自发性，而后者尽管也是自发的运动，但“‘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原始的骚乱也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因为工人不再相信压迫他们的社会制度是天然合理和不可动摇的，而这正是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内涵。所以，无产阶级自发的斗争与自觉的阶级意识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换言之，处在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另一方面，自发状态的工人斗争，“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因为它们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调和的对立，终究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1]256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1]256。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进行灌输
马克思主义如何向工人阶级灌输？这似乎是个操作性问题，然而正是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接影响了“灌输”的效果，甚至引发人们对“灌输”本身正确性的怀疑。其实，列宁在阐述必须“灌输”的同时，高度关注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灌输”的问题，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颇具启示论述。
列宁认为，研究如何“灌输”的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因为工人的自发斗争只局限于经济斗争，产生的是工联主义意识，不是社会主义意识。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1]293。这里，列宁对“外面”做了明确的界定：一方面，是指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工人同厂主的关系”之外，另一方面，又是指在“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和“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之中。这也就是说，要向工人灌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摆脱工联主义的纠缠，使工人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利益、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大道理”，从各个阶级关系的角度，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高度理解问题，而不能只限于工厂和工人的实际生存问题。列宁的意图很明显，灌输的前提，就是要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庸俗化倾向。
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生活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张力：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一个是长远，一个是眼前；一个是抽象，一个是具体；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经验。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灌输到工人中去，就须消解这种张力，使工人从现象进入本质，从眼前看到长远，从具体进入抽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对此，列宁说到：“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像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像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担负起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1]272
“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的灌输方法，是“当然不能”的。因为“观念”是一种抽象，而任何抽象都是舍象，都同实际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抽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观念到观念，这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难以被无产阶级认同和接受。所以，正确的灌输方式应当是把抽象的理论“还原”成为“具体表现”，从工人“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用大量丰富、生动和真实的事实，解读理论，帮助人们理解和认同“观念”。所以，列宁主张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1]294。
列宁认为，灌输不仅要用丰富具体的事实阐释抽象的观念，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的根源，使工人“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在理性层面上达到对理论的正确认知，还应在此基础上动之以情，“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鼓动”一词的含义，是使人“振作”、“激发人的情绪使之行动起来”。在列宁看来，灌输的目的，是把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宗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受教育者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认同理论，践行理论，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列宁要求政治思想工作者，要以理论家的身份，宣传员的身份，鼓动员的身份和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开展工作[1]296。思想政治教育若不能激发起人们的行动，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然而，鼓动人们从事行动，只靠单纯的理论灌输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激发人们的激情和意志力。“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107本质力量是人的一种感性的实践的能力，它包括认知能力、意志力和改变对象的能力。其中，非理性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激情、热情来自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它源于理性又高于理性，是理性的升华和提升。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知情并重、知行统一。
“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这是灌输的目的。何谓“发展”？发展就是质变，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就是把他们的政治意识从自发的工联主义中解放出来，将它提高到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水平上。谁在发展呢？主体当然是工人自身，是工人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提高。提高的过程就是工人在认知的基础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说明列宁所讲的灌输，依然把工人当作能动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所以，灌输的主旨并不仅仅是让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而是要把这一理论变成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明确这一点，就澄清了列宁所说的“灌输”的本真含义，即它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被动的“注入”、“移植”或“楔入”，而是能动的认知、认同和内化。这种意义上的灌输本身就蕴涵着启发，它的实质不是认知而是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巨变。当代大学生从小受党的教育，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对这样一个群体，是否还要坚持用“灌输”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列宁提出的“灌输”说，对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仍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坚持“灌输”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的自发产物，也不可能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述，这一点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变。在全球一体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理论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放弃“灌输”原则，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就等于背离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其次，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应用“灌输”原则，恢复列宁“灌输”说的本真涵义，将列宁所说的“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说明观念，利用“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和“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上升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在认知基础上达到认同，在认同基础上实现内化。围绕这条基本原则，优化和整合一切教学要素，使之产生聚合效应，从而使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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