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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长篇纪实散文）
（王英琦，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出版）
洪治纲
这部长篇纪实散文通过独特的反思角度和顽强的自省力量，真正触及到了一个人的生存内核，撕开了一个人的内在灵魂。虽然它带着粗砺、躁动、无序的质色，却以尖锐、率真、原创的方式揭示了一个复杂生命的内在韧性。我不敢说它是一部现代女性的忏悔录，但它至少以“我思故我在”的方式证明了它的价值。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对苦难的理解和思索，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话语成功地展示这种苦难，诠释这种苦难内在的精神本源。尤其是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更具生命的本真面貌，但也更难以叙说。《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却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直面人生苦难的勇气和力量，体现了作者对苦难的追索与无畏，体现了作者那炽烈的生命激情。我们常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但实质上，这种财富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在灵魂中清醒地认识到它，并能对它进行面对面的质问。王英琦却能站在理性哲学的立场上，不断地对自己的苦难历程进行犀利的追问和反诘，尤其是对一个女性生命的思考，对精神内在信仰问题的探求，对人性中各种潜在状态的自我披露，都使这部散文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女性散文的特点，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
但这部散文也存在着精神信仰上的某种混杂标准。从书名上看，它无疑充满了基督的力量，上帝的神光，潜示着作者对自我苦难的精神救赎方式，是依助于这位救世主的身份，但作品中她又不时地强调自己是个佛缘很深的人，有着浓郁的佛心佛境，同时她还极力推崇道教，大力阐释所谓“太极真道”。尽管这些不同的宗教都教人向善，但它们还是存在着质的差别。因此全书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的宗教意识相当混杂。此外，作者在叙述中对自我情绪的控制也不够沉着，时常出现情感与理智之间无法协调的凌乱语序。
《寻找上海》（散文）
（王安忆，《小说界》1999年第4期）
林建法
王安忆经常会出人意料，她写上海也是这样。因为我也曾在这个城市里长住过四年（大学时期），后来的近二十年间，至少又来过三十次以上。我没有尝试过用文字来描述这个城市，但这类文字却读过不少，因为我不仅是个读者，而且也是个编辑。经验和直觉告诉我：上海难写。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难写之处，如果没有感到难写，多半写出的也就不是好文章。所以，我并不奇怪王安忆会写到上海的生活氛围，上海的天气和季节，还有上海的历史和关于上海的联想，我有些意外的是她写到了上海人的脸型。上海人有特殊的脸型吗？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成立的，并不荒谬。它构成了作家对于上海的整个感性认识和具体生活的基础，仿佛对一个人来说，她的一切都是从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特定的脸型的印象开始的。王安忆描写上海，便从她自己生活中的“上海脸型”落笔。虽然如她所说，这种对上海的描述方法，因为太多地掺入了个人的生活因素而带有“隐私”的意味，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相”。再看王安忆文末的这句话，就觉得更有理了——它的意义越过了仅仅是对上海的描述：“街面上不再有那样丰富的有表情的脸相，它变得单一。而且，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而这些毛边和枝节，却是最先触及我们感官的东西。”一个城市对人的感官刺激的独特性的消失，意味的是城市的平庸。无怪乎王安忆要说“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照我说来，上海就在它的城市里逐渐消失了。
那些上海的脸型消失了，围绕着上海的“视线终于模糊了”。我们只能在图书馆中寻找上海——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
《书院清池》（随笔集）
（李元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朱蕊
在2000年的今天，在全球上网，而我们现在也正在键盘上急急忙忙敲敲打打经常忘了我们以前写惯了的汉字的时候，一个甚嚣尘上纷纷扰扰不得一刻安宁的世界就向我们扑来。我们迷失在信息／垃圾中，我们尽快地浏览，跳跃地，一目二十行、恨不得五十行地前行。这里没有完整的句子，更没有意境，没有氛围，只有一些碎裂得不复能拼凑的孤词野语，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拼装成怪异的难以辨认的后现代图画——我们的大脑已被这些东西塞满。我们忘了先祖，忘了象形文字曾经有过的辉煌，忘了这些文字曾经浇灌过我们饥渴的灵魂。
我们迷失了，迷失在现代生活看上去光鲜美丽五彩缤纷的图像里。
而其实我们并不满足，总觉得自己更像一架锦衣玉食的躯壳，行尸走肉般往来于熙熙攘攘的人堆。
突然，《书院清池》让人顿感清爽，一些久远的记忆纷至沓来，池塘、春水、秋照、月影，还有书，一册册、一摞摞手写的线装的蓝色封面的书，没有张扬，甚至没有色彩，然而却有雅致，有书卷气，那幽雅的书卷的气息穿越时空将我们的心和灵抓住。浸泡着，洗涤着的灵魂，吸足了负离子，欢快得要飞翔起来了。李元洛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引领你跟着他到湘江而西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去听那千年的朗朗书声……
诗歌评论家李元洛满腹诗赋，口中吐出的，笔下流出的，除了诗珠赋玉还是诗珠赋玉，清池如许才得清词如许，还是清词如许才得清池如许？
《红石竹花》（诗集）
（罗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刘绪源
去年出版的诗集《红石竹花》，是老诗人罗飞近二十年创作的合集。一共五十余首，数量实在算不得多。但每一首，读着都感到是诗，而不只是分行排列的文字，这就很不容易。况且，它们还令人激动，并引出深长的思考。
比如《失题》，全诗两节，八行：“有时看起来很严肃的生活／却是一场荒诞的戏／有时很荒诞的戏／却是很真实的生活／／问苍茫千古／谁告诉我：／舞台和人生／谁抄袭谁？”一眼就能看出诗中有哲理，但仔细品味，却能越来越感受其内涵之妙。所谓哲理诗，外表深奥内里苍白者多，真正经得起长久咀嚼的，其实很少很少。只有长久地浸透着作者生命和心血的作品，才经得起别人的长久的咀嚼。这是一点也作不得假的。
另一首《梦》，显得静谧而又神秘，确实有梦的氛围，又有着梦魇般的深刻。诗实在好，而又很难概括，可谓“妙处难与君说”。别无他法，干脆抄在这里吧：
疲乏得直不起腰来的奴隶／梦见他的腰直了／声音嗫嚅的奴隶／梦见他的嗓子洪亮了／他们笑得很甜很甜……／／我为他们捏一把汗／深怕他们笑醒了，于是，／踮起脚尖 轻轻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当然我不会残酷地／唤醒他们／／然而我自己也坠入梦中／我梦见我曾经见过的那在／梦中笑得很甜很甜的奴隶／正在一本正经地向我走来／／他们和我攀谈起／乌托邦和巴比塔的话题／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原在梦中／也都笑得很甜很甜／／直到我从梦魇中抑郁地醒来／我才为未能喊醒他们／自己也坠入梦中而苦笑／——我笑得很悲哀／／怎么，我的笑竟没有声音？／也许——我仍在梦中！
虽然，这样的诗，还远不及鲁迅《野草》的凝炼和峻切，更没有那铁一般的沉重和令人颤栗的激动，但我以为，这诗情里，是有着野草的灵魂的。
《论民间》（理论）
（韩东，《芙蓉》2000年第1期）
林舟
在近年的理论界、文学界，“民间”一直是一个容易引起各种歧误的概念，去年诗歌界在北京的“盘峰会议”引发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更使关于“民间”的理解的分歧突出起来。在某种意义上，韩东的这篇万言长文直接导源于对这场论争的回应，但是其触及的问题却关乎中国文学近几十年来的变化以及未来走向。文章指出，民间并非一个虚构的概念，民间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其确切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内核，物质形态是指民间社团、民间刊物和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个人写作者，精神内核则是指独立意识的创造精神——这是被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的“民间”的核心所在。对“民间”的这种界定，显然有别于现有的对“民间”的种种解说（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
当然韩东的本意并不在于提出一个什么新说法，而是有着下面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首先，据此重新估计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文章梳理了《今天》以降文学在民间的历史，评述了食指、胡宽、王小波等作为民间的灵魂人物的独特贡献，据此提出了两个富有意义的命题：一是“当代民间对当代文学的、重大乃至根本和决定性的意义”；二是“主流话语是怎样以自身的利益为取舍歪曲和改写民间历史的”。其次，韩东对“民间”的上述界定和描述，尤其针对着当下对“民间”的种种误解，因此文章的绝大部分篇幅就民间与个人写作、民间与边缘及非主流、民间与“民间文学”、民间与大众趣味地摊文学、民间与多元化、民间与“伪民间”的区别、联系、对抗等等情状进行辨析，表现出清醒执著、充满辩证的理性思考。应该说这些关系形态充满了现实的紧张，韩东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以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为己任的文学在当下承受的巨大压力和面临的种种诱惑与陷阱，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文学的存在的可能和价值。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短篇小说）
（尤凤伟，《山东文学》1999年第11期）
周海波
这是一篇朴实无华而又厚重深沉的小说，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在作家冷静的叙述中，蕴含了深刻的思想意蕴，呈现出作家一贯的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以及某种执著与忧虑、批判与热望。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艺术穿透力，使这篇作品在作家从容不迫的叙述里充满了摄人心魄的力量。作品指涉的人物和“一桩案件”，都具有现实的某种规定性，又是那种令人触目惊心、可以有意识形态和民间的不同“说法”的故事。农民于先刚因交不起沉重的人口集资款，被逼无奈，引爆雷管与乡长、公安等人同归于尽。作家通过老姨、纯本和先群嫂的“几种说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完成了这一案件的民间叙述。作品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将一件极为紧张、富有悬念又有刺激性的“案件”，用一种客观的语气叙述出来，更显示出这一“案件”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显示出故事所具有的艺术张力，从而将一个人物、一个事件引向现实批判的纵深。小说的结尾又显然带上了作家的一种理想，使整个故事不至于过分悲观。
《笑而不答》（微型小说）
（王蒙，《万象》1999年1卷7期）
刘绪源
王蒙的创作一直是新颖多变的，很难期望他老在同一条路子上写下去。因而他的作品也就形态各异。我不太喜欢他那过于调侃的寓言式作品，也不喜欢惊险离奇的所谓准破案小说；最喜欢的，则是他的带有自传成分的、抒写自己内心的创作。发表于去年最末一期《万象》的总题为《笑而不答》的微型小说，尽管也是调侃的寓言式的，我却喜欢至极。何以故？只因其中分明有着浓重的自传成分。
那篇《思想家》，写老王买了红球想换白球，买了白球想换红球，由此深感选择的痛苦；而老李买了黑球就永远只要黑球，别人怎么建议也不理睬。于是老王被称为思想家，而老李被称为政治家。这很能让人引发联想，联想之一便是作者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的严肃的反思。《不理》写老王在野狗一次次侵扰时都只说一句“不要理它”，一旦野狗扑到近侧张口咬他堂妹，他飞起一脚正中狗腹，野狗惨叫而逃，老王扶起堂妹，仍是那句话：“不要理它。”我在这里读出了作者的沉着勇武之气。《看看》里写出了作者审美的（或者说是审美享受高于物质享受）的处世态度。《写诗》记录了他终于未印行自己的诗集的心理历程。《着陆》写他架着大型喷气机飞上了天，但想到将要没完没了在天上飞则不胜惶恐之至，于是盼望并计划着安全着陆的一天。从这些看似游戏之作的小品中，我们又见到了当年写《青春万岁》的王蒙，尽管小说的形式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但真诚执著依旧。这个老王，仍不失当年那份真趣。对于一个作家，这也许是最宝贵的。
《魔旦》（短篇小说）
（严歌苓，《小说家》1999年第5期）
邹平
你的文本用“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中，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这一句陈述，敲响了开场锣鼓。真的，这不是比喻，我听出了你陈述中的锣鼓点，落在了性别两字上。阿玫从登上旧金山码头的那一刻起，就被老美们认定是女孩。后来出现的戏迷奥古斯特，则把这种普遍性转换成独特的具像“这一个”。倘若阿玫在中国唱戏，戏迷们很清楚阿玫在戏台上是女人，在生活中是男人。但麻烦在于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奥古斯特恰恰也是好于此道的，令人安慰的是他温情地停留在精神恋层次上，他不破坏阿玫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完美。
我当然明白你的女性立场，你让阿玫这个少男身上具有了女人所有的美丽。你甚至让阿玫去象征地承受女人才有的一切。阿玫像女人那样接受奥古斯特送给他的玛瑙戒指，阿玫用热水泡手用热毛巾包手强迫手指朝手背方向弯去（令人联想到中国女人的裹小脚），阿玫还流鼻血，第一次流令他张慌失措（是不是女人来月经的模拟）。这样叙述下去，阿玫的故事就会滑向同性恋的异艳圈套，并且散发出女权的膻气。
芬芬的出现改变了文本的意义。我清楚你不会随便让一个女人闯入阿玫的故事，你让芬芬以纯情少女的形象出现在阿玫眼前，却又毫不留情地揭穿她做大人物的“外室”的真面目。然而，阿玫恰恰在芬芬那里获得了拯救，他恢复了生活中男人的角色，和她做爱让她的身体持续地绽放散发出雌性甜酸的气体。他成了一个非戏剧化的、毫无矫情的男人。但奥古斯特要把阿玫拽回到美丽女子的旦角中去，他警告说那个包养芬芬的大人物会杀死阿玫的。可先死去的却是奥古斯特。
阿玫有没有死？我看到你在文本外暗暗发笑，我就看清了你潜在的叙事，阿玫活在性别之中其实暗含着华人的移民心态。你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你就像阿玫被芬芬当作男人那样得到文化的认同；你若生活在美国人的圈子里，你就总也摆不脱阿玫被奥古斯特误认作同性恋对象的文化歧义。但我不想把小说当作美籍华人中流传的黄皮白心“香蕉人”的梦幻破灭来读，我珍惜阅读将审美享受停留在那些精彩的描写和难觅的细节上。
《丢手绢》（短篇小说）
（王璞，《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第1期）
曹惠民
童年往事在很多作家笔下，常常被写得情意绵绵、温馨可人，女作家尤然。但是王璞的这篇《丢手绢》却不是这种路子，她从老相片簿里一张破损的黑白照片回忆起年少时丢手绢这种游戏，力图找出精于此道的高手刘莉莉的影子，却无法指认，她的先生、同学、老师也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当她最终得见这位分别四十来年的同学不久，传来了刘莉莉身亡的消息。小说用很多篇幅为刘莉莉的出场作了多重铺垫，引发读者对主人公的兴致，又陡然加快节奏，很快进入尾声，令刘莉莉的面目如老照片中的她自己一样模糊，其命运更是扑朔迷离。《丢手绢》究竟想写什么？在怀旧的氛围中，作者用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调子，写出当年玩丢手绢游戏时的种种细节和乐趣，以与刘莉莉后来的悲剧结局构成映衬。童年时除了丢手绢别无所长的刘莉莉后来做了卫生局长，还是下一任市长的候选人。当她得知丈夫与保姆私通的隐情后，竟丧失理智，开枪杀夫后自杀，演出了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在刘莉莉的童年轶事和她的悲剧结局之间，潜藏着巨大的艺术张力。对此，作者却没作多少铺排，笔墨很是俭省，情节发展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此前写“我”反复求证旧相片上谁是刘莉莉的文字，却是不厌其烦，甚至不免显得有点琐碎，其实这正是王璞的着意之处。对于虚幻模糊的往事，不屈不挠的“求证”，到头来，却被现实严酷地击得粉碎，结果何其不堪！难怪当年的老师李阿姨要说：“老照片是看不得的呀！”《丢手绢》是不是想提醒我们，尘封的往事就让它尘封在那里，很多东西是不能触碰的？是否如此，我不知道——大概也不必知道。
《月黑风高》（短篇小说集）
（寂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曹惠民
九十年代在澳门文坛崭露头角的寂然，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青年小说家。近年来澳门社会治安不靖，倒给他注入了创作的灵感。“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以《月黑风高》为题名的系列小说，其实并没有渲染杀人放火的血腥场面；寂然在这些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是，作家创作这类小说可能出现的种种构思，很有点儿后设的味道。一位叫做舒飞的作家，子夜时分躺在他家里的安乐椅上，构思一篇叫做《月黑风高》的小说，他一边构思小说的情节，一边向读者披露他的创作心理，使小说中人物的关系呈现出多种可能性，也使小说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朋友阿力与黑道上的小宝、细毛闯荡江湖，时而视死如归，时而贪生怕死，而另一位朋友阿杰是个专爱在上班时间看爱情小说的警察，阿力误杀小宝，又被细毛误杀，细毛则被阿杰击毙，舒飞在夜归途中遭遇斩人事件，得“好邻居”阿达相助，邀阿达进宅，却被阿达勒死，事后新闻却报道他是自杀身亡，阿杰执意要找出凶手，却与舒飞的女朋友互相猜疑，最终案情大白，舒飞原来是被阿达所害……在错综迷离的情节演变中，寂然以一种严峻的态度揭露澳门现实的重大问题，也流露出这个平静小城中创作人的内心焦虑，寄托了他的理想和憧憬。小说的这种写法在澳门无疑具有形式试验的意味，对内地的读者说来也不乏新鲜之感。
《到网上找男人》（短篇小说）
（古新枝，《佛山文艺》2000年第2期）
殷国明
不管怎么说，到网上找情人或爱人，女人比男人更有理由，原因是女子一向受压迫，而且她们似乎更喜欢首先在精神上进行沟通，喜欢柏拉图式的心灵恋爱。这样不仅有安全感，而且似乎能够活得更有趣一些。这也就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叶秋芬——一个年过不惑，却风韵犹存的女子——一次新的机会去体验爱情。所以，一切都在这虚幻的世界展开了，她又恋爱了，而且差不多都是离得很远的洋人，而且是一次又一次……最后她盼到了法国人保罗，一切都不再是虚幻的了，而是真真实实地爱一次。尽管这只“自由鸟”来了又走了。但是，好在电脑还在，互联网还在，网上还有数不清的自由鸟：而且每一台电脑都是一张网，都想捕捉一只自己想要的鸟，而每一个上网者也都是一只自由鸟，内心未必不希望被自己爱的人所捕捉到，所以，叶秋芬怎么能没有希望了呢？
也许对女人来说，用电脑织一张网找男人比用其他方法好得多。当然，你必然首先敢于飞翔，敢于触网，更敢于把网撕开一个洞。
《有点火》（短篇小说）
（周洁茹，《天涯》1999年第6期）
谢有顺
周洁茹的小说引起我的注意，是她的两个短篇：《花》（又名《你疼吗》）、《肉香》。前者写一个女孩细微的内心曲线，后者写一个下岗女工的困境。本是俗常的事实，周洁茹却写得尖锐，精致，才气逼人。一个1976年出生的女孩子，对自身所处的现实境遇会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并且非常恰当地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独有的表达方式，这的确是令人惊异的。
《有点火》似乎写得更见成熟。一个叫程英的女孩的钱包在公共汽车上被偷，小偷当场被抓，但钱包已经消失。热心观众的议论，小偷的漠然，程英的无所适从，以及警察的迟迟不来，使事件的力量向内心推进的过程，慢慢显出了荒诞的意味；观众的热心不过是看客心理，到后来他们越来越像小偷的同伙；小偷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可见他正在认同偷盗行为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逻辑；程英的厌烦，不过是她厌烦已久的内心的一次泄密；警察的行动缓慢，以及后来对小偷的无可奈何，或许可以看作是道德的力量对业已变质的生活的全面失效——“只觉得大家都在演一出戏。”惟一的事实是，“人疲倦时的表情是惊人的相似”。最后，“程英一直在想那个观众戊，程英只愿意去相信他有过相同的经历，于是心理就好过起来。这样的事情也许每天都在发生着，那就好了，大家都一样。”
我在这篇小说中读到了一种伴随着厌倦的紧张感和荒谬感（并且它是以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基础的，不像有些人的写作，只一味地凌空蹈虚），仿佛所有人的生存都被错置在了这个时代，这与周洁茹的同代人那种快乐的写作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写作，也许不仅是一种语言的狂欢，它更重要的是凸显表达存在的力度，从而出示我们的心灵是如何在语言的内部一步步地向前挺进的。我早已反感那种对存在的屈辱和闭抑性保持缄默的写作。而《有点火》中简洁的存在线条，压抑不住的内心风暴，以及那种令人心酸的人在存在面前的无能，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歧路》、《冬日》（短篇小说）
（钟晶晶，《上海文学》2000年第1期）
齐红
钟晶晶的这两篇小说传达着一股特殊的气息，我想这“特殊”就在于，作者在小说中制造了一种梦幻般的氛围，她让她的主人公在来世与今生、现实与梦境、混沌与澄明之间来回地穿梭、游荡，不是漫无目的以慰藉寂寞、孤独，而是为了追寻一种看起来似乎模糊、虚幻但在主人公内心里面却坚定不移、可以触摸的情感，叙述向我们揭示着“我”和“我”的先祖的合二为一必定有着内在的原因，譬如对一个同样长着粉色小痣的女人的牵挂与爱恋；又如站在荒野中等待的女人与小屋中写作的女人发生了若即若离的灵魂沟通与相遇，是因为她们同样体验着或体验过一场绝望的爱情，她们同样在爱人与敌人所代表的不同情感原则之间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通过这样的叙述，钟晶晶的小说模糊了主人公、叙述者、作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就模糊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阴界和阳世的界限。或者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提示我们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现实经验与写作经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一个叙述者完全可以在文本内外来回地穿梭、行走，这使钟晶晶的小说叙事获得了一种闪烁不定却又极具吸引力的迷宫色彩，并且让人的感觉在阅读中得以自由地释放。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短篇小说）
（顾前，《上海文学》1999年第12期）
方克强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是我近来读到的一篇较出色的短篇小说。作者围绕着“一个秘密”，叙述得跌宕起伏，富有悬念，结尾出人意料，很懂得叙述章法与读者的接受心理。到最后，叙述者还是没有讲出那个“秘密”，而是用大街上的众人熟视无睹或者无意观察的事物对“秘密”偷梁换柱。可以说作者欺骗、玩弄甚至嘲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其更深层次的目的，则是完成了对“秘密”这一语词及其传统或日常经验内涵的“解构”。如果读者有足够的智慧与思考的习惯，他会反思诸如“什么是‘秘密’”、“我们对‘秘密’的解释是正确的吗”之类的问题，至少他会怀疑起“熟知”并非“真知”。
作者的“解构”策略也值得一提。首先是叙述者故意犯“偷换概念”的“错误”，将“一个秘密”中有具体所指的“秘密”，与“秘密”这个语词本身相混淆，于是大家（人物与读者）共同关注的“秘密”即隐私事件不重要了，故无须将“悬念”解开，重要的是对“秘密”这个语词内涵的多元解释，最终达成对大众思维中“秘密即不可告人的隐私”的“解构”。其次是通过两代人及人与人之间对“秘密”的不同理解与不同态度来解构“秘密”意义的确定性，使它变为游移不定、存在多种可能性解释的“术语”。如父辈充满秘密、保守秘密，主人公一代搞小情人不算秘密、拿不出像样的秘密，以及叙述者“发现”的有意思的秘密才是秘密这一最大的“秘密”。由此，这篇万余字的小说具有了较大的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
《南方以南》（短篇小说）
（韩东，《作家》2000年第2期）
宗仁发
韩东善于在别人看来不成其为小说的地方找到小说，《南方以南》又是一例。一个人的敏感、空虚、脆弱与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构成了不成比例的关系，躲避、退缩经不住诱惑和吸引的挑唆，在货币化的性消费中成为一次顾客，既是一个不容易转换成的世俗身份确证，又是一个有关人的概念性虚构的粉碎。生活不在此处，也不在别处，就像南方之外还有“以南”，“以南”之内又有南方一样。
胸有成竹的小说家从不大吵大嚷，虚张声势，而是不动声色，让小说扎实和细密的功夫征服读者。《南方以南》是一篇“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小说。
《投资时代的叙事》（中篇小说）
（王芫，《青年文学》2000年第1期）
刁斗
如果在现有篇幅的基础上，王芫不断让她漫不经心的“叙事”枝蔓横生，用一台台或一座座并非虚无缥缈的“发电机”与“楼盘”，以及更容易接受实体化处理的化妆品、减肥茶、信真首饰、保险宣传单之类对她的故事进行豪华装修，那么，这个故事不论扩张成为一部怎样资本雄厚的长篇小说都不过分。把1993年淘金热退潮后的海南故事“投资”给文学，这在许多以“反映生活”为己任的小说家那里，本来就是件一本万利的划算买卖。可出人意表的是，致力于“投资时代的叙事”的王芫却全无半点生意策略，她对利好材料置若罔闻，竟毫不吝惜地放弃了那些接踵联袂的贪婪、欺诈和谎言，而是让小说在散淡、简洁、轻声叹息而非高声呐喊的约缩中去发现生命里那些潜隐的秘密。
这篇小说戴着一副嘻皮笑脸的面具，对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间的投资时代进行着一种事不关己式的揶揄嘲弄和讥讽挖若，且幽默机敏得令人拍手称快。但即使是这样，若没有朱小军的最终登场，小说也只不过是图纸上的机器或沙盘上的别墅，让读者没法完成一次踏实的认购。但王芫发掘出了朱小军，读者便也发掘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正在迅速绝迹的最后一丝温情与最后一份尊严，尽管那温情与尊严仍然可疑地与精神病连在了一起，但谁又敢说，精神病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温情与尊严的惟一一张通行证呢？面具后边的残酷，只有在这时暴露出来才更骇人。也许，在脆弱的个体与强大的时代发生抵牾时，若不想挟款逃走，又不想跳楼绝命，那么戴着面具嘻皮笑脸倒真不失为最好的选择。
顺便说一句，在这篇已经“投资”了俊男靓女、海滨夜色、名车美食、潜逃自戕的小说里，除了一个几乎不属于感官而属于科学试验的接吻外，王芫还放弃了对颠鸾倒凤与围追堵截等“文学源泉”的进一步使用，这没准会让许多同行笑她像朱小军做赔了生意就自杀一样太过迂腐。
《捕捉心跳》（中篇小说）
（叶兆言，《电视·电影·文学》1999年第5期）
邹平
这是一个从参加电视游戏节目开始的人生游戏。捕捉心跳既是这档电视节目的名称，也被作家挪用作这篇小说的题目，只是侯德义游戏电视时捕捉的是自己的心跳感觉，而在游戏人生中捕捉的却是女人。
侯德义最初并没想到利用电视节目捕捉女人，他已经搞定了方烨这么个小女人。不知什么原因，作者认定方烨是那种娇娇柔柔讨男人欢喜的小瓷人，而那个后来居上者陈冰则是个长长大大的女强人。所以，当侯德义玩火玩到陈冰身上之后，他就被逼上所有男人在此时此刻都会走的那条路，搞定女人。
按理说，侯德义不可能搞定陈冰，但两个人都不按牌理出牌，结果生活中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侯德义在陈冰的小床上搞定了陈冰。游戏结束了，对男人来说把女人弄到床上睡了就做完了全部游戏，但对女人来说这只是游戏刚刚开了一个头，于是侯德义还要继续搞定陈冰，不过这一次的搞定却是要甩掉陈冰。
接下来是小说的一个转折点，陈冰找到了躲起来的侯德义，并且成功地让他再次来找她。故事似乎落入了俗套里出不来了，但叙述的趣味却让故事显得有些超凡脱俗。侯德义这一次来找陈冰是真心诚意向她道歉求她谅解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本身使他陷入了真正的男女情感纠葛之中。现在不是他搞定女人，而是他被女人搞定。可惜，侯德义犯了男人通常容易犯的过错，那就是不愿意错过送上门来的女人。他开始得意于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周旋和约会，一个是未婚妻，一个是俏情人。自然，这两个女人，方烨和陈冰，是注定要碰见的，并且注定要互相摊牌的。
这就到了这篇小说出彩的地方，“谁也没想到方烨和陈冰后来竟然成为了朋友”。陈冰怀了侯德义的孩子，偏偏让妇产科医生方烨来诊断，接着是陈冰想做个未婚妈妈把孩子生出来。两个女人就这么走到一起来了，她们谁都愿意把侯德义像礼物一样送给对方，内心深处却又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侯德义开始尝到了游戏的苦果，他不仅被陈冰搞定，而且还被方烨搞定。他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当他被妻子方烨叫来医院看他情人陈冰生孩子的时候，小说内在的幽默在游戏中达到了高潮。
《重瞳》（中篇小说）
（潘军，《花城》2000年第1期）
朱文颖
有些小说具有飞翔的性质。潘军的《重瞳——霸王自叙》即是如此。
首先是它的取材。对于题目“重瞳”的破译，可以在小说中找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叫项羽。这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其实我自己早就觉得是个诗人了，但没有人相信。”
这是个悖论，也是种谶语，这悖论与谶语，诞生了小说中象征意义上的霸王——一个不幸被推向了战场与屠场的孩子气十足的行为艺术家。我认为这才是小说真正出彩的地方，这出彩来自于分裂，来自于一些临界之点：残忍与柔情，审美的态度与存在的现实，勇敢无畏的表象与痛苦不安的灵魂。然后，“垓下之围”来了，分裂在这时达到了顶点，而奇怪的事情也同时发生了。
我们看到了辉煌。当项羽，这个把人性中的弱点与辉煌处都发挥到极致的人，当这个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辉煌。这辉煌不仅来自于他人性中的辉煌处，更来自于他的弱点。小说中前面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枝杈、所有的铺垫，其实都为了衬托这时候的辉煌——如果说，在这以前，所有的一切是组成羽翼的物件，是羽毛，是骨架，是翅膀的弧形弯度，那么，这时就产生了风。羽翼越丰满，骨架越庞大，借助风力，便是一次令人震撼的飞翔。在技术层面上，《重瞳》是成功的，严谨的逻辑，一切油然天成，应风而翔。但我觉得，在“飞离地面”的这个节骨眼上，潘军处理得还过于冷静了些，这种惯性是由小说前半部分强烈的理性与叙述条理所造成的，让人感到有些滞重，影响了羽翼的闪亮与光芒。
小说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结尾。小孩问老人，河边的那种花叫什么名字。老人说，它叫虞美人。这种隐喻性质明显的称谓，让人想起中国传统的梁祝化蝶一说：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梁祝这一对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
我们同时可以理解，作为历史题材的“霸王别姬”久盛不衰的原因。
《归乡》（中篇小说）
（陈映真，《台港文学选刊》2000年第1期）
曹惠民
作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旗手，陈映真一直关注着社会底层弱势族群的命运。搁笔十三四年后的新作《归乡》，写的是鲜为人知的台湾籍“国军”老兵的故事：1949年后滞留大陆的杨斌（本名林世坤）在九十年代返台探亲，经历了一次感情与心灵的强烈撞击，其侄林忠非但不认亲伯，反诬他是“共匪”、“外省猪”，乃至侵吞他名下的家产；而与其适成比照的是另一房侄儿林启贤，他鄙视林忠为财产斫伤亲情的恶行，“人不能那样”“为了财产就不做人”。最终，历经苦难的杨斌淡然放弃了应得的家产，返回大陆，“毕竟，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
《归乡》痛陈金钱崇拜达到极致的当下台湾社会被物欲所扭曲的人性，表现了陈映真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寻求精神力量平衡的努力，在平静的叙述下面涌动着深沉的悲悯。林启贤和他在大陆的伯母（杨斌的老伴）不约而同的“坚持”（“坚持做人”，“再怎么，人不能就不做人”），张扬了人格的尊严，闪耀着浊氛中留存的人性光华，亦彰显了陈映真的终极关怀。杨斌的最大悲哀在于他自己无法确认其“身份”，穿过时间隧道和历史的硝烟，他陷入了身份寻找的迷惘之中，“乡”在何处？“家”在哪里？“我”究竟是谁？杨斌？林世坤？台湾人？大陆人？小说最后安排他踏上又一条“归乡”之路——重返大陆，有力地打破台湾社会主流话语有关省籍的迷思。
小说的叙述以对话为主体推动情节的铺展。在杨斌与练太极拳的众人、餐馆小业主老朱、侄儿林启贤的对话中，从设置身世之谜，将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连结、组合在一起，叙述视角富于变化，节奏舒缓有致，尤其是他与老朱的一番话旧，重现四十年代内战时期辽沈、华北战地的一场场恶仗，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凸显台湾老兵和大陆老兵共同的命运遭际，把生命中一种为自己所无法拣择、不堪回首的东西，演绎得令人回肠荡气。
《民歌》（中篇小说）
（刘醒龙，《上海文学》2000年第1期）
王纪人
刘醒龙的小说因为较早涉及官场的腐败和对小城镇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而引人注目。最新发表的中篇《民歌》仍以他所熟悉的小镇为人物的活动场所，写在筹划和举行民歌大赛的过程中，文化站站长古九思所遭遇的种种人和事。他所精心物色和培养的民歌演唱者柳柳差一点被县里的副书记蹂躏，又受到卡拉OK小姐园园的暗算而淘汰出局。而汪镇长由于成功地设下了圈套扳倒了那个副书记而取而代之，娱乐厅的老板田大华因为是汪镇长的心腹被提拔为副镇长。
如果小说仅至于此，那么还只是一般地揭露官场的腐败和对颓败世风的刻画而已。但刘醒龙的作品历来不满足于此，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在《民歌》中，一种对未经污染的纯朴、自然、纯美的追寻和抒情描绘贯穿始终，它与对世俗的矫情、龌龊、铜臭的入木三分的刻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九思认为民歌是原野上的人群在累着与闲着、快乐与忧伤、还有爱恨交加恩怨错乱时，清理性情与抚摸灵魂而无需神圣菩提的渡水之舟、度人之路。由于深得民歌的精髓，所以他创作的民歌能够提高人心，在民间曾倾倒过无数纯情男女，也因此产生过一段难忘的恋情。民歌大赛因世俗和官场的染指而走了样，卡拉OK里的三陪小姐圆圆夺魁，纯情的美丽被现代披着人皮的各色各样的狼们所战胜。而在小说里，每当古九思的民歌或笛声响起时，也总是引来了阵阵狼嗥，在城里也出现了狼，而老猎人竟然也误中了狼群反设的圈套，被自己布下的炸弹炸伤。这样，“民歌”和“狼”就成为超乎辞典意义的能指，它们之间构成了某种颇为复杂的象征关系，具有丰富的寓意。古九思练书法不写“虎”而专写“狼”，他把自己多年创作的一首民歌最终命名为《现代民歌——狼》，不只是对原始野性的呼唤，也是对披着人皮的狼的抗拒。正如小说结尾时，新上任的田副镇长说的：老古通了狼性，写狼字，唱狼歌。小说的哲理盖在于此。然而何谓文化人的野性或狼性，在用“狼性”对抗“狼”的时候，是否也会失去人性而变成与狼们差不多的狼人，这始终是刘醒龙小说哲理中的悖论。
《不过如此》（中篇小说）
（刘燕燕，《大家》1999年第5期）
张闳
刘燕燕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柔性”话语，正如她的另一部小说的名字（《阴柔之花》）所提示的那样。在《不过如此》中，这种话语有更充分的发挥。小说中的主人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一般的心理状态中，散漫的思绪像漫溢出河床的水流，将主人公的心理沉积物（各种各样的经验的碎片）漂浮到故事的表面。如果我们不怎么在意的话，也许会觉得它们无非是一些闲言碎语，但要是打捞起来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那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刘燕燕似乎对那种依靠一个坚硬的意义核心的支撑起来的小说始终存有戒心，而更愿意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一种散漫的、没有中心的话语片段的集中。看上去好像是一位女子在与人（实际上是与自己）聊天，有一搭没一搭，没完没了，漫不经心。这也可以是小说吗？——小说可不就是一种闲聊吗！至少也可以是闲聊。当然，它也可以是其他某些东西。人们会说，小说首先得是艺术。不错，如果闲聊也有艺术性的话，那么，刘燕燕的小说就是一种即兴的和漫无边际的言说艺术。人们会说，我们不需要这种闲聊，我们要的是“伟大的闲聊”或“深刻的闲聊”。其实他们是在吁求道德或哲学，而不是小说。人们也许更愿意看到那些在貌似闲聊的话语当中包藏着某种“伟大的”或“深刻的”意义的小说，但这一切在话语之雾飘散过后，也“不过如此”。
《青春期》（长篇小说）
（张贤亮，《收获》1999年第6期）
吴俊
人已经老了，却还能写，而且，笔力仍不弱，这使我回忆起八十年代的张贤亮小说。照他的说法，眼下的这部长篇，是“表达我的世纪末情怀”的一部小说，听来似乎带有挽歌的味道，但他同时又不乏自信：“我个人认为这部新的小说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所提高，至少不比它逊色。”而《收获》恰是作为头条刊发的。
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这部长篇的“火气”少了，可激情犹在。它讲的是一段没有青春期意识的青春故事，其中的情节一如他以前的故事，人性（包括性）在苦难生活中的磨砺。但现在更多了一层幽默和从容。这可以归结为人生悟境的更进一层，而不仅是叙述上的更趋于老到。这一代人的特定经验，例如反“右”和“文革”，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永恒的源泉，写作使他们的记忆和历史不断得到复苏，这也不仅仅是文学分内的事。不过，这种文学可能与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有了距离。生活和经验会影响对于文学的理解。好在这部小说的角度比较别致，写法和情节也有相当的吸引力，除了有时夹杂了一些“张贤亮式的唠叨”会考验读者的耐心以外，全篇读来并不费劲。文字功底永远是他们的优势，这是后代作家所不及的。如果张贤亮此后不再写小说了，此篇也可算是保得住他的晚节。
《他们的岁月》（长篇纪实文学·上部）
（彭小莲，《小说界》1999年第6期）
方克强
编辑是严谨的，用了“长篇纪实文学”而不是“长篇纪实小说”。因为小说的首要特征是虚构性，而文学则还包括散文，散文在“艺术惯例”中并不依重虚构。
读惯了虚构性的小说，便想换一种口味。尤其是对于“历史”，我们本能地有一种“求真”的欲望。对于“历史”，其实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目睹过，没能看到的过去的事情才能被称为“历史”。虚构也好，纪实也好，都是一种“文本”，我们只能通过“文本”了解“历史”。当然纪实的东西也不可避免主观性，但它毕竟更“近似”生活的原始态，至少人名不会虚构。
纪实文学的生命在于它复述历史的真实（确切地说是近似真实）程度。这又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读者对叙述者叙述的可信性上。依据我的经验世界与对人性的理解，我与叙述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起来。有二个细节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叙述者坦叙她与母亲之间属于家庭隐私的不和谐关系，二是叙述者百无禁忌地追寻“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的真诚心态。后一个问题也正是我对这些历经磨难的人们所想提问的。我想，彭小莲的创作初衷一定包涵着这样的核心动机，因为这是从人心角度透视历史动因与结果的最佳窗口。我们说“文学是人学”，其实是强调最大的文学性在于个人内心与其命运的关系。可惜历史教科书往往回避个人动机，彭小莲的作品可补此不足。
《汽车城》（长篇小说）
（殷慧芬，《小说界》1999年第4、5期连载）
戴翊
《汽车城》视界宏阔，历史跨度大，通过几代汽车人为发展中国轿车事业而奋斗的历程，容纳了尽可能丰富的事件和人物描写。小说虽不明用编年史的方式，却以上海轿车工业史上重要事件、有关人物和理念冲突错综交织而且跳跃较大的结构方式，产生上海轿车编年史的效果。理念和感情、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是历时性的，带有深切的历史感和理性的价值判断。
小说力求站在为着实现轿车现代化大批量生产的现实环境中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的高度，着重表现伴随着不断发生的理念冲突，予以理性的、全新的价值理念的观照。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不同的质量观念引起的激烈冲突，并且高度评价上海俊友坚持的质量精神。小说不回避这种冲突，而是把它作为贯穿全书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正确解决，对于发展现代化大企业有着深刻的意义，体现着对现代企业发展的科学眼光。
作品生动地揭示中国几代汽车人的精神风貌，但不把笔墨凝注于一两个人物身上，而是通过金鑫、潘树德、郭大林、杭天飞、潘欣华等为代表的汽车人群像，来凸现中国人的“轿车梦”，挖掘中国汽车人的最可宝贵的性格。小说头绪繁复，人物虽多，但主要人物身上弘扬着的却是共同的旋律。小说也不因理念而牺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是孤立地揭示事件在他们内心激起的波澜，而是同时展现其身世、经历和复杂内心，注意社会、人生的深层次与复杂性，将笔触伸入人物更为隐秘、更为丰富的心理层面，因而人物形象不但闪烁着理想的光彩，也是立体的，有着多元文化理念探索的价值。
《金辉阴影》（长篇小说）
（绛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张志忠
《金辉阴影》是既具有相当的情节性可读性，又富有一定的思想启迪的精心之作。它质朴而亲切，贴近现实，于平实中显深沉。
新上任的白云市银行行长李良，面对一道道难题，运气不佳，穷于应付。克服这些困难，已经很不容易，然而，李良的良知，和他深刻的忧患意识，却使得他采取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知难而进，自己给自己加压，把处理呆账坏账、催收过期贷款，作为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以便主动地消解潜在的爆发挤兑风潮乃至金融危机的隐患；当某些人自以为从银行贷款是掏国家腰包而毫不心疼毫不吝惜的时候，李良的着眼点却是要自觉地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银行的钱当然有一部分是国家的，但大部分是老百姓的”，从而把对国家负责与对老百姓负责的信念融合起来，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给自己的没有打出改革旗号的改革行动奠定了切实的思想基础。
这样，李良的失败，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超越了现实，预见到了未来的隐患，可是，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时机。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不利因素，都为他的下台埋下了伏笔，最终的爆发，或迟或早，总要来临。不过，李良的思考和行为，已经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们，通过阅读《金辉阴影》，他还会影响一批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读者，在他们的心头激起呼应。
《银楼》（长篇小说）
（李伦新、姚扣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王晓玉
读《银楼》，在我是读识一部金融风暴史。是中国式的，百年前的，却不能不令人比照起当今世界金融业，特别是回想起不久前的那场亚洲金融风暴。从“序”中知道，作者李伦新、姚扣根写作这部《银楼》时，那轰轰烈烈的横扫了亚洲几条小龙的动乱尚未形成气候，而到《银楼》已经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映时，日韩马泰等处的风暴竟还没有收尾。能不佩服作者对金融业的熟谙和“巧合”中蕴含着的某种预见吗？
而且小说写得好看。上海的地域背景，清末明初的历史氛围，那时代人们的种种行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纠结于郑、许两大家族的矛盾之中，悲悲喜喜，一波三折，引得你手不释卷。这样的小说，最适宜于改编成电视剧，于是就让北京名导尤小刚看中了；这样的电视剧，最容易锁定观众，于是同名电视剧《银楼》在全国各地都有了不俗的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