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时代的“死去”与“活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9月8日，《广州日报》刊载一则新闻，题为“高中课本大‘变脸’，‘鲁迅大撤退’惹争议”，提及一些传统的课文被剔出高中语文课本，其中20世纪的作品占据多数，鲁迅的《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连同《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一道，均在删除的行列。[1]就像当代中国的许多新闻报道一样，这篇报道的可靠性也有待考证，据新的报道纠正说，中学课本中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但无论如何，鲁迅作品退出中学教科书不是新鲜的话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这已经是一个持久的行动。我把它看做对20世纪的诀别。2009年，一位叫萧让的网友写了篇短文，题为“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其中几段与《阿Q正传》有些关联：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渐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2]
“恐惧、惊慌、卑怯、无地自容”这几个词用得有意思。在《阿Q正传》中，“卑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惊慌”“恐惧”并不常见，能够记起的，大概是阿Q最后上刑场的瞬间。“无地自容”也有过一回，我在文中已经做了分析。据我的看法，在鲁迅的笔下，恐惧、惊慌、无地自容其实是正面的感觉，是某种契机和起点，而卑怯却是负面的，它会转化为自欺欺人，也会蜕变为恃强凌弱。这几种感觉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鲁迅作品非常关键。
短文又接着说：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谷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蜂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象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3]
再往后，作者提到了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提到了中国社会遍布看客的景象，提到了匕首和投枪式的批判精神的失落——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鲁迅作品被剔出中学教科书的原因。
鲁迅和他的作品总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召唤，肯定与否定都源自鲁迅和他的作品成为人们看待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坐标。鲁迅作品的命运因此总是居于不断地被驱逐、抹杀，又不断地被召回和重新阅读之间。这些驱逐和抹杀的行动，也同时激发了召回和重新阅读的激情，从而共同地完成了鲁迅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不要说在鲁迅死后的时期里面，就是在《阿Q正传》发表没几年的时候，1928年3月，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批评家，就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在倡导“革命文学”的《太阳月刊》上。他就是钱杏邨，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整理中国古典小说有很大的成绩。1928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也是“革命文学”理论开始流行的一年。两个很重要的社团即太阳社和创造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方面最为不遗余力。那个时候，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从日本回到中国，用在日本学到的激进理论解释“五四”新文学，他们对“五四”一代的批评以及《阿Q正传》的负面解释与今天对鲁迅的拒绝并不相同，是从激进的、革命的方面展开的，但也有一致的地方，就是两者都诉诸时代：时代变了，鲁迅过时了。前者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一个革命的时代，而阿Q时代是前革命的；后者认为中国处于市场化、全球化、民族崛起的后革命时代，《阿Q正传》所描述的精神现象，除了让人想起那些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暗淡描述，还会有什么结果呢？钱杏邨是这么说的：
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怎样的俏皮刻毒，在事实上看来，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
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果真细细的分析，它的速度和政治的变化是一样的急激。我们目击政治思想一次又一次从崭新变为陈旧，我们看见许多的政治中心人物抓不住时代，一个一个被时代的怒涛卷没；最近两年来政治上的屡次分化，和不革命阶级的背叛革命，在在都可以证明这个特征。文坛上的现象也是如此。在几个老作家看来，中国文坛似乎依然是他们的“幽默”的势力，“趣味”的势力，“个人主义思潮”的势力，实际上，中心的力量早已暗暗的转移了方向，走上了革命文学的路了。[4]
在钱杏邨看来，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政治、革命的文学的时代，而鲁迅带着幽默的、个人主义的态度描写世界，笔下尽是黑暗的、反讽的、国民性的内容，无法把握内在的、真实的社会变动，这个方式过时了。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委婉地反驳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
与20年代晚期的激进左翼的态度不同，当今从中学课本中驱除鲁迅作品的动力则代表着另一趋势。我说趋势，是大而化之的提法，因为对于鲁迅的作品在中学课本里收入不收入、收入多少，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鲁迅作品的泛政治化问题，许多人对于鲁迅和他的写作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这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去鲁迅”过程不能说是同一个问题：90年代是鲁迅描述的现象大规模复活的时代，对于鲁迅的排斥也因此达到了顶峰。鲁迅描述的那些现象、形象，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中间，变成我们自己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我们对他的拒斥，不是因为过时，而是因为我们惧怕他，感觉到他的力量。
如果说对鲁迅作品的驱逐包含着对鲁迅作品的潜在力量的畏惧的话，那么，这一拒斥比钱杏邨的断言也许深刻一些，因为这里的所谓畏惧产生于新时代的一种生存本能。在《阿Q正传》中，“生存本能”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这一点我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鲁迅早年接受进化论，对于进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坚韧，但也正由于这种对于进步的信念，他看到的多是变迁时代的不变性。他在民国的时代，在颠覆了皇权的共和国里，经常恍如活在宋末、明末——这是晚清民族主义革命者眼中的最严峻、最黑暗的时代。他慨叹说，时间、进步总是跟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关系的，唯独跟中国没有关系。这个说法与其说是对进化论历史观的臣服，毋宁说表达的是他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忠诚——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不是对于这一革命的否定，他的批判起源于无法改变的忠诚。在今天，召唤鲁迅的亡魂，在我看来，也是对于那个事件的忠诚，就如同对鲁迅的驱逐其实根源于对作为一个事件的革命的告别、拒斥和背叛一样。这是20世纪的开端，是失败了的但同时又创造了新时代的事件——20世纪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视为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鲁迅的一次次“死去”和一次次“活来”全部根源于我们与作为事件的革命的关系——通过召唤与拒绝，我们各自表达着对于这一事件的忠诚与背叛。《阿Q正传》是一部关于革命的书——当我们说它是中国国民性的寓言之时，不要忘记它也是对突破“精神胜利法”的探索，而阿Q的“革命”、他终于要革命的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阿Q这样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中国革命的寓言吗？
文学作品——或者说，一切类型的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没有否定、拒斥和驱逐，就不会激发起对作品的新的阅读，旧的经典也会由于僵化的阅读而自行死亡。经典化与正统化之间有着一种历史的关联。鲁迅的作品，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早已被现代文学史、中小学教材当成经典，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阿Q这个名词的。这个名词的普遍性，就像贾宝玉、林黛玉、李逵、武松、关云长、刘备、曹操等等一样，早已成为不可能被抹杀的大众知识的一部分，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已经彻底类型化了，而阿Q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内部。经典化常常与僵化同行，它意味着一个作品被供奉在经典的位置上，而失去了与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对话能力。经典与经典化过程相互关联，但需要作出区分：经典是活的，但经典化过程却经常将对一个作品的阅读限制在固定的框架内。从中学的时候开始，老师们就会按照主题思想、人物特征、修辞方法等范畴分析鲁迅作品，考试的时候，答题稍微有所偏离，就可能被否决。我当然希望鲁迅的很多作品保留在中学课本、小学课本里面，成为我们日常阅读的对象，但作品被放在教材里面，也常常是人们拒斥这个作品的原因。复习考试，背中心思想，周而复始，对任何作品也难以提起兴趣。最伟大的作品，一旦被凝固在一个阅读框架下，它的生命力也就死掉了。一个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对话的潜力。活的经典，意味着诠释的方向不断发生变异，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何止是“诗无达诂”，叙事性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将那位网友的看法与钱杏邨的话两相对照，方向完全不同，他们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解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学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经典化或去经典化，都是政治性的，都与权力支配有关，都是不同形式的定于一尊，没有例外。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也都是在扩大其影响和限制其影响之间的运动。我这里说的限制其影响并不仅仅指去经典化，事实上，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限制与遮蔽。对某个作品的经典化是为了使其跟某一个政治方向、价值方向相一致；当它隐含的另一个方向脱颖而出，溢出“经典阅读”的轨道的时候，遮蔽、规训和驱逐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书法，唐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被塑造为真正的典范，而其他的书法风格却在无形中被压抑了。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重新阅读《阿Q正传》，与其说是为了重申这一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宁说是一个解放的行动——从旧的阅读中解放出来，让这个作品重新成为活的经典。
我忍不住地将阿Q的命运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加以对比。在中国的南方，富士康的十三位工人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据说，在他们之外，还有自杀未遂而受伤的女工。他们在跳楼的瞬间究竟在想什么？按照常理，他们是有其他选择的可能的：相对于失业者，他们有一份工作；相对于其他血汗工厂，他们是台资大企业；如果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他们或许可以回乡；他们也可以辞职，另谋出路；他们还可以像本田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罢工，以争得更好的待遇……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自杀不但是对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的抗议，而且也是对于上述各种选择的否定。我想到了鲁迅描述过的“无聊”，一种深刻的对于意义的否定。不像可怜的阿Q，死在审判与枪决之中，他们自我了断，却像阿Q的死一样，震撼了我们的心。在那十三个瞬间，身体与灵魂分离过吗？他们如此沉静地走向死亡，或许竟不会有那种咬啮灵魂的痛楚，因为痛楚一直就那样存在着。这是一种自觉的死亡，还是大众媒体上所说的精神病症？我们得不到回答，唯有媒体上一片哗然，以及这哗然背后依旧的空洞与寂寞。
我想起了一个余华喜欢用的句子：“就像水消失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