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妇女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真正形成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与国际和国内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对妇女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第三，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暴露出中国妇女研究与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由此激发和促使中国的女性学者和妇女工作者迅速开展行动；第四，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使中国的妇女问题和妇女问题研究受到了全球性的高度重视，为国内外的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研究组织和机构得到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逐步走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二是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以往比较关注的婚姻家庭和传统文化等范畴，向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拓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亮点；三是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步丰富和更新，一些研究开始运用社会性别、运作式研究等新的视角和方法，表现出了更广阔的学术眼界；四是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出版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专著、丛书和论文。
一、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机构发展状况
中国的妇女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妇联、社会科学系统和高校，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机构则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社科系统。
1993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妇女专业化研究的开始。该中心成立以后，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开展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该中心以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现状及对策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先后召开了两次妇女发展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将会议有关论文结集出版，（注：参见白薇、王庆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白薇、王庆仁主编：《21世纪妇女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云南省妇女问题理论研究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特别是2000年成立的云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致力于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健康、维权和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并着重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开始了社会性别进入人类学研究主流的探索。
延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要以朝鲜族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多方面、多学科的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关注朝鲜族女性的社会经济参与问题；编辑出版了《妇女研究》系列论文集，还充分利用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的特点，开展了中国、朝鲜、韩国朝鲜族女性的生活与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于1999年召开了“中国、朝鲜、韩国的同胞女性的生活学术研讨会”等三国朝鲜族女性比较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该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妇女学界独树一帜的研究机构。
新疆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新疆妇女理论研究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当代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政议政状况、法律地位、婚姻生育和习俗变迁等领域的问题，先后出版了《西部女性的风采》、《新疆女性问题研究》及《新疆妇女进步与发展》等著作，并在《新疆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一批妇女研究的论文。
此外，四川、广西、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省、区的一些妇女研究机构，也针对本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主要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妇女面临着贫困、教育、就业、保健、暴力等一些较大的共同问题，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内罗毕战略》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对消除这些问题、全面提高妇女地位提出了目标和措施。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也主要从现存的问题入手，密切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生存发展的变化和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其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发展、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生育健康、人口状况等领域。
1.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与发展研究 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的存在、发展和进步全靠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妇女长期处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歧视妇女的现象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因此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是妇女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妇女社会地位及其变迁，自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首先要明确妇女社会地位的概念和涵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妇女社会地位界定为，相对于男性“妇女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权利、机会及其从社会得到认可的程度”。（注：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而怎样才能科学衡量妇女的社会地位？这就需要构建一套综合测评指标体系。林丽等人从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的状况出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分析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至少应考虑参政议政、就业状况、文化教育、卫生保健四大基本要素，而其中每一要素又由政治参与、社会活动、宗教信仰、教育年限、文化程度、文盲率、就业率、职业结构、妇幼保健、身体健康状况等因子构成，这些要素与因子密切相关，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的理论框架。（注：参见林丽、原新：《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探讨》，《西北人口》1996年第3期。）其他学者评价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时，基本上也是从教育、参政议政、就业、保健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的。（注：参见杨一星：《略述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状况》；郝林娜：《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地位问题应为特别关注领域》，王福临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发展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妇女地位是以男子地位为参照系的，如何看待妇女社会地位，应该要有性别意识和比较意识，这样才能真实反映性别关系的状况。受统计数据等材料的限制，在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中目前还缺乏这样的视角。
由于妇女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参与程度是体现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参数，许多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参与进行了探讨，其中主要涉及到参政议政、劳动分工与角色转变、妇女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社会参与对妇女地位的影响等。而在对当代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参与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提到妇女的素质问题是影响当代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参与及发展的重要原因。（注：参见倪素萍、王玉敏：《新疆妇女参政议政状况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苏依拉：《关于东乡族妇女社会参与与现状问题思考》，《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和钟华：《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少数民族妇女在经济开发中的优势浅见》，《中国妇女报》1992年12月19日第3版；和钟华：《论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史犁：《试析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劳动分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唐珍玉：《仫佬族妇女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化》，《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学术界对素质测评理论和方法、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及权重、素质测评技术等方面还没有比较成熟的观点，评价少数民族妇女的素质时不可滥用“素质较低”的定论。少数民族社会现存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文化、历史和思想根源的，必须把它们放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长河中去认识，而不能仅仅使用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分析和判别少数民族社会的问题。
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是随民族、时间、地点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而改变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民族中，影响少数民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学者们注意到，这些因素既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和传统文化等有关。（注：参见王宏刚：《古代北方民族妇女社会地位、作用的历史考察》，《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4期；池中莲、德全英：《论新疆妇女法律地位》，《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吴晓云：《试析元、明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的摄政功绩及其社会意义》，《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2期。）学者们还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得到提高。当然，要真正实现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还需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政府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承诺将把实现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如何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妇女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妇女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始终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注。1995年7月，中国政府颁布《1995-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许多省市根据纲要制定了本地的妇女发展规划。相应地，学术界对妇女发展问题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发展论文集》，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状况，书中收集的31篇文章分别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参政、教育、就业、婚育、健康等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认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与全国妇女发展的水平相比较，在行业构成、文化教育程度、婚育状况和卫生保健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并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对策和模式。（注：参见王福临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发展论文集》（中、英文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为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赞助的《民族妇女：传统与发展》一书出版。该项目集合了民族学、社会学和人口学方面的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的基本状况以及她们的处境和困惑，特别是她们如何觅到自立于社会的突破口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该书把少数民族妇女发展最关键的条件归结为两方面，即发展生产，提高素质。（注：参见严汝娴主编：《民族妇女：传统与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少数民族妇女运动编写组组织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妇联力量，编辑撰写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历史巨变》一书，对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并获得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集中展示。指出在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诸多条件因素中，普及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政府的发展指导仍然是少数民族妇女取得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不应局限于一种发展模式，而应当考虑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注：参见中国少数民族妇女运动编写组：《少数民族妇女的历史巨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上述论著均为论文汇编，其内容主要是对各族妇女现实生存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初步的调查和研究，缺乏系统研究和理论分析。如何在翔实的数据和材料的基础上，把少数民族妇女现状的经验性描述上升为科学的分析，需要学术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2.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研究 教育是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受经济滞后、地理环境制约以及民族特殊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直与东部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落后对经济发展的牵制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在各类教育中的地位堪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将妇女教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是妇女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这些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妇女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她们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并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注：参见吕青：《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妇女作用试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周竞红：《妇女发展——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及提高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学者们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还运用实证、调查、参与、比较、评价等一系列方法和手段，对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现状及问题、影响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的因素及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的对策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促进少数民族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女童教育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难点，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更是难中之难。学者们指出，中国普及教育的难点在农村女童，女童教育的难点在西部边远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女童就学难，包括自然、家庭、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原因。女童教育的发展，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关注、需要全方位治理的项目。如果没有政府与全社会的极大关注，没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童受教育环境的措施，女童就学难将会成为跨世纪的难题。（注：参见臧健：《中国西部农村女童教育研究》，《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提出母亲的素质对女童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一致提出抓女童教育必须花大力气抓妇女教育，提高母亲的素质。（注：参见王振玲、张晓乐：《民族贫困地区的母亲素质与女童教育》，《中国民族教育》1998年第4期；马毓勤：《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母亲素质与女童教育》，《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女童教育不仅受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关注，也引起了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发展女童教育、尤其是西部地区女童教育的举措。妇女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纷纷参与其间，并从单纯的研究转向行动式研究，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探索出解决问题的路子，促进政策改革。1992年，宁夏、甘肃、青海、贵州四省区协作研究的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大规模地采用了行动研究法，力图通过试验探索一种更加符合不发达地区教育实际的科学、严谨、客观、实用的研究方法。课题选择上述四省区少数民族聚居最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问题为研究的突破口，从农村女童就学难的实际问题出发，从现状调查入手，在追因调查、政策反馈、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环境”的试验假说，并在四省区进行试验，以树立一批可以在女童教育方面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最终探寻出一条有效解决中国西部多民族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难的办学路子。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其研究思路和办学模式对于我国中西部多民族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以至对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女童教育都具有参考、借鉴价值。（注：参见“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总课题组：《我国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研究》，《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四省区女童教育实验的开展和初步成功在学术界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每年都有一批论著发表。这些研究不再停留于如何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巩固率，而是着眼于女童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女童生存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增强。
妇女教育是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比较深入的领域，成果也极为丰富，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由于注重行动性和实践性研究，其关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问题比较显著、同时也比较容易操作的基础教育方面，而对少数民族妇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涉及的较少。对于现行的教育体系是否适合各族妇女的教育发展以及如何进行变革等问题，更是极少有人撰文进行探讨和论述。
3.少数民族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 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妇女与婚姻家庭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妇女的婚恋习俗、两性关系及性文化等，是大家重点研究的内容。
在婚姻家庭制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对纳西族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和阿注婚抱有兴趣。和钟华通过长达12年的人类学田野考查，从女性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对摩梭母系制的形成、家庭结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及其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础，以及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冲击下经历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她指出摩梭母系并非原始社会遗迹，而是当地特殊文化环境和生存需要的产物，它经历了母系——父系——母系的演进程序。（注：参见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2页。）翁乃群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运用象征分析法对纳日人（即摩梭人）的创世纪神话、女神祭祀和房屋结构等进行诠释与分析后，认为纳日人社会性别的文化结构体系可以概括为“女源男流”。而这一纳日人社会性别的主要象征结构关系与他们祖先由北而南的迁徙历史以及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在他们祖先漫长的迁徙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注：参见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承认摩梭母系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摩梭母系也在进行着新的调试和整合。有的学者认为母系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永宁摩梭社会的主流，并向多元化发展。（注：参见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第304-305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摩梭人社会中单纯的传统形态的母系家庭逐渐在减少，而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以及父系家庭所占的比例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现已占半数以上。（注：参见和少英：《纳西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关于少数民族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研究，学者们着重进行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纵向及横向的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使得一部分妇女处于劣势，从而引起她们在社会和家庭里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侯菊凤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传统型婚姻向以爱情为基础注重婚姻质量的幸福美满婚姻过渡，由传统依附型家庭向以夫妻共同决策的现代民主型家庭发展，由传统早育、密育、多育的生育模式向晚育、稀育、少育型的现代生育模式转变，但仍存在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注：参见侯菊凤：《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婚姻家庭生育状况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王金洪根据调查材料和有关文献，对当代西藏妇女的通婚范围、择偶方式、婚居方式、婚姻形式及礼俗、生育决定权及生育状况等进行描述和分析，认为当代西藏妇女婚姻状况和家庭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注：参见王金洪：《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对拉萨市与山南地区200户家庭的调查》，《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冯敏通过调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妇女传统的婚育观、家庭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其婚育行为也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之中，但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尚嫌不够，还需提高妇女的主体意识。（注：参见冯敏：《凉山彝族妇女婚育观的现代变迁》，《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对于少数民族妇女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和两性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定宜庄借鉴社会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大量清代档案，并特别注意对满、蒙史料的搜集运用，通过对满族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八旗制度下满族妇女的生活与婚姻、满族和其他民族的通婚与融和等三大方面的细致的历史学描述，揭示了16-19世纪满族妇女生活和婚俗的历史变迁。（注：参见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晓运用文化人类学参与式观察访谈的田野工作方法，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妇女群体与特定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她认为西江社会为了维护内部的父系血统和社会稳定，从观念和制度上将“性”定位成丑陋和羞耻的，对不合规范的两性行为施以重罚，对越轨女性的惩处尤其严酷。这种性羞耻文化对女性的思想和行为造成了极大的束缚。（注：参见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晓所涉及的性文化研究，开创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新领域。
4.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研究 生育健康是近年来形成的一个新概念，生育健康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文化及经济因素，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它同这些因素的关系。不仅男性很少关心妇女的生育健康，许多妇女也不了解自己在这方面的权利和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生育健康研究才在中国逐步开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滞后，生存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和东部地区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健康问题，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生育健康研究的重点，并且在描述状况的基础上，逐渐向发掘深层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发展。
1992年，云南省制定了一个妇女生育健康及发展计划，为满足省内贫穷边远地区的妇女生育健康需求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推动了妇女生育健康研究的发展。这些由社会科学工作者、医疗保健人员和妇女工作者组成的研究组织，在研究与行动、科研与服务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突破传统的以生物医学方法研究妇女生育健康的模式，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与实践。其中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在云南农村各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的现状和需求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其编辑出版的《生育健康和社会科学》丛书中，《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一书集中论述了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包括概念、定义、理论、研究报告、分层次生育健康教育模式及其评价的构想，以及未来研究的设想等，同时对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健康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就彝族、傣族、独龙族、拉祜族妇女生育健康开展个案研究；（注：参见赵捷等主编：《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传统文化和生育健康》一书则在描述和解释现象的基础上着力研究了传统文化，尤其是特殊的生育文化对白族、彝族、佤族、傣族、水族、瑶族各民族妇女的生育健康的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指出传统生育文化像一把“双刃剑”，既有维护妇女健康的作用，也有危害的一面，应该在宣传倡导科学的生育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对有积极作用的文化习俗加以因势利导。（注：参见方铁主编：《传统文化和生育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本著作不仅对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的发展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也对全国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健康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研究 20世纪90年代民族人口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少数民族女性人口问题是我国现阶段人口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的基本状况及少数民族妇女人口进步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两个方面。
张天路通过对年龄结构、文盲比率、死亡率、生活质量指数等指标的定量化分析，并结合民族因素，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的发展从低起点前进，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妇女这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注：参见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的演进》，张天路主编：《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他还就少数民族妇女人口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做了专题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妇女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增长速度过快，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3.8%，倍增年限短暂，仅为35年，不仅不利于妇女生活质量和地位的尽快提高，也会促使未来人口数量的升级；大部分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构成落后，非智力型职业高于男性，农林牧渔业中，妇女劳动者占绝对的优势，其根源在于妇女文化程度和在学率较低，文盲率高，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低。同时，他还通过详细分析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妇女生育模式的现代化和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的提高是带动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实现现代型民族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注：参见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妇女人口发展与问题分析》，张天路、黄荣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吴建平也指出女性的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的质量，女性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的现代化。她根据内蒙古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内蒙古自治区1996年教育统计提要中的有关数据，分析了内蒙古地区女性的文化素质状况及其与人口现代化的关系。指出内蒙古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很低，文化素质低是普遍的现象，而女性的文化素质偏低，对内蒙古地区人口现代化产生着消极影响。不同文化素质的妇女生育率的差异表明，人口的高增长，其实质是低素质人口的更快发展。因此，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是控制人口数量、进而提高人口质量最为有效的措施。（注：参见吴建平：《内蒙古女性文化素质状况与人口现代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研究主要在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客观而深入地分析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问题，并力图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方法和实践途径。由于这些研究采取了量化（定量）分析的方法，所以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妇女研究提供基础的、翔实可靠的统计资料。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妇女人口研究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内容上比较单一，较少涉及老年妇女人口、流动妇女人口、妇女人口的社会参与等；在数据来源上主要依靠统计部门，而没有建立起更多的获取可靠数据的渠道和途径，如追踪调查等；在方法上缺乏性别观念，忽视从性别角度研究妇女人口问题，尤其是对两性进行相互比较。
6.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研究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族或部分信仰宗教，有的民族中还不止信仰一个宗教。因此妇女与宗教的关系近年来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在论述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的文章和著作中，以佛教及伊斯兰教的内容较为多见。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宗教教义中的妇女观、妇女在宗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妇女宗教信仰状况以及宗教中的女神崇拜和女性崇拜。
关于宗教教义中的妇女观，学者们认为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对妇女的看法上都具有两重性。如藏传佛教有崇拜女神的传统，相信轮回转世，都表现有尊重女性的一面，佛教密宗中最高修持阶段是“男女双修”，表明男女在成佛过程中的平等、互补关系。但藏传佛教认为藏民族是由神猴和罗刹女结合的产物，藏族男性继承了神猴本性，而妇女继承了罗刹女食、嗔、痴等本性，女人是导致人类堕入俗世的罪魁祸首，是“劣生”，表现了歧视妇女的一面。（注：参见诺布旺丹、巴桑：《藏传佛教中两种女性观》，《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伊斯兰教也有尊重妇女的一面，有些学者为消除社会上流行的看法——伊斯兰教最歧视妇女，特别强调《古兰经》中善待妇女的思想内容，认为经文中贯穿始终的是倡导男女平等，甚至认为“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伊斯兰教全部妇女观的基石”。（注：参见马来岸：《〈古兰经〉妇女观浅识》，《中国穆斯林》1993年第2期；冯今源：《试论伊斯兰的妇女观》，《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4期。）
在妇女与宗教的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一方面肯定佛教、伊斯兰教在藏、回等少数民族妇女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认为随着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妇女在宗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降低，宗教对妇女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注：参见李皓：《从不同社会时期的宗教信仰看西藏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1期；高桂英：《伊斯兰教与宁夏回族妇女问题》，《回族研究》1995年第2期；南文渊：《伊斯兰教影响下的西宁回族妇女》，李小江主编：《主流与边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6-69页。）即使如此，妇女对宗教的崇拜和信仰程度并不低于男性，一些地区妇女信教的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了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本质，一些学者对藏族和回族妇女的宗教信仰方式、特点及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认为她们对宗教的虔诚度与文化程度、经济活动和年龄等有直接的关系。（注：参见拉毛措：《浅谈藏族妇女的宗教信仰方式及特点》，《青海统一战线》2000年第1期；戴建宁：《改革开放中西北回族妇女信教问题》，《当代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可以为我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科学指导。
三、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发展从速度、规模、范围到成果都是引人注目的，特点和问题也比较显著。
1.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还未建立起科学和系统的学科体系 什么是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是什么？至今没有人给它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学科定义。这与中国妇女研究的学科属性所处的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有着直接的关系。妇女学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提出后，中国的妇女研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研究范畴，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在各学科中它也没有被纳入主流，而是处于学科的边缘位置。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多层面、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范畴，其学科属性争议更大，不能确定是属于中国妇女研究的分支，还是属于民族学的分支，或是将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如果套用中国妇女研究的某种概念，可以暂时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定义为：“它是以少数民族妇女为研究主体，将少数民族妇女置身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研究其自身的发展、地位、作用及其与社会变革、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婚姻家庭、生育保健、教育等的关系，通过对妇女的研究达到全面、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人类本身，有着特定的丰富内涵。”不过在中国，民族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比较“独立”的状态，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与中国妇女研究的联系与合作并不紧密，所以一些学者更倾向于将其归属于民族学或人类学，或是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如王承权呼吁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女性民族学，她认为女性民族学是以各民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本体的科学研究范畴，其纵向指从古至今的中外各民族女性，其横向涉及各民族各个时期的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人口、习俗、宗教等方面的状况、特点、作用、变迁、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探索有关规律以及前瞻性的研究等，是一种以各民族女性为本体的综合性研究。（注：参见王承权：《重视女性民族学的研究，迎接21世纪》，《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王承权的呼吁反映了学术界对于构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学科体系的心声，但其设想十分庞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女性人类学和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加以译介，在主流学科中加入了女性的声音，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学科化也不无裨益。（注：参见潘杰：《女性人类学概说》，《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李霞：《国外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人类学主流的认同。1999年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辟了“家庭与妇女”专题，与会者都认为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将有可能形成很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新的学术空间。（注：参见和少英、周星：《拓展民族研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空间——教育部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学术会议综述》，赵嘉文、马戎主编：《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由于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以民族学、社会学和妇女学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都有所涉及，但又都重视不够，导致其与中国妇女研究和民族研究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显得非常薄弱。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学科归属仍没有解决，学科意识仍待加强。虽然学科的建设不在于急于建立自己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而在于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但是，要想使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消除与其他学科的巨大差距并真正进入学科主流，就必须努力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学科体系。
2.理论和方法的日趋多元化及其不足 以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目前也是处于众说纷纭的状况。由于从事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领域，同时包括政治学、妇女学、医学、教育学、人口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因此从多学科切入，不同学科运用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分析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发挥学科整合的优势，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一大特点。又由于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担任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骨干，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观察研究各个地域与民族中妇女的生活和文化，则成为近年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近年在方法上的发展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研究视角越来越社会化，研究的方法趋于实证化，研究的应用性不断加强。尤其是行动干预和运作式研究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动向。二是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介绍国外的妇女研究学说，并成功地引进了诸如口述史等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的有效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这种重心的倾斜使本来就显薄弱的妇女理论研究，更加受到忽略。学者们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还存在其他一些较大的问题。如研究中普遍缺乏性别比较、性别分析的观念与视角，仅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就女性谈女性，这点在数据（量化）分析方面尤为明显。此外，不少学者仍把其研究对象视为弱势群体，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文关怀，而缺乏科学的意识和理论的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整体水平，影响了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导致缺乏有分量的专著及深入的专题研究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
3.研究领域的逐步开阔和发展不平衡 以往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表述与分析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国内背景的变化，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焦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出现视野逐步开阔、领域逐渐扩大的趋势，举凡妇女社会地位、教育、婚姻家庭、生育保健、传统文化、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不有人涉足。然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的还是妇女问题中的热点和难点，始终是以妇女问题为切入点，又以妇女问题为推动研究的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动力源，导致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尤其是妇女史、妇女人物与妇女形象、妇女与文学艺术的研究等涉及的较少；有些领域如妇女心理、妇女与环境、妇女与家庭暴力等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还有必要吸收各学科的成就，创建新的领域，以促进该学科的真正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