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回报的因素:来自中国的实证数据_家庭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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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贝克尔(Gery S.Becker)最先运用消费行为理论对教育投资效用进行解释,分析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投资决策,创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父母将收入用于购买商品和抚育孩子,在市场商品与孩子之间所做的收入分配选择,能使父母得到最大满意程度时的效用便是最大化。芝加哥学派代表学者罗伯特·威利斯,利用他的家庭效用函数U= U(N,Q,S),说明家庭效用U最大化依赖于N(孩子数量)、Q(孩子质量)、S(其他物品带给家庭的满足)三者在家庭中的分配。在家庭收入一定、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争取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

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许艳丽(2002)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引入家庭教育投资,探讨其理论依据、教育投资成本一收益、教育投资收益的社会比较及影响。靳娟、杨光永(2006)认为,个人教育投资的均衡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刺激个人教育投资积极性,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教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收益和风险应是两个基本属性。赵宏斌、赖德胜(2006)利用成本一收益法,提出个体教育投资风险与其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或专业选择密切相关。

实证分析方面,尹敏、施焰(2003)选择昆明和曲靖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得出家庭额外教育投资的多少与家庭的文化背景、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关。黄乾(2005)的研究表明农户教育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收入较低,教育投资价格偏高,以及教育投资风险较高和收益率偏低。而韩敏(2000)将金融引入家庭教育投资领域,通过银行扩大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的分析,提出要以发展教育消费信贷为中心的系列金融产品来刺激个人家庭教育投资并带动整个教育市场的繁荣。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对全国各地区的问卷调查和走访的方式,笔者搜集了大量家庭教育投资的数据,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为达到有效提高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的目的,在初步了解相关的影响因素之后,论文着重研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教育投资支出水平,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进一步理解其根源,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出有效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的途径和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数据的搜集及处理

家庭教育投资包括家庭对子女的金钱投入、文化投入、时间投入及家庭教育投入与孩子总体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等。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各地进行问卷调查和走访。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4份。问卷中包括14个题目,从不同的方面测度家庭文化程度、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及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和支出水平的各种因素。调查的地理范围较广:从中国北部黑龙江省到南部广东省共15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各异:地区人均GDP从5.952万元到5.426万元(注:数据来源:地区人均GDP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得来(单位:万元),包括: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福建省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子女年龄层次分布分散,从6岁到26岁;家庭年收入跨度也较大,每年3000元到25万元(注:数据来源:调查问卷统计得到。);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各异。调查范围广泛,数据样本大,以保证调查结果具有说服力。

论文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作数据处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注:主成分是由Karl Pearson(1901)提出的,1933年Hotelling将此概念推广到随机变量中。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少数几个主要分量来解释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它常被用来寻找判断某种事物或者现象的综合指标。只代表一个指数,没有单位。),建立不同的综合指数来衡量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和各地区教育状况。其中,将家长的年龄、学历、受教育时间等作为衡量指标(家长受教育程度是家庭文化背景的重要因素之一)描述家庭文化环境,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消除变量在数量级或量纲上的影响。通过对几个指标的分析,家长的受教育时间、学历及年龄这3个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93.5%,表明可以用来解释家庭文化环境。按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描述家庭文化的综合统计指数。同样,将子女就读学校的水平、子女有无特长、成绩状况等作为描述教育投资收益的指标;将地区学校数量、教职工人数、优秀教职工人数、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等作为描述地区教育状况指标。计算相应的综合统计指标。

二、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的判断

本文首先利用Bivariate相关性检验(注:Bivariate过程用于进行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参数或非参数的相关分析,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如果是多个变量,则给出两两相关的分析结果。),对影响教育投资收益的各因素作计量分析。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显示,与家庭教育投资收益有比较明显相关性的因素有5个: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子女年龄、家庭文化环境、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比例、地区教育状况。其中前4个因素对于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相关程度较大,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的相关性系数最大,判断该因素具有最显著的影响作用。

接着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有哪些因素,以提高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利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家庭文化环境、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人均GDP)、子女年龄、家庭收入、子女学习质量(用投资收益来表示)、地区教育状况,这6个因素与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性系数都比较大;相关性比较明显。

(二)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因素。通过相关性分析,考虑到如下6个因素可能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影响:家庭收入、家庭文化环境、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子女年龄、子女学习质量(投资收益)、地区教育状况。对各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原始模型为:

根据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到,Durbin-Watson检验值1.971接近2(表1),说明该模型各变量间具有多重共线性,调整系数R为0.662拟合较好,通过残差PP图(图1)说明方差齐性,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前3个因素的T检验值显著,表明前3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显著;而地区教育状况的丁检验值为0.459,P值为0.647,按置信度95%判断,p值明显大于5%,可认为地区教育状况的回归系数为0。同理也可判断子女年龄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地区人均GDP)回归系数都为0。据此所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y代表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单位:万元),分别代表家庭文化、家庭收入(单位:万元)及子女学习质量(投资收益)。而表示地区经济状况的地区人均GDP、子女年龄、地区教育状况,由于T检验值并不显著,说明其对家庭教育投资并没有显著的作用。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家庭教育投资具有一定的刚性。虽然家庭教育投资与子女年龄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35),但并不会强烈影响投资水平;地区教育状况虽然与教育投资水平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也同样影响较小。

图1 残差的P图

表2中第4列,标准化偏回归系数衡量了各变量对教育投资的贡献大小,消除了原始量纲的影响。剔除地区人均GDP的影响后,家庭文化、家庭收入及投资收益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568、0.006、0.225。因此可以认为;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家庭的文化背景、子女学习质量与家庭收入3个因素。其中家庭的文化背景导向作用更强。

(三)决定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的因素

前文已得出与投资收益有较大相关性的因素有5个,为使分析更全面准确,进一步分析这几个因素影响作用的显著性,并且考虑也可能存在影响作用较小的因素,本文引入第6个因素——教育投资支出占对子女全部投资支出的比重。我们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验证它们可能对家庭教育投资收益产生的影响。利用上文同样的方法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为:

其中:z代表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分别代表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子女年龄、人均GDP、家庭文化环境、地区教育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教育投资支出占对子女全部投资支出比重、家庭收入的系数t检验值分别为0.32和0.785,都不具有最著性,因此判断这两个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并没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分析的结论和进一步的思考

(一)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的研究结论

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和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1)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以及孩子年龄起了较大作用,除了投入大收益大的原理,可能还由于随着子女年岁增长,逐渐成熟,心理作用的影响,子女自身的作用是很重要的;(2)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家庭的文化环境对教育投资的收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正说明了经济是一个地区发展教育的基础。

(二)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因素的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从多重线性回归模型(2)可以得到,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实际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教育投资受家庭文化背景、家庭收入状况、子女年龄、地区教育状况及子女学习质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一些因素作用较大,对投资水平贡献率较高。

1.家庭文化背景、收入状况是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影响较大的两个因素。一般认为,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文化背景的家庭,由于家长文化水平较高,对子女较高的期望对教育产生影响,自然增加对子女的投资;当然家庭收入是投资的基础。例如本次研究中;宁波一户家庭夫妻双方都是留洋博士,对孩子投资也相当大,每年达7.5万元,占其家庭总收入30%左右。而福建龙岩一个农户家庭,夫妻双方都是高中以下学历,家庭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对孩子教育投资每年只有约3千元,只占家庭收入的 8%。良好文化环境的家庭,对子女往往也做多方面的教育投资;而在农村这样文化较落后地区,大多数家庭使其子女“子承父业”,继续务农。家庭收入水平成为家庭教育投资的保障。

2.子女的学习质量也对家庭的教育投资产生了较强烈的正向的影响。从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学习质量较高的子女,家长对其后续的教育投资支出会相对较多,且效应十分强烈。子女的学习质量可以看作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相当于投资成本。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都尽可能合乎所谓的理性,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投资过程中个人都是追求最大收益的。个人教育投资首先是一项经济活动,自然也应期望最大的收益。本次研究也反映了子女学习质量(投资收益)越高,家长所愿意投入的教育费用(教育投资)越多是合理的(见图2)。例如,浙江台州一户年收入15万元左右的家庭,投资收益指数较高,该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投资达到每年3.5万元,同时其投资额也占家庭年收入的 20%以上,是教育投资支出很高的一例。

图2 调查中个人教育投资收益与投资支出的散点图(横轴为投资收益,纵轴为家庭教育投资)

3.子女的年龄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也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取决于教育成本。分析显示,虽然家庭教育投资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具有一定的刚性,但是子女年龄仍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子女年龄增大,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增加。对此的解释,笔者认为一般而言,教育成本会随子女年龄增加而不断上升。例如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对该部分受教育群体所征收的只是少量学杂费,国家的资助减少了家庭的支出负担,而大学学费就相对多得多。目前国内大学学费一般在每年5千元左右,若出国深造,更加大了教育成本。因此子女年龄增长带来了家庭对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本次调查中,在19岁以上子女的家庭中,除去个别子女利用自己的收入交纳学费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一般都在每年1万元以上,最少的也有8千元左右;而19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例如福建龙岩一个9岁儿童的家庭,教育投资每年支出刚刚超过2千元,这是调查中教育投资最少的一例。

4.地区教育的水平,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虽然地区教育水平对家庭教育的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不强烈,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状况良好的地区,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这与个人教育投资和国家、社会教育投资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极大关系。整体上说,我国的教育投资状况不足,教育经费比重不高,因此家庭教育投资就逐渐上升。但在特定区域,政府教育投资相对较充足的地区家庭就可以减少一定的教育投资;而不影响满足接受教育的人(子女)的需求状况;而在教育状况比较差的地区,要达到相同的教育投资收益,若有足够的投资金额和与教育发达地区家长一样的思想状态等,家庭必然增加教育投资以满足需求状况。

虽然教育投资收益与教育投资支出在整体上呈同向发展,但也有例外,既存在教育投资少但教育收益较高的家庭,也存在教育投资收益较低而投资大的情况。例如,调查中有两户家庭,四川广安一户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的家庭,投资收益指数是调查中领先的一例;而北京市有一年收入只在5万元左右的家庭,对孩子的年教育投资却达到2.8万元,接近家庭总收入60%,而投资收益指数较低。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笔者认为长期以来,个体教育投资多是代际间的投资行为,除了考虑未来收益外,还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习俗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冲淡了对未来收益的理性分析,因此即使收益并不大,甚至减小,家长也不会将教育投资减少过大的幅度,甚至反而会增加。家庭同时还会不惜牺牲一定的即期消费,压缩一定的基本生活支出,动用一定的储蓄,乃至举借一定的债务来从事教育投资。

综上所述,若某一地区教育水平特定,在不考虑免费或福利教育及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受家庭文化环境正向影响,与子女年龄成正比,与家庭收入成正比,与教育投资收益成正比。另外家庭教育投资支出可能还受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和社会观念、文化传统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性别因素。但总体而言,根据本文对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相同年龄层次子女的家庭,增加家庭教育投资,关键是提高家庭文化背景、加强对子女的理性教育、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教育支出是提高家庭教育收益的可行途径。

也应看到,单方面加大教育投入,未必带来收益加大,投资收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学校教育质量和孩子本身都是创造收益的主体。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是条件,而政策和制度也具有影响作用。因此,孩子创造的教育收益对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同样会产生积极影响。它会调动家庭教育投入的反应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家庭经济发展,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对于家庭而言,提高家庭教育支出,改善家庭文化氛围,选择教育水平较好的地区和提高家庭经济水平等能提高教育投资收益。国家也应该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提高各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增加师资力量,完善社会整体的文化环境以帮助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另外发展经济是这一切的前提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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