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不能承载的负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负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低调帝国——21世纪的新发明
布什总统在一次向西点军校毕业生发表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并不是一个需要扩张的帝国，也不准备建立一个乌托邦。”当他在11月对聚集在白宫的退伍军人们讲话时，他声称美国“没有领土野心，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帝国的企图。我们的国家是为自己与其他人的自由而奋斗的”。
自从乔治·华盛顿给他的同胞们提出了美国应避免卷入海外纠纷的警告，海外帝国一直被这个共和国看做是一种诱惑和潜在的恶果。然而，除了“帝国”这个词，还有什么词能够用来形容美国变为现在这个可怕东西？她是惟一通过全球五个军事指挥部来维持世界治安的国家，她在世界四块大陆上拥有一百多万名军人的武装部队，她在每一个大洋上都部署了巡逻的航母战斗群，保证了从以色列到南韩的生存，她主导着全球贸易和商业活动，而且还向全球各国人民的头脑中灌输了大量美国式的愿望和梦想。
“9·11”事件唤醒大家去花时间思考，美国的势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美国都引来了什么样的复仇之恨。
然而，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势力，不仅仅意味着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或是最遭人憎恨的国家。它意味着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维持帝国主义行事方式，并且按照美国的利益需要来这么做。它意味着制定出美国希望的规则（包括从市场规则到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方面的规则），而同时还要让自己不受那些对美国不利的规则的限制（如为气候变化而制定的“京都协定”和国际刑事法庭）。它还意味着美国接替了那些20世纪衰败帝国（奥斯曼、不列颠、苏联）的帝国主义功能。在21世纪里，美国独霸天下，费力地控制着那些纷争四起的地区（像巴勒斯坦地区和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地区），这是过去那些帝国留下的恶果。
美国的这个帝国与以前的那些靠殖民地、武力征服、“白人的天职”而建立的帝国不同。21世纪的这个帝国，是政治学史册中的一种新发明。它是一个低调的帝国，一个唱着“自由市场、人权、民主”这类动听口号，又有史无前例的惊人军事力量支持的全球型帝国。
伊拉克问题充分暴露了美国新角色的本质
美国总统在2002年9月份宣告的国防战略是：美国将致力于领导其他国家向“唯一可持续的成功国家模式”发展。他所指的成功国家模式，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民主。目前发生的一切，最深层含义还没有全面显现对伊拉克的行动是一次帝国主义行动。它将使一个共和国，在危机四伏的伊斯兰地区（包括从埃及到阿富汗），不情愿地成为和平、民主化以及石油供应的保证者。
此次对伊拉克展开的行动，将为美国在海外的帝国主义角色是否会威胁或加强她作为一个共和国的身份的长期争论谱写一个定论。虽然美国选民们依然支持布什，也开始怀疑他声称对恐怖分子和暴君永无止境的战争，也许仅仅会让美国更加容易遭到袭击，或许同时还会给美国本国的自由、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知道，所有帝国最终都将遭到报应。把美国称为新罗马，让人立即回忆起罗马的辉煌和最终落入野蛮人之手的命运。一个充满自信并无忧无虑的共和国，现在却不得不面临永无止境的帝国主义命运，而且还有可能面临一个历史中所有帝国都有过的现象——傲慢自大，然后走向灭亡。
对伊拉克的行动，代表了为控制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扩散而采取的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开端。这是首次尝试掐断国际恐怖组织潜在的致命技术的来源。但是，推翻政权是一种最高级的帝国主义行为，因为它是建立在为了帝国的利益可以践踏他国主权的前提上。布什政府也许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一个对自己国家人民进行谋杀和种族清洗、两次侵略邻国、掠夺本国人民财产用于修建宫殿和发展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政权，在道义上有什么主权？
可推翻他国政权，产生了一个对美国人来说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否美国人的自由使他们继承了一种保护他国人民自由的责任？面对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越南战争曾经被宣传成一场自由之战，越战最后却导致了美国的失败。
伊拉克的流亡者们担心，如果仅仅是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政权，只会是由一个复兴党暴君取代另一个复兴党暴君。当然前提是这位新暴君将会遵从五角大楼和美国石油公司的意愿。每当美国在海外实施影响力的时候，从来就不能肯定她到底更重视“稳定”（不仅意味着政治稳定，还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稳定商品及原材料的流通），还是更重视她自己所鼓吹的“民主”。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美国一直是极度向“稳定”方面倾斜。比如美国曾在伊朗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摩萨台政府，在智利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伊拉克将是考验美国如何选择的又一次机会。就在隔壁的伊朗，从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支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主”，她扶植伊朗国王实行专制统治，除了掀起了1979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高潮，既没有产生“稳定”也没有产生真正的“民主”。同样的命运是否也在等待着伊拉克？
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对于英国布莱尔政府和美国布什政府以萨达姆的人权问题作为推翻该政权的借口感到震惊。很明显的是，英美两国政府在1988年萨达姆向库尔德人施放毒气之时，串通一气，可耻地保持了沉默。现在这两个政府却要采取实际行动了。
自由的共和国也许会感到自己有一种帮助他国人民获得自由的责任，然而却回答不了一个谨慎的问题——共和国是否应该冒险这么做？风险很大，而且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不要说巩固伊拉克的民主了，即使是巩固正常秩序也需要十年。伊拉克的反对派们所描绘的关于伊拉克未来民主和各民族组成跨宗教联盟（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的蓝图是很伟大，除非美国和受联合国指挥的军队，能继续留在那里维持和平，直到伊拉克人互相之间能有足够的信任来自己管辖自己，这种蓝图只能是纸上谈兵。
攻打伊拉克美国将承担责任
如果美国攻打伊拉克，她将承担起重建整个地区秩序的责任。今后的几届政府也将不得不继续承担起这种责任。一个帝国的负担是长期的。这种负担包括：开始和伊朗人展开对话，伊朗看来正处在政治风波中，所以美国领导下的民主邻居不会使他们觉得受到威胁。美国还需要打消土耳其的疑虑，美国应该让库尔德人明白，美国政策的真正目标并不包括创造一个在未来分裂土耳其的库尔德政权。美国还必须劝说叙利亚放弃对以色列的要求，并且实现和平。一旦民主制度在伊拉克扎根，隔壁的沙特也将不得不拥护本国的民主改革。
另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在推翻伊拉克的阿拉伯政府同时，让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的坦克、武装直升机，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注定永无止境。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孤注一掷的主要危险在于，以为在巴以冲突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与萨达姆的战争中获胜，会给美国创造一种统治中东的稳定霸权。实际上，没有中东地区的和平，战胜伊拉克战争，仍然会让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冲突继续。这种冲突不仅会将巴以双方毁灭，还会把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威信毁掉。
应该明白的是，对伊拉克动武还附带了另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应该促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和平。要实现这种和平，最起码应该在附近给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能给三百万人口提供生存空间和就业机会的国家。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美国连实现这点最起码公正的决心都没有，不论是她还是以色列，都不可能免于恐怖主义袭击。
如果对伊拉克的进攻与中东和平问题脱钩，那么，美国能从对伊拉克取胜中得到的，就只能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创造出更多恐怖主义组织。如果美国能帮助巴勒斯坦建国，结果虽然不能改变像本·拉登这样痛恨美国本身的人，但是至少会消除那些痛恨美国行为的人的仇恨。
为什么攻打伊拉克最终变成了一种帝国主义行为？因为要想对伊拉克的战争取胜，美国必须创造自由，不仅要给伊拉克人自由，还应该包括巴勒斯坦人，而且还应该让以色列人有更大的安全感。对伊拉克行动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只采取一半措施，将比采取全面措施更危险。
美国是否能够成为受拥戴的霸主
那么问题就不是到底美国是否太强大，而是美国是否足够强大。她是否拥有在这个被鲍威尔称为全世界最危机四伏的地区成为霸主的能力？
美国人在海外以武装形式出现的时候越来越多，海外呆在铁丝网和高墙后的美国人越来越多。随着所有美国大使馆为防止恐怖活动加强了保卫，美国这个帝国在海外的前哨越来越像阿帕奇要塞了。从在海湾巡逻的航母舰队到头顶呼啸而过的美国F-16战斗机，美国的实力对世界各国来说显而易见。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帕坦农民看到的是武装到牙齿的82空降师，而不是美国的援助人员和水利工程师。美国在阿富汗每个月花费大约十亿美元进行军事行动，在援助工作上的只有2500万美元。
以这种方式实施自己的影响力，以暴制暴，美国赢得的是敬畏而不是爱慕。美国的强项在军事实力方面，军事实力并不能遮盖美国在一些关键区域的弱点。有些势力不能被武器征服，却可能被实际行动感化。
美国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方式，煽起了敌手们对美国的仇恨，是不值得惊讶的。更糟糕的是，它还在美国的朋友（那些安全取决于美国的国家）中间引起了不满。这种现象在欧洲最明显。美国的全球战略目前正在逐渐显明，那些欧洲盟友们被降到了勉强算是低级伙伴的地位上。这使美国的这些盟友一肚子怨气，她们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个在1945年解放了她们的国家。
“9·11”事件再次重申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从全球角度来说，实力还是靠军事能力来衡量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缺乏让自己受到重视的军事手段，而且他们发现自己过去的保护者——美国，在危机时刻有蔑视他们之嫌。
然而，美国人完全靠自身力量，是不能建立一种全球秩序的。欧洲国家在维和行动、国家建设和人道主义活动中的参与非常重要。美国需要（即使她不愿意）让欧洲国家参与她不断扩大的帝国主义事业的管理工作。美国强行推动一种新的分工：美国负责打仗，法国、英国、德国负责在边境地区进行维持秩序的巡逻，荷兰、瑞士、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等国负责提供人道援助。
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都曾一边签署各种符合自己目标的法定协定（世贸组织就是个例子），一边拒绝甚至破坏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协定（比如国际刑事法庭和“京都协定”）。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出现，它是按照美国帝国主义的目标而设计的。美国的盟友们想要一种能在本质上限制美国实力的多边主义秩序。
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地方比阿富汗更偏远了。然而“9·11”事件正是在这个偏远荒凉的地区策划的。恐怖活动已经没有距离的阻隔了。这种距离阻隔的消失，已经提醒美国有必要关注在那些边远地区建立秩序。建立秩序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由于经济和道德原则的原因，在实施这种行为时，给予当地人民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这是很关键的。
老式的欧洲帝国主义自圆其说的根据是，帝国主义是一种建立文明社会的使命，是一种让部落和所谓劣等人种能具备自治所需的自律习惯的准备工作。自治不一定要很快实现——帝国主义统治者们希望自己的美好时光能越久越好——但是自治还是被当作一种远期的盼望前景。现代民族主义道义上的主要内容就是自主权。如果真的进攻伊拉克，当地精英们应该被“增强”，使他们有能力在美国重建当地秩序后，接管伊拉克。国家建设追求的是通过“退出”战略来平衡帝国主义势力和当地自主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快速帝国主义：投资、得到结果、把该地区重新还给当地人、然后退出。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它和老式帝国主义是相似的——像阿富汗、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这些地区（也许很快还要加上伊拉克），真正权力保留在华盛顿。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76年在《罗马帝国的衰败与灭亡》第一卷的卷首写道：只有那些能注意不过度扩张自己领土的帝国才能生存下去。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错觉，是把全球力量与全球统治相混淆。美国也许拥有前者，但她并不拥有后者。美国人并不能重建每一个失败的国家，或平息所有对美国的仇恨。她越试图这样做，越是自不量力。正是这种自不量力，最终毁灭了过去那些传统型帝国。
一个帝国必须明白，有武力支持的外交手段，是比仅靠使用武力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这样，她才能生存下来。如果美国像现在国防战略建议的那样，企图防止任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她将彻底陷入吉本所预言的危险——力不从心，然后一败涂地。
美国还是一个脆弱的国家，虽然她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因为她的主要敌人（先不说伊拉克、北朝鲜）并不是容易受到阻挡、影响、胁迫的一个国家，而是躲在暗处，已经被证明是无法被阻挡和威慑的激进组织，他们劫持了一个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这个意识形态可以为激进势力提供无尽的新成员，而且还成为他们的战争伙伴。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这个帝国发现，她在中东地区所依靠的支柱，实际上真的是建在沙子上。
民族主义与自我陶醉是帝国的最大危胁
20世纪的帝国有两个报应，一个是民族主义——人民对不在异族统治下自治的一种渴望；另一个是自我陶醉主义，这是帝国主义统治者总也改不了的一种错觉——认为“劣等民族”渴望模仿他们。民族主义和自我陶醉主义，已经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重新树立全球霸权的行动造成了威胁。
美国在20世纪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她明智地意识到只有把自己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美国的愿望。
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核心，是由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创造的。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人类是平等的，任何人种都有权得到没有外国干涉下的自治。帝国主义时代注定要被一个独立、平等、自治的民族国家时代所替代。但这并没有发生。美国接管的世界，不仅受到了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失败的创伤，而且还受到了那些为建立并维护自由国家而开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失败的创伤。现在，突然又受到了伊斯兰教徒企图在失败的民族主义理想的废墟上建立起神权专制社会的创伤。
帝国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明白自己的限度。“9·11”事件迫使伊斯兰世界进入了一场长期而血腥斗争的开端，这场斗争将决定伊斯兰世界被什么方式和什么人来统治，是独裁者，伊斯兰教徒，或是民主派。美国可以帮忙压制并控制这场斗争，但是，即使美国自身的安全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她还是不能完全控制这场斗争。只有极端神志不清的帝国主义者才会自认为有这种能力。
（摘自《香港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