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与中西关系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中西论文,走向论文,新战略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重新遭受西方遏制、美国妄图称霸世界的巨大压力下，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蓬勃兴起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多重冲击下，冷战后的中国外交起步极为艰难，挑战极为严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80年代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外交战略。探讨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发展，对于研究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尤其是中西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冷战后邓小平的新外交战略
（一）冷静观察，采取韬光养晦之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西方再次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面临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中国怎么办？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外交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任何决策上的偏差和战略上的失误，都将产生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旨在把中国自己事情办好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这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应变性举动，是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逻辑起点，它对冷战后的其它外交战略都具有指导意义。
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冲击，人们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存在着各种看法。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和政治遏制面前，许多人难以保持冷静，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外也有极少数人主张步苏东后尘，向资本主义妥协，改旗易帜。在攸关社会主义中国前途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15-321。）1990年12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63-365。）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构成了“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内容。它是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是以柔克刚、卧薪尝胆、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和取胜之道，是极巨匠心和深谋远虑的。正是在“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举大旗、不当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经受住了冷战终结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巩固与发展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度过了冷战后最困难时期。
（二）有所作为，倡导国际新秩序
中国采取“韬光养晦”之策，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退缩和软弱，它不是无所作为，不求进取，而是要积极防御。当然，中国仅仅实行“韬光养晦”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还是不够的。邓小平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63-365。）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53-356。）邓小平在80年代末曾提出国际新秩序的初步构想，在这两次谈话中，他把国际新秩序提高到中国基本外交政策的地位。实践表明，国际新秩序是冷战后中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它在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后的中国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际新秩序而展开的。
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主要是针对冷战后西方的国际新秩序而提出的。90年代初，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都纷纷提出它们的国际新秩序观。它们在1991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声明中指出：“我们谋求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国际新秩序。我们的目标是加强民主、人权、法制和健全的经济管理。”（注：转引自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332。）由此可见，它们都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领导的，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新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必然会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利益、观念和文化上产出冲突。1990年，在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国际新秩序初步构想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明确介绍了中国国际新秩序倡议的主要内容：(1)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2)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3)国家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4)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5)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注：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页281。）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一统世界，提倡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存共荣；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实力原则，提倡遵守平等原则。中国提出自己的国际新秩序观，是要在韬光养晦的同时，反对西方提出了国际新秩序。当然，由于实力对比比较悬殊，争取建立起中国提倡的国际新秩序，将会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另外，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提倡承担国际责任，支持进行国际合作，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一切分歧和争端”，“通过对话协商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它也存在着鼓励支持中国与西方和平对话、友好合作、共同参与世界事务的一面。随着冷战后中西方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中国提倡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正在日益采取更为和缓的方式。因此，中国国际新秩序战略向前进一步推展的过程，也日益变成一个由斗争走向合作的过程。
二、冷战后中国新外交战略
（一）致力均衡，提倡世界多极化
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提出后，用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将这一主张付诸实施，是中国外交中的极为主要的问题。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多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极化”的外交主张。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注：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53-356。）1992年，中共十四大郑重宣布：“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中国提出多极化主张，直接目的是联合各种力量，反对美国的独霸世界战略，借以打击冷战后美国遏制中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从长远来看，多极化主张则是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有力措施。多极化主张表明，中国不会做西方的追随者，不会实行“追随者战略”。
毋庸讳言，对于多极化的外交主张，中国理论界至今仍存在广泛争论，大家对“极”的含义和当今世界格局的走向有各种看法。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这就表明，中国外交中关于“极”的概念是极为灵活的，“多极化”既可指全球范围内也可指地区范围内，既可指整体综合国力也可指政治、经济等某一领域。另外，中国提倡的多极化主张，所说的不仅是一种长期历史趋势，更是中国外交的一种价值取向。历史上，在现代国际体系初创年代即所谓欧洲国家体系的生成时期，由荷兰和英国领头的欧洲多数国家联盟以“欧洲自由”为道义依据，凭借其奉行的均势机制，先后挫败了曾占有压倒优势的哈布斯堡家族和法王路易十四建立“普遍君主国”的称霸努力。（注：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1962,Chapters 1 and 2.）冷战结束后，改变了国际事务只有美苏制衡的局面，而出现了多种力量制衡的局面。在冷战时期对美依赖的日、德等，在冷战结束后，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尤其是它们在经济上发展和美国经济的下降，对其依赖程度锐减。西方国家间的矛盾上升、内聚力下降、竞争增强，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法国领导人认为，国际新秩序不能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英国前外交大臣赫德也说，谁也不能宣称，一个国家可以决定一切。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的多极化主张，很快得到了响应。1993年，克林顿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对江泽民说，美国无意遏制中国。此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以“全面接触”战略取代了“遏制”战略。9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中法明确宣布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6年4月，《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注：《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1997年5月，《中法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事务中任何进行支配的企图，以实现一个更加繁荣、安全、稳定和均衡的世界”。（注：《中法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5月17日。）
（二）寻求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国、法国关于多极化的共识，推动了中俄、中法关系的发展，最终促成了中俄、中法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促成世界其它大国和地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国与美国确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东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信伙伴关系”，与非洲国家建立了“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与英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在这一系列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中国既重视了世界大国的战略作用，又发展了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既立足周边（如俄罗斯、东盟、日本），又面向世界（如美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个以亚太地区为重点，以世界大国为支撑，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框架的全方位外交的局面初步形成。中国与世界大国普遍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对多极化战略的有力支持，也是中国国际新秩序战略的再次拓展。“伙伴战略”表明，中国虽然倡导与西方不同的国际新秩序，但并不做西方的挑战者，不会实行“挑战者战略”。
中国建立了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有利的外交局面初步显现，但外交前景并非十分乐观。首先，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并未放弃冷战思维，其对华政策仍具有比较浓厚的遏制色彩。美国推出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积极向中亚地区推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提升《与台湾关系法》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其次，在当今世界大国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格局中，美国处于超强地位。美日、美欧是传统的盟友关系，美日同盟地区化和北约功能全球化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另外，美国与俄国、中国也分别建立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就使美国在众多的伙伴关系中处于轴心地位，其它任何大国都无法比拟。最后，战略伙伴关系不是盟友关系，加以它仍处于初创和探索时期，还有待发展和完善，目前还不能给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切实保障。美俄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严重对立，剑拔弩张，表明它们之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成熟，也表明了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脆弱性。以上情况预示着中国外交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仍然会随时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美国与其它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了它已默认了美国与其它大国差距不断缩小的事实，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这对推动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都是有益的。鉴于此，中国对伙伴战略一方面采取了颇为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在策略上的考虑也是比较全面的。首先，中国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其次，中国在注重中美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与其它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性伙伴关系”，从而对中美关系起一种制衡作用。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广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是要改善中美关系，而且是要形成国际关系的均势与制衡，推动世界多极化。再者，中国外交具有自己的坚定原则，“伙伴战略”是要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它不是“附庸战略”。“伙伴战略”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中国不是要充当西方大国的小伙伴，而是要加强与西方大国的和平磋商，做到“和而不同”，合作之中有斗争，认同之中有己见，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做贡献。
（三）建设世界，积极进行国际参与
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80年代之前的闭关锁国政策，当然不能适应当今要求。即使80年代的对外开放步伐，也难以跟上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以更大魄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冷战后，中国本着“经济融入、安全合作、政治对话”的精神，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际参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1991年，中国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组织中的一员；1996年，中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入了国际海洋制度；1996年，中国宣布停止核试验，此后积极而有保留地加入了核不扩散机制；到1998年为止，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9个人权公约，密切了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联系；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积极融身于世界，但并没有无限度地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国力方面的原因，中国仍然遵循“韬光养晦”的原则，采取与国际环境和自身国力相适应的适度参与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以地区利益为轴心，积极参与与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事务，对其它间接相关和不相关的国际事务，采取道义参与政策”。（注：乌杰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发展》，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页419。）一方面，中国在内政问题、亚太事务、中美关系等方面，通常采取积极而坚决的外交行动。另一方面，中国对中东、东欧和非洲等地的国际热点问题，更多地是发表一般性声明。中国对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未反对盟国的收复行动，又声明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的立场。中国也尽量避免介入其他国际的双边冲突，以及其他国家内部的区域或种族冲突。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争中放弃扮演任何角色；妥善发展同朝鲜和韩国的关系。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使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中国在积极进行国际参与、加入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出发，不做无原则的让步，如有保留地加入核不扩散机制、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等。中国积极进行国际参与，目的不是被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裹携着走，丧失独立自主和中国特色，而是要“和而不同”，改造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作为制度性和规范性的存在，整体上是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因而必须加以抛弃，但它毕竟维系调节着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行，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以革命的方式去全盘打破或立即推翻它，而只能以改良的方式去积极地改造、充分地利用它。中国在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后，将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作为中国的外交场所，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政策、主张，积极参与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建设。1996年以来，中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国际组织中，不断地批判冷战思维，宣传新安全观，使冷战思维被国际所抨击。当前，中国的许多国际参与行动，正有力地促进国际规范和制度向有益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适度的国际参与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外交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将有限的国力集中于解决亚太周边事务，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了中国的现实国家利益。应该说，中国的适度参与战略是极为明智的。在当今世界，中国不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陷于日益多元一体的国际体系的边缘。中国必须与现存国际体系建立密切的联系，但中国一方面不能挑战当前的国际体系，与整个西方为敌；另一方面中国应理智地对待全球化浪潮，学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邪、扬长避短，既要择善固执，又要从善如流，防止跌入“全球化的陷阱”，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仆从。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既不能做挑战者，也不能做追随者，而必须以合作者和参与者的身份，积极融身于世界，实行适度参与战略。在参与中改造旧的国际秩序，这是中国外交的历史抉择。
三、冷战后中西关系的走向
（一）中西关系发展之定位
冷战后中国外交出现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适度参与等五种新外交战略。这些外交战略清楚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这个走向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伙伴战略和国际参与战略更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要发展，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不与西方合作中国很难发展。中国与西方实力差距巨大，搞对抗没有出路。在80年代前新中国建立的30年里，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之处。就是在90年代，中西关系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方面。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国内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各种传媒陆续发表了愤慨的声讨文章，许多“战略家”对国际形势提出了“颇有见的”的分析和看法。给人的感觉似乎美国已经逼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战争迫在眉睫。有人发出了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似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路线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似乎要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高涨的民族情绪，应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但同时，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思考。
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中国要实行“外交大战略”，即与俄罗斯结盟或准结盟。300年来俄罗斯是第一次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但这并不能作为中俄结盟的依据。鉴往有助于知来者。俄罗斯一直是外交强手，纵横捭阖，进退有据，它根据自己的利益与现实尽可能与西方周旋。中俄关系在近十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地缘经济的上升，二是两国军事信任度的不断提高。俄罗斯要求在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大国的身份对世界施加有效的影响。在俄罗斯不断强调独立性、全方位性和大国等距离性，中国不可能同俄罗斯结盟。
中国发展同西方的关系是在斗争中的合作，是借重多极以制衡。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必须反对之。但是霸权主义不等于战争，更不等于世界大战。因此，美国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特别是对中推行霸权主义，不能据此否认美国的发达，进而反对同美国的合作。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西方依旧生产力发达，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需要与西方扩大合作，否则将因噎废食，最终遭受更多的欺凌。前社科院美国所所长资中筠女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老能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做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注：资中筠：《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人民的长远福祉》，《太平洋学报》第四期(1999)，页10-15。）实践已经说明，中国与西方不断扩大了合作。
（二）中西关系发展之方式
中国外交的斗争方式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人有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主义精神，有着“东方压倒西方”的乐观主义，有着“金沙水泊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无畏气魄，有着在世界范围内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50年代反帝，60年代反帝反修，70年代反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在邓小平时期，中国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战略，但时常向世界发出反霸的呼吁和号召。冷战后时期，中国在时常提及反霸的同时，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冷战后，美国搞遏制中国，推出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向中亚地区推进，提升《与台湾关系法》，轰炸我驻南使馆，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与西方合作而不与美斗争，就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斗争中求合作，是国家利益的应有之意。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有公正平等的合作，就不可能有中西方关系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国际新秩序和多极化战略，更具号召力，因而更具斗争力度。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和多极化，不论其现实性和可能性如何，其追求的是一种公正合理的外交理念。同时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和多极化战略，寓斗争于正义的理想追求中。这种斗争方式与冷战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是一致的。
目前，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安全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武器扩散问题等等。西方给中国不断地制造问题，中国不断地去应付这些问题。台湾问题一有风吹草动，中国就得起而还击；人权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不得不断地与西方做斗争。中国外交似乎总是在打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战争。应对这种环境，中国应制定具有长远眼光的明智的斗争策略，既要避免问题的扩大化，又要逐渐改变在中西关系中的被动局面。
在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经济外交是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要方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经济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式。中国外交必须突出经济外交，为此应用良好的政治关系来保障和推动经济关系的发展；维护经济利益，以外交协助克服外贸工作中的障碍；外交应更多的介入和参与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中国过去一直以政治角度定位，现在经济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方式多种多样，既有合作的方式，也有斗争的方式。中国的外交方式和内容一样，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三）“9.11事件”出现发展中西关系的新机遇
“9.11事件”是美国本土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恐怖袭击，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和强烈反映。美国遭恐怖袭击事件是在冷战后国际局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其深刻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根源。这个事件尽管使本来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又增加了系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一是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世界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二是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谋求和改善同大国的关系，加强同盟国的协调与合作。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和谴责。“9.11事件”发生后，我国多次表明打击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2001年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明确提出了要联合反对恐怖主义。美国不会因反恐放弃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但是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困难确实增多。世界各种力量都在谋求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三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9.11事件”后，出现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合作的机遇，同时也再次证明中国不是美国的现实威胁，削弱了“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影响，有利于减轻我国的压力。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气候下，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确保我国西部安宁。
基于对“9.11”事件后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好同大国关系的同时，稳定周边；正确处理好反恐与反霸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冷战后，中国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其主要目的是为正在发展的中国营造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西关系是冷战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冷战后的中西关系是在合作和冲突中发展的，合作多于冲突。尽管中西历史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是冷战后的中西关系表明，中国是西方国家的积极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中国积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意在使南北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中国家同在一个秩序中互利合作，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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