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容量和想象空间中激活的火凤凰——论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火凤凰论文,容量论文,张居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3-0033-05
熊召政原本以诗名世，现在他的诗虽仍为人们提起，但人们说得更多的是他的长篇历 史小说《张居正》。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与香港明窗出版社在两地同时分别推出该书的简 繁体字本以来，评论界对作品的成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对熊召政以诗人与小说家的 双重身份创作历史小说引起“认真关注”。曾镇南认为：“以诗人之笔写经世济民之业 ，没有深刻广博的史识是不行的。《张居正》一书，史识与诗感并驾齐驱，骨架与血肉 粘结密贴，十分配称，洵为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收获。”(见席珠《好书》，2003年电 子版)何镇邦赞赏作者有“非凡的叙事能力”，“小说采用一种文白夹杂的叙述语言， 并嵌入相当多的奏章诗词歌赋，不仅增强了小说的文化色彩，而且使这种叙述语言更具 有诗的韵味”[1]。同为历史小说家的唐浩明对此也充分肯定：“作家天赋诗人的才情 ，加上史家的严谨，《张居正》甫经问世，便让我感到是真正的文史俱佳的大手笔。张 居正、高拱、冯保等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又是正宗的古人。历史小说写到这个份上， 真不容易。”(见《报告文学选刊》2003年第9期)也有评论家对诗人之笔处理历史题材 提出质疑，就“厚诬”否、“粉饰”否引发一场文史之争。有学者撰文指出要认清和尊 重历史文学的审美特性、不能用索引式考史的方法评判历史小说(注：文学史家马振方 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发表论文：《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 》。文章一出引起激烈争论，《中华读书报》(2003-12-10)发表两篇相关文章：王先霈 《要认清和尊重历史文学的审美特性——怎样评价历史小说》；王春瑜《厚诬乎?粉饰 乎?——<张居正>引发文史之争》。两文认为历史小说家有按历史发展的脉动进行艺术 虚构的必要；强调历史小说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无出处显然不合适。针对马文所论， 后文亦引用考据方法，认为事实上熊召政并未向壁虚构，熊召政对待历史的考证采取了 十分严肃的态度。)，涉及历史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对此，本文姑且不论，重在论述 作者的历史审美特质。可以说，熊召政用诗人的才情来写历史小说，以历史锁定他诗性 的浪漫，探险觅胜回归于求真的道路上来，在历史容量和想象空间中激活那只火凤凰。
一 历史文化图景中潜隐的创作用心
历史小说要求作家对过去的历史和人民的精神能体验入微。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品反 映的生活是作家“心灵化”了的历史生活，体现着真实的生命与灵魂对历史时空的注入 ，并在理性和诗性地探寻中展开历史情境。
《张居正》洋洋洒洒近一百四十万言，以《木兰歌》、《水龙吟》、《金镂曲》、《 火凤凰》四卷本，表现张居正这位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大明宰相成功却又是悲剧的 一生。熊召政写《张居正》的动因并不是“湖北情结”所至，他在接受长江文艺出版社 社长周百义访谈时透露，是由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一句“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 情激动的题目”受到的启示。“因为许多史籍给予张居正的评价，都没有这句话如此煽 情而又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这导致了他对张居正那段历史的追溯和考量，从而也深 切地体悟到，“这个人物身上的历史容量与想象空间都很大”[2]。这在实际上表明了 他是以诗的感受性切入这段历史、选择这个人物的，而且试图全方位立体性地复活那段 历史，展现生活的全息图。
当熊召政以张居正为中心想复活历史、创造历史的时候，他的笔下出现的是大明的历 史图景、政治图景和文化图景，这些图景氤氲出宏大深厚的历史氛围，昭示着大明的繁 华。在第一卷《木兰歌》里，他写过一条棋盘街：“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 。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在这样的诗化环境中，他想告诉人们的是这棋 盘街在元朝就是京城里第一等繁华之地。从元至明，朝代是转换了，街道的繁华依旧。 这有其一头靠着皇城宫禁、另一头连着富贵街的特殊性，各色人等进京城就会到这条街 上走一遭，落个脚。“因此，这一条四围列肆、百货云集的棋盘街，每日里驰马传牒， 肩摩毂击，喧喧哗哗，一片锦绣丰隆之象。”这无疑是明代社会新兴商业生活的缩影。 这样热闹的场景描写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第三卷《金镂曲》第一回写白云观燕九节 就是一例。北京近郊的白云观，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祀奉道教名人丘处机。每逢他 的生辰正月十九日，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牲酒浆到白云观致祭，于是成了京 城人必过的燕九节。“届时白云关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帷屋都搭盖起来，迤 迤逦逦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醮，或炼丹药、或卖 符路箓，坐地论吉凶休咎，分曹谈出世之业，镇日间磬钵起伏，道曲盈耳。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艳帜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记的小商小贩，也莫不赶来这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这燕九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在这天必定轿马塞道赶到白云观祭奠。“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珰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为绝尘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阉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如今冯保领衔的一番主祭，其场面就显得格外排场与显要。这里的宗教祭祀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同，在这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中，小说透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生活画面中去。同时，作者关注到这种生活的历史变迁，在寥寥数语的交代中，就让人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不仅如此，还有关于南京留都、湖广的江陵城、扬州的二十四桥等，莫不是从历史地 理和文化变迁的角度写出。诸如测字问卦、猜谜解谒、斗蟋蟀、听口戏、看风水这些琐 碎的事情，都蕴含了很深的文化底蕴。然而熊召政在这样的描写中，意在为张居正的故 事作铺垫和照应，其中让人看到的是表面的繁华之下朝政及国家衰微的本质。于是《木 兰歌》的第十八回常先生(何心隐)如此议论天子陵寝，“天子陵寝，必须拱、朝、侍、 卫四全。就像皇上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上坐在宝座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 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有玲珑的桌案，远处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全的法则来看昭陵， 朝臣与侍卫都有点散乱，其势已不昌隆了。”而统观九座皇陵，“这里皇陵的穴地，是 一穴不如一穴”。所谓的“一穴不如一穴”满是政治玄机，换言之当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对于阳明心学的传人、深谙帝王之学的张居正来说显然是一种暗示。作品安排张居正 去万寿山为隆庆帝勘察陵寝，遇故知何心隐，对后来张居正开启万历新政亦是一个先兆 。还借名噪士林的大学者何心隐之口描绘出一幅中兴之象的历史图景和文化图景：“顺 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有口不私言。让天下黎庶万民，怀志者得志，怀土者 得土，无苛政、无酷吏，国泰民安，疆土永固。国家有此中兴之象，必是太平宰相之作 为”。这为张居正确立了一个政治家的准则。
再如官场政务场景、皇家天子气象的描述。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案废相，强化中央 集权，使官吏之间相互制约。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那么司礼监掌印及秉笔太监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内阁与六科的关系：六科给事中虽 只有六品，但可参与内阁辅臣的“会揖”例会，有参政议政的谏议权、监察弹劾权。在 这种形式之下，皇帝表面上高枕无忧，一应事务，都是常例旧态。开经筵就是最好的说 明。熊召政在全书中细写了大小经筵的方方面面，经筵就是给皇帝讲经书，讲完后，皇 上一般要给讲官及陪侍大臣赐一顿丰盛的酒筵，不仅臣工可以吃，还可带夫人同吃，轿 夫侍班都可以入席。不但可以吃，还可以拿食品菜肴，甚至可以拿餐具酒器。这种特定 时刻的“社会大同”其创设的本意是传经讲道，不意在一代代皇帝的承袭中，流于繁文 缛节、奢华铺排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已成为明代社会中晚期衰朽的一颗毒瘤。
张居正处在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官僚政治文化与市民商业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之中。 周百义曾问熊召政：“你是怎样找到历史的精髓，复活出特定历史的文化内核，勾画出 历史发展的脉络的?”熊召政回答：“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 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 ’字。如果说硬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与文化内核，此乃是也。顺着这个‘危’字，我们 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很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与可歌可泣的人物，张居正便是其中的一位。” [2]熊召政所表现的大明朝野文化图景，表面上靠张扬了社会之“安”，内里却潜隐着 作者的用心。生活中居安而不思危是人的常情，西汉的贾谊有《治安策》，痛悼“抱火 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的天下形势，南朝陈后主亦然，大兵压境 不以为意。历史上的安危转环之变给予一般人的也许是叹息感怀，给予政治家的则是居 安必定思危。熊召政感悟了这一点，让张居正在个人足以享受生活的环境中崛起，让他 作为一个革新派去面对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形成的社会积习和当朝强大的社会势力。
可以说，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对历史的描绘是多方面的，寄寓是深刻的。 作者深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3] ，凭借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对史料乱熟于心又有独特感受和观照，尊重历史又复活历 史，从而揭示了进行改革的必要言和艰巨性。
二 社会革新塑造的逆旧习而动的特殊人格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与人的行动密切相关的”，“史学家的任务是 深入到他论述的行动的内部去，重建、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思考产生这些行动的思想 ，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我们以此而逐渐地理解到它们当时为什么会被这样考虑”。[4 ](P239-240)文学家则不止如此，他一方面把史学家的思考纳入他的思考中，另一方面 ，他会按照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设计他在小说中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发展。
在第一卷中，张居正直接面对的是首辅高拱，高拱同时兼任吏部尚书，集朝政大权于 一身。他精明强干，政风卓著，廉洁奉公，但心胸狭窄，急躁好斗，虽属治国能臣，却 非社稷仁臣。先是因性格偏狭被首辅徐阶排挤出内阁，重新入阁当首辅后仅两年时间， 就使三位阁臣与他难以相处而纷纷致仕回家闲住。隆庆帝厌对政务，对高拱诸事倚重， 宠信不衰。他越来越跋扈，“满朝文武，进退予夺，无不看首辅颜色”。这种独裁局面 是政治集权的必然结果。相应地，六科多高拱门生，朋党因之而生也成自然。张居正小 高拱十几岁，入仕以后，身为次辅，最初被高拱视为“帮办”，一度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殊不知张居正明白内阁首辅是柄国之臣，权力中枢的内阁是争权夺利刀光剑影之地， 对于高拱的跋扈，他忍耐与退让，绵里藏针，巧与周旋。高拱在清除阁臣的过程中，利 用王九思事件保位，并着力打击冯保。当冯保利用李贵妃把高拱斗得节节败退的时候， 张居正暗中促成李贵妃将专权擅政的高拱逐出京城回籍闲住，自己取而代之。这一场好 斗将张、冯连在了一起，以至冯保曾在内心感觉到他和张居正同为皇帝的左右手，谁离 了谁都是不幸。
《木兰歌》终篇道：“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 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制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 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 衰转瞬间。”这一曲木兰歌对于高拱实在是悲歌，对张居正何其壮哉。但它暗含了英雄 命运在朝廷内部争斗中的轮回，一度权倾天下的高拱如此，张居正是否能够走出这一英 雄命运的怪圈呢?熊召政有意识以首辅之争为张居正的登台揭开序幕，让张居正在斗争 的此消彼长中锤炼为人做官的本事。他目睹了高、冯争斗中尖锐的场面，身为阁臣的大 内主管，又兼东厂，权势熏天的冯保对首辅高拱并不退让，曾尖刻地嘲讽道：你我“都 是皇上的一条狗而已。狗咬狗两嘴毛，当然就存不得一团和气了”；又领教了高拱的政 治手段，“他欲除政敌，步步为营，步步都是好棋。对手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他精心设 计的陷阱而俯首就擒。”他提防高拱的陷井，对高拱的超越是利用高、冯的斗争，最终 从台后走到台前，成为一个不苟言笑的冷面宰相。不苟言笑是张居正藏而不露、深沉练 达的表现形态，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哪怕所说的话挟雷带火，也只是个娓娓道来， 让人感到波澜不惊”。譬如张居正并不喜欢冯保阴阳怪气的脾气，但深知他有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老辣手段，所以又不得不深与接纳，说出“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办好 ”之类很有奴性的话来。在高拱与冯保白热化的争斗时，他刚好领命到万寿山为隆庆帝 勘察陵寝，回后又称病在家回避。但他保持着与内宫的秘密联系，在关键时刻给冯保出 谋划策，几次化险为夷，并取得李贵妃和万历皇帝的倚重和信赖。
当张居正开始作为首辅施展他政治才华的时候，读者可以惊奇地发现，何心隐在言及 太平宰相时说的基本条件：治国安民得依靠首辅，而“这一任首辅，尽可把满腹经纶用 于指点江山，激浊扬清，开创太平盛世。”但首辅得做三件事：清除朋党；多用循吏， 少用清流；清巨室，利庶民。当时张居正并不是首辅，何心隐预言张居正必为首辅，故 为之指点迷津。何心隐之说正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与张居正遭 遇也许是历史的幸事。而张居正对大臣张国光说：“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 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 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对此张国光是有同感的 ，深知他在做人与做事之间的若有抵牾，则只能也只会把做事放在第一。于是，全书开 始展示张居正开创“万历新政”的一幕一幕：以京察刷新吏治，治贪、治散、治懈，荡 涤“官场三蠹”，朋党之危渐除；用循吏，远清流，冒得罪天下清流的可能，不用廉洁 正直的海瑞，让他优游士林，保全他的清廉名节，做清官的楷模，而用循吏金学曾等推 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清巨室，利庶民则表现为清田、限田、减田以及随之的“一条鞭” 法即削减赋税。至此，“万历新政”标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达到顶峰。
熊召政对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的一系列事件的描写，基于对历史真实的尊重。然 而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细节，则由他的想象对历史“添枝加叶”。其他不论，就张居正这 个人物而言，他着力用人物的语言表现其内心世界，展示独特的人格。比如他想实行“ 京察”之际，深知国库空虚官场腐败，不进行吏治则政权不保，社稷倾危，因而决心要 治“官场三蠹”。礼部尚书杨博深知舆情对张居正不利，张居正这样做“无异是同整个 官场作对”，提醒他想想后果。张居正神色冷峻，决然答道：“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 富国强兵的实现，仆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国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仆置之度外 ，虽万死而不辞!”“身为宰辅，如果一味地姑息好名，不能铁腕柄国执政，岂是大臣 作为!”张居正搞的子粒田征税，但各地的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大量田亩却不在内。根 治之策是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都是重点清查的对象。张国光担心，你可 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想过没有。张居正说：“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 ，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这正是一个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张居正。他 的刚毅果决的基本出发点是图社稷的长治久安，铁腕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政治权威， 另一面则是毁家殉国，他不顾惜身家性命，做的是铁面首辅，来表明他的至诚至公。
再如表现他的自律：荆州知府赵谦联络湖广热心官员筹集巨款在荆州为张居正建大学 士牌坊。张居正历来把光宗耀祖视为卑污心理，对此非常反感，视为往脸上抹黑的事， 并以刑部的名义，派一队缇骑兵赶到荆州拆毁大学士牌坊。他的姻亲劝他，他态度坚决 地说：“身居高位，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尚心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还在惩治 与官员勾勾搭搭的管家时说，“常言道，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 不谷真的想当一个铁面首辅，惟其如此，不谷才能做到不负天下。”李太后在子粒田的 问题上全力支持，但却想增加父亲造坟的工银价。没想到张居正写了《请裁抑外戚疏》 ，委婉回绝。在张居正自揭家丑，将父亲接受官田贿赂的事说出来，李太后感于他的天 下为公，赞扬《请裁抑外戚疏》写得好。不仅如此，当他实行新政的时候，父亲去世， 按规定他必须立即离职回家“守制”三年，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就会半途而废。 在五内崩裂之时，他不忘布置清田大计。面对“守制”还是“夺情”的艰难选择，万历 皇帝一再慰留张居正要他为天下计夺情，朝中从天官到翰林清流打着维护朝廷纲常的旗 号，要张居正守制。他终究选择了夺情，以身许国，扶社稷创千秋业。这应了他上疏说 的：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
张居正的不负天下是做铁面首辅的终极目的，他把内心所想演化为生活的实践，因此 义无返顾地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度 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由此也必然生发出 与所纠察对象或者说打击对象的对立。熊召政有意让他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因为 他是这样理解张居正的：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 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黄仁宇把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他把所有的 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 了他们的安全感”[5](P70)。他赞成这种说法，但转而细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 又怎么能获得成功!儒家讲求宽厚仁爱，但面对一个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 芟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一味地讲求宽厚仁爱，那么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 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 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如果说他死后被抄家 的悲剧来自于皇权，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的文官集团。不过 ，这里有必要区分他是做人的失败还是变法的失败。更古老的历史记述了商鞅变法最终 车裂而死的悲剧，但那是做人的悲剧，其法使秦强大而得到沿用。但这二者又很难分解 ，法因人立，人因法死，是做人的不是，还是做事的不是呢?张居正似乎重演着商鞅的 悲剧，这在根本上是因为革新与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个原本不讲“铁面”的世界 里，张居正的铁面也让人感受到了这一具有特殊人格的逆社会旧习而动的孤独。
三 万籁俱寂的夜色中凤凰涅槃
核心人物是赖以凝结全书的精神聚焦点，人物个性的光辉和个体的价值与魅力可能折 射某种终极意义和价值，作品着力于表现张居正以忠君之情、改革之志、谋国之才构成 的非凡人格，刻画得最有力度最富容量有寓意张力。当然，人物的非凡人格与他的复杂 的性格又是融合在一起的。
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是张居正的处世原则，以公字当先，如此的做事自然也涉及 到做人。围绕着“万历新政”，熊召政表现的明代中兴的历史画卷，以张居正为全书的 中轴，把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勾连起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风浪中，熊召政没有 把张居正神化，而是着力表现他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
他固然是知人善任，真的是大胆任用能臣干吏和胸富韬略的专才，以避贤人在野庸官 满朝的可怕局面。这出自他洞察到社会弊端的深刻之思，但他也知道亲疏，在上任之初 向门生遥授机宜，揭露时弊，以为革新的辅佐。只是因为他为公不谋私利，连反对派魏 学曾也认为，“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无可挑剔。”张居正本以“铁面”示人 ，然而铁面却不能直面皇权，“他什么都可以碰，惟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 改，惟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张居正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即给两位后妃上了 皇太后的尊号，稳定皇室以及撤换不称职的部院大臣。在他心底里，要推行万新政，李 太后、万历皇帝、冯保都是他的主人，而小皇帝背后的李太后“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 。就此一点说明张居正为做事并非彻底的不顾一切。他毕竟是皇权的维护者，对皇权表 示出绝对的恭顺是儒家坚执的忠，于是视自己任何时候都是皇帝的臣仆就很自然了。
张居正不敢碰的皇权和皇室利益，与他的变法图强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当万历皇帝幼 小需要依重他的时候，矛盾的尖锐不致于到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岁月的增长，对张居正 特别依重的万历皇帝变得刚愎自用，在张居正回江陵葬父期间，他强令要从太仓划拨二 十万两银子作为他赏赐内侍宫女的私房钱；张居正患病期间，又命工部急速去云南购黄 铜两万斤，以供大内铸钱之用，这都有违朝廷的法度。同时，两人一起议论朝政决断大 事，万历皇帝尽管有时候心里不服，表面上却言听计从。这不能不说为张居正的命运潜 藏了深沉的危机。在张居正病危之际，万历皇帝一方面难过、惶恐，又出奇的冷静，张 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太监张鲸的唆使下，除掉冯保，一月之内连发十几道谕旨：凡是 张居正生前信任的人都一律革职罢斥；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 职；在一个多月里连下三道谕旨，将他多年陆续赐给张居正的所有荣誉一概剥夺，连赐 给他的瓷器等物品都一一追缴，将张居正推行的种种改革予以纠正，甚至想把张居正开 棺鞭尸。这一切是君臣之间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不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处 世精神可以化解的。张居正的悲剧命运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万历亲政以后，太监秽乱宫廷 的结果，但从张居正死后，万历新政夭折，一代名臣被抄家清算，赫赫张府几近灭门来 看，自然不是太监秽乱宫廷可以解释的。万历皇帝如是的作为在根本上代表了旧势力的 积怨迫不急待地需要宣泄，也得到了宣泄。
王先霈曾说：“作者以思想者的眼光，从历史和人生的高度透视出在近代中国错综复 杂的时代矛盾，腐败无能的社会格局和个体生命在天然局限中的功名追求，和实际上无 法避免的悲剧性的事业和人生结局。张居正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6]虽 说多年韬光养晦的张居正处事老练，在纷纭的世事中游刃有余，但像一如和尚说的，他 “精于治国，疏于防身”。这八个字可以视为对张居正悲剧的高度概括。张居正死后， 玉娘与金学曾为祭奠张居正在他的墓前相遇，玉娘叹说：“张先生若能再活一次，不知 他是否还有勇气，像先前那样不避权贵料理国事。”金学曾肯定地回答“我相信，他还 会那样!”因为，“他不是不懂得防身，而是根本不屑于一防。……张太师对于自己身 后的悲剧，应该说早已想到。他之所以还要这样做，乃是为了实现他担当天下事的宏愿 。”明知应当防身而不防身是性格使然，明知应当防身而身不足以防是命运使然，张居 正犯了性格与命运的双忌，其悲剧是必然的。张居正曾引用过孟子的一句话：“为政不 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应该是保守的治国方略，朝廷政权的中心不是朝廷自身，而是 达官贵戚豪绅。然而他知晓这个理却背孟子之道而行，任首辅十年，得罪的几乎全都是 王公大臣。得罪巨室，张居正自知灾祸不免，这主要是他为了大明永远的江山，不愿因 循守旧，至于结局，他有种种预感，终究不过是一个死字，说出“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 ”，也算是视死如归的极点。
如是的张居政却不是人生至美至善的代表或象征，他的性格还存在其他缺陷。在对待 阁臣上，张居正采取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办法羁縻人心，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 处。如此一来，身边的阁臣纵然满腹经纶，却也只能唯唯诺诺。如吕调阳事件，既震吓 乘他在家守孝之机“正位首辅”，又在一切过去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 ；在发放度牒一事上，先说张四维出了点子责任却由别人来担，在张四维瘫了气性如坐 针毡之时，他又让张维四“尽可放心，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不过，你要转告褚墨伦，叫 他好生办事，再有差错，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这显然是敲山震虎，明里点的是褚墨 伦，实际上是说给张四维听的，张四维紧张得闷出了一身臭汗。在处理杀降冒功的所谓 辽东大捷问题上，因适逢圣上大婚，张居正首先也当作喜庆之事，但拒绝奖赏为自己留 后路，高拱点出杀降冒功，张居正授意兵部给事中上折子，惊暴大丑闻。以致吕调阳的 儿子说张居正是“下了一个恶毒的大套，把你们这些书呆子，全都套了进去。”皇帝难 堪动问，张居正先是主动承担责任，然后建议将所有奖赏一律收回，阁臣也不例外，而 惩处则不必，也见出了他控制与笼络兼施的手段。
在为情和为政上，张居正把高拱挤出内阁，又为他送行，将两张田契和受贿官员的名 单交还高拱；奔丧回家路过，拜望慰问，高拱谢世又上书请求还他名号和待遇。对吕调 阳，真个是如皇帝说的，随首辅入阁办事。张居正的专权擅政，独断，使吕调阳不得不 请求致仕。当吕调阳气病在床，他请求皇帝给以荫一子的恩赏，亲自登门看望。吕调阳 临死之际指责他专权独断，没有国法人情，张居正却为吕调阳之死“噙着两泡热泪掩面 而去”。对邵大侠和何心隐。邵大侠以一介布衣混迹朝廷，在宰辅任命这样的大事上纵 横捭阖；何心隐聚众讲学也曾经以在野之人在倒严嵩扶徐阶上设奇局建首功。张居正认 为这两个人“的确是废掉了一个宰辅，又扶起了一个宰辅。这种人留着终是祸害。如今 ，有大侠之名的那一个已经命赴黄泉，有圣人之名的这一位，也该打发他上路了。”难 怪金学曾说“首辅痛恨贪官滑吏不假，但对于那些给他使绊子打横炮的人，他整起来也 绝不留情。”所有这些表现出张居正在做人与做事上的矛盾状态，他的刚毅与柔情交织 在一起，时时显现了被官场扭曲的了人性，而有以法理取代人性的一面。此外，作品还 对张居正的人格弱点进行了充分的描写，如行贿、受贿和滥用春药，张居正自身的腐败 导致他英年早逝，酿成“万历新政”流产，改革大业夭折的大悲剧。
张居正对皇权表现出来的懦弱是出自维护皇权的本能，他谋取皇帝的利益却在死后以 悲剧的形式作了最后的了断，这使熊召政对张居正的把握有独特的地方。“生于忧患， 死于忧患”是张居正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第四卷取名为“火凤凰”，让玉娘将一首《 火凤凰》敬献在张居正墓前，在那幽邃的苍穹下万籁俱寂的夜色中凄切地歌唱，有着凤 凰涅槃的寓意，深蕴着诗性的悲剧感。自然，张居正的悲剧其实是社会悲剧，熊召政是希望通过他的一生揭示历史的本质规律，这就是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必须以革新取代因循守旧，才会有社会的进步，火凤凰张居正的悲剧意义和熊召政忧患意识的本质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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