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彤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的诗歌，受到英美新批评反讽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的探求。穆旦的诗歌，以其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记忆，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将反讽这种现代的修辞形式在诗歌内部进行再创造，使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另外，穆旦的诗歌又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思考，运用悖论式的美学思维审视历史和社会，建立起“反讽诗学”体系。
关键词：穆旦；诗歌；反讽
一、悖论
新批评的反讽理论中一个触目的混乱是将悖论与反讽两个术语的混用，布鲁克斯曾将悖论与反讽混为一谈，悖论与反讽同为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但区别还是蛮明显的。悖论在文字上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反讽则是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互相对立，悖论是“似非而是”，反讽是“口非心是”。穆旦的诗歌深谙这一矛盾并立的语言技巧，频繁运用悖论修辞，用两类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着诗歌的张力。
如“痛楚的微笑”、“温暖的黑暗”、“丰富的痛苦”这些矛盾冲突的语句背后隐藏着悖论的思维和修辞。再有如写于1941的《鼠穴》的第二节：“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穆旦：《穆旦诗文集》（全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48页。]本节的前两句，“死了”与“活过”两个截然相反的词镶嵌在诗句中，矛盾冲突显而易见。在诗人眼里，那些乞求苟活，甘心与恐惧的人，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去。他们的肉体是活过，而灵魂已经死去。他们的生存不是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生存。他在四句话中起承转合，营造了一种矛盾而又平淡的哲学氛围。这些自相矛盾、自我冲突的悖论式的语言，违背了我们的经验世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语言营造的“陌生化”能起到扭转惯性思维的效用。在穆旦的诗歌中，反讽已经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运用，更是诗人在探讨诗艺时所采用的思辨视角。
更好地体现穆旦诗歌中悖论思维运用的是写于1945年以第一次中国远征军撤退经历为主要内容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诗。其中的《祭歌》一节，“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同上，第140页。]沿着诗人悖论的思维展开。第一句“对死的抗争”隐隐透露出战争的血腥恐怖，而第二句战士的死去是为了更多人的生存，瞬间战士的牺牲变得有神圣的意义，死亡的肃穆气氛得以舒缓。第三第四句“纷争”还没“停止”，战士的生命却“不再听闻”。生命由动态转向静态，诗歌营造的情绪也从悲愤、恐怖趋向冷静、平和。正是凭借如此的内部张力，“那刻骨的饥饿”、“山洪的冲击”、“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才能转向刀光剑影后的静默：“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总之，新批评派着力发掘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悖论式研究，关于悖论修辞和悖论式思维的论述，也在不同程度上将其研究带离了单向的思维方式和以文本为中心的误区。借助悖论式思维，穆旦的诗歌为40年代的中国新诗带来了更为宽广的美学视野，也为构建更为精密的反讽诗学作出贡献。
二、所言非所指
反讽的最基本形态接近古典修辞学的原定义：所言非所指。赵毅衡在《重访新批评》将反讽分为四种亚型：克制陈述、夸大陈述、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中指出反讽的基本形态可分为三种：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夸大陈述、克制陈述。
反讽因语调的不同形成克制陈述和夸大陈述。布鲁克斯和沃伦给克制陈述下的定义是：“在实际说出的与可能说出的之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Brooks and Warren,1938,p.237.]这个定义实际包括了夸大陈述。夸大陈述与夸张不同，夸张是作者在努力强调，而在同一性质上引申，而夸大陈述则是虚情假意的夸张，暗指相反性质。[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3月版。]夸大陈述是穆旦诗歌中常用的反讽技巧之一。如《九十九家争鸣记》便运用了这种手法，反讽了1957年全国盛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界争鸣盛况。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穆旦：《穆旦诗文集》（全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4月版，第304页。]
穆旦用戏谑的口吻营造出一种看似轻松愉悦的氛围，开篇第一节即用了“济济一堂”、“一百零一个人”、“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来竭力渲染文艺争鸣的盛况。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然而发言者的踊跃却空洞，提到事实的时候，一旦有人针砭时弊，便会遭到众人的抨击：“有谁不幸提到了一个事实，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喧哗热闹的争鸣结束后，我被逼着“发言”，作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总结: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诗人表面上是写成功的争鸣，然而读者阅读过程中，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发言看似成功，实则是无人敢说真话的，这样的证明是在揣摩统治者意图的发言，是被高度政治化的发言，所谓的文艺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场专制时代的政治闹剧。
克制陈述是故意把话说轻，使听者知其重。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则是反讽格局最清楚的表达方式。如1948年穆旦所作的《绅士与淑女》，全篇用轻松的语调铺展绅士与淑女的生活境遇，将两个阶级进行鲜明对比。
“绅士和淑女，永远活在柔软的椅子上，
或者运动他们的双腿，摆动他们美丽
臀部，像柳叶一样地飞翔；
不像你和我，每天想着想着就发愁，
见不得人，到了体面的地方就害羞！”[同上，第279页。]
绅士与淑女优雅又高贵，而‘你和我’这样普通的大众每天为了生活发愁，到了体面的地方就害羞，走在大街的中央“躲闪又慌张”。当绅士淑女们就任，“我们”就出现成为下属；当绅士淑女们办工厂，“我们”就挤破头去做工；当绅士淑女们拿着鲜花和礼帽结婚，“我们也能尽一份力”。似乎普通大众与绅士淑女相处得和谐融洽，似乎普通大众对“绅士淑女 ”艳羡、向往。但诗歌的最后一句画风一转，将克制已久的怒火通过反话正说的方式喷射出来：
“呵呵，绅士和淑女，敬祝你们一代一代往下传，
千万小心伤风，和那无法无天的共产党，
中国住着太危险，还可以搬出到外洋! ”
这样的反话正说，一下子揭示出残酷的事实。普通大众的劳苦与有贵族特权的‘绅士淑女’的生活鲜明对比，劳苦大众的生活被某些阶级控制，他们是无情的剥削者，他们的高贵、闲适、优雅、是用劳苦大众的血泪堆积出来的。普通大众的情绪在诗歌酝酿的情绪中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风起云涌。通过鲜明的对比，将40年代阶级矛盾尖锐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状态揭露出来。诗人将反讽由修辞上升到文学的总体关注，再上升到对社会的省思、对历史的审问，对人性的追求。反讽由修辞层面上升到一个成熟的人性高度。
结语
穆旦诗歌中的反讽形式多样、意蕴丰厚。不仅是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极大丰富，更是思维方式上的转变，为诗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角度重构了一个诗学体系。难能可贵的是，穆旦将新批评的反讽关照到人生层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思考，质疑社会、人生和历史。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表现领域，提供了新的审美品格，极大程度上体现了40年代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为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3月版。
【2】穆旦：《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6月北京第1版。
【3】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威廉·燕卜荪: 《论含混》，《西方现代诗论》，广州: 花城出版社，1988 年版。
【5】陈林：穆旦研究综述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2月版。
【6】郑敏：《诗人与矛盾》［A］，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王伟彤，1993年3月，北京昌平人，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伟彤。
论文作者:王伟彤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4/17
标签：悖论论文; 诗歌论文; 穆旦论文; 绅士论文; 淑女论文; 中国论文; 大众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