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蜀道经济带的盛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衰论文,蜀道论文,北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隋唐帝国以蜀道为轴线，联系关陇地区和巴蜀地区，形成以汉中盆地为枢纽的立国基地。“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间，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①。北宋定都开封，蜀道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地位上升。而且蜀道成为宋朝的边防前线。“若弃兰州，则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②。宋朝人普遍认为“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脊”（《宋史·汪若海传》）。所以，北宋王朝非常重视蜀道的建设，促进蜀道经济带的发展，保证王朝的安全。
一
北宋由国都开封经洛阳、长安以达汉中、成都的大驿路是经大散关、凤州、两当、兴州（陕西略阳）、三泉（陕西宁强）至利州（四川广元）。唐末五代时期，南北争战，“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秦章，多取巫峡”（《北梦琐言·逸文》）。蜀道屡遭战火，虎盗出没，交通几乎中断。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不久，为了发兵进攻后蜀，首先修复蜀道。乾德二年(964)，“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大散关路，躬抚士卒，且役且战，人忘其劳，至青泥岭病卒”③。蜀道修通后，宋军势如破竹，很快攻破天险剑门关，后蜀孟昶投降。全国统一后，北宋政府更加注重蜀道的经济交通作用。把商旅的行路方便和川茶等大宗商品的运输便捷等方面，视为整修道路、取舍新旧驿道的首要条件（参《宋会要·方域》）；宋代蜀道沿线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已深知发展交通，兴修道路，是招商引资，繁荣地方经济的主要条件，纷纷秦请修建蜀道，甚至在蜀道干线上乱开支线，为此，北宋政府建立了严格的蜀道修筑报批制度（参《宋会要·方域》）北宋政府在蜀道沿线建立“递铺”，并重视完善递铺的交通设施和改善递铺兵士的生活。天禧元年(1017)七月，“遣使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仍为增葺补屋，以道险且远故也”④。至和元年(1054)七月，“诏陕西转运司，自永兴军至益州，递铺军士方冬苦寒，挽运兵器不息，其各锡缗线有差”⑤。
正由于北宋政府重视蜀道及其沿线的经济建设，蜀道沿线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商贸发达的喜人景象。“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⑥。即使在险峻难行的青涨岭上，也有“客邸酒垆”（《白水路记》）。在蜀道经过的一般山区，更是“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⑦。蜀道交通的发达，促进了蜀道经济的繁荣。
北宋成都府路的成都平原，利州路的汉中盆地和秦凤路、永兴军路的关中平原，是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畅通的蜀道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了经济上联系密切，优势互补的蜀道经济带。
宋代的川峡地区，“地挟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宋史·食货志》）。成都平原更是“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宋史·王赎传》）的繁华局面。“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夥，金缯泞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辇走，以给中府，以赡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倚之，因以为宝薮珍藏云”⑧。是蜀道经济带上最繁荣的地区。
汉中盆地是蜀道的总枢纽和中继站，这里也是“厥田沃衍，其俗富庶”⑨，“川陆宽平，鱼稻丰美”⑩的鱼米之乡。“平陆廷袤，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11)。是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繁荣程度仅次于成都平原。
关中平原虽失去了汉唐时期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仍不失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基地。“秦地披山带河，持戟百万，陆海之富，甲于四方”(12)。“今自陕以西，关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谓天府也，丰岁粒米狼戾，有司窘于钱帛无以广籴”(13)。西北沿边地区也是“人户庄园物业繁富”，以致“陕西路并边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商贾”(14)。此时关陇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较明代为好。
上述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汉中盆地虽然狭小，但地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特别是此地在北宋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超过唐代，从而能够在经济上勾通南北，促进了蜀道经济带的繁荣兴旺。
北宋时期，陕西在粮饷上支援京师等地区的同时，也曾援助过四川。淳化五年(994)，四川旱灾，适逢王小波、李顺起义，官军入川镇压，军粮即由陕西所出，“时关中率民负粮以饷川师，道路不绝”(15)。宋神宗时，解盐通商，“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担负盐货”(16)，进入汉中和川蜀地区。但关陇地区是边防重地，军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17)。四川对关陇地区的支援更大，是关陇等地粮饷和其它物资的主要供给地。四川钱帛就是经蜀道转运到陕西和京师的。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臣僚上疏说：“关辅既有变生，则四川上供钱帛恐未能上供”(18)。天禧元年三月，陕西转运使段惟几说：“所部岁给诸军衣绢二百万，皆自川峡辇输而至”(19)。仁宗朝，“自西边用兵，军需
绢多出益、利、梓三路，岁增扎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宋史·食货志》）。自神宗朝开始，四川与陕西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熙宁三年二月，“诏移巴蜀羡财，市布帛储于陕西，以备边，省蜀人输送及中都漕輓之费”（《宋史·食货志》）。同年九月，“诏三司，除在京合支用金帛外，应两川四路上供金帛及四路卖度僧牒钱所变转物，并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20)。由此可见，蜀道经济带内部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整个经济带能共同走向繁荣的内在经济动力。
二
北宋为防御西夏，关陇地区大军云集，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川蜀则是其最大的物资供应基地，加强了蜀道经济带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但军需物资主要靠国家调拨，对经济带内部的商品流通影响不大。促进蜀道经济带走向繁荣兴盛的还是茶马、茶盐贸易。
宋代茶马互市渊源于唐朝。北宋初年用铜钱买马，太平兴国八年(983)罢铜钱买马，“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21)。真宗、仁宗两朝，“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以茶赏之”（《文献通考·榷茶》）。商贾贩茶到西北，获利丰厚。买马地主要在陕西，买马用茶只能就近取给于川蜀。川茶正式用于陕西买马是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当时的陕西买马官薛向建议，“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赏止得六百。今请于原、谓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马，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引至歧雍换盐银入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宋史·兵志》）。“蜀货”主要是茶叶，是西北少数民族最喜爱的商品。《宋史·食货志》说：“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军三郡以市蕃夷之马”。况且永兴军等西北“四路民庶依旧嗜食川茶”(22)。蜀商将茶叶等商品运到西北供朝廷买马，又从政府手中换取食盐、白银。这就开启了蜀道经济带茶马、茶盐贸易的先河。由于茶、盐、马都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所谓“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茆居最”，或谓“国家利源，鹾茗居半”(23)。所以茶马、茶盐贸易，在蜀道经济带上形成了宏大的商品流通潮。其中茶叶是蜀道经济带商品贸易的龙头产品。
茶叶在四川地区的生产历史悠久。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24)。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泛称川茶。茶户“采茶货卖，以充衣食”。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川蜀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财税来源。如“洋州西乡县茶，旧与熙河、秦凤路蕃漠为市，而商人私贩，南入巴达州，东北入金州、永兴军、凤翔府。官未置场以前，于州界仙游、少府、鸡雄、归仁、洋口等镇铺，差开校编栏抄发，指州县输税”(25)。除大批蜀道从事贩茶活动外，陕西商人也加入了茶盐贸易大军。“陕西商旅皆以解盐及药物等入蜀贩茶，所过州军，已出一重税钱，及贩茶出蜀，兼带蜀货，沿路又复纳税”(26)。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朝廷财政收入都有利。“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茶，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27)。因为在贩茶的同时，商人还把食盐、药材、瓷器、布匹、纱罗，甚至牲畜等商品运输贩买，促进了整个蜀道经济带的商品大流通。四川富饶的物产被贩运到西北，陕西的食盐、药物等被贩入四川。“蜀中富饶，罗纨绵绮等物甲天下，言事者竞商榷功利。又土挟民稠，耕种不足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宋史·樊知古传》）。蜀道上商旅往来不断，络绎不绝。“阆中、清化、始宁、符阳诸郡，所仰二种产殖，缯、绵、
、荈、茗、刺绣、镂刻、髹治之物，与所市易牛、骡、羊、彘、丝、茧、椒、蜜之货，日夜旁午络绎，它负赢揭，抗蹄裂
，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踵相织”(28)。陕西商人贩盐入蜀，也获了丰厚的利润。“陕西客商兴贩解盐入川买茶，于陕西州军货卖，获利特厚”(29)。这样，在蜀道经济带上出现了“商旅通行东西，诸货日夜流转。所得茶税、杂税钱及酒课增羡，又可得数十万贯”(30)，“益、利诸州百货通行，酒税课利理当自倍”(31)。商品大流通也惠及经济带内的人民。“陕西茶商既行，歧雍之间，民食贱茶”(32)。商旅“贩茶还脚，贩解盐入蜀”，川蜀人民食贱盐。特别是在茶马、茶盐贸易中互有巨额的货币周转，“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翰”(33)。说明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它产生就是蜀道经济带繁荣的茶马、茶盐贸易的结晶。所以，纸币使用最多之处，不在城镇市场，而在茶山交易中。在商品货币大流通的过程中，蜀道畅达的交通，并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京兆府、秦州为中心的西北市场和以成都府、梓州为中心的川蜀市场，相互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导致了以兴元府（陕西汉中市）、洋州（陕西洋县）为中心的区域小市场的出现，从而促成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甘肃天水）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经济带的繁荣发达。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西南的商业中心。宋代成都是蜀道线上的交通枢纽，通向各地的水陆道路四通八达。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达，成为蜀道经济带上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茶叶集散地、纺织品集散地和纸张、书籍集散地，是西北地区的物资供应基地。富商大贾云集成都，“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宋史·食货志》）。这里是“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少，颠迷醉昏”(34)的大都会。成都已是蜀道经济带上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梓州（四川三台）是宋代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梓州不仅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是著名的纺织基地和食盐供应基地，有“机织户数千家”。又是川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商贸相当繁荣，是“江山形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35)的经济繁华都市。
地处汉中盆地的兴元府和洋州，是联系西南与西北的枢纽，受蜀道经济带的影响最大。
兴元府地处穿越秦岭、巴山的陈仓道与金牛道、米仓道等道路的交汇处，是西北与西南，西部与东部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商业繁荣，经济发达，“邑室富盛，人民繁庶”，“一城之中，民屋错叱，连甍接宇，可数万计”(36)。“自三代已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俞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歧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远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加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臬，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意，公籴私贩，辇负不绝。诚山西浩穰之奥区，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剧地也”(37)。是汉中盆地的经济中心城市。
洋州濒临汉水，又是傥骆道、荔枝道必经之地，是汉中盆地东部的交通枢纽。“地通蜀汉之饶，俗兼秦陇之劲”(38)。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汉唐之际，已名重郡”、“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东北诸山，萦带联属，径路盘屈，隙穴深远，上通荆楚，旁出歧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嬴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质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是仰者”(39)的繁华都市。
京兆府、秦州为中心的关陇经济区，“土地膏沃”，“其民慕农桑，好稼穑”（《宋史·地理志》），“户口滋息，农桑丰富”(40)。地处中原与西域及大西南的交通要冲，是蜀道经济带上西北各族和西域地区贸易的窗口，边境贸易非常活跃，许多少数民族商人“多缘互市家秦陇间”(41)。大军云集关陇，需求旺盛，市场广阔，蜀商和陕西商人最为活跃，其它各地商人也络绎不绝。“关陇以西至沿边诸路，颇有东南商贾，内如永兴军、凤翔府数处尤多”(42)。
京兆府长安城，虽小于唐代，但人口仍有十几万，城内“衣冠豪右错居其间，连甍接桷”（《善感禅院新井记碑》）。居民生活习尚，仍不失故都之风。城内商贾如云，富商“家累巨万”。长安城仍是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
秦州是西北边防重镇和边贸中心，既有官方的茶马贸易，更有民间的互市贸易。“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
(43)。秦州也是西北地区经济发达，“最号繁富”(44)的大都会。
蜀道经济带商业贸易发达，许多城市商税收入巨大。已故宋史专家吴泰先生说：“北宋每年商税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开封、成都府、兴元府。这三个城市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四十万贯以上”(45)。它们和杭州一起，成为北宋四大商业中心。全国每年商税额超过四十万贯的三大都市和四大商业中心，有两个在蜀道线上，充分显示了蜀道经济带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繁荣的大都市之下，蜀道经济带上还有众多的地区性都市、县城、镇市和草市，共同构成分布密集、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城市贸易网。
利州（四川广元），地处蜀道交通要冲，农业虽不甚发达，但它是川北的交通孔道。这里“山居而谷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46)。故宋人称其“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47)。是蜀道线上商业贸易繁荣的大都会。果州和遂州也是地区性经济都市。
三泉县（陕西宁强县唐渡乡），位于川陕咽喉之地，北宋初年曾直隶京师。“北至兴州仙人关外，地理不远，东接梁洋一带，水陆冲要，系四川喉襟要害之地”(48)。商业发达，经济繁荣。
兴州（陕西略阳）虽处大山环抱，但因是蜀道必经之地，经济也很繁荣。“山绕兴州万叠青，池开近郭百泉并”。“波暖跳鱼闻乐喜，人来野鸭望船鸣”
(49)。兴州矿产资源丰富，真宗景德三年在此设济众铁钱监，铸造铁钱，是蜀道经济带上的铸币基地，号称“利西之巨镇”(50)。
凤翔府是联系西南与西北的交通枢纽，是西北地区的经济都会之一。境内“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歧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山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
尤盛”（郑刚中《西征道理记》）。凤翔府的斜谷是北宋造船基地之一，其造船数曾居全国第二位。
在这些地区经济都市之下，还有许多县城、镇市和草市，形成了比较合理的蜀道经济带城市网络体系。
宋代全国著名的经济都市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十万贯以上的就有四十二个城市。以这些城市为主体，形成三大城市群带。即蜀道沿线城市群带、运河沿线城市群带、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城市群带。蜀道上的城市如京兆府、秦州、兴元府、利州、梓州、成都府等，犹如撒落在中国西部秦岭南北大地上的颗颗璀灿的明珠，在众多地区性都市、县城、镇市和草市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各以其不同的功能共同支撑着蜀道经济带，在全国经济中享有鼎足而立、光彩夺目的重要地位，这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充分证明了作为大山环抱的内陆河谷盆地，虽无沿海、沿江的便利交通，无发展商业的有利条件，但仍可凭借繁荣稳定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发展交通为条件，以区域大市场为依托，以该地区商品贸易的龙头产品为主导，走出盆地，招商引资，加强区域间的横向联系，使“商贾通行东西，诸货日夜流转”，走出一条发展区域经济的宽广大道。
三
蜀道经济带发展的好景不长，很快受到致命打击。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蒲宗闵，“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开始了官自买茶的历史。同年十一月，李杞等言，“有兴元府、洋州广产茶货，自来通商兴贩，乞与转运司同共相度于兴元府、洋州置场收买，津般往熙河、秦凤路出卖，从之”(51)。官府在产茶区收购茶叶的地方称茶场或山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宋史·食货志》）四川茶法的特点，是宋初以来一直通商，“川蜀产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52)。起初官茶与商茶并行，所谓商茶，“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凤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53)。熙宁九年，对川茶完全实行官榷，官府直接向园户征购茶叶出售，“重法拘制”，“不许民间私衷买卖”(54)。这一政策给蜀道经济带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影响。
北宋政府川陕驿道上特设运茶递铺，以搬运茶叶，先用兵士，后来雇人运茶。“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刘庠知永兴日，有洋州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55)。元丰七年(1084)，陆师闵言：“准朝旨，应系般茶大路并设置车子递铺。臣昨来已行计置，自成都府至利州；自兴元府至兴州、凤翔府；自商州、上津至永兴产军三处稍有次序”(56)。“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又茶递一人般茶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还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57)稍后北宋政府又对运茶制度作了调整，并督促沿线地方官吏加强对茶叶运输工作的管理。政和四年(1114)，臣僚言：“乞将发茶场库监官、县令，如成都府排岸司、兴州长举县装卸库、兴元府西县转般库监官，绵州、巴西、利州、昭化、三泉、兴州、顺政、长举、兴元府、南郑、西县知县计十处，每拨发茶及四万驮，阙失与减二年磨勘”。“臣今相度欲乞应兴元府至永兴军一带，减下旧额茶铺兵士七百人，并令榷茶司措置于洋州至兴元府西县添置茶铺，各请兵级人数外，将其余数分添入长举县乾渠铺至秦州赤谷铺，并依茶司自来例施行”(58)。政府榷茶，除了递铺给沿线人民造成伤害之外，更重要的是“商旅不通”，商税锐减，成都府、兴元府的商业中心地位和蜀道经济带繁荣发达的商业贸易，遭到严重摧残。
蜀道经济带商品贸易的龙头产品是茶叶。川茶“未禁以前，俱有一重税钱。及至将茶出川，沿路又纳过税。以此，税课大段增羡”(59)。这种从茶货贸易中征收的住税与过税，是成都府、兴元府、梓州、洋州、秦州等蜀道城镇商税的主要来源。北宋政府也由此获得大量税款。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税书“岁课缗线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贯）”，“嘉祐以后弛茶禁，所历州县以算钱，至治平中，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宋史·食货志》）也就是说，宋英宗治平年间的商税比宋仁宗皇祐年间增加60余万贯，其中茶税498600贯，占83%，而茶税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茶货贸易最兴盛的蜀道经济带。当时蜀道茶叶的集散地兴元府商贾云集，“公籴私贩，辇负不绝”，住税岁收47000贯，“自茶法榷行以后，商旅更不兴贩，所收税钱绝少”，“次年所收才及一二”。全川“失陷商税，亦数十万（贯）”
(60)。洋州也一样，“举势环境皆山谷，民以茶为产，使者方行榷法，岁课四十余万斤。商旅不通，山民及其孥荷檐趣郡，远者往返千里”(61)。给种茶园户带来许多困难。
榷茶又影响到盐、酒、锦帛、纱罗、药材、瓷器等商品的交易。“商旅不行，非唯税亏，兼害酒课。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翰。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62)。酒税、盐税等税收大幅度下降，交子贬值，蜀道经济带的商品货币经济严重萎缩。“尽夺茶利，商贾不行，百货不通，酒税课利自减”。成都府路、利州路、秦凤路熙宁十年的商税都低于熙宁十年以前。“嘉祐年间川峡商税约200万贯铜钱，熙宁末川峡商税约为80万贯铜线，后者比前者亏减1.39倍”(63)。蜀道经济带商税收入的大幅度锐减，严重影响了全国的商税总额。“北宋商税岁入，仁宗庆历时期最高，仁宗后期显著下降，英宗时期略有回升，神宗时期又略为下降。而神宗时期商税总额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四川商税锐减，抵销了东南诸路商税的增长所致”(64)。
榷茶使得蜀道经济带内的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官自买茶，商旅不通，“歧、雍之民仍食贵茶”(65)。“商旅不行，官盐复不继，于是民苦食淡”(66)。榷茶严重打击了种茶园户的积极性，“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67)。加重了园户的经济损失。官自运茶又造成极大浪费，“搬运不逮，縻费步乘，堆积日久，风雨损烂，弃置道左，同于粪壤”(68)。榷茶又造成社会动荡，“比年禁其私贩，五木巨械，钳首贯足，考一逮十，考十连百，囹圄常空，刑余半道，而冤痛之声，至不忍闻”(69)。
由此可见，北宋政府的榷茶政策不仅危害茶叶生产和人民生活，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导致商贸萧条，造成蜀道经济带区域大市场的严重萎缩，直接导致了蜀道经济带的衰落。证明封建政府专制一统的职能和行为，是用以控制经济，一味垄断财源，夺商人之利，因而不可能遵从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必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开发，带来深重的灾难。
北宋蜀道经济的盛衰，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仍值得借鉴。可喜的是，以宝成铁路为轴线的陕甘川三省毗邻地区建立了经济协作区。该协作区包括陕西省宝鸡市、汉中地区，甘肃省天水市、陇南、平凉、庆阳地区，四川省绵阳、广元市，共八个地区（含78个县）组成。参加经济协作区的还有兰州、宝鸡、成都、安康四个铁路分局共十二方。为了加强协作区内外的商品流通，招商引资，已在广元、宝鸡、绵阳、汉中、天水等城市，成功地举办多次西部商品交易会，成效显著，各地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宝成铁路复线和西安至安康铁路的建成，蜀道交通条件将大为改观，新的蜀道经济带将在中国的西部崛起，再造辉煌！
注释：
①（明）于慎行《彀山笔麈》卷12。
②（宋）苏辙《栾城集》卷39《论兰州等地状》。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
④⑤⑦《宋会要辑稿·方域》10·20，10·22，10·3
⑥黄休复《茅亭客话》卷9。
⑧文同《丹渊集》卷23，《成都府运判万宴思堂记》。
⑨《汉南续修府志》卷25，（北宋）窦充《重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记》。
⑩《丹渊集》卷28《谢就差知兴元府表》。
(11)(36)(37)(39)《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12)《鸿庆居士集》卷26《张深除龙图阁直学士京兆路安抚使》。
(13)《梁溪集》卷144《御戎论》。
(14)《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
(15)《五朝名臣言行名》卷3《张咏》。
(16)(25)《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0，30之16。
(17)《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18)《长编》卷22，至道三年七月。
(19)《长编》卷89，天禧元年三月。
(20)《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
(21)《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
(22)《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38。
(23)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34《陈从古墓志铭》。
(24)(26)(27)(30)(33)(55)(57)(62)(67)《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28)《丹渊集》卷《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
(29)《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9。
(31)(32)(65)《栾城集》卷41《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34)《全蜀艺文志》卷34《铃辖厅东园记》。
(35)(47)《舆地纪胜》卷154，卷184。
(38)《栾城集》卷28《李括知洋州》。
(40)《司马文正公家传》卷41《论横山疏》。
(41)《长编》卷101，明道元年七月。
(42)《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
(43)《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14。
(44)《司马文正公传家传》卷22《论张方平第三状》。
(45)《宋朝史话》第97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
(46)《栾城集》卷29《安宗源知利州》。
(48)《宋会要辑稿·方域》7之8。
(49)《栾城集》卷2《兴州新开古东池》。
(50)《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
(51)(52)(53)《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16，31之25，30之12。
(54)(59)(60)吕陶《净德集》卷3。
(56)《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24。
(58)《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96。
(61)(66)《丹渊集》附《湖州文公墓志铭》。
(63)(64)郭正忠《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刊《学术研究》1985年2期。
(68)《长编》卷294，元丰元年十一月。
(69)李新《跨鳌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