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二十年（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人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学学科是在人口控制任务十分严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人口学研究局限于计划生育工作，对我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停留在如何有效控制人口迅速增长上，研究的范围狭窄、方法简单、理论单一。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人口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许多重大理论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1.人口控制工作取得可喜成果
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计划生育成为了国家的战略任务和基本国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其次，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采取了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我国的人口政策概括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根据这一政策，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以此取代了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法。第三，积极推进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改革。在组织机构方面，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艰巨的计划生育任务，临时性机构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已不能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1981年3月，决定设立部、委一级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同时县一级政府机构也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由上至下形成了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网。在管理体制方面，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实行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体制；基层组织同育龄夫妇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建立计划生育服务站；实行计划生育方面的社会保险等方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工作方法方面，总结推广了计划生工作的一系列经验，如“三为主”、“三结合”。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出生率由五、六十年代的35‰左右降低到90年代的17‰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五、六十年代的20‰左右降低到90年代的11‰左右。如果不搞计划生育，1970年的生育率水平一直持续到1990年，则中国在这二十年间可能多出生约4亿5千万人口。换句话说，通过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在1970年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少出生了4 亿多人。出生人数的大量减少，相应缓解了人口与粮食、住宅、教育、医疗、就业方面的矛盾，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减轻了国家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的负担。
计划生育的实施，促进了人口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随着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工作的进步，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人口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婴幼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部门把优生列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开展婚前检查、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进一步改善了人口群体的遗传素质。
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促进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开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成年型。这意味着若干年后进入结婚、生育的人群将会逐步减少，在生育继续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明显减慢。
计划生育的广泛开展，使人民群众的婚姻、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宣传和实践活动，广大群众认识到生育子女不仅是家庭私事，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全社会的利益，从而增强了生育的责任感。更多的育龄夫妇坚持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成就和经验，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和重视，对稳定亚洲人口和世界人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3年，联合国授予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首届人口奖。1988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获得了争取最好世界协会颁发的稳定人口奖。
2.从单纯强调控制人口规模过渡到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并重
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运行的效果，粗放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低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含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从而使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在较低层次下运行。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体制性的变革使效率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首要目标，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不协调关系的逐渐显现，其中企业大量下岗富余人员与高素质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便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人口学界在深入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那种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绝对对立的观点，逐步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问题，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同样十分重要。人口素质是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转换变量，在相同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两者的适应性关系和适应程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在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上的转变，标志着我国人口理论的一次飞跃。提高人口素质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同时，也被纳入人口政策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政府还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财政逐年增加教育投入，鼓励社会办学等措施，对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2年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0%，1990年达到2.00%，到1995年达到2.03%。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10.97%，提高到 1990年的11.39%。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战略目标，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对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探索提高人口素质的途径，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步伐，开发现有的体制性资源和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程度等问题已经成为人口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3.劳动力与就业状况研究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是实现充分就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是困扰就业的一个最艰巨的难题。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进入90年代，总和生育率接近2.0。但是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依然很大。1982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55087万，1990年达到67903万，1982—1990年间劳动适龄人口年平均增加1602万。进入90年代，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到来，第二次人口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使劳动适龄人口迅速增长，到1995年劳动适龄人口达到77675万，1990— 1995年间年平均增加1954万。1990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为56740万人，1995 年达到62388万人，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1130万， 与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增加1954万相比，相差824万。
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充分体现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有关研究表明：“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创历史最高水平， 而就业增长率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胡鞍钢， 1997）。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与投资对增加就业机会的作用下降，使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
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增加科技含量，改变就业结构、资本技术构成以及管理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国民经济运行改变过去那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方式，市场机制发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效率为基础的结合方式必然使计划经济时期积淀的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劳动力质与量的相互替代。
人口学在研究我国劳动力问题时是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出发，紧紧围绕劳动力供求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等问题，把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配套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健全和完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和法规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人口的职业素质和技术素质；加大15—1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增加“15—19岁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力化”比重（洪英芳，1990），推迟他们的就业年龄，把减小就业压力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结合起来。
4.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使我国人口——特别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人口迁移逐渐活跃起来，人口迁移比重不断上升，人口迁移问题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人口迁移首次成为调查的内容， 我国第一次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人口迁移资料。1990年人口普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都把人口迁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人口迁移资料的逐渐丰富使学术界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不断深入，托达罗的迁移模型、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等被广泛使用，迁移流向与流量、迁移原因、迁移圈、迁移场、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迁移的流向发生了逆转、人口迁移方向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迁移，转变为从中部、西部向东部地区迁移，人口迁移量增加（杨云彦，1992）；人口迁移模式由计划迁移向自发迁移转变；人口迁移流向、流量以及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主要是由区域经济政策、投资规模、就业水平、收入差异等经济因素所引起的（王桂新，1995；范力达，1995等）。
80年代以来，国家对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限制逐渐放松，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和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强大的“民工潮”。据有关专家估计，1995年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约有8000万。人口学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农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民工潮”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治安、流动人口超生等社会问题，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和对策，以缓解流动人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5.城市化问题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的必然现象。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人口城市化。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的低效率一定程度掩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同时城乡隔绝限制了劳动力的迁移流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加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1984年我国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485万，1994年超过2亿。 与此同时，国家调整了严格的限制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加快。我国城市人口比重由1980年的19.4%，提高到1990年的26.4%，到1997年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9.4%。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则是适当控制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发展大城市的卫星城和小城镇。在人口学界，对于我国城市化或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人口学专家们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辜胜阻，1991），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孟立联，1993）。人口学界并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争论对于推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持两种观点的人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有所差异，对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的认识各有侧重，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和“过度城市化”问题的看法不同。由于观点不同，形成的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也有不同。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表明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趋于统一，对于促进我国非农化和城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通过二十多年来的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成功地控制住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势头。同时，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老年人的比重将急剧上升。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出现的。并且，老年人的总数量将越来越庞大。如何建立和巩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一般都经历一个漫长而平稳的渐进过程。欧美国家生育率下降始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期间经历的时间较长。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70年代初的4.01降到1995年的2.00，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降到更替水平。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人口从年轻型过渡到老年型一般要经历70—10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国人口从80 年代初开始进入成年型，到200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人口总数的10%，成为老年型人口国家，历时不到20年，足见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势头之猛。1990年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5%，有老年人口近1亿人。有关专家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预测，到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总人口的10%，2050年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9.28 %，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22.53%。少儿抚养比将由1995年的44.16%，下降到2050年的28.37%，老年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将由1995年的14.81%和58.97%，上升到2050年的53.15%和81.52%，即每100个劳动力要负担5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28个少年儿童（杜鹏，1994）。
我国将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伴随着人口转变的自发过程，人口结构类型从成年型过渡到老年型的过程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老年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而我国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72美元，到 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800—1000美元。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必然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各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差距很大。比如，199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全国为6.70%，但是最高的上海则达到了11.43%，天津、江苏及浙江等地均超过了8%，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与此相比，宁夏、青海的65岁以上人口比重还不到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我们在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逐步建立和健全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老年人医疗、保健、护理等方面的社区服务机制。
7.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人口发展观念的基本形成
1987年4 月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现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以人为核心，以代际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为核心内容的的综合发展观。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经济发展水平低，既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要为今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给子孙后代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粗放经营、掠夺式开发，在追求局部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忽视整个国家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结果造成环境恶化、资源衰退，加剧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局面。
我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高度重视， 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 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简称《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人口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被纳入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中。
人口科学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综合全面的研究。人口科学就我国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土地资源占用、水资源短缺、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探讨实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人口生态学应运而生，成为人口科学中一支富有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四、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展望
如前所述，中国的人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中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人口研究工作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要受社会发展趋势的制约。那么未来世界的社会发展趋势如何呢？正如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所言，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过渡；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过渡；从非此即彼向多样的选择的过渡。这一趋势必将左右中国的人口研究领域。
一个学科的发展状况还要受“带头学科”的影响。纵观历史，自18世纪开始，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带头学科，18世纪的带头学科是物理学，19世纪的带头学科是化学，20世纪的带头学科是生物工程学。这些带头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动了一系列学科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身发展的重视，据预测，21世纪的带头学科将是心理学。可以预计，下一个世纪，心理学将渗透各个学科，人口研究也不例外。
近年来，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和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短缺；而人口激增的另一恶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人口的贫困。 这就是引起全球重视的所谓“ 3P ”问题： Poor ,Pollution,Population。现在，3P 问题仍然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现阶段，由于人口的激增、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发生且还在继续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人类日益感受到自身已面临的全面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危机，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的能力”的发展。将经济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下发展。因此，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必将成为下个世纪的重要议提。
1997年10月，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人口和其它方面的专家聚集中国北京，参加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参加这次盛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口学家大都不再专门研究纯人口问题了。他们或者是将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探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问题，或者是将人口学的方法用于其它学科，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一思路不仅寓意于世界的人口研究领域，也必将寓意于中国的人口研究。
中国人口研究的发展趋势还要受中国国情和人口状况变动的影响。中国国情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在未来将继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经济。中国人口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人口的现状和未来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的现状特征之一是人口基数大，总数已达12亿多。中国现状的另一特点是净增人口多。近几年年均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尽管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10‰左右，但每年净增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和。中国人口现状特点之三是素质低。据人口普查数据，90年代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年多一点。 除“基数大”、“净增多”、“素质低”外，按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未来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将会继续提高。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研究的方向离不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离不开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应用人口学等等。因此，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主要方向。
1.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将继续受到重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之一。从全球人口失控、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继续困扰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一趋势，以及“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人类的重视的事实，可以预见。
2.未来的人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交叉、具应用背景的研究。例如，将人口学与医学结合的生殖健康方面的研究；将人口学与微观社会学结合的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将未来的人口迁移纳入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等等。
3.由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和目前的生育政策可见，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研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养老保障的研究，应该是中国未来人口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4.按各个世纪的带头学科所预测的趋势，以及人类愈来愈重视自身发展的事实，未来的人口研究方向之一还应该包括人口素质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人的心理素质方面的探讨，以及提高人口素质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的研究，也将发展成为人口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具应用价值的研究分支。
5.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继续增加，劳动力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如何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就业方面研究，如何调整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其适合经济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人口学家将要进行的研究课题。
1998年中国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奋斗目标。第一步目标是，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3亿以内，育龄夫妇享有初级生殖保健服务；第二步目标是，到201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育龄夫妇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努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部分地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问题；第三步目标是，到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得到进一步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育龄夫妇普遍享受优质的生殖保健服务；第四步目标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据一些专家估计约在16亿左右）之后缓慢下降，人口素质全面提高，人口结构趋于合理，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今后，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继续努力解决我国人口的各种现实问题，为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目标做出贡献，并且人口科学研究本身也将继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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