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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消除了贫困，把贫富分化降低到人类历史的最低点。这些成就都毋庸置疑。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这一切从哪里来？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
平等不一定牺牲效率
从美式“市场个人主义”的立场看，“福利国家”通过大政府、高税率大肆进行财富再分配，人为地维持“结果的平等”，抑制了创造财富的动机，培养了老百姓对政府福利的依赖心态，最终只能坐吃山空。这派理论，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甚有市场。上世纪70年代北欧“福利国家”遭受石油危机的打击，增长势头顿挫，到90年代发生了更大的经济危机，乃至美国理论界不少人士争先恐后地宣布“福利国家”的死亡。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美国带领“自由世界”赢得了冷战、进入高增长的时代。美国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其摧枯拉朽之势，逼着北欧、德国、日本等国纷纷借鉴美国的市场逻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把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称为“协调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政府对市场发挥着巨大的协调和规约的功能；美国所代表的则是“自由资本主义”，一切以市场竞争为基础。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协调式资本主义”正在向“自由资本主义”全面投降，资本主义的多元性将消失，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所主宰。
然而，学者们很快发现，所谓“协调式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改革，并非向“自由资本主义”投降。相反，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许多“协调式资本主义”强化了自己的特征。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这两种资本主义不仅不会合流，而且将更加分道扬镳。还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提炼出三种模式：一是美国的“市场模式”：这种模式以市场为核心。市场竞争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政府对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微弱，劳动市场自由灵活，保护失业、疾病、衰老的社会福利单薄。不仅如此，福利和救济的概念更为相近，领取福利，往往需要家计调查、证明无力自养才算有资格。所以，领取福利的行为本身几乎就是社会污点。二是日本、德国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以社团主义为精神基础，核心是由企业与职工组成的社会共同体，雇主和雇员是“社会伙伴”。企业对双方来说就像一个家庭，给所有成员提供保障和福利，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国家的角色主要还是为这些社团的合作和协调提供一系列制度框架。只有社团无法解决问题时，国家才出面。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所享受的保障和福利，往往来源于其所在的企业，并根据他所从事的职业而有所不同。因此，等级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保存下来。三是北欧“福利模式”：这种模式以国家为核心。政府通过强大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削平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平等，对失业、疾病、衰老等提供涵盖整个社会的保护。由于政府的核心地位，这种福利模式是全民性的。主流的福利并不需要进行家计调查。福利绝不同于救济，领取福利不会让人觉得没面子。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北欧模式才属于“福利国家”。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不妨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1995年对12个成员国调查的数据，来比较一下部分北欧“福利国家”与美国、日本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状况。表一展示了各国最穷的30%人口，中间的40%的人口，和最富的30%的人口的税前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因为是税前，这些数据大体展示了市场对财富的分配结果。
表一的数字，印证了许多观察家的直觉：市场竞争在美国制造了最大的贫富差距。但这些数据也揭示出违反我们常识的事实：在人们印象中最为平等的国家瑞典和丹麦，最富的3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3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7.1和7.0倍，其不平等程度和美国相去并不远。
不过，“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平等，主要是通过政府对财富的再分配而达成的，对此，表二可谓一目了然。
在政府税收和花费之后的财富分配，才是国民最终的所得，更能反映实际的财富分配情况。从表二看，美国最富的3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30%的4.7倍，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不过，比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前差距还是小多了。丹麦在市场所创造的贫富差距上也很大，但经过政府的财富再分配，一下子成为相对最平等的国家。日本的市场竞争所创造的结果最平等，但政府介入的财富再分配也最少，这使得日本最终贫富差距程度仅次于美国。
以上数据，挑战了我们的许多陈见。所谓“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理念，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一直相当流行。其实又何止在中国？早在1975年，肯尼迪总统原高级经济顾问Arthur Okun就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书《平等和效率：大权衡》，直面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民主给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但市场时时刻刻在创造不平等，腐蚀着民主的原则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似乎成功地缩小了贫富分化，但往往在经济效率上付出了高昂代价，甚至导致了独裁政府。然而，Jonas Pontusson在2005年出版的《不平等与繁荣：社会型的欧洲与自由型的美国》一书中，考察了18个国家过去30年的发展，用大量数据雄辩地证明，并不存在所谓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或“权衡”。达到平等的目标，并不一定要牺牲效率。用1995-2005年1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贫富均等的国家相比，政府所进行的财富再分配份额比较大的国家，实际上人均GDP的增长要更快些。虽然不能通过这些数据简单地推出“平等提高了效率”的“规律”，但至少可以说：平等和效率之间未必对立，而且完全可以成为相互促进的因素。或者可以谨慎地说：虽然市场竞争在不同的国家会创造出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但通过财富再分配进行矫正，往往可以优化市场竞争的效率。这也构成了“福利国家”的经济逻辑之一。
“福利国家”的“大黄蜂”秘器
瑞典前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Par Nuder用“大黄蜂”来比喻“福利国家”的模式。众所周知，大黄蜂身体甚为硕大，翅膀则非常小，按照物理学常识，大黄蜂是飞不动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黄蜂飞翔性能如此良好，乃至美国的战斗机也以大黄蜂命名。北欧国家就像这样的大黄蜂，其中“过分慷慨”的福利，或者说吃福利的人口，就像大黄蜂的身体；而市场经济，或者说干活的人口，则像那又薄又小的翅膀。如果大黄蜂有其飞翔奥秘的话，“福利国家”自然也有在全球化竞争中致胜的秘器。
在21世纪，这种大黄蜂式的“福利国家”，明确地把“平等与效率相生”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其秘器是什么？在这方面近年来最为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灵活安全”(Flexicurity)。这一概念，是把英文中的“灵活”或“弹性”(Flexible)和“安全”(Security)合成而发明的。上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乃至欧洲经济面临普遍的危机，开始向美式的“市场个人主义”借鉴。在美式资本主义的信奉者看来，欧洲经济受困于政府过多的管制，需去除政府对市场的种种规约，鼓励自由竞争。另外，欧洲的劳动市场是围绕着保护职工的“安全”(即工作职位的稳定)来设计，雇主想解雇人障碍重重，费用奇高。雇主为了省心、降低人力成本，能不雇人就不雇人，结果对“铁饭碗”的保护反而导致了高失业率。只有采取美式那种“灵活”的劳动市场，大家根据契约来去自由，才能激发真正的市场竞争。但这套美国模式，在欧洲受到强烈的抵抗。最终刺激出一股新潮流，即“灵活安全”。这一派人士认为，完全可以跳出这种二元对立，把两方面所强调的原则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灵活安全”发端于丹麦和荷兰，并波及周边地区，但归根结底是北欧“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中的“特产”。欧盟如获至宝，拿来作为“欧盟2020战略”的组成部分，用以指导各成员国改革劳动市场。
“灵活安全”的核心有“三大黄金支柱”：第一，创造灵活的劳动市场，使企业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而跳槽。第二，这种灵活，又是以安全的福利保障为基础的。员工一旦被解雇，就会被国家福利接过来，享受着接近原工资水平的收入。第三，职工在被解雇并领取失业福利的时期，立即投入再培训，根据劳动市场的需求学习新的技能。为此，政府与企业必须建构有效的、免费的终身教育体系。
长期研究日本经济的Richard Katz指出，这种“灵活安全”不仅比美国的“市场模式”有效率，比起日本、德国的“社会模式”也显示出了巨大优势。他在论述中基本绕开了德国，但明确地指出：日本要走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与其学习美国，不如效法北欧的“福利国家”。他立论的出发点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创新能摧枯拉朽般横扫旧技术和旧产业。这一过程完成得越彻底、越迅速，经济就越有效率。美国一直领导着这样的创新，看看滚滚不断的“外包”潮和人口十年内减少了1/4的底特律，创新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日本、欧洲一味强调保护工人利益，维持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企业，无异于作茧自缚。
但“创造性毁灭”的破坏性如果过大将会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企业“外包”愈演愈烈，就会导致几百万上千万产业工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那么不仅这些人在长期的失业中会丧失劳动技能，其下一代也因家庭困顿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陷入贫困。长此以往，不仅国民素质越来越低，而且基本的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事实上，比起欧洲发达国家来，美国学生的学业偏差。美国每10万人中的监狱人口达到730，高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福利国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更不用说，这种如脱缰野马的“创造性毁灭”，在民主政治中会激反选民，大家最后干脆用选票终止“创造”。近年来美国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势力看涨，就是这方面相当清晰的征兆。
“福利国家”：保护人，而非保护工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Solow在20年前就指出，日本的产业工人之所以比美国同行有更好的技能，在于日本企业有着“终身雇佣”式的保障。当企业知道无法随意解雇员时，就只能通过提高员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来竞争。德国的制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经过由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作委员会”批准才行，实际上很难解雇。企业要引进新技术，也经常要提出如何培训被新技术所替代的员工的计划，以求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结果，每个职工的技能培养都有长远规划。在美国“灵活”的劳动市场中，企业没有动机培训职工，怕的是职工很快就跳槽或被解雇，培训的成本收不回来。长此以往，美国职工的素质就越来越低。
不过，日本、德国这种“铁饭碗”模式，也有着严重的问题。企业不解雇员工，就不得不维持一些已缺乏竞争性的职位，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弹性，“创造性毁灭”中那种旧企业不停地破产、新企业不断创生的局面就很难出现。北欧的“灵活安全”模式，在这里显示了优势。在这种模式中，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对自己不需要的人可以随时解雇，失业者马上从国家福利中领取收入、接受再培训，掌握新的技能，能够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很快会被重新雇佣。当然，这样的体系必须通过高福利、高税收来维持。这种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阻碍“创造性毁灭”，而且刺激了“创造性毁灭”，带来的是企业的高效率与经济的高增长。当然，还应记住，“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是建立在低失业率基础上的。只有干活儿的人比例高，才能给暂时失业的人慷慨的福利。这一逻辑本身，刺激了整个社会对再培训的投入。终身教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国家，国民一生都在学习中，素质当然会高得多。
“创造性毁灭”强调的不是“改造”，而是“毁灭”。旧企业的改造往往不如旧企业完全被新企业所替代更有效率。日本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双方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然而，北欧国家经过痛苦的改革，进入21世纪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在本次大衰退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日本则陷入了两个“失去的十年”而不能自拔。研究者们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对既有的产业保护过分，企业替代率太低。在美国，IBM早已把自己的硬件卖给了中国，微软、Intel、苹果等代之而起。日本则还是索尼、东芝等老企业的一统天下。日本的创新，往往是通过在既有企业中建立一个分部的形式来完成。在国内市场中，日本的传统企业实际上维持着彼此间没有文字的“互不侵犯条约”，各自守护着自己的领地，避免竞争，推迟改造。研究表明，老企业比起新企业来引入新技术的速度低得多。不竞争的老企业更难进步。再看北欧，丹麦是欧洲企业替换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在这方面虽然远远落后，但比起日本还是高出不少。
“福利国家”的原则，是让国家来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责任，让企业集中精力追求效率。提出“大黄蜂理论”的瑞典政治家Par Nuder在回答日本能从“福利国家”学习什么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传统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依赖出口的小国，我们根本没有本钱考虑保护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非常愿意变革。”他在谈及这种竞争性的奥秘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社会桥梁，使人们从已经不适合竞争的旧环境中走进新的环境。如果你想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你就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他任命的另一位财政官员解释说：“这就像你购买保险以分摊风险一样，我们是通过公共税收所支持的福利，把风险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在日本，风险仅仅在公司内部分摊。这在我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以丹麦为例。2007年丹麦政府的“社会开支”(即公共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占GDP的26%，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9%。丹麦的最高所得税率为63%，所有纳税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40%，而美国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也不过35%。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只典型的“大黄蜂”。但是，这只“大黄蜂”不仅能飞，而且飞起来异常灵活：每年将近1/3的丹麦人换工作，其中11%是被解雇，另外20%是另谋高就。这种工作替换率在经合组织中是最高的。那些低收入者一旦失业，其享受的失业救济大约相当于其原来的工资的75%～95%。具体而言，丹麦和瑞典的那些工资相当于平均水平的75%的低收入员工，一旦失业，其失业福利能够补充其所丧失的工资收入的75%～80%，而美国的许多州，失业福利仅为原工资的27%。当然更不用说，这些福利国家还有着政府补贴的自愿失业保险。也就是说，许多人明明有工作，但因为自己不喜欢而辞职，照样领取福利补贴。
至于北欧福利模式为什么没有造成“养懒人”的后果，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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