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宗教团体及其政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倾向论文,团体论文,宗教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3-0083-06
香港是一块享有绝对宗教自由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仅1,06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西方各大宗教争相传播，一较短长。东方的佛、道、儒及印度教、锡克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白头教；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及犹太教在香港都有信徒和堂会组织。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及白头教由于在港信徒不多，且多为外籍人士，故对中国内地及香港政治及中英港关系影响不大；佛、道、儒三教在香港可以说信奉者最多，但此三教之信奉者与宗教单位并不具备一种组织关系，且信奉者之间也无经常的联系，更无明确的社会组织活动，其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几乎完全脱节，因而对中国内地及香港政治及中英港关系影响也不大。故此，上述两类宗教团体均不在本文探讨之列，本文仅就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团体及其教徒的政治倾向和对香港政治发展以及中英港关系的影响作一回顾和述评，以作引玉之砖。
一、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团体之历史与现状
基督教、天主教其本质是一个宗教。因其教义的歧异及政治原因，先后分为三个主要教派：东正教，亦称东方正统教派；罗马天主教，又称大公教；复原教，又称新教。香港的基督教实际上仅指新教，而新教教派之下又分不少的“宗”，“宗”下又分“会”，这些全是基督教，教徒统称基督徒。
香港基督教新教之传播历史始于1841年，天主教在港的传播大约也在此时，这就是说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团体之历史与近代香港的历史几乎是同时产生和发展的。150多年来，香港基督教、 天主教团体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其中基督徒多达25.8万人，会堂有872间， 各种宗派教会达52个；其中最大的宗派为浸信会，其次是信义宗。其他主要宗派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公会，宣道会，长老会，公理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和五旬节会。天主教共有教徒25.33万人， 圣职人员计有：司铎353人，修士69人和修女671人，有堂区划1个，另有34个弥撒中心。
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团体共有教徒52万人，占香港总人口的10%。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团体在港的主要工作除了传道之外，还组织了大批的资金及人力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在教育方面，有三间专上学院为教会（含基督教和天主教，下同）开办，即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浸会大学、岭南学院，另有神学院及圣经学院13间，开办中小学及幼稚园689间， 就读学生约70多万人，据报道教会为香港人提供学额达四成以上；在医疗卫生方面，开办医院13间、诊疗所33间、共有病床4000张，占全港病床的62%；在社会服务方面，共开办125个社区中心和青年中心、94 间安老院及老人中心、35个日间护理中心、8间儿童院、10 间弱智人士训练学校、3间失聪人士学校，还开办有出版社、书店、酒店、宾馆、 宿舍等机构为社会服务，约占香港社会服务机构的六成，其服务对象遍及全社会，95%的受惠人士是非基督徒。
由于英国对香港150年的殖民统治， 西方文化对香港市民影响很大，而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亦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一个半世纪以来对香港人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在太深，尽管香港还有90%的市民不是基督徒，但并不说明他们不信基督教。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或是出身于教会学校，或是到西方留学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即使是普通市民，在教会所主办之文化教育、医疗服务、慈善服务和一般的社会服务中均能受惠沾益。加之教会极为重视宣教士宣道和媒体宣传，教会出版物甚多，计有出版社16间、书店50～60间、各种报刊杂志数十种。著名的有：《基督教周报》、《公教报》、《今日华教会》、《基督教文艺》、《基督教论坛》、《橄榄》、《信息》及《思》等。香港人耳濡目染，焉有不受影响之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香港开埠以来的每一发展阶段，教会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香港开埠初期的百余年中，教会极为重视教育，除皇仁、英皇、庇里罗士及金文泰等几所中学为港府开办的外，几乎其他学校全部为教会所办。教会学校长期推行精英教育，为香港政府和社会各界培养了不少人才，为今天香港的精英政治奠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有近200万人处于贫困生活线上。大批难民无栖身之所， 无衣食之源，在生死线上徘徊。香港教会面对这众生呼救的场面，紧急行动起来，利用了世界各地教会的资源，筹集大量资金与各类物资对香港贫民进行了雪里送炭的救济，这一善举，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香港社会，使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香港渐趋稳定，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60、70年代，香港社会问题严重，沉渣泛起。香港教会则积极从发展教育和开办社会服务机构来缓解社会矛盾。不仅大办医院、诊所来医治人的身体，亦以帮助戒毒、心理咨询等来医治人的心灵。由于香港教会对香港社会付出很多，贡献颇大，故香港教会在香港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二、香港教会及基督徒群体对社会的回应和政治倾向
70年代以前，香港的教会整体来讲是非社会化和非政治化的，教会很少参与社会，这与西方教会，或南非、南美、南韩及东南亚等地的教会相去甚远。教会的传统架构基本上是保守的，特别是传统注重传福音的教会，在80年代以前，“社会关怀”还是教会的禁忌，连教会内的团契也不准谈论。有人对香港教会的功能和性质作过这样的概括：“交际性（团契）、福利性（慈善）、知识性和消闲性”。甚至有人称香港教会为“不冷不热的教会。”
香港教会对社会的关怀应始于1967年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创立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该会立足于为工人请命的立场，鼓励和协助工人争取权益，介入一些劳资纠纷及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同时，还介入一些非工业性的社会行动，并表现出不妥协的立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协进会更不遗力鼓吹教会要参与厘定影响市民的公共政策，同时又激励信徒多些关心社会整体的发展。基督教协进会是香港两个推行基督教联合事业的团体之一，成立于1954年，与另一负责推行基督教联合事业的团体——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简称华联）相比，虽然其历史不如华联悠久（华联成立于1915年），规模亦不如华联庞大（华联有属会259 个），但在关怀社会、参与社会方面比华联行动早，思想也比较开明。
到80年代初，香港已有部分基督徒和基督教群体正式参与一些社会活动。1980年反对两巴加价；1982年反对日本篡改侵华历史；1984年向中国政府递交《宗教自由声明》，并组团访京会见中国官员。1985年起，先后有了基督徒守望社、教育工作者协会、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香港基督徒学会及基督徒关注大亚湾核电厂行动组、基督教关注基本法委员会，还有一些以堂会为基础的社关小组，如：荃葵基督徒社关组、深爱堂社关团契等群体。
但据基督教刊物《时代论坛》估计，80年代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基督徒仅几十人，间中参与活动的支持者不过几百人，留意基督徒关心社会活动者大概在4000人左右。这些活跃的基督徒几乎全不是教会的当权派，他们既得不到教会的支援，难以动用教会的资源，还处处受到教会保守势力的阻挠。
在争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过程中，参与其间的只是信徒群体而非建制教会。建制教会的领袖们对积极参与“社关活动”特别是政治化活动十分反感，如对港同盟的冯智活牧师，他认为“社关活动与牧职无关，既为牧职人员，即当专心在教会内牧养。如要全力关怀社会，则当辞去牧职。”华人基督教联会前主席李志刚牧师则认为：“投身政治的基督徒只能是代表个人，与教会甚至基督教都是无关的。他批评很多热心社会政治活动的神职人员，根本不关心教会牧养之事，而完全脱离牧养和传播福音，“他们口称关怀社会，到底关怀了什么？”
由一般的社会关怀深化到民主政治的参与，香港的基督教群体亦有积极的表现。争取1988年直选，有近百位神职人员在报刊联名广告支持；促成“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的成立，也有他们的努力；1986年的高山大会及每年的维多利亚公园民主集会，都有基督徒的热心参与，并有神父与牧师作为代表登台发言；当然，对1989年的六四事件，香港的基督徒受“民运分子”的影响较大，倾向于同情和支持所谓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红磡体育馆举办祈祷会，有超过两万名信徒出席；还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群体参加了民间团体组成的“港支联”；1988年一些基督徒群体和人权领袖组成“香港人权联委会”。联委会的工作受到多个基督教团体的认可和支持，并于1991年6 月促成香港“人权法”的通过；联委会还发动了“港人救港”运动，加快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步伐，建议1991年有半数立法局议员直选，1995年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选产生，“港人救港”运动的核心成员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群体的领袖。现今活跃在香港社会活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包括亲英或亲中的，肯定或否定六四事件的），基督徒所占比例很大。知名人士如：李柱铭、司徒华、刘千石、张文光、卢龙光、陈立侨、夏其龙、冯智活、冯检基、涂谨申、李卓人、郭乃弘、许贤发等。
总之，香港的基督徒在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分化的局面：首先是建制教会（包括主要的宗教领袖和大多数沉默的信徒），他们对社会关怀运动始终保持距离，更反对教会直接参与民主运动。他们认为教会和国家的职能是神特意安排的，教会管理“属灵”的领域；国家管理“属世”的领域。故教会不应干涉国家的政治问题，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福音、牧养教民、关心事业和机构的发展。其次是教会中的年轻信徒，特别是受西方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越来越关心香港社会的发展进程，包括社会公义、民主人权、九七回归等。他们自发地组成社会关怀团体，有些属于堂会，有些完全独立。有些团体的组成仅是为关心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有些团体则对整个社会表示全面关注。如当年就回应基本法提出的政制方案一事，香港共有27个基督教、天主教“社关”团体参与其事。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建制教会的传统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不易动摇，可以说基督徒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建制教会以外，一些关怀社会、参与政治的基督徒群体正纷纷兴起，并呈蓬勃发展之态势。
三、香港基督徒与九七回归
大体上说，香港的基督徒多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不仅拥有比较优越的经济地位，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文化专业知识，他们的人才遍布社会各个领域。面对“九七回归”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他们由于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大陆过去的一些“左”的政策及历次政治运动给港人留下了阴影，所以，香港的基督徒普遍存在“恐共”的情结。但“九七回归”这又何尝不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挑战，于是香港的基督徒纷纷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大致有三：
1.移民海外、逃避现实
根据香港基督徒学会在1990年初夏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表示九七以后继续留港的教友占51%，而表示希望移民的教友占49%，在这49%的教友中，已有20%的人已经申请或已获批准移民。（据港府调查，每13个市民中有一个准备移民。而在香港基督徒中，每两个就有一个希望移民），这个比例相当惊人。时至今日，香港的天主教及基督教信徒移民海外者已达数万人次。移民者中还有很多教会核心人物，甚至1984年参与《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献议》签名的宗教领袖也有多位移民海外。这些人物不仅是精神领袖及专业人才，而且还是资金的拥有者，他们的移民对香港建制教会来说，不单是削弱了实力、阻滞了运作；而且对于整个教会的向心力和理想信仰是一个沉重打击。
当九七问题兴起，传媒日渐炒热之时，香港教会还有一个新动向，即开始在美、加或台湾、新加坡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同香港的某些财团一样，开始了“教会的迁册行动”。而这种迁册行动的影响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北美华人教会的支持渐渐减少。过去北美华人教会一直以香港教会为依归，长期以来，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香港教会机构的事业，香港教会机构若想办大事而缺乏财力，只需派人去北美一趟就成，美侨的支援是坚强的后盾。到90年代，这种情况明显改变。由于大量香港教会的精英人才流入北美，致使北美华人教会的本身不断发展壮大，故支援香港教会的资金越来越少。即便是继续留港的基督徒，其士气与人心亦是飘浮不定，具有强烈的无可奈何之感。
基于上述原因，香港教会的堂会工作至80年代末已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从150多年的香港教会发展史来看， 教会的发展规模是越来越大，但近十几年教会的发展工作却明显呈下降趋势。（据统计，香港教会在1940年以前仅有70个，40年代至60年代，教会的发展呈上升趋势，40年代成立了40个，50年代成立了154个，60年代成立了184个；60年代末至今则呈下降趋势，70年代成立了117个，80 年代成立了不足100个，新建教会愈见减少）。 甚至还有许多堂会和教会机构由于人才与资财的短缺无法正常运作，有些甚至不得不关门大吉。
2.认同九七、保持传统
在香港教会中福音派教会及机构所占比重很大，这一派教会及机构注重于福音的传播，于社会服务和关怀社会则不大重视（但近年有所转变）。他们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问题完全屏弃在他们所应管辖的范围之外。九七回归，他们最关心的是，未来特区政府是否能让福音继续传播。虽然有基本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异见分子、对新闻界及国内宗教活动的种种限制，使得这一派基督徒对未来特区政府所容许的言论自由以至于政治空间的尺度并不持乐观态度。为了保存传播福音的机会和自由，他们对九七回归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在官方政策容许的前提下，更广泛地传播福音。且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的交流接触会更加方便、更加直接。所以，在回应香港回归的态度上，他们明确表示，不能把有争议性的问题带入教会，教会决不能参与政治。“不可能把船摇动”，他们批评参与政治的基督徒群体把香港这条船摇动得过于厉害，以至于损害到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损害到中港关系和中国政府与香港教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这一派应是香港基督教会的主体，特别是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及所属的二百余间主要堂会，人数众多，传统势力强。他们认为，不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传播福音始终是他们最大的使命。
3.认同九七、积极参与
这一派基督教徒对香港回归的认同表现出一种与传统派迥然相异的态度。传统派在中国宗教政策容许的情况下，只充当祭司的角色；而参与派则表示要将先知、祭司、仆人三种角色同时承担。他们对九七回归持欢迎态度，他们对社会、政治表示热切的关怀。如基督徒学会之立会目标就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去支援那些为公义、人权与民主而奋斗的群体和人士”。他们要求，不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尊重人民的意愿，让人民享有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他们认为，教会虽不是政党，但应该在不同层次参政；教会虽不是政治团体，亦不推荐候选人代表教会担任公职，但可以提醒甚至动员教友关心和批判社会政治事务，全力支持民主运动，但不要和任何政权对抗。
近年来，一部分基督徒“社关意识”日渐高涨，加上香港回归的冲击，他们纷纷自发地组成各种群体，设法回应回归的需要。这些基督徒群体虽然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但他们有热诚、有行动，敢于承担责任，关怀社会、争取民主、参与政治，努力和香港市民的立场保持一致，逐渐发展成为香港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基督徒群体主要是：基督徒守望社、教育工作者协会、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爱民会（又称爱国民主运动会）、香港基督徒学会及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十几个组织。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在1987年之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关社”组织，后来。由于职员与教会领袖在“关社”的取向上出现严重分歧，难以统一。而协进会又想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于是在1987年以后逐渐从“关社”圈子中淡出。
四、香港教会的发展趋势及政府的政策取向
香港的基督教是香港社会中最大的教派，信徒人数约占香港总人口的10%，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这个比例。由于香港的众多教会是由西方许多国家按不同传统所开设，故香港的基督教教会基本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论大到天主教与新教之分，小到宗和会之分，可以说山头林立，志趣各异。若按现今的分法，香港的教会主要分成福音派、普世派和设法超脱传统只重团契生活的小群教会等三大派。广大的基督徒对于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政治态度，除了移民海外采取逃避的那一部分和一小部分完全默默无闻随波逐流的信徒之外，持中立态度和合作态度以及坚持走社会良知路线，为争取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而努力奋斗态度的基督徒还是很多的。近年来，香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教会领袖曾在不同的层次，从不同的方面呼吁香港教会的“合一”，且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历史的传统太深，门户的歧见太重，这种“合一”是十分艰难的，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进程将非常缓慢。一个统一的香港基督教教会在21世纪前后还难以形成。
正是由于香港教会的“合一”太难以及他们政治态度的多极化，所以虽然教会在香港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在组织行动方面却表现疲软，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比较薄弱，包括力量和民主意识都十分薄弱。且教会对社会事件的回应比较缓慢，即使有回应，也是以和为贵，和应为主。因此，这一切对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执政均不会产生严重影响，香港回归后这两年的实践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1.加大力度，遏止基督徒人才的大批外流。前文提到过香港的基督徒多属中产阶级，既有资财，又有人才。移民潮造成的人才流失一是影响人心士气，容易生成不安定因素；二是资财和人才的外流直接影响到特区政府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和特区两级政府）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以挽留人才。如反复重申宗教自由的政策，改善我们对宗教活动和新闻事件的处理方法及态度，消除他们的“恐共”心理等。
2.给予基督徒中的合作派和参与派信心。确保这一部分具有活力的，能起积极作用的基督徒坚定不移地靠拢特区政府，支持特区政府，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承诺，都得用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措施来保证。不要低估他们的影响力，也要看到他们的局限性。他们既非政党，亦非政治团体，更无人代表教会出任社会公职，他们只是一群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的宗教信仰者。决不能轻视甚至敌视他们，要将他们视之为社会公义和公平的监督者之一。
3.妥善处理香港与内地教会之间的交流和宣教问题。香港教会是深受传统的福音派影响的教会群体，时至今日，他们依然代表香港基督徒的主流。因此，对于香港教会与特区政府以至于中国政府在宣教问题上的矛盾甚至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肯定存在的，如：香港教会到内地宣教及与内地教会的交流等都会产生矛盾）。政府不能再采取任何类似“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一定要慎之又慎，妥善处理。
4.不宜同教会讲革命。教会对革命是比较敏感的，一般情况下，教会也不会图谋推翻政府（不排除信徒中也会有颠覆分子）。但是，若政府运用权力禁止或阻碍信徒崇拜上帝，教会便会起来反抗。基督名言：“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此话意义就在此。这并不表示教会故意与政府对抗，他们只是追求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在有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教会才可以适应并接受社会中的既成秩序和现成政府，也才不至于与世俗社会完全决裂。这是我们在执行宗教政策时应予以高度重视的。
[收稿日期]：1999-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