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技术结构双重机制下服务业的国际溢出效应研究_溢出效应论文

吸收能力与技术结构双重机制下服务业国际溢出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能力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我国外资引进已经迈入服务经济的结构变迁时代。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仍然滞后，与全球服务业发展相较，我国服务业不论是在GDP占比，还是在服务贸易占比上均低于全球水平，同时贸易结构单一、贸易逆差的扩大是服务贸易中持续存在的问题，而作为服务业外资引进重要渠道的外商投资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对服务业增加值和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整体较弱。因此，在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深刻理解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国际溢出效应的机制与途径，如何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并以何种方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国际溢出的效用成果，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服务业生产率与效率水平的提升，这些均成为服务业国际开放过程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R&D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与发达国家与互动过程中通过溢出的知识和技术间接提升本国的生产率和效率，这一点最早Coe与Helpman(1995)、Liehtenberg与Potterie(1998)等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过程中，均对其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证实，其后Lumenga-Neso(2005)、Jakob(2007)等分别对其进行了检验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近几年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IT技术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等更广泛的领域(Tambe和Hitt，2014)，由此国际溢出渠道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效应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国际溢出效应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由于物化和嵌入贸易商品和服务商品中而复杂(葛小寒和陈凌，2009)，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用还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这便涉及Cohen和Levinthal(1989)最早提出的吸收效应，国外部分学者对于吸收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吸收能力(Jonas，2014)以及技术差距所产生的门槛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上(Mendoza和Ronald，2014)。

      国内对于国际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研究成果中，人力资本的吸收效应同样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陈怡安和杨河清(201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查了海归人才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另有学者则分别从技术差距、制度、金融水平等视角对吸收能力的效应进行了研究(陈志军和缪沁男，2014)。对于国际溢出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角度，何兴强等(2014)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FDI技术溢出在包括外贸依存度、人力资本等吸收能力作用下的门槛效应。

      对于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在其对引进知识和技术模仿与学习的过程中，技术的匹配度同样会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成果，不匹配和缺乏适应性的先进技术会抑制先进技术的扩散，反而扩大自身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Acemoglu和Zilibotti，2001)。由此，便引出本文研究的另一个层面——技术结构。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对吸收能力作用于国际溢出效应的效果程度起着关键作用。洪世勤和刘厚俊(2013)通过构建出口技术结构影响下内生经济增长的新模型，实证检验了合理的出口技术结构对行业差异性的存在以及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此，本文以区域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吸收能力与技术结构的视角对开放过程中服务业各国际溢出效用的作用机制、路径和成果进行分析，在科学解析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新时期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战略和路径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各因素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用进行测度。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在对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包括两步估计法和一步估计法。由于两部估计法在测算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计量缺陷①，本文在分析各因素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效用时采用一步法进行估算，一步估计法是直接将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包含到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中，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将所有的测算任务一次完成。由此，技术无效方程可表示为：

      

      在技术无效方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采用调节效应分析法根据分析目标以逐层推进的方式将其设定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将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影响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各外在变量分别引入技术无效方程，各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倾向、研发能力、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其中政府干预倾向用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比重表示，具体模型为：

      

      第二个层面，在式(4)中，针对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部分，采用交互项方式引入吸收能力变量，考察吸收能力对国际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

代表吸收变量，分别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研发比重、城市化率、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以及由这几项相乘所得的吸收效应的综合变量。

      第三个层面，采用交互式方法将技术结构引入式(5)，进一步考察在技术结构作用下，吸收能力对于我国服务业在国际贸易、FDI和ODI过程中所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调解效应，具体模型为：

      

      其中

代表技术结构变量。

      2.数据处理

      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数据，服务业投入产出数据和服务业效率增长影响因素方面数据。基于数据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3-2013年各省份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鉴于海南和西藏两省份相关数据缺失严重，在样本数据中剔出这个两省份，同时，将重庆并入四川。至此，所有样本为我国28个省份数据。具体如下。

      (1)服务业投产出数据。产出数据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度量服务业产出的指标。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将所有数据均根据“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换算为2003年不变价。投入数据中的劳动力投入指标分别取自2004-2009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据以及2010-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各省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资本投入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②对服务业各行业的物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起点为2003年的资本存量采用稳态方法③进行估算，对于当年投资额采用各省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并通过价格指数将其折算成2003年实际值，缩减指数采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折旧率采用4%，估算出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通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值。

      (2)政府干预倾向。政府消费比重是根据支出法所获取的GDP数值中，政府消费支出数额占最终消费额的比重所估算的数值。其中，2003-2004年数据取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13年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政府财政支出由行政经费支出增长率占人均GDP的比重来表示，数据取自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3)服务业研发能力。服务业研发能力由国内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表示，由于官方统计资料中缺乏对于各省份的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数据，本文分三步对此部分数据进行估算。第一，收集和处理历年全国研发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为：

，其中，

为当年和上一年的全国研发资本存量；δ为研发资本折旧率，在此本文采用研发资本折旧率为5%；

为全国历年研发支出，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将其折算成2003年实际值；基年研发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为

，其中，

为2003年的全国实际研发支出，g为在考察期内以对数形式表示的各年实际研发支出的增长率平均值，本文测算出的2003-2013年实际研发支出平均增长率为2.36%。第二，用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将全国和第三产业GDP折算成实际值，以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与全国实际GDP间的比值作为权重，用该权重乘以全国研发资本存量即可得到服务业各年实际研发资本存量。第三，分别用全国第三产业和各区域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将全国和区域服务业增加值折算成实际值，以各区域服务业实际增加值与全国服务业实际增加值之间的比值作为权重，用该权重分别乘以各年服务业实际研发资本存量即可得到各省份各年份服务业实际研发资本存量，计算过程所需原始数据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服务业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分别包括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根据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主要经济往来流向，基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本文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作为获取国际地区间研发资本存量的考察对象。对于各省份所获取的服务业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本文同样分三步对其进行估算。第一，本文借鉴王英和刘思峰(2008)对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对全国所获取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的进行测算。第二，在估算出全国在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所获取的研发资本存量之后，以折算成2003年实际值的第三产业占全国进出口贸易、FDI以及ODI比重作为权重，分别估算第三产业通过四种途径所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第三，以折算成2003年实际值的各省份占全国进出口贸易、FDI以及ODI比重作为权重，分别估算出各省份通过四种途径所获取的服务业国际研发资本存量。以上计算过程中所需原数据分别取自《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5)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研发比重、城市化率、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和综合变量7个方面。①人力资本。对于各区域人力资本的测度，本文借鉴李古成(2009)的方法。对于受教育程度的“明瑟收益率”的确定，本文采用正规教育在0～6年之间、6～12年之间、12年以上的系数可分别确定为0.18、0.134和0.151。②制度因素。制度因素用市场化改革来表示，测度方法为各地区服务业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总体就业人员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比重。研发比重由历年各省份的实际研发支出占全国研发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④城市化率。城市化率由各省份历年非农业人口以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⑤贸易开放度。贸易开放度由历年各省进出口商品额占各省GDP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统计年鉴》。⑥技术差距。在各省份技术差距的测度过程中，由于技术效率指的是在一定技术水平下所能够获取的最优投入产出，其反映的是对于现有资源及技术的挖掘和利用情况。因此，同陈羽和邝国梁(2009)一样，本文通过服务业技术效率差距来衡量各省份服务业技术水平差异，具体公式为：

，其中，

表示各省份与技术边界间的技术差距；

为技术边界，由我国最发达地区技术效率表示，

为各省份各年技术效率水平。⑦综合变量。吸收效应综合变量由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研发比重、城市化率、贸易开放度以及技术差距几大因素联合相乘来获取。

      (6)技术结构。对于各省份服务业技术结构的测度，本文参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所提出的方法，用“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表示，计算公式为各省份服务业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全国服务业实际资本劳动比例：

为i省份的服务业实际资本劳动比率，K/L为全国服务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对外开放过程中各因素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

      在第一层面构建的技术无效方程中，本文分别引入人力资本、政府消费比重、政府财政支出、研发能力、进出口贸易、FDI和ODI几大因素，根据Frontier 4.1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与技术无效方程的联合估计，得出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测算结果可知，SFA模型中大部分参数统计检验为显著，模型回归效果较好，r值为0.013，且LR检验通过了显著性和

分布检验，说明误差项存在着明显的复合结构，且技术无效方程中各外生变量的引入解释了大部分技术无效内容，外生变量的引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④。

      

      在各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中，人力资本在技术无效方程中的影响系数为-0.182，且具有很高的显著性，说明人力资本对于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知识的积累是研发过程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具备先进技术、特定能力和高层次知识水平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关于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分析亦验证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区域服务业经济增长同样有着很关键的推动作用。政府消费比重和政府财政支出在技术无效方程中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16和-0.001，但均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政府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虽具有正的影响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瓦格纳法则”，随着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弹性的提高，政府部门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的投入应相应地增加，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部分的服务仍主要限定在国防、行政管理领域，在非市场化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其倾向于通过“做项目”的方式来推动地区产业的发展。这对于相对较容易标准化的工业品而言，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从产品到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参数和标准化信息来制定产业政策，而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服务产品创新价值与质量的评判难以通过参数的方式将其进行刻画，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产业信息而容易出现投入大量资金却获得产业发展的低效率的偏差。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在技术无效方程中的影响系数为-0.0003，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正的影响效应，但并不显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方式推动国内技术进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逐步由国外引进转向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方式来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但通过自主研发的方式提升技术水平需要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技术进步获取途径转型的过程中仍以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为主。另外，在研发投入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和技术均相对落后，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将大量资金主要投入到工业研发领域，而在服务业领域则存在研发投入不足和技术水平滞后，并且即使在服务业产生少量的技术研究成果，但由于研发和生产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造成研究成果转化率低，自身积累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能很好提升技术效率水平。在对外经济贸易途径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中，只有进口贸易和FDI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并且进口贸易对于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效应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而FDI对于技术效率水平虽能产生正向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在于在缺乏一定吸收能力和合理技术结构情况下，会影响并减弱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的获取。可见，从国际知识和技术溢出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直接影响效应上看，只有进口贸易能够显著地促进技术效率水平提升。

      2.引入吸收能力的国际溢出影响效用

      在第二层面技术无效方程中，本文依次在模型1～模型7中引入几大吸收能力变量，运用Frontier 4.1对加入交互项后的联合方程进行估计，考察吸收能力作用下技术溢出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用。另外，由于所考察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连续变量，为了消除主效应与交互效应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要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Aiken和West，1991)，最终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⑤。

      

      在表2测算结果中，7个模型中SFA模型大部分参数统计检验为显著，模型回归效果较好，且LR检验均通过了显著性和χ[2]分布检验，r值位于[0，1]之间，各模型中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引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无效的内容。在引入吸收能力交互项的技术无效方程中，从人力资本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上看，其在7个模型中对于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均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效应，而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影响效应在7个模型中的影响效用均不具有显著性。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方面，各模型中研发资本存量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均起到正向影响效应，其中模型3～模型5研发资本存量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性。可见，在考虑获取吸收能力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推动作用有所提升。各吸收能力作为主效应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除了人力资本吸收能力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以外，其余各吸收变量均无法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对于服务业国际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影响，本文分别对加入吸收能力交互项的7个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人力资本吸收变量对于服务业国际溢出的效用。模型1中，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效用的间接作用下，除了出口贸易以外的其他三种途径所获取的服务业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均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在控制人力资本吸收效应条件下，只有进口贸易溢出效应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他渠道的国际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或为负。由此可知，人力资本吸收能力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于FDI和ODI两种国际资本溢出渠道的同化作用，从而提升了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效用，但从人力资本作用下国际溢出效应对于技术效率影响的显著性上看，这两种途径所获取的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进口贸易在考虑人力资本交互式影响效用后，其相较于控制人力资本吸收效应条件下的系数反而失去了显著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作为吸收效用的人力资本与其他要素之间的适配性。因此，单纯依靠人力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无法准确判断其充裕程度是否足够影响一国或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关键还要看其相对于其他适配性要素是否存在滞后现象。

      第二，制度因素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的效用。模型2中，在制度因素吸收能力作用下，只有出口贸易和ODI两种渠道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但均不具有显著性，其他两种渠道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则具有负向影响效应。由此可知，制度因素对提升出口贸易和ODI两种国际渠道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效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区域服务业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越高，通过出口贸易和ODI所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多，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提升的推动性就越大。但从各渠道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影响效应的显著性上看，制度因素影响下四种渠道对于技术效率水平均未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可见，尽管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技术效率改进和应用水平有所提升，但就目前而言，国有成分较高的企业在地区经济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中，金融、电信、民航等国企垄断现象仍较为严重，市场竞争的不均衡性使国有资本相较于非国有资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服务业领域机制体制的僵化导致服务业众多领域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对较低。因此，服务业在引入并利用外资、发展民营企业和跨国企业方面仍有诸多限制，进而也抑制了国际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提升。

      第三，研发比重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的效用。在模型3中，随着研发比重吸收效用的增加，仅有出口贸易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且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在控制研发比重吸收变量的情况下，除了出口贸易以外的其他三种途径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均起到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仍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在于我国整体研发水平的滞后性，就目前而言，我国获取技术进步的途径仍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相对较低。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我国服务业难以很好吸收和应用通过进口贸易以及FDI所获取的先进国际研发技术和资本存量，而ODI则由于技术原因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在本国地区难以享受该途径所获取的逆向溢出成果。随着国家对于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重视，降低对于国外先进技术引进的依赖，国内研发比重的逐步上升，从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这正如表2中所显示的在国内研发比重吸收效用的调节效用下，出口贸易对于区域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由负转变为正，但影响效果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在国内研发比重逐步提升作用下，国际技术溢出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促进作用开始有所提升，但鉴于较高的创新成本以及复杂漫长的研发过程，国内研发投入的增加尚未成为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用的主导因素。

      第四，城市化率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效用的作用。在模型4中，当城市化水平提高，出口贸易和FDI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但不具有显著性，进口贸易和ODI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在控制城市化率吸收效应条件下，只有进口贸易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由此可知，在城市化率的作用下，出口贸易和FDI对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均有所改善，而进口贸易则由控制城市化率吸收效用下的积极效应转变为不显著的负效用。分析其原因在于：首先，相较于工业而言，服务业的发展要滞后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工业化是其主要动力，当城市化发展到中期阶段，城市功能重心逐步由以生产为主的工业向以综合服务为主的服务业转变，服务业才得以较快的发展。因此，从服务业发展的初始条件上看，城市化本身即是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功能的加强，发达城市所具备的良好社会服务和高层次的科研机构、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聚集以及集群化的企业规模效应更有利于通过外资引入将当地生产性服务企业纳入国际分工网络与全球跨国生产体系当中，并在促进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增强国际溢出效应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FDI以及出口贸易渠道所产生的正向和逆向国际溢出效应均有着一定程度的改善和促进作用。对于进口贸易而言，我国在国际分工链中主要一直以劳动密集的制造加工业为主，资本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作为高级生产服务的聚集而向生产制造为主的国家出口和提供生产者服务。我国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仍主要来自于国外进口，这种以制造业引资为主的进口服务贸易模式，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减少了与国内服务经济的联系，对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作用较小，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国生产者服务的聚集效应以及规模的扩大。

      第五，贸易开放度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效用的作用。模型5中，在贸易开放度吸收效应影响下，四种途径所获取的国际溢出资本存量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其中进出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FDI和ODI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效应虽为正但并不显著。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从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引进来”角度看，进口贸易和FDI在参与对外经济活动和机器设备的引进过程中，均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技术溢出所产生的机制上看，FDI的溢出效用应当高于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效用。外资企业能够通过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和学习机会提升国内技术水平，这些是进口贸易所不具备的。本文对于服务业进口贸易和FDI的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中，在贸易开放影响下FDI产生的影响效应明显低于进口贸易，分析其原因在于，对于服务业而言，虽然其外资引进和利用比重在不断上升，但相较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引资结构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另外，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各行业分布结构的不均衡性是其影响效用减弱的又一原因，银行、电信、保险等现代服务行业虽已逐步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新热点，但就目前而言，这些行业吸收外资比重仍然较低。从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走出去”角度来看，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贸易出口，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拓展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但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就目前而言仍是我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短板”，相较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行业而言，我国服务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服务行业和高端服务行业尚属空缺，现有的高端和新兴服务业行业多数集中在国有企业，这些单位普遍存在着结构僵化、效率低下的问题，加之我国海外投资的评估平台以及相关的财税、金融和法律支持尚处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因此，我国在ODI过程中的服务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和国际适应力，削弱了该渠道所带来的逆向溢出效应。

      第六，技术差距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效用的作用。在模型6中，在技术差距吸收效用的作用下，除了进口贸易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以外，其他三种渠道的国际溢出效应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均存在负的影响效应，其中出口贸易和FDI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性，ODI的影响效应不具有显著性。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差距作用下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出口贸易和ODI所产生的逆向溢出效应则阻碍了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这是由于进口产品的引入所产生的国际竞争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国内服务业领域的行业垄断，促使国内市场致力于技术升级和流程再造，推进本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进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对于我国出口贸易和ODI而言，由于我国服务业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产品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我国与发达国家高端服务行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使我国区域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获取出口贸易和ODI所带来的国际逆向溢出效应成果。FDI在技术差距影响下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亦并未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分析其原因在于技术差距对于外资引入影响效应过程中所存在的临界值。产生这种技术门槛效应的原因在于“技术适应性”，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间较小的技术差距能够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水平而提高本地企业技术效率，而当技术差距较大时，会导致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研发动力而抑制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阻碍创新效应”(Aghion，2003)。在我国服务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中，外资的引入对区域服务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这正是由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发展滞后而产生的较大技术差距使我国区域服务业在外资引进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中并未分享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抑制了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

      第七，综合吸收变量对于国际溢出效用的作用。模型7中，在由6大因素相乘的综合吸收变量的作用下，FDI和ODI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但均不具有显著性，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于区域服务业则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在控制综合吸收变量影响效应之后，进口贸易、FDI和ODI自身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亦不显著。可见，FDI和ODI通过自身和综合吸收变量的交互式调节作用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都不显著，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则在以上两种途径中均无法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引入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的国际溢出影响效用

      在第三层面的技术无效方程中，本文进一步在模型1～模型7中分别引入技术结构变量，考察在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双重调节效用下，各种渠道的国际溢出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用。在经过对变量进行中心化数据处理后得出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在加入技术结构影响效用后，7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r值位于[0，1]之间，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且所有模型均较好地解释了技术无效的大部分内容。在考虑技术结构以及吸收能力的影响之后，人力资本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除了在模型4、模型7和模型6中产生了不显著的正向作用以外，其他4个模型中人力资本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直接效应仍起到了很强的显著推动作用。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在几大模型中影响效用仍然很弱，正向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或为负。因此，从三个层面构建的技术无效方程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否考虑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对于国际溢出的交互式影响，政府干预方面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并未对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影响效用方面，考虑技术结构及吸收能力对国际溢出效应的交互式影响之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均呈现出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可见，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在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双重影响下，能够显著地正向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但并不足以呈现显著性。在考虑技术结构和吸收变量之后，各吸收变量中只有人力资本自身作为主效应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其他吸收变量的影响效应为负或不显著，相较而言，技术结构自身的主效应以及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的交互式效应则能够对所有模型中的服务业技术效率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对于7个模型中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所产生影响结果，在引入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交互式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结构作用下人力资本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1中，在加入技术结构影响变量之后，人力资本作用下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及ODI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的影响效应，但均不具有显著性，FDI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则产生并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在忽略技术结构的影响下，出口贸易和ODI能够在人力资本作用下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其中ODI的溢出效应具有很强显著性，在控制吸收效应的影响下，进口贸易和FDI能够在技术结构作用下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其中FDI影响效应具有较强显著性，进一步在同时控制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效应下，只有进口贸易能够独自对区域服务业产生很强的正向影响效应。由此可知，在引入技术结构后，合理的技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区域服务业的技术适应性，使其能够在吸收效应影响下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ODI国际途径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但成效并不明显。作为外资引进和利用主要渠道的FDI仅能够在技术结构单独作用下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在其他途径中均无法良好地改进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

      第二，技术结构作用下制度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2中，在技术结构与制度吸收效用的共同作用下，进出口贸易和FDI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均起了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其中进出口贸易的效用具有显著性。控制技术结构以后，进出口贸易和ODI在制度吸收效应作用下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其中进口贸易和ODI的影响效应具有很强显著性，而在控制吸收能力影响效应以后，进口贸易、FDI和ODI在技术结构作用下能够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均不显著，在同时控制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之后，进口贸易和FDI能够通过自身直接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亦不显著。可见，在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中，只有进口贸易能够在自身、制度因素、技术结构以及制度因素和技术结构交互式作用四种途径中均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而其中制度因素调节效用下的溢出效应影响最为显著，ODI则主要通过制度吸收能力对区域服务业产生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技术结构与制度吸收能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强化了出口贸易在自身以及吸收能力作用下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程度；另一方面改善了FDI的吸收能力影响效应，将负的溢出效应矫正为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效用力度仍不显著。

      第三，技术结构作用下研发比重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3中，在技术结构与研发比重的交互式影响下，进口贸易和ODI的溢出效应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当区域服务业技术结构越合理，研发比重的增加越能提升区域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对先进技术的适应能力，从而在促进进口贸易溢出技术的扩散和吸收能力的同时，提升我国服务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竞争过程中所带来的逆向溢出效应。FDI和出口贸易在技术结构和研发比重的双重影响下则并未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效应。在控制技术结构影响后，研发比重抑制了进口贸易和ODI的技术溢出效应，而能够促进出口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效果均不显著。在控制研发比重吸收能力条件下，国际溢出途径均无法直接通过技术结构作用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任何正向影响效应，在同时控制研发比重和技术结构因素的影响下，进口贸易、FDI和ODI均能够独立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亦不显著。这说明在国际溢出渠道中，进口贸易和ODI一方面通过自身直接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另一方面在合理技术结构影响下改善研发比重单独作用于国际溢出效应的能力，弥补其作用于技术效率水平时产生的负效用，但正向促进效应仍不明显。FDI则主要通过自身和研发比重吸收效应对技术效率提升产生正向影响效用，而出口贸易则只能通过自身独自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

      第四，技术结构作用下城市化率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4中，考虑技术结构的影响因素后，城市化率作用下只有出口贸易和ODI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只有ODI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控制技术结构条件下，进口贸易和ODI能够通过城市化率吸收能力促进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而出口贸易和FDI则能够在控制城市化率吸收能力作用下，直接通过技术结构提升其作用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水平，但这几种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在同时控制技术结构和城市化率吸收能力之后，进出口贸易能够通过自身独立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亦不显著。可见，技术结构和城市化率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调节了出口贸易分别在城市化率吸收变量和技术结构各自作用下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所产生的负向影响效用；另一方面在转变ODI独自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所产生的负向影响效应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城市化率吸收效应下对技术效率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

      第五，技术结构作用下贸易开放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5中，在技术结构和贸易开放度的共同影响下，进口贸易和ODI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出口贸易和FDI对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在控制技术结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和ODI在贸易开放吸收变量作用下均无法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FDI仅能够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由此可知，当技术结构趋于合理时，贸易开放对于进口贸易和ODI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会有所提升，但程度有限，而对于出口贸易则无法有效提升其国际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FDI不论是否引入技术结构，其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变化不大。技术结构在单独作用于各国际溢出效应时，只有FDI能够产生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在同时控制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作用下，出口贸易和ODI虽能够独自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但效果亦不显著。可见，对于目前我国区域服务业而言，贸易开放下技术结构的调整并未有效提升四种国际溢出渠道的吸收能力，进而难以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更为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第六，技术结构作用下技术差距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6中，在技术结构影响下，只有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技术结构和技术差距的交互式作用下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控制技术结构影响后，技术差距对进口贸易和ODI两种国际溢出渠道均能够产生很强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在控制技术差距吸收效应下，通过技术结构则能够带动进口贸易、FDI和ODI产生正向国际溢出效应，并且其中FDI的影响效应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可见，进口贸易和ODI主要是在技术差距吸收效应或技术结构单独影响下积极推进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而技术结构与技术差距的联合调整并未对其带来显著的提升效果。FDI则在技术结构或技术结构与技术差距的双重机制下均能够对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出口贸易只能通过自身独立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且效果并不显著。由此可知，当技术结构较为合理时，技术差距作用下只有FDI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了很强的显著推动作用，其余渠道并未起到良好的提升的效果。因此，技术差距显著作用于其他国际溢出渠道的正向机制将主要依赖技术结构合理度的进一步调整和改进。

      第七，技术结构作用下综合吸收变量对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7中，综合吸收变量在技术结构作用下对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以及ODI的国际溢出均具有正向影响效用，但效果并不显著，在分别控制技术结构效用和综合吸收效应下，只有ODI和FDI能够对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产生并不显著的推动作用，当四大国际溢出效应独自作用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时，其影响效应与技术结构与综合吸收变量双重作用下的效用程度相同。由此可知，在综合吸收能力变量影响下，技术结构的引入对于改进国际溢出效应成果并不显著。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2003-2013年中国服务业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因素变量与技术无效的联合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倾向、研发能力和四大国际溢出渠道变量单独作用下以及吸收能力作用下的国际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将技术结构引入分析框架，考察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双重作用下国际溢出效应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人力资本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其作为吸收能力的间接效应主要对FDI和ODI的国际溢出效应进行了改善，矫正了其单独作用与服务业技术效率时所产生负向影响效应，但正向效应仍不显著。政府干预倾向难以显著影响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在不考虑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因素下自身并不能很好的提升技术效率水平，其在国际正向溢出效应较强时能够与国际技术溢出一起较好地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各国际溢出渠道单独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中，仅有进口贸易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引入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调节效应之后，这两大因素自身作为主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够直接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技术结构和吸收能力的交互式作用则在所有模型中均能够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良好的正向推动作用。(2)在引入吸收变量的交互式作用下，各国际溢出效应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部分作用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国际溢出效应在吸收能力作用下由原先的负效应转变为正效应，亦有部分国际溢出效应增强了其正向效应的显著性。(3)在进一步引入技术结构的交互式影响下，部分国际溢出渠道的吸收能力得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综合影响下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国际溢出效应。当然，也有个别国际溢出渠道在技术结构影响下的吸收能力变化不大甚至减弱，因此如何根据不同的国际溢出渠道的传导机制和途径，合理利用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的交互式调节效应，成为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关键。总体而言，在考虑吸收能力和技术结构效应的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途径中：进口贸易、FDI和ODI均能够通过自身、吸收能力、技术结构以及技术结构与吸收效应的交互式影响四种途径积极作用于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其中进口贸易在制度和技术差距两大吸收变量以及制度与技术结构交互式影响下的效应最为显著，FDI主要在技术结构以及技术结构和技术差距的双重作用下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ODI则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制度、技术差距三种吸收能力以及技术结构与城市化率吸收变量的综合调节效应对区域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出口贸易能够通过自身、吸收能力、技术结构与吸收效应的双重作用对区域服务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只有技术结构与城市化率吸收效应的交互式作用下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好的显著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人力资本不论是自身直接效应或是作为吸收能力的间接效应，均对区域服务业效率水平的提升起到很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要使服务业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供应能够长效配合，通过厂商或政府加大正规教育和学习的投入力度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通过构建监督和激励机制有效使用人力资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另外，鉴于区域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性，应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提供更多人才引进的机会和平台，培养劳动力在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经验知识的积累，以解决中西部同东部地区人才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对区域服务业的影响效用中，首先要增加其在非市场化领域的投入，提升其在服务业领域的直接效应。其次，针对服务领域由于行业垄断所造成的静态效率损失，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刺激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以改善市场失灵情况。对于研发部门由于外部效应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现象，政府部门亦可通过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的方式刺激与鼓励研发活动与投入的增加。在国内研发能力方面，就目前而言，国内研发资本存量自身难以对区域服务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只有在与国际溢出效应相结合时能够发挥良好效用。因此在我国服务业领域研发投入不足和研发能力滞后的情况下，需要在国内研发创新与国际吸收引进之间进行权衡，将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良好结合，在能够以较低成本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条件下避免国内同等技术的重复研发，减少或消除资源浪费，同时通过培育自身研发水平提升技术适应力与创新力，与国际研发效应一起推进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

      第二，吸收能力能够有效提升国际溢出效应的成果，这一点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得以肯定，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些吸收变量自身取值范围的不同会对国际溢出效应产生差异性的结果，如人力资本的“适配性”以及技术差距中的“技术门槛”效应，如何确定这些临界值成为发挥技术差距吸收能力最大效用的关键。另外，在利用吸收能力过程中，不同的吸收能力作用于国际溢出效应时所带来的技术效率改进成果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吸收变量对不同溢出渠道的效用作为向导来制定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因地制宜地加强作用于不同国际溢出渠道的吸收能力。在通过吸收能力强化国际溢出效应而实现服务业“低成本”技术赶超的过程中，对于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以及二次创新过程十分重要，而这与区域服务业合理的技术结构紧密相连，不同匹配度的技术结构与吸收能力的交互式作用下，会引致区域服务业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的差异性效果，因此，在培养和提升区域服务业国际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的同时，还要重视技术结构与吸收效应对于区域服务业效率的系统性作用，合理搭建技术结构与服务经济发展之间的效率控制系统，从全球资源整合的微观角度优化自身技术结构，并根据不同渠道的国际溢出效应以及不同内容的吸收能力，对服务业技术结构进行差异性的匹配和调整，以实现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及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第三，在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中，FDI作为服务业外资引进的主要渠道，由于引资结构的单一性和不均衡性并未对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良好的促进效应，我国服务业仍主要局限于进口贸易的简单商品和资本流动。ODI在不同吸收效用作用下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但其仍是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短板，技术水平的相对滞后与相应人才的短缺使中国对外投资的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难以带来良好的逆向溢出效应。进出口贸易则均主要集中劳动密集型行业，传统服务进出口比重仍然很大，服务领域贸易结构失衡现象明显。因此，在发挥各国际溢出渠道的效应过程中，需从根本上推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向质方面的转变，促进FDI在金融、社会服务、教育、通讯、旅游等多领域的规模性增长，充分发挥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用，同时提升企业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适应力，在推进国内新兴服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重视国际化服务人才培养，突破服务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并在财税、金融、信用担保以及海外投资评估等方面给与政策支持与完善，通过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动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与效率。另外，改善服务贸易模式的结构失衡性，发展高端服务产业，摆脱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培育立足于价值链高端的国际性服务企业，通过增加进出口贸易中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比重，扩大外商在信息、金融及知识等技术含量较高服务领域的技术扩散，提升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①两步估计法在测量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计量缺陷。在第一阶段的估计中是不考虑环境变量的，这样会导致对于生产函数参数部分估计具有偏差性，同时对于由此得出的技术效率的估计亦存在有偏性(Caudill等，1995)。第二阶段在对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分析中，技术无效项随外部环境变量变动，这便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技术无效项同分布的假定相矛盾(王志刚等，2006)。

      

      ④本文通过对未引入技术无效因素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得出r值为0.996，说明我国区域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技术无效性，引入技术无效因素后，r值下降为0.013，说明效率因素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无效的内容。

      ⑤根据回归分析中的调节效应(MRA)检验步骤，分为引入自变量；引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引入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三步来考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根据分析需要在此主要显示引入调节变量后的最终模型结果，对其他几步回归结果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联系索取。

      ⑥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方程进行联合估计结果还包括关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值，在此限于篇幅并基于分析重点主要对技术无效方程的估计结果加以显示，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值感兴趣的读者亦可向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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