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期法国诺曼底一个庄园主的游戏世界——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曼底论文,巴赫论文,庄园主论文,法国论文,游戏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吉尔·德·古贝维尔(Gilles de Gouberville,1521～1578年)是法国诺曼底科坦登(Cotentin)瓦洛涅(Valognes)地区的一个小佩剑贵族，梅尼尔(Mesnil)和古贝维尔的庄园主，同时也是国王的水流和森林代理人(lieutenant des eaux et forêts)。他给我们留下了从1549年至1562年共计13年的日记①，向我们展示了该地区在法国中世纪晚期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其中有不少涉及游戏的内容。研究他的日记，对于了解游戏在当时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学者对这些日记的最早研究，是凯瑟琳·费登于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古代法国的庄园生活(1549～1562)》②，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游戏。不过，此书基本上是从现代的视角去看待其研究对象，而且在处理原始材料时有许多偏差和错误。1981年，法国学者马德莱娜·富瓦西出版了一部名为《古贝维尔老爷》的专著③，采用新的史学方法，从地理环境、时间节奏、生活轨迹、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角度对古贝维尔老爷的日常生活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遗憾的是该书对游戏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法国农民史(1450～1660)》中也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④。
对于16世纪游戏史研究来说，苏联学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上，这也是本文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⑤一书中，凭借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对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诙谐文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独到阐释，对东西方的文化研究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巴赫金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根本的问题正如凌建侯在《史学视野中的巴赫金狂欢理论》⑥一文所指出的，18世纪的狂欢节与13～16世纪的狂欢节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巴赫金的分析脱离了中世纪的整个文化语境。在苏联现实的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影响下，巴赫金把中世纪的官方(包括教会的和世俗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同时又把民间生活分割成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严肃、刻板的日常生活与节庆游戏(诙谐)生活的截然对立。彼得·柏克等人主张的“颠倒的世界”及由此引出的“安全阀”理论也基本上是类似的看法⑦。根据这一划分，似乎中世纪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下，并且两种生活之间有着明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西方文化史的最新研究⑧表明，上述明晰的对立并不存在。而且，在近代以前，法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共享着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生活方式、品味和信仰在内，文化的阶级差别到16世纪末才逐渐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巴赫金的立论基础，即拉伯雷时代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这方面，16世纪中叶诺曼底的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的契机。因此，本文将尝试进入古贝维尔老爷的日常生活世界，探讨游戏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剖析它们的开放性、仪式性、群体性等诸多不同于现代游戏的特征以及它们所反映的诸多生活观念，进而探究造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历史因素。
一 游戏仪式与群体关系
古贝维尔老爷记录的游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节庆游戏和日常游戏。节庆游戏是指基本上只发生在节庆场合的游戏，它们往往具有明显的宗教仪式意味。但是，许多日常游戏同样有着特殊的仪式内涵。研究中世纪队列仪式的学者指出，这种仪式传达的信息是全体参与者共享对同一个目标的承诺；它不仅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同时还创造这些关系和承诺⑨。这一判断也适用于本文所探讨的游戏仪式。这句话主要包含了三重含义：首先，全体成员的参与性，这是基本前提；其次，全体成员通过仪式确认对共同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最后，在参与的过程中，全体成员又在创造和更新这种认同。这些都是中世纪游戏区别于现代游戏的重要特征。
日记记录的节日之多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不过，每年的记录不尽相同，其中1549年至1551年分别为56天、49天和64天。许多节日都与游戏密不可分，甚至游戏本身就是节庆的信仰仪式。1月6日三王节游戏的仪式特征最为明显。1月5日即三王节前夜，古贝维尔老爷只要在梅尼尔庄园，就都会提到是谁从哪里捎来节日蛋糕，通常还会说明是谁当了“国王”。选举“国王”不是三王节特有的游戏内容，但它的形式却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古贝维尔老爷对选举的细节不置一辞，但其他材料提供了宝贵的参照。根据习俗，人们一般是在节日蛋糕里面放一颗蚕豆，吃到这颗蚕豆的人即是“国王”。15世纪下半叶一部历书的插画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⑩。在右上角的小方格中，众人聚集在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其中一人手持蛋糕。一个小孩躲在桌子底下，这样他就看不见分配蛋糕的情形，以防止作弊。大人切开一块蛋糕，问：这块给谁？小孩随意报出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此人吃到蚕豆，那他(她)就是“国王(或女王)”。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证实这一游戏仪式的开放性，因为当选为“国王”的既有主人，也有宾客、仆人和小孩。1560年三王节这天，古贝维尔老爷还在一座教堂附近看到当地人正在举行节日游行。前面那部历书也描绘了这一场面：昨晚选出来的“女王”头戴王冠，由众人簇拥着在城内游行。随从有男有女，有成人有小孩。两名男子在后面托着她的裙摆，前面还有三个男子吹号迎接。左上角的窗口里还有三个人在观看(11)。古贝维尔老爷看到的应该就是这类游行仪式。它可能像其他时候一样从教堂出发，然后在整个社区巡游。从仪式的意义来说，选举“国王”代表基督的诞生。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这一天都获得同等的机会，则带有预演末日审判的意味。在有关“国王”身份的记录中，1558年的情况最为特殊：“上帝当了国王。”从语境上推测，当选为“国王”的应是古贝维尔老爷本人。我们由此可以隐约窥见选举“国王”这一游戏仪式背后的宗教伦理：“国王”虽然是“民选”的，但却是由运气决定的，而决定运气的是上帝(12)。这就使选举仪式被赋予了“拣选”的含义。翌日在室外进行的游行仪式具有更明显的公众性或开放性，象征着基督及其随从巡视其所统辖的宇宙，沿途的人和物都在扮演特定的角色。
有一种叫做“猜猜我带了什么(porter un momon)”(13)的游戏，人们既在狂欢节玩，也在其他喜庆的场合玩。这些特定的时间表明它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功能。日记一共记录了五次这样的游戏，其中三次是在喜庆场合：一次是因为某人赢得教士俸禄，一次是村里的奥夫雷(Auvré)家嫁了女儿，一次则是村民托马·德鲁埃(Thomas Drouet)为妻子举行安产感谢礼。参加游戏的人包括古贝维尔老爷的助手兼密友康特皮(Cantepye)、古贝维尔老爷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Symonnet)、泰伊(Teil)的民兵队长(cappitaine)、古贝维尔老爷的仆人等。这几次游戏都只在有喜事的主人家里进行，而贵族和官员竟然也跑到农民家里去玩。另外两次记录是在狂欢节。1553年是让·奥夫雷(Jehan Auvré)神父等人到邻近的几个村庄去玩。1560年则是在古贝维尔老爷的二弟家，“库韦尔(Couvert)老爷和他妻子、朗贝维尔(Lamberville)小姐和她姐姐，还有我认识的其他人，一起来跟我们玩‘猜猜我带了什么’，并赢了我弟弟的钱，然后他们去了维利耶(Villiers)和讷夫维尔(Neufville)”。我们看到，玩这种游戏的包括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发起游戏的人逐个人家玩过去，可以从上午一直玩到午夜。从形式上说，它可能是传统讨物游戏的一种变体，因为主人家基本上没有猜对的可能。今天美国的万圣节仍然存在这种讨物游戏，只不过游戏的发起者已经只限于儿童，成人对它的态度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游戏的要义在于主人与客人分享喜悦，而不是客人向主人道贺，因而包含了一层关键的隐喻：升官、结婚、生子与节庆一样，不单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更是整个群体的共同事件。
有时对抗性的游戏也构成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苏勒球(Choule)(14)就是这样一种游戏。日记总共有14次提到这种游戏，都是在冬季的农闲时节，并且几乎都是在节日或礼拜日的弥撒或晚祷之后举行：圣诞节一次，圣艾蒂安(St.Estienne)节(12月26日)三次，三王节一次，圣莫尔(St Mor)节(1月15日)四次，其他时间五次(其中三次是在星期日，一次在1月1日，一次不确定(15))。有意思的是，在特定的节日，玩苏勒球的地点也是固定的：圣诞节和三王节在本地，圣艾蒂安节在古贝维尔或泰伊，圣莫尔节则要去圣莫尔。参加游戏者人数之多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1551年的圣莫尔节，他明确地说比赛双方的人数超过五百人！1852年下诺曼底的一幅版画描绘了白热化的苏勒球游戏场面，参与者多达数百人，证明古贝维尔老爷关于游戏人数的记录是真实的(16)。可以设想，直到游戏结束时，绝大多数人连球都没有碰到过。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它是一种重要的群体性宗教仪式，而不单单是玩乐。他提到名字的极少数人中有贵族、官员、教士、工匠和士兵，其他人无疑还有农民、仆人等。他们还可以请“外援”，即邀请其他地方的人加入他们一方。这种游戏在19世纪的法国乡村还很流行。1844年布列塔尼的另一幅版画显示了准备开球时的情形(17)。在一座教堂前面，一名男子站在小土堆上，双手高举着球。两侧各站着一队参赛者，他们扎紧裤腿，压住帽子，神情凶狠地盯着那只球，随时准备扑上去。后面是一大群妇女在观看，有人手放在胸前，显出很紧张的样子。教堂墙壁的高处挂着一幅教宗圣像，他左手扶着权杖，右手指向前方，仿佛在发出进攻的号令。这显然是某个节日或礼拜日的弥撒之后的游戏场景，并且明确地显示游戏与宗教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曲棍球也是类似的情况。日记有六次提到曲棍球游戏，一次在2月2日圣母日，两次在狂欢节(同一天在不同地方)，另外三次是礼拜日的晚祷之后。从仪式的内涵来说，在民间宗教活动中，节日的对抗性游戏具有通过酬神仪式祈求平安和丰产的意义。例如，每年1月15日多个教区的人都要去圣莫尔望弥撒，然后参加苏勒球游戏，因为圣莫尔是大家共同的保护圣人(18)。星期日的游戏也具有敬神的意义，因为这是神规定的休息时间。与当时法国普遍的做法一样，当有不同地方的人参与时，人们是按地区或教区来分组的，1551～1553年圣莫尔节的苏勒球赛都是他所在的瓦洛涅队与瑟堡队比赛，1561年1月的两次记录则发生在不同教区之间；而当游戏发生在教区内部时，则往往是已婚者对抗未婚者，如1553年的肥美星期日的曲棍球赛和1557年三王节的苏勒球赛。因此，通过这些游戏，不仅不同群体得以互相沟通，群体内部也加强了凝聚力，并重新确认群体内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这些游戏按年龄分组的方式，同每年年底古贝维尔老爷与“学童”的互动游戏是共通的：每年的最后一天，学童(escoliers)(有时称作“儿童(enfans)”)会到他家来唱圣诞节赞歌；相应地，古贝维尔老爷要给这些学童一些钱，“作为新年礼物”。
狩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游戏，专属于贵族阶层。日记中记录的狩猎次数不胜枚举，表明它在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经常互相借用猎犬，有时是为了打些野味作为婚庆礼物。而猎犬和猎物一样，也是贵族之间送礼的佳品。幼犬则像贵族家的青年人一样，要送到其他贵族家里去培养和训练。这些都是确立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就狩猎活动本身而言，日记中既有两三个家人去打野兔或野鸡，也有五六人去打野猪，还有古贝维尔老爷带领众多村民去捕狼这样较大规模的狩猎。不过，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559年1月28～29日的一次狩猎：“1559年1月28日，星期日……我们正在索特瓦斯特(Sottevast)的庄园谈事情，蓬·佩兰(Pont Perrin)和［布里克贝克(Briquebec)］(19)公爵夫人的好些其他猎人来了，他们准备带猎犬到迪哥维尔(Digoville)庄园的路易·博诺姆(Loys Bonhomme)家去过夜……不久，格拉托(Gratot)、布勒伊(Breully)、圣伊莱尔(Sct-Hilayre)、勒蓬(Lepont)老爷也带着他们的人来到索特瓦斯特的庄园，准备明天到迪哥维尔的树林去猎鹿。”路易·博诺姆是当地的佃农，这类接待是他作为附庸的分内之事。不过在古贝维尔老爷的邀请下，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到他的庄园吃晚饭并过夜，并得到很好的款待。在这期间，又有两位贵族加入他们之中。第二天一早，到了迪哥维尔庄园，西莫内特、吉尔·奥夫雷(Gilles Auvrey)等人先去探路，发现一头大牡鹿后，吉尔·奥夫雷过来报告，大伙立刻赶过去。结果牡鹿从树林里跑出来，在那个点蹲守的吉尔·奥夫雷把猎犬放出去，猎犬却被牡鹿顶瞎了一只眼睛。托马·德鲁埃则守在大路上。猎犬受伤后，古贝维尔老爷即退出游戏，回来照料它。这天他们一直到太阳落山后两个小时才回到家。这则难得的详细记录，基本上把我们感兴趣的细节都描述了出来。首先，这是为布里克贝克公爵夫人举行的一次狩猎活动，除了她自身的猎队之外，她的诸多贵族附庸也主动加入其中。因此，这自然地成为附庸向领主表达效忠的仪式，而古贝维尔老爷的积极款待也具有这方面的涵义。它还是重温和确认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机会，因为不同阶层在狩猎中的角色分工是明晰的：贵族附庸为公爵夫人打猎，同时也是代其巡视领地和确认所有权；在狩猎过程中，贵族们共同追逐猎物，低级贵族和家仆(20)主要负责打探、报告消息和在固定的位置蹲守。此外，同公爵夫人一样，不在场的普通村民也是仪式另一端的隐性参与者：由于他们被禁止擅自打猎(我们多次看到古贝维尔老爷命令盗猎者于某日到瓦洛涅接受审判的情形)，因而这种狩猎仪式也被赋予了宣示贵族特权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狩猎游戏仅限于贵族阶层，但它同样具有公共仪式的性质。类似的狩猎仪式在日记中并不鲜见，虽然描述可能没有这么详尽。马上比武与狩猎较为类似。古贝维尔老爷只有一次这种游戏的记录，不过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游戏并不陌生。那是1555年的圣烛节(2月2日)，国王在布卢瓦(Blés)的时候，古贝维尔老爷参加了人们在当地城堡的宫廷内举行的马上比武。这既是向国王效忠的仪式，也是与各地贵族交际的良机——何况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从国王的水流和森林代理人晋升为总管。
二 游戏广场与生活观念
古贝维尔老爷的游戏世界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法国人在近代化之前普遍的生活观念，包括他们对休闲、信仰等诸多概念的理解跟现代人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日记的记录来看，古贝维尔老爷的庄园更像一个开放的广场。平时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地在其庄园出入，这自不必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众多特殊的节庆游戏场合，而在今天看来，这应是仅属于家庭成员的时间。古贝维尔老爷的三王节游戏仪式尽管发生在家里，但绝不局限在家庭成员内部。在13年间，就有众多“外人”先后在他家过节，包括地方官员、贵族、教士、其亲属、农民、仆人等。当“国王”的既有主人，也有仆人和外来人：1550年，“玛丽(Marye)［即女仆拉·阿雷尔(La Harel)］当了女王”；1551年是男仆吉加尔(Guigars)；1553年是另一个男仆让·格鲁(Jehan Groult)；1555、1556年都是古贝维尔老爷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1558是他本人；1559年是男仆朱利安(Jullian)；1561年是古贝维尔来的一个人；1562年是男仆杜瓦纳尔(Doysnard)的儿子吉尔。古贝维尔老爷也会到别人家里去过节。1559年三王节，他本打算到圣纳泽尔(Sct-Naser)的妹夫家去，但因为患了感冒，天气又非常恶劣，没能成行。不过这个“亏欠”在翌年得到弥补。“1560年三王节前夜……下午两点，西莫内特跟我到圣纳泽尔去过三王节。我们到达时天已经黑了。康特皮和布兰维尔(Branville)也在；我们在那里吃晚饭并过夜。布兰维尔当了国王。”康特皮这时已是古贝维尔老爷的妹夫，布兰维尔则是大家共同的朋友。因此，这是各个阶级、性别、年龄共同参加的游戏，而丝毫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壁垒森严的等级防线。这种等级界限“模糊”的生活场景，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不同于现代的距离观念，这种距离远比现代亲密得多。它是从中世纪甚至更远古的时代传承下来的，因为在早期，人们的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实际的或想象的危险的状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21)。保障生存的基本单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村落共同体。换言之，在人们的群体认同意识中，村落共同体无可争议地处在首要的位置，因为家庭太过弱小，国家则是一种过于遥远的存在。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时代，尽管现代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但这一传统仍旧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家庭的私密性还远远没有产生(22)。
不只是领主的庄园，事实上几乎人们的全部生活空间都是开放的游戏广场。他们在家里打牌、赌博、唱歌、跳舞，在院子里打网球，在花园里玩九柱戏，在住宅边上玩滚球或羽毛球，在森林或田地里狩猎。村庄和城镇的道路上还经常能看到游行队列的身影。教堂及其墓地或周边、城市的街道和市场也是打网球、曲棍球、滚球或演戏的场所。1553年圣莫尔节的苏勒球赛，他们一直从图拉维尔(Tourlaville)的圣莫尔争夺到7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教区布雷特维尔(Breteville)，康特皮还在追球的时候掉进了海里。1554年圣艾蒂安节，他们去泰伊参加比赛，球却在巴纳瓦斯特(Barnavast)丢失了，可能是掉到了树丛中。可见，他们的游戏是没有边界的。
在十分粗暴的苏勒球游戏中，人们全身心地投入，毫无保留。1551年圣莫尔节的五百人游戏中，康特皮受了重伤，几乎要死掉，让人用马匹驮回家。古贝维尔老爷本人也筋疲力尽，两天之后仍然没有力气去望弥撒。两年后，又是康特皮在游戏中掉进海里，浑身湿透(时值寒冬)。1555年的圣诞节，康特皮再次“闯祸”：他在冲向古贝维尔老爷的时候，拳头重重地击中后者的右胁，致使他昏迷不醒，随后接连好多天都无法下床和出门。不过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古贝维尔老爷丝毫没有责怪对方的意思，两人的关系也没受到任何影响，显然大家都明白暴力在这种游戏中再正常不过。前面提到过的1852年下诺曼底的版画表明，乡间游戏的这种暴力倾向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得到保留。在画面中，人们在河边的道路上展开白热化的争夺，但真正抢球的只有四五个人，旁边好些人都在捉对打架：画面前方，一个人被掐住脖子按倒在地，边上有人一巴掌直接打在另一人的脸上，还有人被揪住衣领推向路边栅栏；有两个人躺倒在地上，一人胸前被踩上一只脚，另一人只看见两条腿，生死未卜；地上掉了好几顶绅士圆顶帽。后面的人群中，许多人举起帽子欢呼或助威；路边则有妇女儿童在观看，一个男孩显然被血腥的场面吓到了，直往母亲的怀里躲，头却忍不住转向打架的人群，而两位妇女则看得目不转睛。热烈的游戏气氛与萧瑟的寒冬景象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直接而粗暴的身体对抗，以及对这种对抗的接受程度，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身体距离。与家的空间一样，这时人们还没有产生身体私密性的观念。这种游戏中的暴力与生活中的暴力有相通性，但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了，或是以某种形式被隔离开(如棒球运动员臃肿的护具)；后者尽管减少了，但其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与它更接近的是当时多人共享一个情妇的现象(23)。
这种暴力同时也表明人们对游戏异乎寻常的认真和热情，而不是像今天那样把它当作单纯的娱乐或消遣。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游戏上面。在平安夜的午夜弥撒之后，人们通常彻夜看戏，第二天一早才回来。在其他节日或星期日，他们还专门到瑟堡(Cherbourg)和瓦洛涅去看戏，而这两个城市距离梅尼尔庄园至少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1551年6月20日，女仆拉·阿雷尔还专门从瓦洛涅带来一个年轻女子在家里过夜，以便第二天到瑟堡去看戏；翌日，一同出发的至少有6个人，包括拉·阿雷尔和她女儿、西莫内特及3个男仆。1559年9月17日则是两位神父去瓦洛涅看戏，而上个星期日拉·阿雷尔刚去看过。日记中还频繁出现这样的句式：“晚祷后，我们玩曲棍球直到天黑。”“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玩苏勒球，一直到天黑。”“我们没有出门，起床之后我就一直跟行政官(le Prevost)玩双陆。”有时他们会在赌博中押上一块土地或一座磨坊。但就算只是赌两只松鸡，他们也极其认真：1553年12月12日，他估计错了时间，天亮前4个小时就起床了，“在等天亮的时候，我赌赢康特皮两只松鸡，因为他把一只公松鸡猜成母的”。为此，他们还专门把另一个人叫醒充当裁判。彼得·柏克极富洞见地指出，当时人们还没有产生今天这样明确的休闲观念，因而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24)。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的研究则证明了这一现象的历时性和普遍性(25)。不过他们都没有揭示出这种模糊性与当时游戏功能的多重性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必然的，因为正是游戏的仪式和群体功能(有些游戏还具有生产功能，如赌博和狩猎)模糊了它与娱乐的界限。例如，包括贵族、教士、农民、仆人、小孩在内的所有男女，他们不辞劳苦地去看戏的热情来自哪里？这一方面是信仰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平安夜、星期日或其他节庆，演戏都是信仰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也总是与宗教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普遍的嘉年华心理使然，但这与现代人观看球赛或演唱会又有根本的区别。首先，在台上表演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平时就跟观众在一起生活的普通人：1551年9月24日，瓦洛涅法院的执达吏告诉古贝维尔老爷说，星期天的一场婚礼上将有闹剧表演，他将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1552年圣诞节，泰伊的民兵队长也参加了午夜弥撒后的表演。其次，普通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表演当中。泰伊的民兵队长演戏时穿戴的衣帽就是向古贝维尔老爷借的。1560年，一个路人带了一张魔鬼面具，准备给瑟堡人在滑稽剧表演中使用。就像高级教士借制服给人们举行愚人节游戏一样，提供道具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的形式。此外，台下的观众彼此之间也都是熟人。这些因素极大地模糊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使游戏具有今天无法比拟的广泛的参与性，而这正是群体和价值认同的基础。当时所有的游戏都具有这种特征。1559年的那场狩猎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29日早晨，参加狩猎的大小贵族在古贝维尔老爷庄园的院子里准备上马时，罗贝尔·德·索特瓦斯特(maistre Robert de Sottevast)也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但他同时还带了另外一个人来，此人因为一匹小马与古贝维尔老爷发生了纠纷，这天特地来认错并请求宽恕。德·布勒依老爷(sr.de Breully)当场作出裁决，然后他们派康特皮跟来人到瑟堡履行手续，剩下的人则一起出发去打猎。而当猎犬受伤后，古贝维尔老爷就退出了游戏，回来照料猎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跟现代不同的游戏与工作或生活的关系(26)。
信仰的界限也同样模糊。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与信仰和义务相比较，生活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他们的信仰里包含了大量被宗教改革前后的道德家视作异教信仰的民间宗教的成分。不过在持有这些信仰的人看来，这就是正常的基督教信仰，而没有所谓正统与异教之分(27)。这种信仰状况在游戏中有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在传统的愚人节或狂欢节游戏中。尽管古贝维尔老爷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但他经历过的瓦洛涅、瑟堡、鲁昂(Rouen)的狂欢节无疑都具有这种特征(28)。不过，日记中明确提到了圣约翰节的篝火，1561年一位律师的儿子和子爵阁下(Sr.viconte)的仆人还卷入了一场因为节日篝火发生的斗殴。因此，它无疑还伴随有狂欢舞蹈和其他迷信仪式。在当时的法国(包括诺曼底地区)乃至整个西欧，这是一个由古老的仲夏节基督教化而来的重要节日，它保留着大量的民间宗教成分。篝火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男女老少要围着它唱歌跳舞，做各种游戏，因为这天的篝火被认为具有“净化”的功能，可以祛除灾病，驱邪防患。人们还会把篝火的余烬洒在田里或带回家里，借以保障丰收，或是保护房子不会着火。有些地方甚至还让牛羊牲畜也加入舞圈，或者认为三次兽交可以治愈癫痫症(29)。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习俗同愚人节和狂欢节一样遭到全面压制。日记还提到了三十多次节日和礼拜日的队列游行，这些游行具有驱逐深藏在人们内心的恐惧(包括招致灾难的各种未知力量)的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民间宗教色彩。戏剧表演也是如此，因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发现，民间演出的所谓圣迹剧根本就是亵渎神灵。古贝维尔老爷提到过的魔鬼面具也是后来教会禁令中的重要内容。日记表明，包括教士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对这些戏剧抱有极大的热情。而根据当时法国农村的普遍情况，演戏地点如果不是在教堂内，就是在教堂门口的广场上。教士还经常公开参加各种游戏，包括“猜猜我带了什么”。与古贝维尔老爷关系密切的图拉维尔副本堂神甫经常跟村民玩苏勒球或曲棍球到天黑，1553年他还是圣莫尔节比赛的开球者，而在节日进行的这类游戏也是民间的酬神仪式。1554年7月29日，雅克(Jacques)神父、让·弗雷列(JehanFréret)神父等人跟“本教区的所有青年”在奥夫雷家附近打羽毛球。教士甚至还公开赌博。1553年6月8日，古贝维尔老爷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副本堂神甫菲尔维尔(Firville)跟赫托维尔·德·米利埃(Retoville de Millières)和加特维尔老爷(sr de Gatteville)在寓所的门边上玩骰子。”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教会的空间与游戏广场是相通的，而地方教士无论在信仰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与普通信众没有根本的差别。教会的空间和人员都是地方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与宗教改革之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三 近代的脚步
以上研究表明，迟至16世纪中叶为止，至少在本文所研究的诺曼底乡村地区，生活总体上仍旧按照旧世界的节奏进行，近代化进程还没有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当时，所有人的基督教信仰都包含着大量民间成分(这种“民间”性是相对于后来“纯正”的基督教而言的)，并且法国王权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有效的行政保护的条件下，这个旧世界的生活节奏并非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是“两种生活”的截然对立。相反，日常生活与节庆生活之间并没有判然的鸿沟，而是自然地融为一体；同时，尽管贵族和教士阶层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总体上说，所有阶层的人都生活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并共享同样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包括暴力、迷信、生活品位等)。巴赫金所说的“两种生活”如果存在的话，那也是近代化甚至工业化之后的事情。
不过，随着法国近代化的推进，古贝维尔老爷的生活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例如，我们知道，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教(胡格诺)是激烈反对游戏的。与当地的诸多上层人士一样，古贝维尔老爷有着明显的胡格诺倾向。他最后一次提到自己参加苏勒球游戏是在1556年。而尽管他身边的人经常去看戏，但除了1550年在鲁昂观看笨蛋社团的表演和1555年在布卢瓦跟国王等人一起观看一出喜剧之外，他基本上从未提到自己去看戏的事。这些似乎透露出地方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成员之间正在发生文化上的裂变。同样，他特别提到了“学童”这个年龄群体；而“青年”群体尽管也提到，但他们在生活中的特殊角色并不明显。这是否如阿利埃斯所说的，是“儿童”观念正在强化、而“青年”角色正在退化的近代化迹象(30)？
从游戏本身来说，世俗化是游戏在近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游戏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述研究已经表明，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时代，许多游戏仍旧具有重要的宗教仪式意味。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游戏的这种仪式性正在淡化，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世俗化特征。“猜猜我带了什么”原本可能是狂欢节或结婚生子这些重要宗教节庆的游戏，但这时也发生在升官这一世俗喜庆场合。戏剧仍在重要的宗教节庆演出，但也出现在星期日的集市上。苏勒球、曲棍球既是特定节日的酬神仪式，也日益变成星期日闲暇时的娱乐。此外，羽毛球、滚球、九柱戏等游戏的记录也全都是在星期日(31)。这个日子为什么如此特殊？根据日记的描述，这些都是较多人在一起玩的游戏(32)。因此，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之外，另一个现实因素可能同样重要：因为这天的弥撒能聚集最多的人。相比之下，诸如老式网球、西洋双陆及其他室内赌博游戏需要的人较少，因而更多地出现在其他时间(33)。
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则更加明显。英法百年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长期的相对和平，使得这个直接面向英国的地区的群体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王权孱弱、盗贼猖獗、瘟疫肆虐等原因，为了抵御无处不在的实际和想象的威胁，人们以村庄或教区为基本单位组成防御性的自治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并对外界充满了不信任感甚至尖锐对立。任何有可能破坏群体稳定和延续的行为都受到极力排斥。延续到18世纪甚至更晚的针对再婚或与“外人”联姻的吵闹游戏(charivari)习俗，便是这种记忆在民间长久沉淀的结果。百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群体认同方式。它打破了群体的封闭性，迫使邻近地区的人们联手抵御统一而强大的敌人；而战后的相对和平，加之日益强大的王权提供的有效保护，则使这种开放性得以延续。我们反复看到，不光是梅尼尔和它周围的村庄，也包括瓦洛涅、瑟堡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毫无顾虑地通过各种游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苏勒球赛的暴力并未造成各方的对立或仇恨，反而维持和增进了彼此的亲密性。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中，我们没有看到基于地域划分的群体对立或仇恨；相反，不同教区或地区的人互相通婚是极平常的事情。诚然，游戏偶尔也会造成小范围的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更大范围内的融合。这种群体认同的扩大化是法兰西民族形成的重要一步(34)。
收稿日期 2012—10—08
注释：
①按日记作者记录的时间。尽管他总是称1月1日为新年的头一天，但按照当时的习惯，他每年的日记都是从3月25日(圣母日)开始，到下一个3月24日(圣母目前夜)结束。因此，当他说“1549年1月1日”时，按现代历法应是“1550年1月1日”。本文一概以他标注的时间为准，以免发生混淆。在引用日记内容时，本文只注明日期，不注页码。日记原文参见吉尔·德·古贝维尔：《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Gilles de Gouberville,Le journal du Sire de Gouberville)，欧仁编：《诺曼底考古学家协会回忆录》(M.Eugène de Robillard de Beaurepaire ed.,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Normandie)第31、32卷，卡昂1892、1895年版。
②凯瑟琳·费登：《古代法国的庄园生活(1549～1562)》(Katharine Fedden,Manor life in old France:from the Journal of the sire de Gouberville for the years 1549～1562)，纽约1933年版。
③马德莱娜·富瓦西：《古贝维尔老爷》(Madeleine Foisil,Le sire de Gouberville:un gentilhomme normand au XVIe siècle)，巴黎2001年版。
④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阿兰·谢里登译：《法国农民史(1450～1660)》(Emmanuel Le Roy Ladurie,trans.Alan Sheridan,The French Peasantry 1450～1660)，加利福尼亚1987年版，第199～230页。
⑤《巴赫金全集》第6卷。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导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⑥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⑦彼得·柏克著，杨豫、王海良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第7章“狂欢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296页。
⑧集大成之作参见让－皮埃尔·里乌等主编，傅绍梅、钱林森译：《法国文化史》II《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凯瑟琳·阿什利：《游行列队中移动的人》(Kathleen Ashley,The Moving Subjects of Processional Performance)，凯瑟琳·阿什利、维姆·霍斯肯编：《移动的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游行队列表演》(Kathleen Ashley,Wim Hosken ed.,Moving Subjects:Process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阿姆斯特丹2001年版，第14页。
⑩这部历书名为《勃艮第女公爵阿代拉伊德·德·萨瓦的历书》(Livre d'Heures de la Duchesse de Bourgogne,Adéla
de Savoie)。资料转引自J.布依苏努斯：《一部15世纪历书中的游戏与工作》(J.Bouissounouse,Jeux et Travaux d'après un Livre D'heures du Xv[e] Siècle)，日内瓦1977年版，第7页及附图I。亦参见菲利浦·阿利埃斯：《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和家庭生活》(Philippe Ariès,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ancien Régime)，巴黎1973年版，第105～106页。
(11)关于三王节游行仪式的更多描述，见菲利浦·阿利埃斯：《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第105～108页。
(12)这也是基督教世界对掷骰子等运气游戏(jeu de hasard)的看法，宗教道德家认为每一次掷骰子都是上帝裁判的结果，而玩这些游戏则是滥用上帝的意志。日记里写作porter ungmommon。人们对这种游戏有多种解释，其中1892年版日记“前言”提供的解释最符合古贝维尔老爷的记录：在玩这种游戏时，人们把某件物品罩在一块布下面，庄重地端到别人家去，让这家的主人猜布底下是什么东西，猜不出来就要支付一笔罚金(参见1892年版日记“前言”，第48页)。凯瑟琳·费登采用此说(凯瑟琳·费登：《古代法国的庄园生活》，第77～78页)。其他解释包括：一，狂欢节或婚礼上的假面舞；二，戴着面具向别人发出掷骰子赌钱游戏的挑战，这时戴面具的人不能说话［参见http://www.gouberville.asso.fr/site/english/archives.html#mommon；亨利·穆瓦齐：《诺曼底方言词典》(Henri Moisy,Dictionnaire de patois normand)，卡昂1887年版，第429～430页］。马德莱娜·富瓦西采用最后一种说法(马德莱娜·富瓦西：《古贝维尔老爷》，第199页)。从日记的描述来看，古贝维尔老爷每次都知道游戏者是谁，因而他们应该没戴面具。而且他每次都使用porter(携带)这个词［在其他文献中常用的动词还有jouer(玩)］，表明这种游戏至少在早期是游戏者带某种东西到别人家去。
(14)Choule，也写作soule等。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被认为是足球、曲棍球和橄榄球的前身。不过，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里另有玩曲棍球(crocher)的记录，因而它可能更接近另外两种。
(15)1月1日在许多地方是割礼节，不过日记中从未有这样的记录。未写明日期的记录出现在1561年1月12日，是一位来访的妇女向他讲述“上周在拉瓦列(Ravalet)和图拉维尔之间的苏勒球赛中爆发的冲突”。据此推算，这次比赛有可能发生在这年的三王节。
(16)这副孔代的画作题为《1852年下诺曼底的苏勒球游戏》(M J L de Condé,La soule en Basse Normandie en 1852)，发布于1852年2月28日《插图杂志》(Illustratim)，转引自维基百科网站：http://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22La_soule_en_Basse_Normandie％22_1852.jpg,/2012—10—03。
(17)让·朱尔·朱瑟朗：《古代法国的运动和体力游戏》(Jean Jules Jusserand,Les Sports et Jeux d'Exercise dans l'Ancienne France)，巴黎1901年版，第281页。
(18)以对抗性的游戏作为酬神仪式，在其他宗教(如萨满教)也十分常见。《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上举办的竞技游戏也具有这样的意味。彼得·柏克则认为，一直到17世纪时，佛罗伦萨人在忏悔星期二玩的足球(calcio)比赛仍具有特殊的仪式意味［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Peter Burke,"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第146期(1995年2月)；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回应》(Peter Burke,"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Reply")，《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第156期(1997年8月)］。
(19)引文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20)吉尔·奥夫雷和托马·德鲁埃都是古贝维尔老爷的家仆，经常跟西莫内特在梅尼尔附近打猎。西莫内特因为是私生子，在贵族中间地位较低。
(21)这方面的精彩描述，参见罗贝尔·米桑布莱德著，莉迪娅·科克拉内译：《法国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1400～1750)》(Robert Muchembled,trans.Lydia Cochrane,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in France 1400～1750)，路易斯安那1985年版，第14～42页。
(22)一个相反的细节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现象。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是“(今天)我没离开家(je ne bougé de céans)”，但事实上他在这些天却总会到教堂、别人家或田地里去。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他不出自己的房子的门，而是说他没有离开村庄。因此，村庄(即传统的基本社群单位)的界限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家”的界限。这种理解可能跟他是该村庄的领主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23)古贝维尔老爷和他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就有这种行为［参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农民史(1450～1660)》，第224～225页］。这种现象在启蒙时代的威尼斯都还很常见［参见卢梭著，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4)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回应》。
(25)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0～431页。
(26)必须说明的是，界限模糊不等于完全没有界限。1561年5月4日，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出去玩滚球，没人看家，结果贴身男仆拉茹瓦(Lajoye)挨了古贝维尔老爷一顿棍子。游戏与职守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但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游戏是在自家门口进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27)让·皮埃尔·里乌等编：《法国文化史》II《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第57～67页。
(28)我们对鲁昂的狂欢节了解得最为充分，这是因为一位曾担任“笨蛋修道院”院长的人在1580年代出版了《笨蛋修道院的凯旋》(Les Triomphes de l'Abbaye des Conards)(巴黎1874年版)一书，描述了社团在1541年(现代时间)组织的狂欢节的经历。游戏包括盛大、奢华的游行仪式，中间有各种戏剧表演(往往带有明显的“亵渎”性质)和吵闹的音乐，晚间还有篝火宴会。西方学者对该社团有过专门的研究，参见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作乱有理：法国16世纪的青年团体和吵闹游戏》(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asons of Misrule:Youth Groups and Charivari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过去和现在》(Past & PMresent)第50期(1971年2月)［该文后来收入作者的论文集《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加利福尼亚1975年版］；迪伦·里德：《鲁昂的狂欢节：笨蛋修道院史》(Dylan Reid,"Carnival in Rouen:A History of the Abbaye des Conards")，《十六世纪学刊》(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第32卷，2001年冬季第4号；迪伦·里德：《笨蛋修道院的凯旋：鲁昂狂欢节的精致演出》(Dylan Reid,"The Triumph of the Abbey of the Conards:Spectacle and Sophistication in a Rouen Carnival")，若埃勒·罗洛科斯特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仪式：欧洲、中国和日本的形式化行为》(Jo
lle Rollo-Koster ed.,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Ritual:Formalized Behavior in Europe,China and Japan)，莱顿2002年版，第147～173页。
(29)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82～895、907～915页。
(30)参见菲利浦·阿利埃斯：《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勒华拉杜里的研究显示，诺曼底是当时法国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农民家的小孩——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男孩——也会去上学，并构成一个特殊的年龄组——学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农民史(1450～1660)》，第226页］。
(31)日记分别提到羽毛球、滚球、九柱戏两次、三次和两次，全都是在星期日。其中1550年6月1日(九柱戏)同时也是三一节(jour de la Trinité)。
(32)古贝维尔资料网认为日记中提到的volerye可能是羽毛球的前身(参见http://www.gouberville.asso.fr/site/themes.html)，但从日记的描述看，这是很多人一起玩的游戏。
(33)日记提到老式网球五次，全都是在周中，其中两次是节日。
(34)他的一则日记揭示了这种更广泛认同的重大意义：“1557年6月15日……下午4点，有人来报告说英国人打算在瑟堡附近登陆。我们全部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本教区的男人全部召集到瑟堡去……这天，太阳落山后，我带着康特皮、西莫内特和拉茹瓦去通知泰伊和索尔斯梅尼尔(Saulse-mesnil)教区的人到海岸边过夜，本教区和好些个其他教区的人已经在那里了。”战争尽管已经结束一个世纪，但两个国家的敌对状态却长期持续。共同的外部敌人的存在，促成了更广范围内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在日记的最后一年，宗教战争的爆发使古贝维尔老爷在出行时顾虑重重，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小范围的封闭状态。由此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民族认同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