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反思与摸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5X(2010)05-0001-07
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一直追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蒙受重创，引发日本各界对危机产生原因及小泉政策的反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主党打出“民生第一”的口号，于2009年9月取代自民党上台执政。作为民主党的首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要进行一场“平成维新”，大刀阔斧地改造日本，但终因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受挫及“金钱与政治”问题而辞职。菅直人首相上任后，提出“强经济、强财政、强社保”三位一体的“新增长战略”和“第三条道路”。日本正在反思中继续摸索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侧重从经济政策角度，梳理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反思与摸索。
一、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反思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普遍认为，这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日本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是靠不住的。日本民主党指责小泉内阁追随美国推行邮政民营化等经济政策失败，造成日本贫富差距扩大。而民主党执政后，其惠民措施因财源拮据而举步维艰，日本民众的评价并不高，并不断受到自民党等在野党的诟病，未来日本经济发展前景仍有不确定因素。
(一)日本智库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损害极其严重，短期内难以恢复
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报告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堪称百年不遇的重大危机，损失惨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金融机构的损失达2.2万亿美元，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不良资产的总额。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支柱产业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也给亚洲国家带来冲击。日本经济急剧恶化，2008年度日本经济负增长3.7％，2009年度预计为负增长4.3％，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常务执行董事、首席经济学家中岛厚志认为，只要美国的不良资产得不到清理，危机就不可能最终结束。即使日本经济2010年探底，企业设备投资转为正增长也许要到2011年以后。[2]
日本分析家认为，这场危机的诱因之一是美国的次贷问题。在21世纪初美国实行超低利率情况下，美国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追逐高额利润而通过增加低息贷款不断扩大家庭的消费支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迅速膨胀。金融技术通过住房贷款证券化等极端高度化，而交易规则、信息披露等全球市场的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存在诸多漏洞，结果必然造成偿债风险和经济泡沫同时增大。[1]如果美国过去10年膨胀的债务全部成为与这次危机有关的泡沫，其损失额将高达7.2万亿美元。[2]33
(二)日本民主党和部分评论家猛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这种思潮“主张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的经济秩序，各国应该放弃本国经济的传统，修改规则，将社会经济结构按所谓的全球标准来进行改造”。[3]
日本民主党政要认为，小泉内阁追随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过度强调弱肉强食的自由市场竞争，而忽视了弱势群体和民生，造成日本贫富差距拉大，“劳动贫困族”增多，日本终身雇佣制受到削弱，就业形态更不稳定。因此，日本民主党在竞选政纲中提出一系列惠民政策，主张冻结增收消费税，稳定和扩大就业渠道。鸠山内阁上任后，首先对小泉内阁大力推行的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坚决叫停。
日本作家广濑隆痛斥美国金融危机实质是“金融腐败”。他指出，美国迫使日本邮政民营化是盯上了总额高达334万亿日元(目前汇率为88.7日元兑1美元)的日本邮政储蓄及保险资产，企图通过民营化使“沉睡在日本的邮政储蓄”成为华尔街可以自由炒作的金融资产，这无异于大规模“金融诈骗”。[4]日本著名评论家森田实也指出，美国为吸走日本邮政储蓄的巨额资金早在1995年就敦促日本邮政民营化，日本一直顶着美国的压力，但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后则以改革为名接受了美国的主张，结果造成了日本经济今天的惨状。[5]
(三)日本专家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宏观经济严重扭曲
日本著名金融学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表面现象，而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和过度消费模式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6]4首先，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模式是靠贷款在远郊买豪宅，开车上班，而不重视储蓄。这必然导致美国房屋和汽车消费过剩。其次，美国大量军费支撑的高科技武器系统在出口方面受到政治因素制约，而日用消费品则大量依靠进口，这必然造成美国巨额外贸易逆差，2006年曾高达7 881亿美元。第三，美国从2004年起放松金融监管，减息至1％，大量贷款流入炒房投机，造成房地产泡沫膨胀。[6]88-99房价上涨率远超过工资上涨率，但房地产商仍以“供给有限、未来看涨”为由促销。美国20座城市平均房价2007年比2000年上涨1倍，旧金山地区上涨了2.7倍。[6]48-53结果物极必反，2007年起美国房价明显下跌，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爆发。
于是，美国投资银行等又加紧利用美国同伊朗关系紧张等地缘政治因素炒作国际原油期货，导致国际油价暴涨至2008年7月的每桶147.2美元。但其后中东局势趋缓，油价迅速下跌。除了与白宫关系密切的高盛集团外，美国各大投行在国内房地产和国际油价两大金融泡沫相继破灭后，必然面临崩溃危机，“9·15”金融海啸也由此而生。
(四)日本痛定思痛，自我反省
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报告指出：资产价格因脱离实体经济而大幅度跌落，不得不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后又急速暴跌，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经济低迷、元气大伤，国际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氏家纯一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起源是美欧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一年内升值30％，日本出口受阻转而扩大内需，并连续5次降息，结果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4年内地价上涨1.1倍，股价上涨2.7倍。1988年日本经济出现“过热”，通胀率上升，日本央行一年内又5次升息，结果没出两年，日本地价下跌约12％，股市跌幅达70％。日本泡沫经济就此破灭，陷入长期萧条和通货紧缩。
随后，日本为刺激内需又采取“零利率”，同时实行金融自由化。日本银行副总裁山口秀广认为，长期低息宽松政策产生副作用，加速了借贷低息日元在海外做投资交易。野口悠纪雄指出，其中部分资金很可能流入与美国次贷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助长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另外，日本大量个人投资者介入套利、套汇交易，也导致日元回贬，加深了日本出口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丰田汽车开始迅速拓展美国市场。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引起“日本出口立国模式崩溃”。[6]20丰田汽车召回事件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日本经济、金融专家呼吁日本转变国家发展模式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认为：目前日本正处在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进行经济模式、政策模式、体制模式调整，进而建立新模式的转变期和过渡期。在历史上，日本曾“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再度失败。日本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强者模式或胜者模式，而应是“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即建立适者生存的“适者模式”。[7]
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号称“日元先生”的金融专家榊原英资早在1993年就曾痛批日本时弊，提出实行“平成维新”大变革。榊原尖锐地指出：日本在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美国化”过程中，产生了“系统腐败与制度疲劳”，要彻底改革；日本不能实行“美国式自由竞争意识形态主导的改革”，因为那不会成功；“‘平成维新’不只是政治行政改革，而要实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价值观、世界观的变革，将所有这些都统一为一个概念——‘确立生活者自主权’”，[8]即建立民生优先价值体系。榊原的上述思想堪称是鸠山首相变革理念的雏形。
民主党政府任命的日本驻华大使、原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董事长丹羽宇一郎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最好的经济制度，今后能否维持100年还是个很大的问号。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模式正面临“大转变时期”。问题是转变的方向，目前世界GDP总额约为50万亿美元，而金融资产却高达170亿美元，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美国次贷危机便产生于这种“无中变有”的金融游戏，这如同把一块烂肉放入绞肉机中，以次充好卖高价。[9]丹羽认为，这是由于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本性开始横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化、民营化都被作为“正确的改革”。[10]索尼公司想从制造业转向金融、软件产业是一大错误，而只靠品牌效应大量外包生产也难以取得技术进步，出路在于产品研发的精益求精。因为今后将进入“高质量、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时代”。为建立全新的经济体制，日本的年轻人应该走到时代最前列，通过国际交流与价值观的碰撞，创造出崭新的价值观，并引领经济界和产业界的变化。[9]这些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的思想比较接近。
二、鸠山之后的菅直人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麻生太郎内阁也曾企图改变小泉内阁时期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利于挽回民意的支持，但是在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中，民意支持的天平已经倒向民主党。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鸠山由纪夫内阁曾经雄心勃勃，但也好景不长，落得个短命政权的下场。菅直人内阁上台后，在反思20年来日本经济走过两条弯路的基础上，提出日本经济要走“第三条道路”，但因参议院选举惨败，未来政策实施的难度明显增大。
(一)鸠山由纪夫提出“友爱政治”理念，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试图推动日本采取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日本在各种力量反复较量中摸索第四次国家模式的转型。鸠山首相在施政演说中称之为一场“不流血的平成维新”，[11]其目标包括“实现国家体制的变革：从依赖官僚到大政奉还于民；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从岛国到开放的海洋国家。”[11]
鸠山提出，日本“要向保护国民生活与安全免受市场至上主义伤害的方向转变政策”，“建设共生的友爱社会”，发展“保护地球生命”、“以人为本的经济”。[12]为此，鸠山内阁制定了总额为92.3万亿日元的2010年度财政预算，把公共事业投资削减了18.3％，将社会保障和文教科学经费增加了9.8％和5.2％；对儿童每月发放1.3万日元生活补贴；重建医疗体制，加强医护人员培训，提高医疗人员报酬；努力扩大就业，提倡采用企业与员工、顾客、所在地区建立长期信赖关系的日本式企业模式；实现高中免费教育，强调培养更多的教育家和科学家，打好人才基础；维持0.1％的低利率，以扩大内需，避免通缩加剧和经济再次探底；提出“新公共”概念，提倡助人为乐，充分发挥市民和非营利组织(NPO)的作用，在养育子女、社区建设、治安防灾、医疗福祉、文化教育等方面，形成自立与互助的共同体；提出日本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发挥世界最高水平的环境技术优势，推进“绿色革命”，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减少政府开支浪费，对各部门预算逐一甄别筛选，淘汰或削减了一批冒名低碳经济的项目预算。这些大都是自民党执政期间未曾做到的。
遗憾的是，鸠山上任后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耗费在应对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政治与金钱”问题的困扰上，而他的所谓“友爱”理念却未能在日本深入人心。结果，日本经济和国民生活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执政了8个多月的鸠山首相却不得不辞职了。菅直人执政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基本继承了鸠山内阁的政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
(二)菅直人执政后提出三位一体的“强经济”、“强财政”、“强社保”的新增长战略和“第三条道路”
菅首相认为，过去的20年日本曾走过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以“公共事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日本依靠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巨额公共投资并未见效。在其后的10年，日本开始走第二条道路，即采取了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偏重供给和重视生产率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对部分企业是合理的、见效的，但从全国来看却造成许多人失业，人们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菅首相在反思过去20年日本经济政策失误的基础上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目的之一是把解决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创造新需求和新就业的契机，带动经济增长。
“强经济”、“强财政”、“强社保”的一体三强经济增长战略，既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增长问题和就业问题，又要解决日本财政赤字过高和潜在危机问题，还要设法使日本民众对养老等社会保险放心。菅首相认为，日本要实现“强经济”，就要通过创造稳定的内需和外需，构建使财富广泛循环的经济结构。为此，菅首相提出“新增长战略”，争取在2020年之前实现年均2％～3％的经济增长目标，[13]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绿色创新”。在继承鸠山前首相提出的应对气候变暖对策目标的同时，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利用、交通运输、核能产业、城乡建设等领域开发新技术，开展新事业。第二，“生活创新”。为实现“健康大国”而产生新价值，创造新就业。第三，“亚洲经济战略”。在亚洲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日本在铁路、公路、电力、上下水道建设方面领先于世界，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样板与合作。第四，“观光立国、搞活地方战略”。利用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振兴观光旅游业，是搞活地方经济的一张王牌。鸠山前内阁已开始为扩大中国观光客而大幅放宽了发放签证的条件。另外，日本还要促进农、林、牧、副、渔业发展，通过创造附加价值扩大地方就业。第五，“科技立国战略”。为促进有成效、有效率的技术开发，改革现有规定，改进支援体制；完善教育环境，培养新人；完善科研环境，吸引世界的优秀科研人才。第六，“就业、人才战略”。人才是增长的原动力。在教育、体育、文化等各领域提高每个国民的能力，积累雄厚的人才梯队。努力提高妇女和高龄者就业率。为保障就业稳定，努力使合同工成为正式职工。为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培养人的实践能力。[13]
(三)菅首相提出“亚洲经济战略”，表明日本未来的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亚洲倾斜，关键是如何处理中日关系
鸠山在辞职前就美军驻冲绳基地搬迁问题全面妥协表明，美国和日本国内鹰派亲美势力对日本政府决策影响巨大。菅直人上台后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再向原来自民党的传统政策靠拢。与此同时，在经贸领域加强同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为日本经济复苏寻找出路则已形成日本国内的基本共识。在此背景下，菅内阁提出“亚洲经济战略”。
自民党的麻生内阁也把亚洲放在“21世纪发展中心”的位置，但其是以东盟及印度为重点的。麻生内阁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不仅不包括中国，反而有战略上牵制中国的意图。民主党执政后，鸠山内阁采取了与麻生内阁不同的政策，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明确强调首先加强同中国、韩国的关系。菅直人则把东亚共同体放在未来长远目标去考虑，首先强调推进“亚洲经济战略”。其重点是利用中国等亚洲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为日本经济寻找成长的机会和空间。菅首相指出，日本要适应亚洲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提供日本的经验和技术，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其“亚洲经济战略”的重点之一是推进同中国的合作。菅直人上任后即宣布任命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前会长丹羽宇一郎为日本新任驻华大使。这体现了民主党决心打破“官僚统治”，促进对华务实合作的政策意向。丹羽根据他同中国38年商务合作的经验认为，中国将从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有利于日本经济回升。据日本通关统计，2009年在日本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占18.9％，对美出口占16.1％；在日本进口总额中，从中国进口占22.3％，从美国进口占10.7％。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出口市场，其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势将超过美国。
笔者认为，在建立循环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许多长处。在城乡雨水排水系统建设方面，中日可加强务实合作。日本的雨水下水道建设业已饱和，而中国在这方面仍然落后，城市空气质量和街道清洁度差，环境问题严重，洗车耗费大量水资源，旱涝防灾基础设施薄弱，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率低。中国要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落后状态，就要在全国范围进行一场“下水道革命”，借鉴日本雨水排水与循环利用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建设好雨水下水道排水系统。①这有可能成为未来中日合作新的增长点。另外，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人才培养、能源资源利用、老龄化社会对策等领域，中日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与合作需求，合作潜力巨大。
就日本观光旅游业发展而言，菅内阁与麻生内阁的定位与措施不同。麻生内阁把观光旅游作为增加日本魅力、扩大日本影响的方式，对中国赴日旅游签证管理较严。菅直人内阁则把观光旅游业作为“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吸引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大量亚洲游客赴日旅游。日本计划2020年使外国访日游客达2 500万人次，未来还要增至每年3 000万人次。2009年日本约有330万人次访华，而访日的中国人则仅有约100万人。日本观光厅长官沟畑宏表示，争取到2016年使每年往返于日中两国的人数增至1 200万人，约为目前的3倍。其中，中国访日人数2013年增至390万人次，2016年增至600万人次。[14]届时，每年访日的5个游客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中国将成为日本最大的观光旅游客源国。为此，日本从2010年7月起放宽中国游客入境签证审批条件，年收入6万元者即有资格申请赴日旅行签证。笔者认为，中国旅游者的消费购买力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日本政府放宽签证审批的限制。
三、参议院选举后日本政府财经政策将面临更大挑战
日本民主党在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惨败，议席数从选前的123席跌至110席，距过半数差12席，各在野党议席总数则从选前的118席增至132席，超过半数。这便造成日本朝野各自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这就使得民主党政府要想在国会通过法案、决议案将更加困难。菅直人内阁制定、推行财经政策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
(一)日本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其经济原因在于日本财政赤字过高而菅直人首相增加消费税的主张未获选民理解
在参议院竞选期间，菅直人首相曾引用希腊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例强调增加消费税的必要性，表示可以从目前的5％增加到10％，但未能同时说明消费税的用途及低收入者对策。结果民意支持率一举下跌10个百分点。尽管此后菅直人作出补充说明，但为时已晚。
菅直人明知主张增税可能不利于选举却为何急于提出增税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首先，菅直人曾担任鸠山内阁的副首相兼财政大臣，他面对不断攀升的日本财政赤字，深知民主党要落实竞选承诺的惠民政策绝非易事，搞得不好日本可能陷入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菅直人首相认为，日本“财政已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过度依赖发行国债造成财政持续困难，如果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那样，放任公共债务的增加，丧失了国债市场的信任，财政就有陷入破产的危险。”[13]菅直人要实现“强财政”，要摆脱对发行国债的依赖，就要靠增收消费税。其次，在财政经济政策上谋求“脱小泽”，以突显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鸠山、小泽领导民主党时期曾承诺不增加消费税，同时会发放子女补贴，实现高速路、高中教育免费等，而这必然面临财源不足的矛盾。因此，被在野党抨击为不负责任的“撒钱政策”。菅直人政权面临的两难是：要么悄悄收回惠民政策；要么逐步增加消费税。菅直人首相选择了后者，并在选举失败后继续强调讨论增税的必要，只承认选举失败是由于对增税的“解释不够充分”而已。第三，菅直人当选首相后，共同社民意调查其支持率高达61.5％造成他误判形势，对参议院选举前景过于乐观，因而过早地就增税问题“冒炮”。结果导致事与愿违，参院选举后其支持率跌至36.3％。
民主党内围绕增加消费税问题的意见不一，小泽一郎曾在选举过程中公开表示对菅直人增税言论影响选情的担忧。民主党现有参议员中则有近60％赞同菅直人的增税主张。由于这次参议院选举失利，近期内民主党政府恐怕难以增加消费税。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如何“节流”，减少2011年政府财政预算，就是菅直人内阁面临的挑战。但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民主党有可能谋求与自民党、公明党就增加消费税达成共识。
(二)日本虽尚未发生类似希腊的债务危机，但日本个人资产购买国债的能力下降，中国适度购买日本国债对双方都有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20国集团平均财政赤字为各国GDP的77％，而日本则将达GDP的229％，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远高于希腊的120％。2010年度日本财政预算中，税收约为37万亿日元，而支出则达92万亿日元，将出现55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日本法人税率约为40％，难以增收，而消费税增税又遇到阻力。与此同时，民主党政府的许多惠民政策将增加政府支出，因而日本的财政赤字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日本个人金融资产总额约为1 400万亿日元，但扣除房贷只有约1 000万亿日元，而日本的国债余额接近883万亿日元，约为GDP比率的157.5％。由于日本国债的95％以上为日本人持有，加之日本拥有大量海外债权，所以不会轻易受到国际投机行为引起的国债价格暴跌，发生类似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但是，伴随美国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购买日本国债的日本人在减少。2009年增发的日本国债的个人购买额只有1.3万亿日元，比上年减少了40％。迄今，日本养老金是国债的一大买家，总额为120万亿日元的近70％用于国内债券投资，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日本国债。不过，日本从2012年起就要对战后出生高峰的所谓“团块一代”的652万人支付养老金，[15]未来将难以大量购买新发行的国债。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开始争取国外资金购买日本国债。于是2010年以来中国迅速增持日本国债。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0年前5个月中国购买的日本国债总额增至1.27万亿日元(约合143亿美元)。中国已从2008年以前向日本政府借日元贷款的债务国，变为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日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只有约1.1％，而中国持有的主要是不到1年期的短期日本国债，利率更低。但是，近年来日元明显升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引起欧元大幅贬值。据笔者测算，从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日元兑欧元和美元分别升值33.5％和16.8％。截至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4 543亿美元。中国适度投资日本短期国债可以分散外汇投资风险，争取实现外汇的保值增值。若日元因此而被推高则有利于日本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和来华投资。对日本来说，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则如同雪中送炭，有助于提振日本国债市场的信心。最近，一位日本学者不无夸张地撰文指出：“中国现在是日本经济复活的救世主”。[16]
然而，目前在日本有一种怪现象：有些人一方面指责美国模式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却赞赏美国对日本安全保障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承认中国对日本经济回升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却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或许是日本借以调节同中美两国距离的本能反应。但是，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靠美制华”与经贸方面“脱美入华”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如何处理，则是民主党在谋求日本国家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否则，中日关系还可能出现安全战略信赖缺失造成的“政冷经热”局面，有损于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注释：
①这方面国内有关部门强调资金不足，这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下水道认识观念陈旧，国家发展的各系统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例如，我国电信部门基金充沛，经常在修好的马路上挖沟布线，有些回填工程没考虑路面排水问题，修复的路边部分比原有路面还高，容易造成雨水排水困难。比较合理的统筹施工应该是：将热能供给管道、通信光缆、煤气管道、扩大排水管道等尽量合理布局、统一挖沟施工。这样排水集团就可节省部分资金，而最后路面柏油马路的铺设可由排水集团根据路面排水需要完成，部分资金还可由电信等部门分担，形成“排水”搭车“电信”的地下埋涵发展模式。关键在于相关领导部门提高系统集成的指挥能力和各相关单位的整体设计施工体制。
标签：菅直人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日元美元论文; 经济学论文; 民主党论文; 经济论文; 鸠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