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庆龄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理想与事业的坚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忠贞不渝的亲密战友。她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从民族解放的大局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支持中共的各项抗日主张和活动，与广大人民一起，历经艰辛、始终不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一、打通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宋庆龄就积极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为促成这个统一战线而斗争。1934年4月，她领衔与挚友何香凝等1700余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强调“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提出“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等六大具体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武装人民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同年8月，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发表，她又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热诚拥护。
1935年，蒋介石在日本的步步紧逼及中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冲击下，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就开始进行抗日准备和继续军事“剿共”的同时，施出了新的一手：找共产党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这是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方针的新策略。为此，蒋介石开始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线索。他派出了好几路人马，“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一路是宋子文。
宋子文找到宋庆龄，请姐姐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宋庆龄虽然早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是现在，她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是有利的。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她把这个任务交给当时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去陕北传递消息。
于是，在1936年1月初，宋庆龄把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和百元路费，还有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身份证（作为沿途的“护身符”）交给董健吾，并叮嘱其沿途要小心谨慎。2月底，董从陕北瓦窑堡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还转达了毛泽东向宋子文的致意，说明“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望其促南京当局改变对内对外方针。
就这样，国共分裂后，在民族存亡关头，宋庆龄最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从此，沟通了国共两党长期中断了的联系，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庆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立了第一功。稍后，宋庆龄又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转告国民党，并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帮助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有关要人接触，和支援他们活动的经费。同时，她还利用个人的有利条件，对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和孙科等，进行耐心规劝和动员，从而在国民党中央形成一股赞助合作抗日的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同共产党合作打下了基础。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宋庆龄对张、杨的主张极表赞同，认为“张学良做得对”，并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但是，她胸怀全局，深谋远虑，以维护民族利益、团结抗日为重，不念旧恶，拥护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她不顾个人安危，在事变第二天（即13日）得知消息后，立即作出了亲飞西安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决定，只是由于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而未成行。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中共中央代表和张、杨一起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蒋介石于24日终于接受联共抗日条件。蒋允诺返抵南京后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宋氏兄妹也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双方注意到宋庆龄在保障民权、营救政治犯和救国会领袖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以及她的崇高威望，决定与她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具体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最终结束，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为商讨对中共的方针，及对日本的政策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为配合中共的积极的让步政策，决定接受上年9月18日毛泽东来信中的请求，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她总是把民族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恩怨置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领衔联合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3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这一演说是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的说明。她指出：“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先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并大声疾呼：“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还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义正词严地责斥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她的这些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句句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由于会上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分子的阻挠，宋庆龄等人的提案未被通过。然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民党内部发生很大变化，英美派逐渐占了优势，所以会上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以与共产党合作。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
会后，中共派出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并一步一步地取得了进展。“七七”抗战爆发后，形势对两党合作的要求更为迫切，7月15日中共中央交给国民党一个《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经双方约定随之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在此期间，宋庆龄为推动国民党加快前进的步伐，力促国共再次合作，曾接连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等文章，从理论上阐述国共合作的道理，希望两党的再次合作能够尽快正式建立。
经过宋庆龄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和督促，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终于在9月22日和23日，正当抗战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这就正式宣告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兴奋得热泪盈眶，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自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由衷的高兴和愿望。她殷切期望“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国共两党再次携手的圆满实现，实饱含着宋庆龄付出的一份心血。
二、抗战初期的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神圣的民族全面抗日战争。时在上海的宋庆龄，目睹自己与全国人民盼望多年的全国抗战局面终于出现，无比激动和兴奋，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中。
当时，她不辞辛劳地到处作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口笔并用地呼吁人民动员起来为抗战出钱出力；又积极参加和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的活动；并与何香凝倡议建立上海妇女界抗战团体，最大限度地团结妇女界一切抗日力量。她俩经过广泛号召、联络和紧张的筹备，以原妇女救国运动领袖为核心，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夫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妇女界人物，于抗战爆发后仅半个月的7月22日就创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严正表示要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稍后，为保持和扩大统一战线，又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以宋美龄为主席的南京妇慰总会。她们积极从事创建多处战地后方医院，抢救抗战伤员，和开办妇女训练班、培训护理人员，以及开展募捐、慰问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抗战。
在抗日救亡这一民族最高利益的大目标下，宋庆龄抛嫌释怨，以政治家的伟大气魄与宋霭龄、宋美龄从此结束因政见不同而长达12年之久的分道扬镳，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随即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她们于1940年春和1941年秋在香港公开露面参加抗战筹款会议，又一道飞赴重庆视察妇女儿童及战灾救护工作，密切携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1938年夏秋间华南局势危急时，宋庆龄密切注意着广州人民在危难中保卫祖国的战斗。她多次到广州视察女壮丁队和各种救护队的训练情况，慰问伤兵难民，领导救护战灾妇女儿童工作，并发表言论鼓舞士气，还亲自参加广州人民反对侵略的火炬游行，同浩浩荡荡的男女同胞队伍一道前进。她的这些活动，确是“给广州这个城市带来了坚决的意志，并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诚”。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抗日相当努力，在政治上也采取一些进步措施，于是导致全国抗战的局面，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但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在日本以诱降为主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抗日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即逐渐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阵营内出现了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当国民党政府中分裂出汪精卫卖国集团，在南京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府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日益加剧了对日妥协、对内分裂及独裁、反共等破坏抗日阵营的种种倒退活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否是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宋庆龄对此重大的原则问题毫不含糊，她同滚滚而来的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1938年10月，汪精卫叛逆初露时，宋庆龄就联合何香凝等六人致函国民党政府予以揭露，严正指出“主和分子必当摒弃”。在汪精卫集团公开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彻底沦为民族败类后，宋庆龄对其叛国行径给予无情的抨击。指出：“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中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
宋庆龄主张发动全国人民群起抗战的路线，认为“只有群众起来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得救”，所以她衷心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国民党实行的却是不要民众起来的片面抗战路线。如不发动民众起来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不实行民主，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宋庆龄指出，缺乏民主“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只有在政治民主的“万丈光芒的照耀下”，才能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巩固统一战线。她用实际行动拥护并宣传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的方针，强烈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包办抗战的“国策”。宋庆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是正确且深刻的。
宋庆龄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搞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阴谋活动。她一再指出，不必要的摩擦和猜忌，仍是团结的主要障碍；告诫全国人民要对这种抵消抗战力量，破坏民族团结的“摩擦”提高警惕。并于1940年底与柳亚子、何香凝等准备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及至蒋介石国民党在1941年1月7日悍然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十分不满，坚决反对，她在1月14日即和何香凝等联名写出《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函》，严厉斥责其破坏抗战、反共分裂的倒行逆施。信中重申孙中山关于“提携共党”、“唤起民众”等遗训，提醒蒋介石说过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均有抗日救国之责任”等“壮语”和联共抗日的诺言，痛陈国共团结或分裂对国家民族及各党派的利害，愤怒谴责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呼吁“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同月18日，她又联合何香凝、陈友仁通电蒋介石，指责“把孙中山的遗训置诸脑后，破坏团结抗战”；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对国民党倒退行为最有力的打击，是宋庆龄写的《“七七”四周年》一文。文章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强调指出全民族的团结，是继续抗战的唯一条件，并严厉批评“皖南事变”的制造者破坏内部团结，主张妥协投降的行动。文章很有战斗力，击中了顽固派的要害。此外，还通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新闻通讯》上，以《坚持统一战线》为题发表长篇文章，最先详细报道新四军遭到袭击的经过，使世界人民能够及时地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从而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反应，纷纷致电国民党给予谴责。
宋庆龄上述一系列函电、文章清楚表明，她坚定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她的活动，对解除当时一切善良人们的忧虑，制止事态扩大，及挽救统一战线，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再一次显示出宋庆龄在民族革命斗争严峻的时刻，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具有的立场坚定和爱僧分明的风貌。
三、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认为，“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因此，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羸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宋庆龄利用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崇高声望，肩负起了此项重任。她在中国抗战与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使二者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战线广阔的较量。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宋庆龄曾先后多次向英、美等国政府和人民写信或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国际上援助中国抗战。她的呼吁首先得到一些国家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响应。白求恩大夫带领的医疗队，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在1938年3月来到中国；接着，又有一些外国医疗队和华侨组织的各种抗日团体和志愿人员来华，并有各种捐款和物资陆续运到。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宋庆龄准备筹组一个机构。1938年6月，她在香港邀请贾·尼赫鲁、保·罗伯逊、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赛珍珠，以及冯玉祥、孙科等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亲自任主席，由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任总书记，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随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会，许多当地的中外著名人士参加分会组织。这一机构，就是为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完成联络世界和争取国际援助的使命而建立的。从此，宋庆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保盟”的工作上，为坚持长期抗战进行不懈的努力。
她在对外宣传活动方面，领导“保盟”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从成立到1940年初，“保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版发行20余种宣传品，其中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影响最大。该刊具有举世公认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信性（尤其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再加上它文风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新鲜及时，所以羸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保盟”还出版了不少工作报告和各种小册子。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是由宋庆龄亲自撰写的。这些宣传品广泛发行到欧、美、东南亚各国，遍及五大洲，对联络国际，沟通信息，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真相和需要，动员他们以捐款及最急需的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方面，宋庆龄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材料和真知卓见，亲自撰写文章和同盟的工作报告，发表对外广播演说和信函，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在对外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中，反复阐明两个问题：（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二）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系。对前一问题，她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者以及他们血腥和非人道的破坏行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人类的和平和自由”。因此，“中国不仅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国家生存、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也是在全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人民权力的战争。她还从纵观全局中阐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斗里的重要地位，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对后一问题，她认为：各国人民的斗争是相互支持的，“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得借助于各处的进步思想与进步行动”。中国抗战与世界人民的利益更是休戚相关的，并列举种种事实，说明世界人民帮助中国，也就是帮助他们自己；中国人民不仅接受帮助，也帮助提供帮助的国家和人民。所以，“保盟”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历史证明这些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宋庆龄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应该互相支援。从这一思想出发，她为“保盟”规定的工作原则是，要求援助，绝不是“乞讨”；援助者不是“怜悯”和“施舍”。“保盟”从一开始就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团体把在中国土地上分发援助物资当作“恩施”，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这样，就打破了历来救济工作上把中国人当作“施舍”的对象，或者以行善来代替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活动这种传统观念。宋庆龄为“保盟”及外国援华机构所灌输的是一种新的精神，即把一般的救济工作提到国际主义的高度，使“保盟”在争取外援时，既保持中国人民的骨气，又与世界人民增进了真诚的友谊。
由于宋庆龄和“保盟”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宣传工作，国际友人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广泛地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美、英、法、加、新（西兰）、印（度）等国纷纷成立各种援华团体，如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侬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以及美、英、法各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到1940年2月，这样的团体达到100多个。它们将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至“保盟”。仅在“保盟”成立一周年时，各国人士的捐款就达到港币25万元；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这些捐款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送往国内各地。
宋庆龄也十分重视海外华侨的工作。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异邦，心怀故乡，对祖国的兴衰感受至深，渴望祖国独立和富强。宋庆龄从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实践中，深深敬佩华侨的爱国传统，因此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在抗日战争中，她从各方面着手发动华侨参加抗战工作，与司徒美堂、陈嘉庚等各地华侨领导人取得联络。在她的推动下，1937年底，驻粤各华侨团体发起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推选她为名誉主席。她领导“保盟”团结侨领、侨商，鼓励他们踊跃输捐，支援抗战，勉励他们“继续努力，经常赐助，务求早日获得光荣胜利”。通过她的号召和推动，在欧美，在新加坡、南洋、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地的华侨，积极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筹集捐款、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和回国参加抗战等活动，给予抗战以极大帮助。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的抗战捐款达26亿元之多。
对于捐款和物资，宋庆龄本着“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原则，一视同仁地给全国各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客观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更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又人为地扩大这种差别，这就使“保盟”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重点援助。宋庆龄公开宣布：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到钱物等，支援的重点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她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款项、药品、医药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支援持久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此同时，宋庆龄还通过支持工业合作运动的形成，以实现争取外援，支援抗战。“工合”运动是由国际提供基金和技术援助，通过群众性的合作运动发展战时经济，进行生产自救的一种方式。它与“保盟”一样，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支持工合运动是“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它最符合国外捐助者的愿望和“保盟”的宗旨——“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这是把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的一条重要途径。后来“工合”与“保盟”相同，成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一支支持中国抗战的独特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它为供给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特别是援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它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与宋庆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和“保盟”在国际上广泛地为它宣传，呼吁各国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大力宣传和呼吁，工合迅即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生事物，引起国内外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工合”之树的生长，获得了肥沃的土壤。一个个生产合作社，在广大的非敌占区，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到1942年6月全国“工合”达1590个。宋庆龄除帮助在香港积极开展活动和极力促进解放区的工合运动外，为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还进一步采取组织行动，在香港成立支持中国工合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从而给中国抗战事业，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援。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宋庆龄随着战局的变化曾三度迁居，先居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转移至重庆。她在重庆，尽管处身于险恶和复杂的逆境中，她仍然继续领导“保盟”和支持工合，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条件，忘我地从事各种活动，全力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她巧妙地借助自身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内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批国民党左派人物，努力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与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呕心沥血，奋进不止，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总之，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是杰出而独特的。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政治情操，运用个人的特殊地位，采取特殊的机构和方式，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争取到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援，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斗争史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其作用和影响不能低估，也是任何他人所无法替代的。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宋庆龄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何香凝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国民党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