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财政政策主导的宏观调控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新格局论文,主导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的中国经济遭受了三十年改革来最艰巨的挑战。国内物价上涨、企业金融困境、资产价格崩溃形成三面夹击态势围剿中国宏观经济，衰退威胁一目了然。首先是年初PPI与CPI结伴同行，居高难下，冲击国内产业的生产链价格体系，压抑企业正常的盈利预期，居民正常消费计划也大受影响。由于对通货膨胀的历史恐惧，中国人民银行屡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的17.5%，强力紧缩货币政策，信用体系运转拮据，企业正常现金流计划难以如期实行，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与压制，以及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悲观，股市楼市双双惨淡运行，民众的资产性财富严重缩水，恐慌尤甚。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高层屡发形势严峻预警，引致中外经济学家众说纷纭，开方抓药，忙得不亦乐乎。纵览各路文章，基本上形成两派观点：一种观点认可上半年的货币政策紧缩行为，认为货币政策为通货膨胀的进一步蔓延浇了冷水，效果显著，功不可没，货币政策宽松要不得；另一种观点则说明宏观紧缩已经危及国内产业发展，应当马上停止紧缩政策，采取货币与财政双扩张，刺激国内经济，满足产业与金融需求。但是，许多学者只重视了现象分析和自我感觉，尤其重视经验数据的合理性和中国现有经济数据的简单对比，却没有深层分析经济困境形成的逻辑关系，也没有正确领悟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和转型态势，所以，很难在长远发展和短期目标之间找到均衡点，提出的方案也大都投鼠忌器，进退维谷。笔者以为，要正确解析本轮经济困局的深层源头，然后正确判断中国的经济状态和转型着力点，抽丝剥茧理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的关系，方能找着宏观调控的新取向、新思维。
真是通货膨胀吗？
首先必须阐明一个经济学基本概念，那就是“通货膨胀”。顾名思义，通货即是货币，膨胀即是迅速增加，所以，通货膨胀就是指由于某一特定货币经济区货币供给过多引发的经济现象，其中最重要的表象之一就是物价上涨，但并不是所有的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物价变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有上游成本推动，有下游需求拉动，虽然部分原因也间接归结为货币引致的虚假繁荣，但是，根据货币主义经济学范畴，“通货膨胀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只有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引发的物价上涨才能称为经济学定义上的通货膨胀，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收入和物价螺旋式上涨的预期，其应对措施显然是紧缩货币。厘清这个概念后，回过头来细究本轮国内的物价上涨，显然主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产业的原材料价格飙升，然后迅速向终端消费品传导。这里边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是诱因，也可以说是美元的泛滥引发的全球性商品市场通货膨胀，但就人民币经济区而言，要说是人民币过量发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简言之，物价上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供不应求意义上的上涨，二是通货膨胀意义上的上涨（包括虚拟经济的过剩货币投机因素）。
中国从2007年开始，不管在外汇储备对冲机制上，还是在存款准备金政策上，抑或在信贷额度指导控制上，都保持了很强的严控力度，M2的增长态势非常平稳，基本延续近几年的平均增长率，没有突然的巨大的货币供给增量，增长速度与物价涨幅根本不成比例，所以，说中国经济体内通货膨胀的概念是不正确的。上溯物价上涨原因，则是美元贬值政策、通货扩张引发的大宗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集中体现在重要的定价场所——国际期货市场，并产生衍生投机的放大效应，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美元通货区的通货膨胀。中国是能源与原材料的重要需求方，对于中国来讲，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当前，由于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引发担忧，货币紧缩使企业现金流断裂，外部需求衰减导致制造业困境等等，基本上还是在供求关系上对PPI和CPI产生影响，并不能说是中国货币供求变化的直接原因。
正确说法应该是：美元政策引发美元区通货膨胀，导致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呈现输入型物价上涨，大幅推动货币需求，引发货币供给相对不足，产生人民币区通货紧缩。
回归“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本义，明白了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提法的谬误，也就能明白，从国内货币政策角度去解决物价上涨问题是缘木求鱼，是典型的“后院起火，关前院门”的错误措施，结果当然是腹背受敌，国内产业备受煎熬。中国国内不存在通货膨胀，就不能用货币紧缩的策略进行整治。一味货币紧缩固然也会最终导致区间性的物价下跌，逻辑关系就是：国内经济急速萧条，投资需求锐减，产业溃败，国际商品市场失去中国发展的题材，投机退潮，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是，中国产业的萎缩最终将导致终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陷入短缺经济的迷局，必然付出惨烈的代价。目前上半年的货币政策紧缩，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形成过度紧缩状态。由于国际输入型的物价上涨，国内的货币交易需求出现加速增长，PPI、CPI增速和M2的增速比迅速提高，形成货币供给实际上的过度紧缩状态，在方式上体现为金融系统可贷资金吃紧，加上本已在十年前逐步抛弃的信贷规模限制重归央行货币政策，企业的金融状况已然不堪重负，停业倒闭者甚众。所以，从货币供求真实关系讲，通货紧缩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根本改变物价上涨的趋势，反而由于金融的势利本质，使中国二元经济的冷热分歧更加明显，造成了经济失衡。同时，紧缩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造成致命打击，一方面扼杀了龙头行业的生机，另一方面遏制了民众的财富效应，对整体经济实属不利。长此以往，实有自毁长城之虞。
货币政策的误区和局限性
一般来说，货币供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高能货币的扩张，指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降低，货币当局扩大对金融体系的货币供应，这是通货增加的重要前提；二是金融信用的扩张，指金融体系扩大对社会投资、消费的借贷融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促使经济活动活跃、社会商品价格上升。二者相辅相成，影响厂商收益成本链条和居民的支出收入关系，严重者即酿成通货膨胀。高能货币的扩张在正常经济活动下对社会流动性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高能货币稳定，信用扩张受货币乘数影响，有个基本临界点的约束，通货膨胀就具有可控性。反之亦然。
在经济走向萧条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产业的衰退，企业个体、消费群体的收支失衡，支付信用的能力急剧下降，金融信用的基础产生动摇，加上金融机构本能的危险管理下的“惜贷”行为，使得信用紧缩加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逐步超越盈利欲望，高能货币的扩张只能增加金融体系的超额准备金，无法迫使金融机构冒险对危机实体提供融资，货币扩张无法通过正常的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虽然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双双下降，扩张高能货币，降低名义信用成本，但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和金融信用仍然处于紧缩状态。所以，真实货币供应量应当包括“能力”与“动力”两个方面，缺一不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能力动力双缺失）、80年代的日本大衰退（动力缺失）都是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与复苏失败的范例。1932年，美国工业理事会发布信用统计报告中宣称：“毫无疑问，银行信用萎缩，乃是由于银行迫使客户偿还贷款，且拒绝发放贷款所致。”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累次降低利率，扩张高能货币，虽然使金融体系不致崩溃，但是社会的实体信用关系和金融机构间的正常金融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动力引擎失效，整个货币信用体系仍然处于停滞紧缩状态，收效甚微。
中国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经济实体动荡，企业受到成本上升、销售萎缩等冲击，产生经营风险。银行出于自利动机，回收贷款，紧缩信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同样被阻滞，效果弱化。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信心，从实体经济中发现产业链条到经济单元体的增长点，那么货币政策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中央在对上半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迅速的反思和纠错，从防通胀思维转为防通缩思维。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央行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稳定经济提供一个充裕的货币供应环境，无疑是注水养鱼的正确选择。但是，要真正扭转社会实体经济颓势和紧缩的信用关系，仍然要从经济产业投资的活跃和部门单元的盈利预期着手。也就是说，维持经济稳定发展需要寻求更根本的解决路径。
弱化货币政策，确立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
由于没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产业链中的价格链暴露在国际市场冲击之下，产业调整极为被动。面对这种国际形势，中国早已认识到，当年依赖美国过度消费的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循环方式应当逐步转向内需导向循环方式上来。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紧要关头，中国要想完全独善其身很难，但是可以藉机转移增长方向。众所周知，牵动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当前局势下出口受阻倾向明显，国内消费由于股市、楼市等资产性收入锐减，想要在短时间有重大增长并不现实，原有出口供给能力和国内需求匹配度并不高，简单转化根本不可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而且，从宏观调控本义来讲，必须具有可控性和主动性，出口、消费这二者的增长主动权并不在政府，只有投资调控才是政府可着力的措施。要想启动投资，财政政策的扩张是必要取向，所以，在这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必须迅速改变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模式，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调控角色。基本选择是：财政政策主导宏观调控方向，从收支的方式和数量调衡国内需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为辅，从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引导、金融支持两个方面进行配合，努力培育新生增长方式，加强外部博弈能力，减少依赖。
转向内需增长模式，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微观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财政投资政策选择、税收政策选择、民众收入增长效应和消费倾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发展，都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怎样规划步骤，掌握政策力度，使之逐渐形成财政收支正盈余、经济均衡高效发展的正反馈机制，是财政政策的权衡重点。这几天有官员和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这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某些领域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对财政收入的担忧使财政支出刺激方案举棋不定，迟迟不敢出台。这种提法貌似有理，其实是对财政政策效率的不自信。截流不是办法，开源才是正道。第一，在财政增支传导机制中，无论投资购买支出的效应，还是转移支付，都必然刺激有效需求，最终增加产出，增加财政税收；第二，在财政减收传导机制中，让利于企业、让利于个人，能够刺激投资和消费，诱发投资，从而增加税收，著名的“拉弗曲线”就隐含了这个机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估算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效应，选定一系列政策指标，使之能够达成长远财政增收、内部投资消费需求均衡、民众收入福利提高的良性循环。
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财政刺激方案的出台近期可以扭转中国经济颓势，远期可以促成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的。中国的物质文明发展较发达国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城镇化、现代化的路程还很漫长，经济人均基数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所以，以较快增长率发展应当是这些年的常态，并不存在高速增长到头的理由，短期的结构性调整是为了更好更快地长期发展。中国财政也处于转轨阶段，逐步由原来的投资型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
首先，在产业政策的协同下，财政刺激方案必须往改善投资环境、支持高附加值产业、启动龙头行业、培植服务业等方向倾斜投入，诱导社会投资和就业往经济增长良性方向转移，如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环保安全构建、稳定发展房地产行业、扶持中小型自主技术企业等等，都能成为财政刺激的着眼点。其次，在由美元区通胀引发的国内商品价格链危机下，财政转移支出有必要对符合长远战略走向、短期遭受困局的行业或企业进行时空区间的补贴支持，抵御国外非供求因素冲击，以防短期行业崩塌影响国家大计，比如有积极意义的石油下游产业、农业等，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国家保护或干预。再次，在城乡居民税收免征点（起征点）的上调方面，财政也应该积极做出决断，民众实际收入的提高（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能够提升消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消费。一方面让中国民众真正享受国民经济增长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内需提升促进产业发展。
中央已经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四万亿拯救经济的方案，希望以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投资，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是对财政政策主导宏观调控的重要解读。应当看到，十大具体措施的取向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取舍，对启动效应也有积极的预期。短期之内中国最要关注的仍然是就业问题，原先出口行业的劳动力很大比例回归西部，面临重新就业问题。在西部基础设施和产业启动方面，财政政策应注重投资招商环境的改造和塑造上，研究个别区域禀赋，打造西部农业加工、产业升级的新经济增长点，改善西部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有效产出，以达到政府支出的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增加税收，平衡财政开支。
提振消费固然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手段，但是从收入效应来讲，消费是“果”而不是“因”，在产业不景气、就业率受挫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无从提起，减税或加薪自然能起一定刺激作用，但毕竟有限。所以，财政政策在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面宜权衡考虑，应以前者为主。同时，大幅度加薪会使劳动力成本再度上升，在当前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容易雪上加霜，宜在投资活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实行之，方是稳妥之策。发改委正在酝酿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方案，笔者以为应慎之又慎，不宜过急。
在金融危机中，民营中小企业由于真实融资成本高，规模效应不强，抗风险能力相对低，受冲击程度尤甚。然而，中小企业往往孕育着自主创新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对就业的毛细吸收能力强，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应向健康但弱小的中小企业积极倾斜，通过财政基金、融资服务担保、减免税收等途径进行有效扶持。
财政政策要兼顾长期发展和短期增长的统一与协调。如何在财政传导机制下选择工具，把握力度的问题，使最后的长期财政收支轧差为正数，财政最终体现增长，才是目前宏观调控思考的正确方向。要寻求均衡的正反馈机制，必须在刺激措施和刺激力度上进行精密的数量分析和实证分析，把握每个环节的刺激传递效果，适度适量地启动财政工具，达到财政收入乃至经济增长的正反馈效果。
综上所言，由于近几年国家财政保持了年均30%的增长，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转向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将借机解决中国历时弥久的两大难题：产业转型途径和藏富于民途径。
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协同运作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生的，财政从央行代理的国库中支出，财政存款转移到商业银行，本身就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产生货币的扩张效应，企业税改减负和居民减税的道理也一样，企业和居民存款增加，M0、M1、M2都得到提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样也密不可分，正确的产业政策能使财政刺激的效率更高，长远来看，符合发展方向的产业产出更有可持续性，财政的税收保障性越强。同时，货币政策也为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做配套的信贷导向扶持服务，使宏观调控顺利进行。
原先作为宏观调控主旋律的货币政策调整势在必行，由于逻辑的错误，货币供应量必须重新正确估量，紧缩的信贷政策也必须扭转。根据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预期，测算物价超常规上涨可能带来的货币需求的异常增加，货币供应量必须适当相应放宽。原先调控过度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宜继续转向调低，以满足货币需求（如果是企业效益危机应着重调低利率，如果是企业流动性危机则应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政策更应该遵照产业政策调整的大趋势，既照顾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生存现金流的可持续，也兼顾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在马上松动可贷资金总量和信贷限制的同时，做到有保有压，以配合财政、产业政策指导下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
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同运作，在产业结构和刺激力度上进行把握。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财政刺激不要重新堕入“三高”行业陷阱，制造过热行业，引发重复建设，刺激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走高；二是提防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防止收入不恰当集中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所以，财政政策的放松和刺激是经济重新活跃、产业结构转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尤为突出，既有危机下的压力，也有危机下的机会。中国应该接受和把握这次的国际环境的挑战，主动调整，积极应对，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和逻辑出发，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正确的产业政策和稳妥的货币政策，才能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转机。财政政策是经济巨轮动力引擎，产业政策则是轮船的方向舵，货币政策则是轮船赖以承载的水体，在经济的健康航行之旅上，三者缺一不可。财政政策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不言而喻，其主导国家的富裕程度，国力之所依赖，动力过强、速度过快则危险，过弱过慢则萎靡落后；产业政策则指引健康安全的长远航向，理顺经济发展的健康协调取向，及时调控动力偏差；货币政策是江河湖水，过多则容易巨浪覆舟，过少则容易船体搁浅，保持平静的水面和适合的深度是安全航行的保障，为财政和产业政策提供良好的操作平台。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有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发展的三位一体格局产生良好的协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良性正反馈才能形成，体现国内产出水平的GDP和体现国民福利收入水平的GNP都才能在航道上稳定、快速、安全地前行。也只有认清形势，谨慎应对，中国才有可能在这次国际金融风暴中变“危”为“机”，在全球经济中稳妥生存，最后脱颖而出，站上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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