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源于世界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市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生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等论断以来，距今已近80年，即使从二战后的50～60年代算起，距今也已将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这个一向被看作行将灭亡的制度并未出现灭亡的迹象。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能够在坚持其“腐朽性”、“垂死性”的同时，保持其生命力。那么，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何处？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源于世界市场。本文想在这个问题上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恩选集》第1卷第254页。）马克思还曾指出：“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注：《马恩全集》第25卷第372 页。）可见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充分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诞生到如今大体经历的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时期，以及相应的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认清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来源是有益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一般情况，从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一些国家兴起到19世纪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化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一个或数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普遍的形式，逐渐取代封建时代小生产或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生产目的由主要是自我消费变为销售赚钱；资本家在没有相互依赖、相互结盟的状态下各自独立地盲目地为共同的市场组织生产；彼此之间自由自在的竞争，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下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越来越难以找到销路，以至时常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争夺和开拓市场，成为资本家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资本家”——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后期，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抢占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主要是以武力迫使处于封建闭关锁国状态的落后国家打开国门，在大规模输出商品的过程中进行不等价交换；以及建立殖民地以保证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如17至19世纪末，英、法、荷、葡、意、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美洲一些封建王国进行的殖民侵略和疯狂的商品输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最基本的方式。这种以武力开拓市场的方式之所以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屡屡奏效，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其一，资本主义殖民军“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相对于大多数封建王朝的弓弩刀剑有绝对的优势；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化大工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同大多数封建王朝在小生产和手工作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相比，在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方面也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其三，一封建王朝的上层统治阶级为了自身享受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巩固而采取的卖国态度。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体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从自由竞争时期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的状态趋向于相互依赖、相互结盟，社会化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层次更加提高，“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形成，正是顺应了新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然而不能不提到在这一时期表现突出的两种情况：其一，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跟不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均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以生产过剩为主的经济危机日趋猛烈。其二，由于“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作用下，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而不惜挑起战争，老资本主义国家为巩固已占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不能不进行殊死搏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而争夺世界领土，本质上就是以争夺世界市场为主。以上两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两种情况都与世界市场有关，这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市场之间有着生死悠关的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虽说时常发生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大战，但并不影响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发生变化，这就是从主要以武力开路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共同开路，从以建立殖民地和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以资本输出为主。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日、德、俄、美等国以武装入侵、军事讹诈、政治压迫、外交手段迫使亚洲、非洲、美洲众多落后国家接受其掠夺性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历史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同样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其一，落后的封建王朝或殖民地国家学会制造或肯于花钱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武器，因而资本主义殖民军相对于一些封建王朝或殖民地的军队来说，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其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一些封建王朝也逐步建立起规模较大的民族工业，其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由于地缘和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商品也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其三，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的加深，殖民地或被占领土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愈益强烈。
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如今，大体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均已出现前所未有的规模，单纯的垄断组织或金融寡头在驾驭其发展趋势上愈益显得力不从心，为此，发展生产力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434页。）尽管“国家垄断”的情况早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即已出现，但真正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和参与作用大为加强，它既是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同时又以比以往更加称职更加充分的“总资本家”的身份参与社会资本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它掌握并控制一部分财政资金、货币流通，并通过国家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支配大量社会资本。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积累，国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经济调节机构，和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方面干预经济的制度，甚至在开拓国内和世界市场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保护国内市场方面，也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政策。借助国家机器全部手段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能力也不断加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情况，即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斗争和战后争夺霸权的需要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其内容涉及到电子、通信、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和空间工程等技术领域。由于科技革命当中的众多成就（如微电子技术和光纤通讯等方面的大量成就）几乎能够适用于人类实践的所有领域，因而也自然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注重武装入侵或建立殖民地等军事手段，而主要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构成压力，从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并重，以资本输出为主，过渡到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并重，以跨国公司为主。如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强国以武装入侵和建立殖民地的形式扩大世界市场的情况日渐减少。而跨国公司在战后世界市场中的巨大作用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6月发表的统计数据，1995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3250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46%。在世界贸易总额中，跨国公司已控制了3／5，其内部贸易也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也有以下三方面的条件：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漫延，使得即使是落后的或单一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集中国力建立起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单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一国进行的武装入侵或建立持久的殖民地越发没有必胜的把握；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在科技、生产、金融、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仍然很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必发动战争，也能凭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其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各种商品的质量水平和技术含量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发生重大变化，愿意把一部分资本投入到科技水平较高，人民购买力较强，市场相对稳定或潜力巨大的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中去。
简要言之，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从来就是这种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和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形式之间，彼此的变化存在着协调的对应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无论多么腐朽、多么垂死，总能以数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等优势，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的繁复世界上不断找到开拓世界市场的有效形式，才使资本主义这种反动的剥削制度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二
所谓世界市场，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其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按照通常的狭义的理解，世界市场就是指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场所，它突破国家的界限，把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国家和地区从流通领域和过程中连成整体。从广义上说，有人援引马克思的论断，认为“世界市场是在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219—220页。）在世界规模上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国际社会，”以至“国内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便发展成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7页。） “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注：《马恩全集》第22卷第388页。）（注：参见汤在新主编， 王辅民撰《〈资本论〉续篇探索》第十章“关于《世界市场》”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无疑， 这种理解把世界市场与越出国家的资产阶级国际社会统一起来，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市场具有发人深省的作用。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世界市场应当主要是指世界商品交换的市场。在此我们不能为世界市场的狭义和广义作一个自信科学的界定。从探讨今天的世界市场的功能的需要出发，笔者认为今天的世界市场不仅包括世界各国的商品市场，还包括国际金融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科技市场等等。我们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恰当地说明世界市场在维持资本主义生命力方面所能发挥的功能作用。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世界市场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众多国家乃至在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体制来说，这样的世界市场至少能够发挥以下方面的功能作用。
首先，缓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统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通常又表现为另外两个重要矛盾，即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的盲目增长的趋向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仅仅是自身不可克服的，而且其演进和激化的结果是导致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形成极大破坏和浪费的经济危机。这也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说，在今天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个矛盾就同样存在一天，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共灭。这是因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或代表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会自行放弃其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然而，在今天的世界市场条件下，以往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表现的两个重要矛盾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之间的矛盾来说，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成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这一矛盾显然是依然存在的。但由于市场远远超出国界，日趋向全世界漫延，跨国公司面向世界市场精心组织的生产经营和销售活动，与国内社会生产的有政府还是无政府状态的关联日益减弱；国内整个社会生产尽可以是无政府的或形式上统筹计划的，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经营却完全可以依世界市场的动态为转移。因此，两者之间发生尖锐矛盾的情况大大减少。从生产的盲目增长的趋向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依然存在，但在当代世界市场条件下，矛盾同样受到缓解。因为（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可以从依靠广阔的世界市场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增加失业救济金、减缓国内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进程，从而维持国内人口相对稳定的购买力；并采取花样繁多的赊销、分期付款等方式扩大销售，维持一定水平的社会需求；（2 ）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大多是跨国经营的，其生产和销售活动主要以世界市场的需求为转移，而很少单方面受到国内需求的制约。由于以上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增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不足之间的矛盾也难以在一国范围内激化起来。综上可见，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形式的两个矛盾在高度发达的世界市场条件下得到缓解，相应地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缓解。
其次，缓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列宁主义的传统观点，资本主义发展遵循着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因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商品和银行资本的市场、原料产地、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等等而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常常激化到不可调和甚至发生战争的程度。列宁评价这个矛盾时指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以及转为战争的疯狂搏斗（资本主义者在自己的政策中也不可能制止这个战争），由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条件，使资本主义者自己已经无力制止战争。”（注：《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0—341页。）正是因为列宁天才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战争，才使他能够在当时条件下正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式和策略，成功地领导了苏联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演进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斯大林客观估价了这种形势，才使他能够领导苏联卫国战争走向胜利，巩固苏维埃政权，并在战后迅速组织起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意义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战争被认为是落后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和条件。我们说，在今天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个矛盾就同样存在一天，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共灭。这是因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分别代表各自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各国垄断资本家的私人占有、经营领域和方式的差别以及国际分工的惯性等等因素的顽强存在，决定了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千差万别，而难趋一致，不可能形成代表全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世界级的总资本家。然而，在今天的世界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却可能得到缓解。这是因为：（1 ）利用最先进或尽可能先进的科技成果提高商品的技术含量，以及采取策划精密的“倾销”谋略，使某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必采取战争手段，即可达到占领别国市场的目的。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以及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和众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等原因，使得世界市场的范围和容量空前扩张，资本主义各国无论是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还是发展境外跨国公司，都面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众多和良好的机会；（2 ）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形成不同的优势，你在汽车、家电等领域的世界市场上称雄，我可以在军火、航空航天领域的世界市场上形成垄断，出现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大家都有钱赚的局面。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从数量、层次和影响面上看，都有所降低；（3）二次大战以来， 国际资本的运动遵照哪里能赚取超额利润即投向那里的原则普遍发生变化，即在继续向广大不发达国家输出商品、资本，建立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输出商品、资本，建立跨国公司，疯狂抢占对方的市场，因而形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彼此都在对方持有巨大经济利益，即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况。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发生尖锐的经贸摩擦时，往往不得不采取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如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生的“日美汽车战”、“美欧钢铁战”等等，都是以斗争双方的让步妥协而告终。这种双方经济难解难分的状况也大大牵制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动战争的手脚，迟滞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进程。由于以上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依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当代世界市场的作用下，虽经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没有激化到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程度。
对当代资本主义来说，除了以上述及的矛盾之外，还存在其它一些重要矛盾，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或人们常说的“南北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但在资本运行过程中最可能导致激化、并且危及资本主义统治，或者说最能够削弱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矛盾，即我们上文中叙述的两个矛盾。非常明显的是，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主宰下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充分利用，这两个矛盾都得到大大的缓解。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不仅能够“苟延残喘”，而且能够源源不断获得旺盛生命力的基本原因。
三
既然资本主义生命力主要地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那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探讨世界市场问题，实质上包含着探讨资本主义运行乃至灭亡规律的意义，这应当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推卸的责任。
关于世界市场的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发表了不少观点。如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构”放在全书第二章的显要位置，从世界市场入手研究“晚期资本主义”，并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合起来的一种体系，这些生产关系是被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把它们互相连接在一起，并受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控制。”（注：[比利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著《晚期资本主义》第4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里客观地强调了世界市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度人文发展报告》中专设了“全球市场、穷国、穷人”一章，援举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在金融市场、劳务市场、商品与服务市场、技术市场等方面，“全球市场对穷国和穷人并不十分友好。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平等的伙伴进入市场，并得到不公平的报酬”。并认为“假如全球市场要有益于所有国家和人民，那就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市场、穷国、穷人》；载《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5 期。）该组织描述的当代世界市场的状况是客观的，但因为至今未见到“根本的”改革方案，所以这种意见只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市场有过不少论述，认真理解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世界市场问题。
关于世界市场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注：《马恩全集》第23卷第267页。） “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注：《马恩全集》第29卷第348 页。）“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注：《马恩全集》第26卷Ⅲ第278页。） “资产阶级社会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注：《马恩全集》第29卷第348页。）等等。这些论述虽多属零散片段， 但在理论原则和逻辑关系上，服从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整体，至今对我们研究探讨世界市场问题仍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值得强调的是，除了以上零散的论述，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六册计划”中，曾计划在最后一册专题研究《世界市场》。他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用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注：《马恩全集》第13 卷第7页。）关于这一计划，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多处提到，有的还带有简短的提示。对这些提示，王辅民依照马克思一贯遵循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作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概括，即：“一、世界市场总体的形成和基本规定：‘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二、世界市场总体矛盾的展开和危机：‘一切矛盾都展开了’。‘危机’。三、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为共产主义所代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注：汤在新主编、王辅民撰《〈资本论〉续篇探索》第十章“关于《世界市场》”册，第512 页。）由于马克思未能完成《世界市场》册，而众多学者常常忽略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思想，所以王辅民的这一概括无疑是重要的，它使我们大体看清了马克思当年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思考的轮廓和脉络。然而，毕竞有些问题是不甚明了的：比如“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主要是指哪些矛盾？什么样的“危机”能够“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关于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即使马克思生前完成了《世界市场》册，也未必能作出完美的回答，因为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尚未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列宁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没有作过专题研究，但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一脉相承，因此他的著作中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对我们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所以需要国外市场，是因为与一切受公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无限扩大和永远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30页。）“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85页。） “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第二、第三略）”（注：《列宁全集》第1 卷第186页。）这些论述显然是正确的。同样值得强调的是， 虽然列宁没有专门研究世界市场，但列宁十分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过渡为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与政治，提出了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征，而这五大特征的每一条，都与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有着重大的关联；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扩展，从而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的复杂局势中，列宁抓住了最重要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因势利导，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榜样。
斯大林同样没有对世界市场问题写出专门的论著，他在有关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大都坚持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斯大林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组织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这些重要的经历使他能够在世界市场问题上作出一些十分重要的论断。斯大林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4页。）战后“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4页。）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4页。）“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4页。）“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24页。）从斯大林的上述论断提出以来，世界历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没有遵从斯大林的预言：（1 ）主要由于斯大林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及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造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 （2）相应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市场的解体；（3 ）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并没有到来和加深。一些人因此而对斯大林上述论断不屑一顾。然而笔者却认为，斯大林上述论断是自马克思以来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问题的最重要最富有启示性的论断。这不仅仅因为斯大林的上述论断在基本原理方面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还在于：（一）斯大林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他把这个市场的瓦解，看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标志；（二）斯大林赞成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互“平行的”和“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三）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市场的发展壮大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将导致“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共同经济高涨”，以至“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市场的发展壮大将导致它们“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日渐“缩小”；“世界市场的销售条件”“将会恶化”，以及“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等等。显然，我们不能因为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日渐瓦解以及80年代末以来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否定斯大林上述观点的理论价值和在实践中的巨大指导意义。因为尽管“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存在了，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因为看不清社会主义的前途而相继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解体的解体，变质的变质，但长期以来受资本主义压迫和掠夺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有着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试想，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开展“合作和互助”，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平行”或“对立”的不发达国家自己起主导作用的世界市场，那么，斯大林的论断和预言必将在新的基础上得到验证，那时，不仅象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而且必然在不同形式的斗争中得到解决。当然，由于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信仰、国情、短期利益等众多方面存在严重差别，建立不发达国家统一的世界市场困难重重，但在不愿永久忍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旦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能够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觉悟到他们的根本利益，实现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联合和经济合作等等是完全可能的。笔者相信，这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趋向于枯竭的唯一正确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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