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塔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李欧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欧塔(J-F·Lyotard)是当今法国颇为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其一生著作甚丰，但思想多变。他最初研究现象学，而后，随着本世纪50、60年代的欧洲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之波澜壮阔的发展，他一度成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70年代开始，他一反过去的思想观点，进入对后现代状况的研究。特别是自1984年他的《后现代状况》一书译成英文出版以来，他在英语国家的声望日盛。今天，人们已经把李欧塔几乎看作“后现代性”的同义词。
李欧塔的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其作品的核心思想是要毁弃一切现代思想的成就，摒弃统一性、决定论等模式，建立多元性、多样化、多重性、有差异或分歧的后现代秩序。
一、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
李欧塔认为，后现代状况指的是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包括科学、文学、艺术、美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的状况。
第一，自本世纪40、5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成了一种语用学的话语。科学、技术和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音韵学和语言学、交往和控制、现代代数学和信息论、计算机语言的翻译和语言中可容性领域的研究、信息贮存和数据库的建立、电化教学和智力终端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都说明了知识成了一种语言。以致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来利用它们。
知识的信息化导致了知识的商品化，知识成了价值的一种形式，人们可以为了出售的目的而生产知识。当今，为了本国、本地区、本公司的利益，人们相互间进行着争夺信息的斗争。同时，科学家由于知识的商品化而非道德化，有的人成了窃取信息的“间谍”、转售信息的“贩子”。这样，人们对真理的看法也随着知识的商品化而发生改变，科学知识的权威性和领先地位的观念也日渐淡化。知识的合法性已经不是由知识的实证原则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经济力量的强弱，取决于知识的实际履行(performance)。
第二，后现代知识状况改变了知识的叙事性质与合法性形象。李欧塔认为，叙事(narrative)是人类生活实践中一直流传的传递方式，是知识合法性的渊源。他以卡辛纳洼印第安人的原始叙事为例，说明了叙事的语用性质。印第安人在讲述祖先的故事中，讲与听是他们固有的一种权力。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是固定的，在此固定的模式中，叙事的合法性得以自然形成，是习惯性的产物。而现代科学的诞生则以反对与摆脱那种原始叙事的合法性为目的。经典的科学知识与语用学要求自己具有十分强的权威性和自主性，科学知识和语言依赖于约定和普遍同意的真值，排斥那种社会约定的语言用法。现代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于自身的约定，而从其它方面特别是从政治与哲学的叙事中获得的。政治和哲学的叙事是一种最高的叙事、一种元叙事。因为，18世纪以后，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的目的是解放人性，科学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所以，科学得到了政治与哲学的支持。科学一方面想制止消除叙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更高层次的叙事的评价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元叙事出现了一蹶不振的衰落现象。衰落的原因在于启蒙的目的并未实现，人们送走了上帝，却建立了新的压迫制度。再者，当今的科学遇到了经典力学和相对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尤为突出的是量子力学中出现了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论、非局部联系的现象，以致无法实现现代科学的统一性认识，非逻辑的想象有时不见得比逻辑推理更无效。科学的目的已无法表明是真理，毋宁说是效用与履行。
因此，后现代知识的状况就是知识合法性的变化，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是“元叙事的危机”。
二、后现代的分析方法：语言游戏
后现代性预示了知识性质的改变，知识的效用代替了实证。因此，要回答知识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语言游戏，求助于语用学来说明。
“语言游戏”一词源于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的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李欧塔非常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方法，强调语言的语用方面。他认为，语言游戏是由语句的传送者、语句的指称、说话的场所、语句的接受者等因素构成的。进行一个语言游戏，就是进行一场关于语句意义的争辩。在这个争辩过程中，没有什么先前确定的规则存在，但语言游戏不可能没有规则，这些规则是在参加语言游戏的人中间自然形成的，是他们的语言习惯。因此，规则只有在参加者之间才能贯串其合法性。
进行语言游戏，是为了实现人们发明游戏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我们通过无始无终的语言游戏，实现了词与意义的创造，是语句的发出者使其听众接受他的暗示。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科学正在朝不确定的目标发展，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似乎导致了经典力学与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危机。这场危机的解决，不可能是重建一个元叙事方式作为基础的过程，而是必须依赖于语言游戏的手段，加强多元性、多样化的建设，促进不连续性、不可证性、灾难性和悖论，恢复不可知论的名誉。科学就是做语言游戏，面对各种语言游戏，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都有“讲故事”的权利；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可以遵循，唯一的就是讲述关于事物的各种故事。
进行语言游戏，是实现人们自由思考的途径，人们在游戏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想象性、创造性。李欧塔认为，想象是语言游戏中每个参加者实现自我的手段。在游戏中，存在的是互为差异的有分歧的意见，人们在这里增强了对差异、分歧、不可通约性的可容忍性。并且，每个人自己也对以往的形而上学产生了对抗性，把欺骗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抛在一旁，而过渡到浪漫的纯粹分歧的思考，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从一种游戏过渡到另一种游戏。所谓想象的方式，也即艺术家思考的方式，它包括两类：一类是用现行的游戏规则开拓新的有效的可行性；另一类是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用其它规则来进行游戏，或者创造新的规则来改变游戏的形式。例如，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游戏，是他第一次引进了新规则的游戏；弗洛伊德的“利比多”的游戏也同样如此。
由于引进了语言游戏的概念，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李欧塔认为，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不求助于政治和哲学，既不会恢复到精神辩证法，也不会回到18世纪提出的人类解放的叙事中去。任何语言游戏都表明，语言游戏之间、语句之间、意义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种分歧的存在，使知识不可能与元叙事、元语言有任何联系，唯一有联系的是人们思维的非逻辑性。他认为，“创造始于分歧”，非逻辑是形成分歧的有效办法。分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合逻辑思维总是造成一些科学的“盲点”，这些“盲点”是我们不可预知的。想象的创造则可以使我们触及这些“盲点”。同时，他认为，语言、知识是我们文化的建构，知识就是这个世界，知识的丰富代表着实在世界的丰富，而知识的创造则依赖于游戏者在游戏中的创造、发明。
三、审美判断
非逻辑思维所形成的想象与创造，必然会导致混乱。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即这种非逻辑的判断是否正当？
李欧塔认为，由于表象论的危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确立判断真假、好坏的标准，我们对于游戏中语句的判断是无规则的。我们不能把一种用语译成另一种。用语的连接依赖于语言的习惯，我们怀疑或否定一个用语，也同样还是一个用语问题。他认为，现代的艺术作品处于一种赌博状态，它们表达了不可表达的秩序，它们与后现代迥然有别。现代审美判断的整体性趋势也与后现代迥异，因为现代审美判断总是把美的本性转移到对象上。例如，我们说X是美的，我们就是把美的判断转移给某一对象。李欧塔用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观点批评了现代审美局限于客体的形式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具有一个理念世界，但我们却没有能力举出例子来表明这个理念，艺术不可能说那些不可表明、不统一的、不可接受的东西，使之成为可见的东西。
李氏认为，后现代艺术家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是不受既定的规则支配的。我们不能用通常的范畴去判断他们的作品，后现代艺术与作品的超前意识是人们不可想象的。他们所描绘的现象是那些还没有到来的现象，但这些现象在他们作品中出现时，对这些作者来说就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人们的判断不可能有既成标准。
李欧塔由此得出结论说，判断只能是一种“感受”，人们可以没有任何概念框架而进行判断。例如，我们说的“异端”，不可能以好或坏来评判。我们对它的判断仅仅潜在于我们说到“异端”时的那种感受。
四、“公正”的伦理学与政治学
“公正”问题在现代哲学中曾受到分析哲学、实证主义的污染，曾是一块形而上学的领地。李欧塔看到了这种公正观的局限性，提出通过语言游戏的语用学方法来分析公正问题，从而使其思想过渡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领域。
李欧塔认为，公正主要是指一种行为，它没有实质性的对象。所以，它的定义依赖于哲学家的描述，然后通过大众的约定得以确立。他说，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柏拉图提出来的，后来人们默认了柏拉图的公正观，并把那些符合于柏拉图所描述的属性的行为看成是公正的。这样，公正的定义就从描述过渡到了约定。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公正概念，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秩序，即如果（如果P，那么Q），那么R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如果…那么…”实际上遵循着一个预没前提。假若我们继续寻找预设前提的根据，就会发现预设前提的预设前提，以致形成循环论证或虚构的结局。因此，公正的概念基本上是强制性的，即谁的权威性大，谁就具有公正。就如上帝与犹太教徒的关系，上帝对摩西说：“让他们臣服于我！”政治机器总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而对他的臣民作出指令性的陈述，使他们处于服从的地位。
李欧塔认为，公正始终是约定的，或只能求助于约定来说明。在说明公正时，我们总是离不开话语，离不开语用学。一旦离开了具体的语境与语用因素，那么就没有公正可言。他认为，在理解公正时，必须使用辩证法。例如，在统治者看作公正东西，平民百姓认为是不公正。任何一种公正观都是不同的共同体自己逐渐形成的。实际上，每一个人在他出生时就已经面临着这样的现象，这些约定并非他本人所能参加的，他自己只是这种异化了的约定的对象，而非约定者。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约定是开放的，它随时都有可能增添新的内容。同时，平民百姓反对统治者的约定，也导致了分歧的调和，形成某些新的约定内容。
统治者与平民百姓的两种不同公正观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政治问题。这样，就过渡到了政治领域，超出了道德的规范。对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来说，它的支持者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共同体的某些体制是公正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否则它就会处于与民众的对立之中。
对公正的判断是无标准的。进而，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的合理性范畴来对之加以判断。因为，历史是一个偶然性事件的集合，我们如果把对历史的理解看作是语言游戏，那么它是完全独立于知识之外的。社会之网是由偶然事件编织成的，我们只能地逐例根据语用学来判断。
由于各种不同语用学背景下的公正观存在相互冲突，所以，为了调节这种冲突或分歧的状况，就必须具备一个调节者。李欧塔认为，这个调节者就是在语言游戏中出现的异端，即“理念”。这个“理念”具有无限用法，它是超感性的，也不由实质性内容所构成，我们无法找到它的实在摹本。这个“理念”是先验的判断力，它之所以能调节冲突，是因为它具有容忍差异的存在、消除感性与理性的特性。例如，他在《关于普遍历史的通信》一文中认为，如果我们要问一个诸如“我们应当根据人类普遍历史的理念来理解社会现象与非社会现象的多重性吗？”的问题，那么关键在于“我们”这个词，他说，“我们”这个词具有一种强制性，表面上似乎是通过普遍人性的结合这一虚假前提来否定和忘记其它文化中的“你”与“他”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与“我们”断绝联系，祈求一个能容忍多样化、多重性、多元论的理念来调节。
五、简要的评论
李欧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勾勒出了一幅当今科学知识、伦理、美学、政治学领域内出现的后现代性的图画，他的分析是大胆的。他哀悼认识论的死亡、学术的无效性，为统一性、一致性、决定论举行葬礼，而为多样化、多重性、异端思想大唱赞歌。他所论证的语言游戏强调要让每个知识分子都加入到语言游戏中去，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力，让哲学深入到游戏中发挥自由想象的作用。他极力主张要发掘新思想、新词汇，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推动分歧、差异的形成，推动多样化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侧面。
但是，李氏的研究却给后现代主义的继续传播与扩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毁灭了现代学术的地位，使知识结构移心化；他动摇了人们的世界观，消解了统一性的理论。他自己成了否定现代文化的英雄，但却不对后现代所导致的混乱局面负任何责任，也不对后现代的非决定性、非统一性、非逻辑性等等提出任何可供参考的有效解决方法。
在政治领域，李欧塔鼓吹一种绝对无政府主义的陈词滥调。实际上，真正的政治却与他的政治游戏相去甚远。观念上的政治后现代主义除了在概念革命的幌子下想象变戏法式的政治吹嘘和瘫痪的制度外，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参考价值的分析。他无疑在引进动乱的种子，无疑是在知识、政治、文化大厦的底层点了一把大火，这把火烧成怎样，或大厦塌崩之后如何，他都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这无疑是要我们处在一堆文化废墟中，停留在原始的状态。
今天，关于李欧塔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在各国可闻，他的影响不能低估。但他的破坏性指导也未必是十分有效的。认真对待他的后现代主义，对任何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