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的春秋學思想——以《春秋明經》爲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對于元明之際儒學家劉基（1311-1375）經學名作《春秋明經》的創作年代，學界有争論，有早年說、中年說、晚年說三種。呂立漢以爲“《春秋明經》是（劉基）早年習舉業之作，而非步入仕途之後所作”①，林家驪以爲《春秋明經》作于劉基在處州青田石門洞讀書期間②，鄭任釗也認爲“《春秋明經》的著作年代應當在（劉基）青年時期”③，這些是“早年說”；朱鴻林指出，《春秋明經》是劉基在江浙儒學副提舉任上所作④，即“中年說”；周群則認爲，《春秋明經》寫作于《郁離子》、《覆瓿集》之後，不是劉基早年的作品，“寫定于明初”⑤，即是劉基中晚年之作。在筆者看來，前兩種看法即“早年說”、“中年說”均“言之有理”，似乎皆可成立；儘管如此，筆者還是傾向于朱鴻林先生的觀點——《春秋明經》是劉基（在江浙儒學副提舉任上）爲儒學生員寫成的應試範文集。元至正九年至十年（1349-1350）間，時任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劉基，因本職業務之需，需要爲參加鄉試、會試的本省（浙江）儒學生員應對科舉考試而撰寫範文（時文），再加上劉基本人當年參加鄉試、會試之時皆以《春秋》爲“經義一道”之選題，《春秋明經》的寫作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而對《春秋明經》這部春秋學著作的理論來源、學術價值及其理論內涵的探討，則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一、劉基與《春秋明經》 黄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成文于1383年）對少年劉基習科舉業之時，研讀《春秋》的情境有詳細記録：“（劉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⑥查《元史·選舉志》關于“科舉取士”之“考試程式”：“漢人、南人……經義一道，各治一經……《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限五百字以上，不限格律……”⑦元朝“儒戶”出身的劉基作爲漢人（南人）因需參加考試“經義一道”，故而選擇專治《春秋》，結果中“鄉試江浙第十四名，會試第廿六名”。⑧劉基“至順癸酉（1311）會試春秋義”文⑨，主要闡述的是魯莊公二十三年到襄公三十年間，楚國與齊、魯、宋、晋等國之間的戰和關係，尤其對“《春秋》謹華夷之辨”的命題詳加發揮⑩，一氣呵成，言辭明朗，順理成章。這足以說明劉基對《春秋》三《傳》以及《胡氏春秋傳》諸版本內容已經“默識無遺”。 關于《春秋明經》的理論來源，我們可以從《春秋明經》文本中爬梳剔抉之。上文提到的南宋胡安國《胡氏春秋傳》在元明之際已經成爲官方科舉取士參考文獻之一，以《春秋》經義爲科舉選題的劉基，自然對《胡氏春秋傳》十分諳熟。《春秋明經》在疏解（襄公七年）“城費”與（昭公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時，劉基就援引了《胡氏春秋傳》文：“《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儘管胡氏《春秋傳》爲元代科舉考試“法定教材”，但劉基不以爲然，徑稱：“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11）這足以說明，劉基對《春秋》經的理解不拘泥于官方科舉定本之權威，體現了一種學術獨立的理論品格。 毋庸置疑，《春秋明經》對《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文有徵引。比如在疏解“晋人執虞公”文本時，劉基痛斥虞國公因貪圖小利而落得個“身執國亡”的下場，“（虞公）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爲獨夫，其亡也非不幸也”。爲了加大對虞公貪利之舉的鞭撻力度，劉基援引《左傳》、《穀梁傳》之論：“故《左氏》曰：‘罪虞且易言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12）這就可以得出“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的結論。 在科舉取士的時代，《春秋》與《易》、《書》、《詩》、《禮》一並稱爲“五經”，歷經鄉試、會試而中舉人（元至順三年，1332）、進士（元至順四年，1333）的劉基（13），在發揮《春秋》經“微言大義”之時，不可避免地對《易》、《書》、《詩》、《禮》文有援引。易言之，《易》、《書》、《詩》、《禮》等儒家諸經典文獻也是劉基成《春秋明經》的理論來源。例如：（1）劉基爲了論證《春秋》“天人感應”之“理”，檢索考察了《尚書·洪範》篇：“愚（劉基）嘗求之《洪範》庶徵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富者也。”（14）藉此以論證儒家天人感應學說的“合法性”。（2）魯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輕身以親賤事”，這是一種“不知禮”的可耻行徑，《春秋》“據事而直書之”；對此，劉基援引《易·謙卦·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文，以說明“上下等威”的厘定須循“禮”而行，“過與不及，皆罪也”。（15）《春秋明經》對《易》文的徵引還見于劉基對“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條的解讀（16），即援引了《易·坤》“履霜，堅冰至”句云云。（3）劉基爲論證“窮經以明義”之“理”，一方面强調“禮”之“華夷之辨”問題的重要性，還徵引了《詩》“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句。（4）《春秋明經》對《禮》的徵引，見下文相關論述，茲不贅述。 對于《春秋明經》的學術價值，何鏜在《重刻〈誠意伯文集〉序》中用“窮經以明義”來稱譽其“善”：“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于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17）也就是說，劉基《春秋明經》不僅具有科舉時文“範本”的“工具理性”意義（18），而且還對《春秋》的“微言大義”作出了獨到的詮釋，從而使《春秋明經》具有了“目的理性”之價值。 二、“天人感應之理不誣” 劉基對“天人之理”的關注，主要體現爲《春秋明經》對西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的推崇與闡述。 如所周知，“天人感應”論實質就是灾异譴告說。灾异譴告說曾風靡漢代朝野，具有不容置疑的無上權威性，它積澱于每個儒生的靈魂深處，並且還內化成爲一種思維定勢，不可撼動。漢儒尤其是董仲舒每每以灾异譴告說，指陳時弊，警醒人君： 灾者，天之譴也；异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灾异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异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19） 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第五十七》）（20） 朝野政治、社會治理得好與壞，都會招致大自然出現各種灾异與祥瑞的顯現：政治清明，上天降下祥瑞；政治黑暗，則降下灾异。統治者（人）應根據大自然（天）的各種异常現象去檢討施政策略與治國之道，否則便會喪失天命（統治的合法性）。這就是董仲舒等今文經學家們爲維護、延續、鞏固新興的漢王朝政權，同時爲抑制無限膨脹的君權，而以灾异譴告說爲立論依據，彙集儒家、陰陽家、法家等諸家之學而重構的“天人感應”說。這裏順便交待一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是以“春秋公羊學”爲法理依據的。 劉基的《春秋明經》則繼承了董子的春秋學思想，對“天人（感應）之理”繼續論證並加以發揮，即“窮經以明義”。茲舉例以證之：（1）在（莊公二十九年春）“臧孫辰告糴于齊”條下，劉基對魯莊公的“無道”之舉以天將“灾异”予以譴責：“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多于莊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灾，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21）（2）在（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蝝生，饑”條下，劉基直陳“天人感應”之“理”的正當、合法性：“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22）我們應該看到，劉基援引“灾异譴告”理論之主要目的還在于伸張“正義”、抑制君權，維護“天理”抑或“天道”的絶對權威，“嘗謂善惡之事作于下，而灾祥之應見于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23），倘若國君的舉動有悖“君道”、“天道”，上天必然有“恒寒恒燠之罰”警告之，“人君知之，則遇灾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應復爲感，而灾咎之來必矣”。（24）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天灾流行，必不于有道之國”的論斷。易言之，這就是“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的道理。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25）姬周三月，即夏曆之正月，陽氣未發；而三月十日的“大雨震電”顯然是“陽失節”的表徵。震電既發，依常理推斷，不當復降雨雪，可是三月十七日卻有“大雨雪”的發生，這顯然是“陽稚而陰復肆”的徵兆。總之，八日之內，“陰陽之交失”，顯爲天象异常之事。按照“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即“天人感應之理”的推斷，劉基以爲“《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26）。申而言之，隱公九年三月的“震電”、“雨雪”並行發生，有悖“天道”，這與隱公即位九年間“不聞令政而多凉德”之舉有關，即“以諸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替，君道之失久矣”（27）。這就是對“天人感應之理”的詮釋，劉基還指出：“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28）正是基于“天道”、“人事”的反思，劉基對聖人作《春秋》的基本意旨再加引申，即“謂《春秋》之作，無非爲存天理、正人倫計也”（29）。因《春秋》爲“天子之事”計，故“深明天人之理”。也正是因爲“天道”高于“人事”，劉基判定“‘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30） 三、“夫禮莫大于正名分” “禮”在《春秋》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31）在孟子看來，孔子《春秋》的創作主旨就是要糾正“君不君、臣不臣”之類的等級名分錯亂之舉，這既是《春秋》思想的本體所涉，也是它的主要社會功用。《史記·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32）《春秋》作爲“禮義之大宗”，其創作動機與根本出發點在于明“分”，這也正是“禮”的本質與意義之所在。故而後代學者在疏解《春秋》經時，大都以“禮”來明之。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釋《春秋》必以禮明之。”沈欽韓《左傳補注序》：“後之學者，捨禮而言《春秋》，于是《春秋》爲刑書，以書法爲司空城旦之科。”這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禮”即是《春秋》經的核心範疇之一。 正是緣于“禮義”之旨趣，《春秋》“謹華夷之辨”。《胡氏春秋傳》有云：“《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于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33）正是鑒于“禮”的威懾力，劉基在《春秋明經》中特地强調，“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34）；同時特別指出，“夫禮莫大于正名分，過與不及，皆罪也”（35）。《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之意在于强調“禮義”之“德”纔是“華夏”戰勝“夷狄”的根本利器，也就突出了華夏文化、文明、禮義的重要性，《周易·贲卦·彖传》之“人文化成天下”云云，就是這個道理。基于“禮義”對于邦國、天下安治的重要性，劉基發出呼喊：“憂國者盍以禮義爲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申而言之，通曉禮義、“明德修政”，纔是國君治理邦國天下的“不二法門”。 禮義興衰、實行與否，就是“華夷之辨”命題的法理依據。劉基在疏解《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條文時，以爲魯、杞兩國的行徑就是“非禮”、“不仁”之舉，而“禮義衰”即是“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的根源。（36）外夷强大的內在原因係“中國不振”所致，而“外夷遂强”局面的生成則是因爲“用中國之禮”而有。總之，“夷夏盛衰之大機”就是“禮”之一字。 在《春秋明經》之中，劉基以“禮樂”爲治理國家的根本之道：“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禮”還是侍奉父母雙親、維繫父子人倫的樞紐：“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37）而對于僭越禮法之舉，儒者劉基當然深惡痛絶之。“國家之禮，公（案：周公）所制也”，不幸的是，周公之後代尤其是魯僖公竟然把其母親成風（魯莊公的妾夫人）“直置之于太廟”、“直用天子之大禘”。（38）對于此種僭越禮法的不義之舉，劉基以“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也”（援引自《論語·八佾》）之語表達了自己的嚴正態度，進而捍衛《春秋》最爲“禮義之大宗”的法典地位。 對于儒家傳統的君臣之“道”，《論語·八佾》有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孔子君臣之“禮”的主要內容，它突出强調了爲君之道（“君道”）的本分。程樹德《論語集釋》引《皇疏》：“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君君”的主要表徵就是“禮”，即君要以禮待臣，尊重臣子的獨立人格。在劉基看來，“謂之‘以禮’則不可爲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也”。（39）這就是“君君”、“臣臣”的本源涵義與理論價值之所在。反之，國君失“禮”，就可能直接釀成“自取其辱”的可悲下場。比如，《春秋》：（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40）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這種行爲在儒者劉基看來就是“輕身以親賤事”，“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顯然是“失己”的表現；公子結還以大夫之尊而“及齊侯、宋公盟”，“是以輕干乎禮之重”，這顯然是“失人”的表徵。“失己”、“失人”，皆由公子結不知“禮義”所釀成，既“亂上下之等威”，又“紊君臣之名分”。故而“禮”對于國君威嚴、國家形象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四、“夫兵，《春秋》之所惡” 春秋末季，禮壞樂崩，天下無道，王室內亂，周朝式微；列國諸侯崛起，爲“稱霸”天下，相互征討，戰亂頻仍，民衆苦不堪言。孔子所作之《春秋》，故而極力反對“用兵”攻伐；劉基在《春秋明經》之中將其概括爲：“夫兵，《春秋》之所惡。”（41） 襄公二十三年冬，“齊侯襲莒”（42），齊爲大國，莒爲小國，齊國之舉明顯是恃强凌弱，劉基認爲：“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43）齊國趁莒人不備，潜師襲之，是爲“不道”的詭詐之行，“不仁甚矣”。申而言之，“《春秋》用兵，皆在所惡。”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44），孔子《春秋》譴責“諸侯連兵以爲暴，而敵國又乘其後”的不義之舉，在劉基看來，宋、衛、鄭、蔡“詭詐相報復”的用兵行爲顯然屬于“惡”之行徑，不足效法。這，就是“兵，聖人之所惡”的道理所在。還有，哀公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45）哀公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喦”。（46）對于“列國互用詐以相覆”的不義之戰，《春秋》徑直書之，以表示反對、譴責與憎惡的態度。藉此，劉基闡發了“夫兵，聖人之所惡也”（47）的《春秋》題中應有之義。 “聖人惡兵”，即表明傳統儒家主張以王道治天下，反對以霸道統天下。劉基作爲傳統儒家士大夫的典範，也反對“以力勝人”，因爲“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比如，《春秋》書吳之事，“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無以强凌晋，而越又以强凌之”，“天道好善”之理在此得到了印證。 基于“聖人惡兵”的儒家人文主義立場，《春秋明經》之文也體現了劉基儒家式“民本—德治”思想：“夫國以民爲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民。”（48）劉基的《春秋明經》雖爲“舉業”之時文，但是也反映了劉基的一些儒學思想，比如儒家“修齊治平”的治國理念在《春秋明經》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詮釋：“修德以仁”（49）、“爲國以禮”（50）、“修明德政”（51）、“明德修政”（52）、“正心修身而行王道”（53）等一系列儒學傳統命題的揭櫫就足以说明。易言之，“修身治德”不僅是“君道”、“臣道”的基本要義，也是維繫封建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的根本“義理”，“德不修而懼外患者爲可鄙，身不正而外結交者爲可危”。（54） 五、“屬辭比事”的“春秋文法” 一般以爲，《春秋》筆法有五種，即“《春秋》五例”，其中以“屬辭比事”爲《春秋》文法規範。關于“屬辭比事”，歷代學人有論，《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魏書·高佑傳》：“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太平廣記》卷二二六引顔師古《大業拾遺記·觀文殿》：“屬辭比事，條貫有序。”龔自珍《語録》：“七十子之徒，周末漢初，去聖人則近矣，彼其徒之識道理，與屬詞比事，或尚不及後之大賢也。”一般認爲，《春秋》文法是指：連綴文辭，排比事實，進行比喻，或諷刺、或指責，以達到使“亂臣賊子俱”的政治效用。 劉基在《春秋明經》的行文之中，一再强調“屬辭比事”文法的重要性，並多次使用之。比如：魯成公三年冬，“鄭伐許”（55），記鄭襄公伐許事；魯成公四年，鄭襄公死，繼位者鄭悼公，再次出兵伐許，即“鄭伯伐許”。（56）春秋末季，許國弱小，鄭國恃强凌弱，兩年之內三次征伐之，《春秋》比而書之，即“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後，皆以著其惡也”。（57）在劉基看來，“屬辭比事”的《春秋》文法即基本叙事原則和價值判斷系統在“鄭伐許”、“鄭伯伐許”事例上得到了很好地印證。析而言之，成公三年的鄭襄公伐許，是“一歲而再動干戈”，因爲同年夏，鄭公子去疾已經“帥師伐許”。（58）“爲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劉基指出《春秋》之所以用如是記之，就是“加貶以見其罪者”（59），這顯然就是《春秋》文法之一。《春秋》“著惡”文法還有“直書而罪自見者”，“鄭伯伐許”的直陳鋪叙就是例證。成公四年，“襄卒而悼立”，鄭悼公之“惡”表現爲：“喪未逾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又，鄭襄公死未逾年，悼公稱“爵”，“爵”次于“伯”，“伐許”名分不正，况且是“釋服從戎”，鄭悼公的“忘親之罪”難以饒恕。這就是《春秋》“直書而罪自見”的記事原則。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加貶而後見其罪”，抑或“直書而罪自見”，均體現了“屬辭比事”的“春秋文法”。 我們知道，“《春秋》，天子之事也”，對于孔子作《春秋》的真實意圖與社會價值，孔子生前亦有預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對此，後世歷代大儒皆有徵引與闡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朱熹注引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諄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60）可以說，“天子之事”，乃是《春秋》關注的直解話題，因爲《春秋》的主旨在于直視“天下無道”、“禮崩樂壞”的政治格局，以“禮義”之道維護“大一統”。 那麽，在《春秋明經》之中，劉基又是怎樣理解“《春秋》，天子之事”的這個“元命題”呢？茲摘録數條： 《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61） 《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灾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62） 《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于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63） 在劉基看來，以“天子之事”爲“元命題”的《春秋》經文，一方面對于“天人之理”的把握與闡述頗爲注重，另一方面也要求嚴格約束“天子”的言行舉止。 六、“以全經貫之”，勿“因一句以求義” 對于如何研讀《春秋》，而“得聖人微言大義”？作爲《春秋》時文作家的劉基，自然有自己的讀經心得與獨到見解。這種讀經方法，主要表現爲“以全經貫之”，反對“因一句以求義”的片面之舉。 比如，《春秋明經》在闡發“（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的“微言大義”之時，劉基通過對《春秋》（魯隱公元年到魯襄公十四年）紀事全文的檢索，而詳細考證“雨雪”出現的次數及時間，“抑嘗考之于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在冬”，以說明“夏時之正月”，“震雷兼作爲异，且又大而過常，則皆爲不時矣”。也就是說，隱公九年春的“雨雪”顯係“陰陽交失”的异常天象。天象之异常，“天人感應之理”自然昭然若揭，這也預示著魯隱公確實應該“反躬而自省”。這裏，劉基爲後學（諸生、應舉之人）“讀《春秋》”指出了一條明路，那就是：“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以求之，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64） 申而言之，精于“考”論，即注重古文經强調的“實事求是”的考據功夫，也是劉基創作《春秋明經》的方法論。通讀《春秋明經》，不難發現，劉基在行文之中多次出現“嘗考《春秋》之時”（65）、“抑嘗考之，春秋之初”（66）、“吾嘗觀乎《春秋》書”（67）、“抑嘗反復而考之”（68）云云。一言以蔽之，“考”之字眼，足以說明劉基對《春秋》經文、大意，均心中有數，可謂“胸有成竹”，如此方能“窮經以明義”。 總之，劉基《春秋明經》所闡發春秋學思想，已經對漢儒所云今、古文經學思想均進行了融會貫通，既注重今文經對“微言大義”的發揮，又强調古文經“實事求是”的問學精神；還結合了“宋學”注重“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經典詮釋學方法論（69），“兼采漢宋”、“融貫經義”，使《春秋明經》“窮經以名義”的“價值理性”意義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①呂立漢：《千古人豪：劉基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頁。 ②林家驪：《劉基年表》，載《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1999年，第649頁。 ③鄭任釗：《劉基〈春秋明經〉若干問題探討》，載《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第11頁。 ④朱鴻林：《劉基〈春秋明經〉的著作年代問題》，載何向榮主編：《劉基與劉基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0頁。 ⑤周群：《劉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79頁。 ⑥楊訥：《劉基事迹考述》，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197頁。 ⑦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019頁。 ⑧不著撰人：《元統元年進士録》，club.xilu.com.2009-1-7。 ⑨劉基著，林家驪點校：《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1999年，第628頁。 ⑩《劉基集》，第629頁。 （11）同上，第592頁。 （12）同上，第592頁。 （13）呂立漢：《劉基大事年表》，載《千古人豪：劉基傳》，第358頁。 （14）《劉基集》，第600頁。 （15）同上，第601頁。 （16）同上，第612頁。 （17）轉引自裴世俊：《劉基文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85頁。 （18）黄虞稷撰：《千頃堂書目》卷二有“劉基《春秋明經》四卷（亦作二卷），春秋制舉之言”云云。 （19）董仲舒撰，袁長江等校注：《董仲舒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203頁。 （20）《董仲舒集》，第286頁。 （21）《劉基集》，第584頁。 （22）同上，第584頁。 （23）同上，第588頁。 （24）同上，第600頁。 （2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3頁。 （26）《劉基集》，第600頁。 （27）同上，第600～601頁。 （28）同上，第601頁。 （29）同上，第616頁。 （30）同上，第617頁。 （31）朱熹撰，張茂澤整理：《四書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03頁。 （3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97頁。 （33）胡安國：《胡氏春秋傳》，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51頁。 （34）《劉基集》，第586頁。 （35）同上，第601頁。 （36）同上，第613頁。 （37）同上，第587頁。 （38）《劉基集》，第588頁。 （39）同上，第596頁。 （40）《春秋左傳注》，第210頁。 （41）《劉基集》，第598頁。 （42）《春秋左傳注》，第1072頁。 （43）《劉基集》，第603頁。 （44）《春秋左傳注》，第67頁。 （45）同上，第1651頁。 （46）同上，第1674頁。 （47）《劉基集》，第619頁。 （48）《劉基集》，第620頁。 （49）同上，第590頁。 （50）同上，第590頁。 （51）同上，第591頁。 （52）同上，第593頁。 （53）同上，第623頁。 （54）同上，第593頁。 （55）《春秋左傳注》，第812頁。 （56）同上，第817頁。 （57）《劉基集》，第596頁。 （58）《春秋左傳注》，第811頁。 （59）《劉基集》，第589頁。 （60）《四書集注》，第404頁。 （61）《劉基集》，第583頁。 （62）同上，第585頁。 （63）同上，第616頁。 （64）同上，第601頁。 （65）同上，第610頁。 （66）同上，第611頁。 （67）同上，第626頁。 （68）同上，第629頁。 （69）對于劉基的“宋學”即“理學”思想的論述，可參閱拙著：《元明之際的浙學走向：以劉基的理學思想爲例》，載《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第127～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