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僧侣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信息传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4世纪中叶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后，重新制定了与域外诸国的交往原则，针对海域诸国实行了“朝贡”和“海禁”双管齐下的政策。这一政策造成了海外诸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被限制在朝贡体系的规模下，使宋元时代繁盛的海上贸易发生了收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传播的载体——人员的相互移动。自14世纪初叶便开始对中国东部沿海造成威胁的、被称作“倭寇”的日本商业、军事力量，是促成明朝实行海禁的重大诱因。海禁原则被公布之后，日本成为明朝重点防范的对象。虽然日本幕府出于与明朝进行合法贸易等策略上的考虑，在永乐年间加入了明朝的朝贡体系，但宋元时期熙熙攘攘来往于东海海面上的日本商人和僧侣被压缩成一支包含三五艘船、四五百人的朝贡队伍，①中国商人的身影更是一度几乎绝迹于这片海域。这几百人的朝贡队伍成为当时日本方面获取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这里，我试图运用中日两国的史料说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历史空间里，是什么人在中日之间充当信息传递的载体；第二，这些人通过何种途径获取他们感兴趣的信息；第三，这些信息传达到日本后沿着怎样的途径被传播、消化，其中又出现了怎样的误读?这些都是我们在理解东亚历史空间的交流时所必须重视的。
一、《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的楠叶西忍
明朝和日本之间的封贡关系具体落实到形式上，是勘合贸易。勘合贸易开启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针对当时掌控日本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朝贡，派赵居任一行随日本使节赴日，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并颁给勘合百道。此后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共进行了十七次十九批。在较早期的勘合贸易中(义教时期)，楠叶西忍是一个颇为著名的人物。而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东海、南海和印度洋海域商业交流的产物。
《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记载楠叶西忍的父亲是天竺人，②名叫圣。这里的天竺具体是指何处，日本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印度、爪哇以及阿拉伯等多种说法。圣在足利义满的时代到日本经商，受到元明之际在中国修行多年的五山禅僧绝海中津的庇护，经绝海引见给足利义满后深受其重视。圣在京都三条坊门乌丸建造了被称作“唐人仓”的仓库，与海外进行活跃的商业贸易。从圣的出生地可以推测出，由他所推进的商业贸易应与南海有关。当时东南亚大陆、岛屿和南中国海域的王朝与港市国家，大多加入了明的朝贡体系，与日本之间也有商业往来。日本将在东南亚购买的苏木、胡椒等作为朝贡品运往中国，从中获利。而印度洋海域的贸易虽然长期为伊斯兰商人把控，也不乏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参与其中。关于圣的出生地的争论，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与南海以及印度洋海域国家的交流。
圣与河内国楠叶(现大阪府枚方市楠叶附近)的日本女子结合，生下了楠叶西忍。虽然我们对西忍青少年时代的活动不甚明了，但根据《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的记载，他和父亲受到义满的继任者——反对海外贸易的足利义持的迫害，一度被软禁。后从河内移居到大和立野(今奈良)，侍奉于奈良兴福寺的大乘院。永享四年(1432年)，楠叶西忍参加了义教时期的第一次遣明使团。此次共派出遣明船五艘，楠叶以从商或客商的身份居于四号船。这时楠叶西忍的地位尚不突出。楠叶西忍与之后成为其莫逆之交的兴福寺大乘院寻尊相识，是在嘉吉元年(1441年)，也就是他两次入明之间。“西忍入道……嘉吉元年歲十月ょり見初。”③宝德三年(1451年)，西忍再度加入遣明使团，这次他经由兴福寺别当寺务大僧正经觉的推荐担任了八号船的外官。记载了西忍大量相关事迹的《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是继经觉之后担任大僧正的寻尊、政觉以及经寻三代的日记合集。这部合集不但描述了寻尊、政觉、经寻三代时兴福寺的事务，而且记载了那个时代国家内政外交的情况。
《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包含了许多寻尊通过与楠叶西忍的对话而得到的明朝的经济情报。比如楠叶对生丝贸易的分析：“唐船之利莫过于生丝。唐丝一斤二百五十目，日本价五贯文。西国备前、备中铜一驮价十贯文，于唐土明州、云州易之以丝，四十贯、五十贯可得。又日本金一棹十两价三十贯文也，易之以唐丝，百二十贯、百五十贯可得。”④由此可知，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生丝比价约1∶4至1∶5，如果贩运生丝，利润率高达300—400％。日本用来交换中国生丝的主要是金、银、铜等金属。
关于为何日本市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如此之大，日本学者已有极为充分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上层对丝织品的需求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持续高涨，但随着15世纪后半叶日本本土纺织技术的提高，日本不再像平安、镰仓时代那样着重从中国进口纺织成品，而是进口纺织品的原料在日本加工，生丝是最为重要的原料。据在日本的西方人记载，16世纪的时候日本每年消耗生丝199000公斤到220500公斤，⑤而本国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才出产生丝94500公斤到126000公斤，⑥有一半左右的生丝需靠进口。因而那时的西方人认为，“现在即使从中国或马尼拉运来所有的生丝，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不够的”。⑦《鹿苑日录》的一则史料反映了当时堺的商人在生丝贸易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堺之商人不言父子之间，互争利以诳之。日本人自官驲而出日，参正使之房而后入市，而或丝或绫罗，择其好者买之，相残者以高价而著其物矣。”⑧
关于这项贸易的记录屡屡出现在日本僧侣的记录中绝非偶然。“应仁之乱”之前，勘合贸易的出资者主要是幕府和大的寺社，赴明朝贸易的商人背后的支持者都是大寺社。比如《大德寺文书》中便记载了一位名叫宗栢的堺商通过大德寺松源院的宗善向松源院借祠堂钱五十贯去明朝购买生丝，一年半之后连本带利归还给松源院六十四贯八百五十文。⑨但很少有商人专门记载自己在明朝贸易的情况。于是这些关于中日贸易的重要资料，便通过他们与僧侣的谈话，进而通过僧侣的笔端流传于世了。
当然，楠叶西忍传递给日本国内的信息并不仅限于生丝贸易。比如他还指出，如果有一百贯铜钱，可以买十余种在明最畅销的货物赴明，然后再买在日本最畅销的货物回国，其往返之利无法估计。在中国易于获利的商品是海獭皮、胡椒、苏木和扇子，刀剑枪等兵器，铫子
、金银铜等金属。⑩在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中，生丝获利最大，其次是绢、缎子、麝香、道士的旧衣；(11)在银的买卖上，北京、南京以及明州等地的价格不同，存在着较大的投机性；(12)麝香的购入有特定的方法等。(13)这些都为后来贸易者们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而在对明政府的印象方面，明朝厚往薄来政策下对日使的优遇给楠叶西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惊叹“(明)真乃罕有之善政国也”。(14)
楠叶西忍作为当时活跃于东亚海域的一个商人的代表，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商人阶层在中日信息传递中的作用。遣明使团在浙江宁波登陆后，被安置在浙江市舶司的安远驿。其中包括正副使节、居座、土官等使团中的高级职员被允许前往北京朝贡。他们在从杭州沿运河直抵通州的一路上，会经过苏州、镇江、扬州、南京等江南重要的市镇。1539年入明朝贡的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中便记载了使团成员在苏州等地进行贸易的情况。因此楠叶西忍关于银的买卖在北京、南京、明州等地差价的比较，应该是来自他自己亲身的贸易体验。贸易作为当时中日关系中最为实质性的一个环节，对两国的影响都非常大。《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有关楠叶西忍的记录，非常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日本国内的经济需求是怎样通过使团成员的贸易行为传递给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中国一方的市场需求是什么，日本商人是如何通过把握双方的市场需求来赚取利润，他们的资金运转又是怎样一种模式。同时通过对《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所反映出的楠叶西忍的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室町时代幕府、寺社、大名和商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中国情报进入日本后的传播路径。
二、天与清启与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
瑞溪周凤作为三度掌管鹿苑院的五山禅僧以及室町幕府的外交顾问，其编纂的《善邻国宝记》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都非常熟知的史料。但除了《善邻国宝记》之外，在瑞溪周凤晚年的日记《卧云日件录》中，也有许多反映当时中日交往情况的记录。原日记即《卧云日件录》记自日本文安三年(1446年)三月，搁笔于文明五年(1473年)周凤圆寂之前，共七十四册。周凤逝后由其门人秘藏传承，只有极少数的嫡传才能阅览。永禄五年(1562年)，惟高妙安把它进行了摘抄，并公之于世。但日记原本经抄录后散佚，现仅存抄录本《卧云日件录拔尤》。
宽正五年(1464年)，瑞溪周凤受幕命起草当年的遣明使团携带给明帝的国书，并负责制作向明朝索要书籍的目录。就在这一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前度(宝德三年，1451年)曾作为从僧入明并将作为此次使团正使的天与清启提供给瑞溪周凤的明朝信息。
关于天与清启的两度入明，《翰林五凤集》中记载，“大明景泰年中，天与(清启)大禅师伴南使达燕京”，“与宿衲巨儒赋诗作文，东(束)作巨编，名曰《万里集》”；而当天与清启担任正使再度入明时，“舟达宁波府，一十年前旧友，喜其重来，虚左迎焉。唱酬之作，纪行之篇，倍千(于)景泰《万里集》，号曰《再渡集》。日本遣使者，自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皇朝，未有如斯星华之盛也”。(15)由此可知天与清启与明朝文人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卧云日件录拔尤》中记载的天与清启传递给瑞溪周凤的信息包括以下诸条：
1.大明太祖，蒙古古部人也。(16)
2.黄河两岸广，日本八里许也。秦时长城尚如故，城下穿石为往来路，城外二十日程，黄河流云云。今北京，乃燕王所都之地也，凡大唐四方，各万里也。(17)
3.大唐正当日本西，盖筑紫在西南，自筑紫乘舟，又向西南而行，盖日本当于扬州，上古日本船有直达扬州时也云云。(18)
4.景泰帝，见在位，猎于胡国，为彼所擒。胡人曰，云安地三十余州，若以此赎，则可还帝，景泰王许之。虽然三十余州自中国置官，其贡则与胡人，是以每年以北绢三十六万疋，黄金三十六万斤送胡国。盖二物共云安产也，尔来大明乏财，国步艰难云云。(19)
上述信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明朝的政情，二是地理方面的信息。虽然内容不多，却有两处大的误记。一处是明太祖为“蒙古人”显然系谬说。关于太祖的出身，《明太祖实录》中有非常清晰的记载：“大明太祖……濠之钟离东乡人也。”(20)明太祖生于安徽凤阳，由四方游僧发展为红巾军将领进而剪除诸强、建立明朝的过程从史料上来讲十分明晰，天与清启的这种说法至少无法从史料源流上追溯。现有的材料也难以证明他获取此信息的途径为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条信息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产生的环节可能有三：第一，天与清启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了瑞溪周凤；第二，是瑞溪周凤的误记；第三，是惟高妙安的误抄。因《卧云日件录》原本并未流传于世，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难以究明这一错误产生于哪个环节。但是鉴于笔者所见的日本同时代的其他史料中并未出现这条信息，因此当时的日本人也可能意识到这是一条误记，故而在日本国内未产生什么影响。
《卧云日件录拔尤》中另外一处关于明朝政情的记录，与土木堡之变有关。但这条记录也与史实有所出入。其在《卧云日件录拔尤》中出现是宽正五年(1464年)四月十三日，也就是1464年的4月。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亲征蒙古瓦剌部被掳，后由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也就是明代宗。次年朱祁镇虽被放归，但朱祁钰拒绝归还皇位，而是将其尊为太上皇软禁在南宫。1457年，趁朱祁钰病重之际，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抢回皇位，改元天顺。直到1464年正月病逝，由长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也就是说，日本的宽正五年，明朝的皇帝已经是明宪宗，虽然年号还是天顺。但这则记载中却说“景泰帝，见在位”，无疑是错误的。而且“景泰帝，见在位，猎于胡国，为彼所擒”这样的表述也有问题，因为亲征瓦剌被掳的是正统帝(也就是后来的天顺帝朱祁镇)，而不是景泰帝朱祁钰。但结合后面的“胡人曰，云安地三十余州，若以此赎，则可还帝，景泰王许之”就可以明白，第一个景泰帝应该是天顺帝的误写。
明英宗被掳后又被放归发生在1449—1450年，也就是天与清启作为从僧初次入明的三四年前。天与清启在中国的1453—1454年间，正值明代宗在位、明英宗被软禁期间，明朝人断不会出现将土木堡之劫扣在明代宗头上这样的谬误。而瑞溪周凤对由土木堡之变引发的明朝一系列皇位更迭的记录，同样出现在其编纂的《善邻国宝记》中。大约在宽正五年(1464年)二月至六月间，他先是通过从朝鲜归来的日本商船得知“大明正统王，复即位，盖此王猎游深入胡国境，为之所留久不得还。故其兄即位，景泰王是也。尔后购还正统王，同在北京。今景泰王崩，其太子早逝，次子年幼，是以正统王重即位，改元天顺”。(21)后来又不知是从何处得到信息“又闻，景泰王崩后，正统王子即位，改元天顺，非正统王重祚也”。(22)这些记录可谓与事实相去千里。《善邻国宝记》是瑞溪周凤为了给后世处理对外关系的人员作为参考而编纂的，尚且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更不要说只是聊以抒怀的私人日记了。《卧云日件录拔尤》里出现的这处错误，可能来自天与清启的口误，也可能出自瑞溪周凤的笔误。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无论是天与清启还是瑞溪周凤，此时对朱见深即位的具体情况都不甚清楚。
日本向中国派出使团的间隔在十年以上，这使得日本在获取中国信息时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延迟性。在有使团归来的当年，日本无疑可以获得最及时的信息。但在此之后的两三年甚至更久，日本关于中国信息的更新就滞后很多。虽然他们可以通过与朝鲜、琉球等第三方国家的交往获取中国的信息，但14—16世纪的相关文献并未显示当时在中朝日或者中琉日之间存在十分通畅的信息传递系统。《善邻国宝记》的中卷收录了幕府和朝鲜国王之间往来的书信十六通，以及足利义满的管领斯波义将给朝鲜宰相的文书两通。这十八通文书反映出的两国之间的交涉基本围绕倭寇的治理、大藏经的索取和被掳人及漂流民的送返。反观《朝鲜王朝实录》，也是如此。虽然其中包含很多朝鲜与对马宗氏等日本大名交涉的记录，但并未显示出足利幕府有意通过朝鲜探听中国的信息。在《善邻国宝记》中，只有两通书信是在日本与明朝发生龃龉的情况下请朝鲜代为疏通。第一则是康正二年(1456年)足利义政给朝鲜国王的书信：
爰我国行人，先是于大明国事颇不轨，然而圣恩宽宥，特屈刑章。故及归国日以加囚禁。来岁必聘专使于大明之庭，扬对天之闳休，仰无前之伟绩，进贡方物，以谢前时之罪。幸不遐弃焉。伏闻，上国之于大明，疆域连接，聘问交繁，请为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邻者，莫如焉。幸甚幸甚。(23)
其缘由在于1453年赴明朝贡的日本使团在路过临清时，曾为获得酒食诸物，扰害驿传的军民。此事在《明史》中有所记载，“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殴几死”。(24)使团入京之后，又因明政府对贡物给价低于前次，使节们与明政府进行了反复交涉，甚至以死相逼明政府抬高给价。《明实录》记载：“礼部奏：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展转不行，待以礼而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不遵禁约。似此小夷敢尔傲慢，若不严加惩治，何以摄服诸番。宜令锦衣卫能干官员带领旗校人等，示以威福，催促行程。如仍违拒，宜正其罪。从之。”(25)
朝鲜方面将日本的请求代为转达给了明朝：
朝鲜国王李瑈奉复日本国殿下
使至得书，兼承厚贶，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时聘问，王乃屡遣信使，践修旧好，非慎重交邻，不能尔也。朝贡上国事，已为王奏达。(26)
这点也可以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得到佐证：“癸酉，敕朝鲜国王李瑈。该礼部奏称得王咨，有日本国差人卢圆等到国。言国王源义政，以先差去进贡使人失礼，蒙朝廷恩宥放回，将本人科罪。今欲差人赴京谢罪。缘日本国僻在海隅，去京路远，其情真伪难以遥度。敕至，王即拘卢圆等详审前项传说，如果真实无伪转行源义政说：朝廷以尔既能悔过自新，准令择遣谨厚老成识达大体者为使来朝贡。往来中途不许生事。若或似前抢掠财物，欺凌官府，罪必不宥。王其审实停当而行，毋得忽略。”(27)
第二则请朝鲜代为通融的书信是文明六年(1474年)，日本在派出遣明使之前，因成化帝赐给的勘合被周防的大内氏据为己有，只能用景泰勘合代替。日本恐明朝生疑，请朝鲜代为传达。(28)
室町时代，足利幕府并未能将朝鲜作为获取明朝信息的有力途径。当然这与朝鲜方面与日本的利害冲突以及朝鲜对明朝的事大心理均有关。日本很难通过日朝交往的官方渠道获得明朝的信息。即便是像瑞溪周凤那样，通过前往朝鲜的日本商人获取明朝的信息，其可靠性也着实值得质疑。既然日本主要还是依赖于本国派出的十年一度的遣明使团来获取信息，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国内关于明朝信息的更新如此之慢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时中日之间的信息交流并非十分通畅。不但明朝对日本的信息没有足够重视，日本对于明朝的认识也存在许多盲点。同时，无论是将明太祖误记为蒙古人，还是将明英宗的遭遇张冠李戴到明代宗身上，都证明了一个切实存在的现象，即虽然日本通过遣明使团的成员从各方面了解到明朝的信息，但信息在通过多个个体不断转移和传递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各个环节出现误传、误记、误读。当时在中日之间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日本僧侣和商人，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传达给国内。与朝鲜在李氏王朝时期由国家主持编定的《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滕录》、《承政院日记》等大部头史料中保存下大量中朝交涉的信息，以及朝鲜历次朝贡使节均奉命撰写归国报告将有关中国的情报传达给政府不同，同一时期处在地方大名各司其政状态下的日本并不具备由国家统一编史的条件。室町直至安土桃山时代的关于日明、日朝以及日本与其他各国交涉的史料，都是散落在参与其事或者对此感兴趣的禅僧日记、大名家文书中。这种信息传播的单一性和偶然性造成了许多孤例的出现。
三、金子西与季弘大叔的《蔗轩日录》
上述的两个例子分别显示了作为当时中日之间信息传递载体的日本商人和僧侣的状况，虽然他们带给日本国内的信息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通过僧侣阶层将这些信息记录在册。室町时代是日本五山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时代，五山僧侣们学习的佛教和佛教以外的学问都来自中国，因此对中国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即便不是担纲国家外交事务的禅僧，也对中国抱有相当的好奇心。接下来的例子是曾在堺的海会寺担任住持的季弘大叔的《蔗轩日录》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信息。
勘合贸易中后期，推进两国之间官方贸易的两股主要力量，分别是博多和堺的商人。博多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与中国、朝鲜交流的窗口，而堺则因室町幕府三管领之一细川氏锐意经营与中国、琉球、东南亚的海外贸易而一跃成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会。文明十八年(1486年)七月四日这一天，三年前从堺出航的遣明船回国，堺的气氛因为遣明船的归来而变得异常兴奋。人们纷纷去一睹唐船归来的盛况，“南北欢声喧甚”。翌日遣明船的货物放置于光明寺时，百姓们争相前往观看，人声如雷，人群至夜未散去，烛光照亮了夜空。明的风俗语言也成了堺的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29)《蔗轩日录》作为季弘大叔在堺期间的日记，记载了发生在堺的事情和僧侣、商人们的活动。其中尤其有意思的，是书中一个名叫金子西的人叙述的他在明朝的见闻。
金子西是在《蔗轩日录》之文明十八年(1486年)正月十二日条中登场的人物，“宗悦书记，在东山之天润庵，后作俗，癸卯入大明，去冬归泉南。唐人字曰子西，名金也，是日问予而至，话及唐里之事”。(30)也就是说，此人曾是东山(建仁寺)天润庵的僧人，在文明十五年(1483年)还俗，而后赴明，文明十七年(1485年)冬从明归来，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金子西。《蔗轩日录》中共记载了从文明十八年正月到十一月金子西数十次来访的情形。书中“倭唐之谈到落日”、“唐话移时”、“醉中快谈”等篇目，就是描述季弘大叔、金子西围绕明朝信息进行交流的情况的。
金子西第二度登场，是在文明十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条：
子西居士五十五岁，大明一时文人之手翰一束持而至，共诵为乐。(31)
由此揭开了季弘大叔和金子西之间关于明朝的对话。
三月十四日……金子西手其唐人所画之自像而至，张应麒作赞，画工者王氏之人也。予出雪舟所作之蔗庵轴而示之，西云……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杨)所画三咲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湜今年七十六岁也，大官人也，诗画具妙也。(雪舟等)扬(杨)之弟子等悦卜云者之画，在唐里，人皆美之云。(32)
文中提到的金湜，鄞县人，字本清，曾任太仆寺丞。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明宪宗时期，金湜受赐一品服，出使朝鲜，“朝鲜雅尚文学，凡中国使至，必求词翰赏之。湜即席数十篇立就，其国素号才俊者辄吐舌不敢出语。因请湜所经历题咏刻之，名《皇华集》”。(33)还朝，乞致仕。闲居二十年，自号“朽木居士”。金湜工于书画，“善写生，性尤嗜竹。……人得其片楮，珍之”。(34)其宁波故宅在宁波旧城东南隅日湖湖畔，与日使驻留的境清寺相距不远，日本人登门求其翰墨不在少数。金湜作品在日本至今仍有不少留存。张应麒出身于宁波官宦家庭，其父张楷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故应麒在名款中自称“都台后人”。嘉靖《宁波府志》载张楷“其学自经史至天文、医卜、小说、释老、家言，无不通习。善行草篆隶，尤长于诗。豪爽宏丽而格律严整，有晋唐人风”。(35)张楷曾与景泰四年(1453年)抵达宁波的东洋允澎使团从僧笑云瑞、九渊龙賝有过诗文唱酬，笑云瑞记“游镜清寺，遂至张楷家，楷有诗送予行”。(36)张应麒在其父影响下也与日本遣明使积极交往。现存真珠庵《一休像》赞文系张应麒亲笔所书，赞文的落款是成化乙巳年即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金子西与宁波的士人如此相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宁波城是其在明朝时的主要活动空间。
此外，金子西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时的见闻：
四月十九日，子西至……话云：天竺僧、回僧、ラマ僧，相好魁伟，实大国之人也。靼人ハ与畜类同者也，饮啖无择焉。只耳垂金环之事，与余国异而已矣。此时外国朝者，殆乎十ケ国云。唐衰之僧，戒律不禁严，道士之辈，戒法极严，犯者有罚，俗中亦有持大念珠诵咒唱号者。唐人知倭人之饮食不猥矣。(37)
十月十七日，子西至，唐话移时。北京玉河桥边，有鬻文以备于生业，曰燕文辉。问之他之文人，人人皆贱之。勿求彼作之文归日本。大明之所可愧也。见文辉之文，不可以太不好。(38)
关于使团所见之番僧，笑云瑞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大慈恩寺，寺有胡僧二百员，皆耳带金环。”(39)随1468年(成化四年)的使团入京的雪舟等杨所绘《国国人物图》中也有喇嘛僧、回回人和鞑靼人的形象。上文中所说的“此时外国朝者，殆乎十ケ国”，应该是金子西这一批遣明使在北京所见到的他国朝贡的情况。而燕文辉卖文的玉河桥，正是日本使臣居住的地方。策彦周良《初渡集》中有所记载：“申刻，入京。从崇文门而入，日本二十丁余而就玉河馆。将入此馆之外面陌头，有石桥，桥头有门，揭玉河桥三大字。”(40)金子西的这些见闻证明了他曾经到过北京。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雪舟等杨《国国人物图》
此外，金子西还经常向季弘大叔讲述明朝人日常生活的情况：
三月二日……是日金子西至，余明日上已辰，唐里如何?答曰：赏桃花不如日本，尤赏清明(缺字)谷道(谷雨?)之日，赏杨柳，犹如日本上巳桃花云云。(41)
三月二十三日……晚金子西至，及大唐之话，酒杯如日本，礼ヲ深クセヌ也，酌卜リ(缺字)也(酒杯像日本，不太讲究礼仪，陪酒的仕女……)。二返目以再举举举卜云也(第二次举杯的时候说“再举举举”)。サテヲケ卜云心ニハ、罢々卜云也(不想再喝的时候，说“罢罢”)。大酔シテ十字街上ニ露卧スル者ィクラモアル也(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睡觉的人也不少)。……乞食ノ内ニ，ィクラモ官人ノテタチナル物アリ，但(缺字)物ィカホトモフルク成テ、破レツキハィタル也(乞丐之中，很多是失势的官人，用很旧的东西，穿着破的衣服)。(42)
四月八日……子西云，唐里之人爱画，八幅一对，四幅一对，柱二ハ五七绝之句ヲ一联书ヲカクル也，一切之物崭新(唐里的人喜欢画，八幅一对，四幅一对，在柱子上挂着五七绝句的对联，所有的东西很新)……唐人十指之爪各长。问之答曰，士文彩ナリト云，问文字，必以中指カィテミスルナリ。サャゥノ時、長爪ィル也(中国人的十个指甲都很长。我问子西其原因，他回答说是士文彩。读书人问字的时候，必须用中指写字给别人看。那样的时候，需要长指甲)。以长指爪援笔，物ヲ书妙也。爪ノ中ニハ无些垢，如水精也(用长指甲执笔，写字很妙。指甲里一点污垢也没有，像水晶)。爪ノ长者，譬如丛林人品兄弟者如此(有长指甲的，譬如丛林中有人品的人们)。(43)
四月二十六日……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猪)卜云也，禅录有悬猪头卖狗肉之语，以贵物替贱物之意乎?杀鸡、鹅与杀虮、蚊同，倭人悲则唐人笑之。猪者被杀悲呌不可忍也，羊ハ被杀之时不悲鸣，日本ノ鲤鱼类之，禽兽杀时，受其血而用之。(44)
季弘大叔问金子西明朝百姓的日常饮食美味与否，金子西答曰：
不然。似粥不粥底之物，入大桶，五六人、七八人环坐而食之。奥(鱼)加盐而啖之，其艰甚于倭人云云。(45)
以上几处文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明朝士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明朝的风俗习惯；第三，明朝下层人的生活。很显然，金子西所传达给季弘大叔的，既不是明朝的政治事件，也不是日本应该如何跟中国做生意，而是明朝人最平常的生活状态。比如讲明人饮酒时的礼节相对简单，往往反复举杯，经常有大醉者露卧于街头；明人清明时节喜欢赏杨柳，犹如日本上巳赏桃花；官人家中多悬挂字画对联，并喜爱崭新之物；中国的文人喜欢留长指甲，以此为风雅；明人杀生时较日本残忍，日本人不忍，明人却不以为然等等。同时也反映出明朝一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如中国也有很多人从事非常低下的职业；沦落街头的乞丐当中，有不少是堕落的官人；中国百姓的食物粗劣，生活之艰辛更胜于日本人等等。这些信息反映了明朝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
关于明朝人对日本人的态度，金子西也有提及：
五月九日……此日金子西至，唐人接倭人之时放炮，威震之意也。(46)
七月十三日……子西云，尔的强盗人，詈人之言，日本豪(强)盗卜云心ナリ。(47)
七月二十二日……子西临席，话及江南之事事，金陵城中禁日本人而不许入。(48)
明朝人因倭寇的侵扰对日本人的提防和厌恶之心显而易见。这与《明史·日本传》中“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49)的记载相一致。
金子西描述中国情况时选取的角度不同于楠叶西忍抑或天与清启。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份的不同导致各自的关注点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感受不同。从金子西还俗僧人的身份及其对南京和北京两地了解的程度来看，他应该是使团中的土官或者土官代。日本派去明朝朝贡的人中，只有正副使节、居座、土官以及部分从僧被允许从宁波前往北京朝贡，一般的商人和杂役则只能留在宁波。金子西参加的是足利义政时期的第四次，即以子璞周璋为正使，文明十五年四月从堺出发，十七年十二月返回五岛，十八年七月返回堺的遣明使团。(50)他显然是在使团返回五岛后先行回到了堺，所以才有了在遣明船回到堺之前和季弘大叔之间如此多的对话。金子西十分留意中国不同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明朝的社会现象，这对于季弘大叔这种从未去过中国又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的日本人而言，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奇闻逸事。而像季弘大叔这样对中国文化抱有猎奇心理的日本禅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金子西这样的信息陈述者的话题。信息的记录者，对于信息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一个主动选择并且过滤的过程。所以同样是禅僧的日记，《大乘院寺社杂事记》、《卧云日件录拔尤》和《蔗轩日录》所记录的中国信息是不同的。信息传达者和信息记录者两者的主观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传到日本的中国信息的内容和形态。也正因为此，虽然当时流入日本的中国信息不多，但其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广泛的。
四、余论——14—16世纪中日之间信息传递的特点
以上笔者列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涉及了六个人物、三组对应关系，即楠叶西忍与寻尊、天与清启与瑞溪周凤、金子西与季弘大叔。这三组关系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前面的人物曾经到过中国，在明朝有过真实的生活体验。而后面的人物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于中国没有直接的观感，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来自于前面人物的相关描述。但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使得前者所提供的信息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更长久的时间里流布开来。这恰恰是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明朝的朝贡体系发挥作用的期间中国信息向日本传播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笔者认为，受到当时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状况以及两国关系的影响，当时中国信息向日本的传播存在以下重要的、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第一，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后半叶中日之间信息传递的载体主要是遣明使团中的僧侣和商人。较之上一个阶段中日之间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民间交往的方式，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个由明朝主导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亚洲的国际秩序。尽管这一秩序不断受到来自他国的挑战，并不时随着明朝国力的强弱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合了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形塑了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形态。同时使东亚各国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发生改变。就中日之间而言，一方面使得可以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人员减少(禁止日本人来华贸易、中国人赴日贸易，对朝贡使团人数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信息传递的间隔变长(对于朝贡时间的限制)。
第二，由日本僧侣和商人传递的信息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明朝的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生活信息等。但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信息收集系统，导致日本在获取明朝信息时有很强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信息传递者以及信息记录者个人的喜好在很多时候决定了什么样的信息被吸纳进来，而不是像朝鲜那样，由政府根据国家的需要指令个人有意去收集相关信息。因此，尽管当时日本获取的中国信息涉及面比较广泛，但并不系统，也不完全准确。
第三，可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个体的减少和信息传递的间隔变长使得日本获取中国信息的同步性降低。由于日本官方并没有通过朝鲜、琉球等第三方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定期收集明朝的信息，而是主要通过十年一期的朝贡使团来获得明朝的信息，导致日本在很多时候无法及时获得明朝的信息。同时日本当时中央权力薄弱、地方大名各司其政的政治架构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地方得到的信息无法通畅地传达到中央，更遑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那些散落在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则因为其阅读群体的狭隘性，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这个阶层所了解，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也未能在一般民众阶层里形成影响。
显而易见，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由商人和僧侣充当载体的中日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指中国信息向日本的流动)，具有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信息沟通方式的特点。它既受到朝贡体系这一明朝与亚洲各国间通行的交往模式的影响，也受到中日之间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左右。而日本国内特殊的社会阶层分工和政治架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些特点。这一时期的日本，虽然表面上维持着与中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但国家层面对于中国的关注程度远远弱于前一个国家遣使的时代(6—9世纪)。与明朝为了抵御倭寇而出现了一个关注日本的短暂高潮不同，同时期的日本收集中国信息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层面的，存在着目的性弱、随意性强以及同步率低等特点，误传和误读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而某些并不准确的信息甚至会因为日本人的心理暗示而在他们的心中发酵、蔓延，这种了解上的隔阂很可能也是导致日后日本盲目挑起意图侵略明朝的战争的一个潜在原因。
注释：
①日本除永享六年(1436年)派出六艘勘合船和宝德三年(1451年)派出十艘勘合船外，其他时期的勘合船都在五艘以下。
②③参见寻尊等著，竹内理三编：《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文明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条，收于《续史料大成》，京都：临川书店，1978年。
④《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文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条。
⑤参见阿比拉·吉隆(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日本王国记》(Relación del Reyno del Níppon)，大航海时代丛书Ⅺ，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66页。
⑥参见陆若汉(Jo
o Rodriguez T
uzzu)：《日本教会史》(História da Igreja do Jap
o)(上)，大航海时代丛书Ⅸ，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273页。
⑦参见《日本王国记》，第66页。
⑧景徐周麟等著，辻善之助等编：《鹿苑日录》第一卷，明应八年八月六日条，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62年。
⑨参见《大德寺文书》(五)，《大日本古文书》1977号，文龟元年孟夏晦，宗栢松源院祠堂钱京上注进状。
⑩(11)转引自小叶田淳：《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42年，第444页。
(12)参见《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三年五月四日条。
(13)参见《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文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条。
(14)转引自藤田元春：《日支交通の研究 中近世篇》，东京：富山房，1938年，第160页。
(15)以心崇传等编：《翰林五凤集》，汤谷稔编：《日明勘合贸易史料》，东京：国书刊行会，1983年，第191页。
(16)(17)(18)(19)瑞溪周凤撰，惟高妙安摘录：《卧云日件录拔尤》宽正五年四月十三日条，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第151、152页。
(20)《明太祖实录》卷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页。
(21)(22)(23)(26)瑞溪周凤编：《善邻国宝记》卷中，田中健夫编：《善邻国宝记、新订续善邻国宝记》，东京：集英社，1995年，第178、182、168—170、170—172页。
(24)《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47页。
(25)《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八，《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五十六，景泰五年二月乙巳条，第5192页。
(27)《明英宗实录》卷三○○，天顺三年二月癸酉条，第6374页。
(28)参见《善邻国宝记》卷中，《善邻国宝记、新订续善邻国宝记》，第192—194页。
(29)参见季弘大叔著、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七月四日、五日条，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第203—204页。
(30)《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条，第125页。
(31)《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条，第133页。
(32)《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条，第152页。
(33)(34)嘉靖《宁波府志》卷三六，列传十二《清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2744—2745、2745页。
(35)嘉靖《宁波府志》卷二八，列传三《名宦》，第2241页。
(36)笑云瑞：《允澎入唐记》景泰五年六月四日条，东京：近藤活版所，1894年，第37页。
(37)《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四月十九日条，第170页。
(38)《蔗轩日录》(下)，文明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条，第246页。
(39)《允澎入唐记》景泰四年十一月三日条，第19页。
(40)策彦周良：《初渡集》嘉靖十九年三月二日条，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記の研究》(上)，京都：法藏馆，1955年，第123页。
(41)《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三月二日条，第146页。
(42)《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条，第155—156页。此处引文的翻译承蒙东京大学大野公贺教授指教，在此表不感谢。
(43)《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四月八日条，第164—165页。
(44)《蔗轩目录》(中)，文明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条，第173页。
(45)《蔗轩日录》(下)，文明十八年六月三日条，第192页。
(46)《蔗轩日录》(中)，文明十八年五月九日条，第179页。
(47)《蔗轩日录》(下)，文明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条，第209页。
(48)《蔗轩日录》(下)，文明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条，第212页。
(49)《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第8358页。
(50)参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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