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法与汉语方言语音比较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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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比较法与语音比较

历史比较法是人们在研究印欧语历史中逐渐创立的，到了19世纪中叶，此方法已趋于成熟。比较法的建立在整个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语言学家可以根据比较法的程序建立语言亲属关系，复原语言的早期面貌，甚至复原到史前的原始母语。历史比较法不是仅仅局限于比较亲属语的语音，也可以用来比较亲属语的语义、形态、句法，不过语音比较最为成功，也是比较法得以存在的基石。拿语音来说，就是比较各亲属语言的同源词（cognate）的语音形式来追溯和构拟它们的原始读音，同时说明从原始形式到各语言中语音的演变途径。具体来说，历史比较法的目标有三个：1）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2）构拟原始母语；3）解释从原始母语到各子语言的演变。

建立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是实现上述三个目标的基础。因为没有建立基本词汇中的语音的系统对应关系，就无法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原始母语的构拟其实是各子语言同源词语音对应的比较，然后寻找“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Schleicher 1871）；解释子语言的语音演变也必须首先建立从原始母语到子语言的语音系统对应，比较两者的差异从而获得音变的途径。梅耶（Meillet 1925/1981：7）也说过建立语音对应关系的重要性：比较语法的目的不是重建印欧系母语，而是在于确定共同要素的对应关系，并阐明在各种有历史证明的语言中什么是继承子语言的古代形式的，什么是它们独自发展的结果。

语音对应关系的建立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Fox（1995:61）曾指出所比较的语言项目必须是来自原始母语的（排除语言接触因素），而且还必须是对等形式。如果语音比较不是在对等形式里进行，语音比较就会引入歧途，从而也无法正确阐明语言演变的历史。对等形式的概念理解容易，但如何确定对等形式并非易事，原因是：1）没有现成的寻找对等形式的方法和程序；2）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形成语言的历史背景不同，寻求对等形式的方法可能也不一。

汉语各方言间的亲属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方言之间无论是地域跨度、使用的人口，还是语音差异程度都可以跟印欧语相比拟。如何在汉语方言里进行语音比较，如何在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中寻找对等形式，印欧语语音比较的方法是否可以原封不动移植到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中来？本文回顾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的历史，最后提出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2 高本汉的方言语音比较方法

系统、全面地做汉语方言语音比较是从上世纪初高本汉的研究开始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第四卷“方言字汇”有26个方言点的字音读音表，其中四个是域外汉字读音。原书第547_31页排列26个方言点3125个汉字的读音，每页字表下都有注。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某些字可能有一字多音现象，高氏就用正表和附注把一字多音分列开来，只有正表里的字才用于方言语音比较。哪些字放入正表，哪些字列入附注，高氏在表前有文字说明（高本汉1915-1926/1940：540）：

常常有一个方言对于古某字因有两种或几种读音：有时候古同音字中这几个字读甲那几个字读乙，有时候在同字上有甲乙两种读法。这种不同的读法最多的是文言白话的不同，但也常有在同一体当中有两种读法的，那就只好拿方言的混合（因迁移等等原因）来解释了。为印刷上的方便，我只能把几种中的一读排入正表，其余的就放在注里（有时候把文言音有时候把白话音放在注里——看把哪一方面提出来说是最省篇幅）。

可见正表里的字音有文读音也有白话音。那么，为什么文读音和白读音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呢？换句话说决定放在正表和注里的原则是什么？高氏书中有解释（高本汉1915-1926/1940：539）：

现在这个字汇既然同时也要当作各韵母的一个系统表用，那么在表的正文里头所记下的音就非得限于照规则变化的字不可。要知道怎么样读法才算照规则的读法是这么样求的：在某方言读音中，把古音的某韵母在某系的声母的字全部查一道，如果多数是一种读法，这就是这个方言对于这韵在这系的规则的读法（例如见系后的古[α]音为一类，看方言中所有的古kα，

，γα，ηα等的a是怎样读法）。所以在字汇正文表里头每竖行当头第一个代表字总是想法子选一个能在处处方言都是照规则读的字，例如古音kα有歌，哥，个三字，其中歌字在处处方言都是规则的，所以把歌字放在竖行当头第一字。次之若有“不规则”的读音，就是说古音虽同而某处今音不跟被选的代表字（如这个例中的歌字）同音者，就在注里标出（如哥字大同k

）。

通过上述引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本汉方言语音比较的特点。

1）方言语音比较是以中古音，即《切韵》的音类为纲的。历时的语音比较就是以《切韵》的音类为出发点看方言语音的音类分合，共时的语音比较也是以《切韵》为中介来看不同方言语音音类的对应。

2）3125个是字音（汉字读音），而不是词音。换句话说高氏选字音注重是否能覆盖中古音类的分别，而不管是否在口语里的常用和成词与否。

3）把《切韵》每个韵中的多数读音作为“规则读音”看待，附注的读音则为例外读音。所以方言间或方言与中古音比较其实就是“规则读音”的比较。

高本汉这种语音比较的方法显然跟19九世纪历史语言学家的做法是一致的：排列规则的音变，同时把认为不合规则的例子作为注解罗列出来。格里姆（Grimm 1822）首先排列规则音变的例子，然后在附注里罗列不合规则的例子。在解释这些不合规则的例外他也说是借词或者是纯偶然的巧合：“有些字停留在古老阶段，而音变的洪流越过它们，滚滚向前。”（据Lehmann 1967：57英译本翻译）

高本汉的方法对后来汉语语音比较产生深远影响，赵元任（1928）也是以中古音的音类为起点搭建吴语各方言语音的对应关系，赵元任根据当时调查的材料，把吴语各地无对立的音类做了归并，所以他的正表的对比字只有2700左右，表格Ⅰ-ⅠⅠ制作实际上包含了三方面的语音比较内容：1）中古音与吴语33个方言点语音比较；2）吴语33个点之间的语音比较；3）吴语33个点与北京官话语音比较。赵元任在1930年设计了《汉语方音调查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根据赵氏的表格作了一些修订和补充，重新命名为《方言调查字表》。此表格根据《切韵》音系的分类收字3500多字（修订以后增字达3700多个），作为方言调查记音之用。表格的表头上注明《切韵》系统的声韵调音类等，所以表格实际上是《切韵》系统的同音字表。利用此表格记录方言语音，可以较快得出方言语音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从此以后大多数方言语音比较都是在这个《字表》框架内运作，即以《切韵》的音类作中介来观察方言语音的共时比较和历史演变。迄今为止各地出版的方言志大多都有方言音系与古音（以《切韵》、《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的比较，以及方言音系与北京音的比较章节，通常的做法也是排列比较表格，并在比较表格下面用附注说明各种“例外”。这些格式显然是高本汉的框架。这种方言语音比较的模式我们称之为高本汉模式。

高本汉的比较模式获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有二:1）移植既已成熟的历史比较法和谱系分类理论。高本汉就认为除闽语外，汉语各大方言都是从《切韵》直接分化而来。2）紧紧抓住汉字读音材料。汉字读音既指文献中的汉字读音，也指方言中的汉字文读音。换句话说就是根据语言谱系分类的模式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字读音。不过，这两大因素既是高本汉模式成功的原因，也是高本汉模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主要缺限表现在：

第一，高本汉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遵循历史语言学语言分化的谱系树说理论，认为除闽语外的今汉语各大方言都是从中古《切韵》音系分化而来，高本汉在他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高本汉1954/1987:2，8-9）说：

现代汉语方言的声韵分类都是显示出他们全是（闽方言除外）从《切韵》语言派生出来，而《切韵》语言在唐朝曾作为一种共通语传遍了中国国土上的所有重要的城镇。

我们用“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六00年左右的语言，这实质上就是陕西长安方言，这一方言在唐朝成为一种共同语（Koine），除沿海的福建省以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

《切韵》系统究竟是一时一地的语音系统，还是综合古今南北之音的哈希系统学术界尚有争论，但至少可以说它不是隋唐时期长安方言的记录，也不是现代各方言的祖语。分化以后的汉语方言语言接触十分频繁，特别是历代的权威官话对方言的深度渗透，使得今天的汉语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方言纷繁复杂。闽语的形成、演变、发展是多层次的，它虽然有前《切韵》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中古及中古以后中原移民带来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点整合在一起形成今天的闽语。所以研究闽语及闽语的发展历史应该比较《切韵》的音类分合来看出哪些特点是前《切韵》的，哪些是《切韵》以后的变化。

第二，高本汉语音比较模式注重汉字读音的比较，这种字音既包括文献里的汉字音，也包括方言中汉字的文读音。高本汉作汉语方言语音比较是为了给《切韵》的音类拟音，所以他只注重对应于《切韵》某类韵、某类声母的“规则”汉字读音，并不注重这些字还有其他的“非规则”异读。例如他只注重歌韵正表中福州话的“规则”韵母读音-

，对福州话歌韵的其他“非规则”读音“鹅”读ηie、“我”读ηuai，“舵”读tuai只列在附注里。这些“非规则”读音并不参与方音比较，也不在他构拟中古音所要参考的音值范围内。高氏正表里的语音比较也不在乎这些字在方言中是否口语中能说，是否常用等因素。例如正表中戈韵影母只排了“踒”一个字，这个字上海话根本不说，但为了照顾到《切韵》音类的分布，硬性注上这个汉字读音u，实在显得不伦不类。《方言调查字表》按照中古音的音类分合的框架设计的，在这个框架里填入汉字以调查方言汉字读音，显然更多地考虑历史音韵及古今汉字读音的演变。

3 罗杰瑞的方言语音比较方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聚集一批汉学家，他们不认同高本汉直线条式的汉语史观，认为汉语的历史必须严格按照比较法的程序从现代汉语各方言比较做起，逐层构拟原始闽语、原始吴语、原始粤语等，最终构拟原始汉语。普林斯顿学派以罗杰瑞（Norman）的原始闽语研究最有影响。其成果主要有原始闽语的声调构拟（Norman 1973）、声母构拟（Norman 1974）和韵母构拟（Norman 1981）以及他对原始闽语声母构拟补充说明文章（罗杰瑞1986）和对闽语历史的总结说明（Norman 1991）。罗杰瑞闽语语音比较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点：

1）摆脱《切韵》和《方言调查字表》的束缚。他认为语音比较不是为了给《切韵》的音类拟音，而是为了构拟原始闽语。

2）注重方言口语中的单音节常用词读音，也即罗氏自己所说的“俗传词”（popular words）（罗杰瑞2007），而不是字典或韵书中的汉字音。

3）如果有文白异读的读音，只取白读音，不取文读音。

4）注重闽语内部的语音比较，不做非闽语的比较。也就是说不用非闽语的材料来解释闽语的语音变化。

4 闽语鱼韵语音比较的讨论

下面我们以闽语中鱼韵字的语音比较来检验高氏语音比较模式和罗杰瑞语音比较模式的特点，最后提出笔者的比较模式。

4.1 高本汉的比较

高本汉（1915-1926/1940:637-676）鱼韵正表列有25个汉字读音对比表，下页表1只排列属闽语的汕头（闽南）和福州（闽东）的读音，表格的第一列是高氏构拟的古音（中古音）。

从下页表1所列的字和读音我们可以看出高氏语音比较的特点。

1）高氏鱼韵正表共有25个汉字读音，所收字覆盖鱼韵各声母组。如“居、去、渠、巨、语、虚、于、余”属见系声母；“猪、除、箸”属知组声母；“阻、初、锄、助、梳”属庄组声母；“诸、处、书、署”属章组声母；“如”属日母；“女、吕”属泥来组声母；“胥、序”属精组声母。其用意是看在不同的古声母组后韵母读音是否有差别。

2）高氏择字的考虑因素是能覆盖古音各声母组，也即考虑字音的历史音韵因素。至于是否常用、口语、成词则不加考虑。象“巨、语、于、阻、诸、署、如、胥”等字在口语里基本不说，也不成词。

3）高氏在读音的选择上是有他的标准的。我们知道闽语有复杂的文白异读现象，有的字还有多层文白异读。在高氏的正表上他只选择一种读音，他的标准正如他在第四卷绪论里所说的：选择每组声母后多数字的韵母读音。根据高氏正表所列字的读音，我们总结如下，见表2。

汕头话里见系、泥来组后鱼韵多数字的韵母读音是

，精组、知组、章组和日母是u，庄组则是o；福州话庄组声母后多数字的韵母读u（ou是去声时的变韵读法），其他声母组后则是y（

y是去声时的变韵读法）。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福州话的“锄”，属庄组声母，但韵母读音是y。

高氏正表读音的选择标准是选择每组声母后多数字的韵母读音，这个选择标准有很大的问题。汉字不表音，在一字多音的方言里，不同声母组后的多数字的韵母读音不见得是语音比较的对等形式。因为字（词）的口语/非口语、常用/非常用、文读/白读等因素跟声母组的分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有些声母组后文读层读音的字多点，有的声母组后也可能白读层读音的字多点。根据各声母组多数字的读音来比较很有可能是层次错乱的比较。表2鱼韵字的读音在福州话里恰好都是文读层的读音，但是汕头话却有很大问题。汕头话鱼韵见系、泥来组声母后的白读形式是w，其实精组、知组、章组、日母、庄组也有相同的白读形式，尽管字数较少，但是都是常用字（林伦伦和陈小枫1996）：

都是鱼韵字，也都是白读，而且韵母读音也相同，我们认为这些字的韵母读音才具有可比性，才是对等形式。我们再根据音韵的分合关系发现汕头话鱼韵的

读音层是鱼虞有别的层次，因为在汕头话的虞韵里找不到读w的，而福州话鱼韵读y（

y）（庄组后读u（ou））则是鱼虞相混的层次。见表3。

根据音韵的分合特点，可以把高氏汕头、福州鱼韵正表里的读音（表1）总结如下：

把汕头话鱼韵的鱼虞有别层读音跟福州话鱼韵的鱼虞相混层读音放在一起比较，显然是层次错乱的比较。所以无论从汕头话内部，还是从汕头与福州之间的比较都可以看出表1所列的读音不是对等形式，换句话说高氏的比较是错误的、不对当的。

4.2 罗杰瑞的比较

同样是闽语的鱼韵，罗杰瑞的分析就跟高本汉的不同，罗杰瑞（1981）有两处的表格跟鱼韵有关，一处是原文第37-38页1.2原始闽语*y，另一处是原文第48页2.16原始闽语*u？。原文1.2所举的例字是四个鱼韵字：“书（book）、鼠（rat）、锯（saw）、箸（chopsticks）”，我们根据原文重新排列，见表5。

罗杰瑞（1981：37）福州“锯”标为

，跟“箸”记为

不同韵，可能是印刷错误。今查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编辑室（2003:134）及陈泽平（1998：40）的记音，“锯、箸”同韵，所以更正为同韵。闽东片有变韵现象，条件是声调不同，例如福安话i韵只出现在上声字，

i韵则出现在其他舒声调里，所以i和

i是同一个韵的不同变体（戴黎刚2008）。福州话y和

i（也有记为

，如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编辑室2003：134;陈泽平1998：40）也是变韵关系，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的韵母是y（紧韵），是阴去、阳去的是

i（松韵），所以也是同一个韵母以声调为条件的不同变体。

原文2.16所举四个鱼韵字是“梳（comb）、疏（sparse）、初（beginning）、苎（flax）”，重新排列如表6。

从表6所列的读音我们可以看出罗氏语音比较的特点：1）罗氏的语音比较表所列各方言点基本覆盖闽语的各主要方言片，比高本汉只列有汕头（闽南片）、福州（闽东片）要多且全。罗氏所列闽语八个方言点中福安、福州属闽东片；厦门、揭阳属闽南片；建瓯、建阳属闽北片；永安、将乐属闽中片。2）罗氏的语音比较跟高本汉的比较不同，罗氏刻意避免《切韵》音类的影响。罗氏通篇只说原始闽语（Proto-Min），不提《切韵》的音类，显然他认为原始闽语是跟《切韵》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罗氏文内所比较的字（词）音，我们能看出《切韵》音类分合的影子。例如表5、表6两个表所列八个例字（词）都属《切韵》的鱼韵。其他比较表也基本上可以看出《切韵》音类分合的影子。3）罗氏用英语标出每个词义，目的大概是强调他所要比较的语音不是“字音”，而是“词音”（秋谷裕幸和韩哲夫2012）。从所列的“词”来看，都是口语常用词，不是字典里的“字音”。4）果有文白异读的，罗氏所比较的读音都取白读音。例如表5、表6所列八个鱼韵字在厦门话里七个字（词）有文白异读（周长楫1983a,1983b，1991），见表7。

罗氏的比较表（表5、表6）里都取白读音，不列文读音。罗氏所列各地闽语的读音是不是可以说是比较的对等形式呢？我们先来看表5的读音比较表。表5四个字厦门话有u和i的变异，“书、鼠、锯”三字的韵母读音是u，“箸”的读音是i。罗杰瑞（1981：38）认为是语音条件的变体，根据他的说法，似乎u只出现在咝音（舌尖塞擦音、擦音）后，也偶尔出现于舌根音后，其他声母后是i。

厦门话的语音材料既多又全，只要我们全部排列材料仔细分析，这两个韵是条件音变关系还是层次关系就能了然。罗杰瑞构拟的原始闽语*y及所列的四个例字都是鱼韵字，我们来看厦门话鱼韵字里i和u的关系：厦门话鱼韵字中i和u是构成白读层/文读层对应关系的，“书、鼠、锯、箸”中“箸”体现了这种文白对立，“书、鼠”两字虽有文白异读，但是文白对立体现在声母

/s上，“锯”则只有一读（下列的例字排列是白读/文读）：

i和u绝不是条件音变，因为：1）它们都可以出现在相同的声母后面，上述例子中，可同时出现在舌尖塞音t，边音l，舌根音k，零声母等后；2）韵母i和u在鱼韵里形成系统性的白读层和文读层的对立。可以说，在鱼韵里i是白读层读音，u是文读层读音。根据这两点我们已经可以判断韵母i和u分属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如果再进一步观察虞韵的读音，可以发现鱼韵读i的是鱼虞有别的层次，读u的则是鱼虞相混的层次。见表8。

按照音类的分合来看，表5里的读音得重新排列为表9。

根据音韵的分合关系表5“书、鼠、锯、箸”的韵母读音厦门话得分为两个读音层，i为鱼虞有别层次，u为鱼虞相混层次；揭阳话的

为鱼韵中鱼虞有别层次的读音；其余福安、福州、建瓯、建阳、永安、将乐的读音都属鱼虞相混层读音。

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罗氏表6里读音，看它们是不是对等形式。罗氏（1981：48）216对比表后说：

这个韵母出现的环境很受限制，常常只出现在齿音、齿龈音和舌叶音声母后。将乐的u韵母出现在舌叶音后，在其他情况下则是y韵。

福安、福州、厦门三地“梳、疏、初、苎”四字（词）都有文白异读，其中韵母的文读层次同如虞韵的文读（福安材料据袁碧霞的调查，福州材料据陈泽平1998:40，厦门材料据周长楫1991）。见表10。

福安话、福州话“苎”没有文读，同是鱼韵知组声母的“除”有文白异读，福安话：

，福州话：

。福州话有变韵现象，u、y逢去声分别裂化为ou、

。从表10所列福安、福州、厦门方言的音韵分合来看，罗氏“梳、疏、初、苎”四字（词）的记音都是取白读音，这些白读音也都是属鱼韵里头鱼虞有别的层次。鱼韵白读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知组庄组后韵母相同，福安、福州是-οe，厦门是-ue。福安、福州、厦门鱼韵的文读层是鱼虞相混的，而且知组和庄组后韵母读音是不同的，如福安、福州鱼韵、虞韵的文读知组后分别是y（

）、

i，庄组后则分别是u（ou）、ou，厦门话知组后是u，庄组后则是

。这个特点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具有普遍性。

我们再来看建瓯、建阳、永安、将乐四地“梳、疏、初、苎”四字（词）的读音的音韵分合。见表11（建瓯材料据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编辑室2003：119，121；秋谷裕幸2008：192-215；建阳、将乐材料据李如龙2001:323-362,431-468；永安材料据周长楫和林宝卿1992：21-39）。

与表10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1）建瓯、建阳、永安、将乐四地“梳、疏、初、苎”四字（词）的读音只有一读，不分文白；2）这些读音（永安的“苎”例外）都是跟虞韵的文读层相同；3）韵母读音的格局基本是知组后的跟庄组后的不同。永安的情况有点特殊，鱼韵知组后的字虽然没有一字二读式的文白异读，但是相同来源的字分属不同的韵母：

同是鱼韵知组有au/y的韵母异读，读y的跟相应的虞韵韵母读音同，是鱼虞相混的层次。所以我们认为永安话鱼韵知组声母“贮、苎、除、箸”中的韵母au/y异读是文白读音层次的差异。读au的是白读层，相当于福安、福州的

、厦门的ue；读y的是文读层，相当于福安的

i、福州的y（

）、厦门的u。永安话鱼韵庄组声母字“梳、疏、初”韵母读音也只有au一读，虽然跟知组声母的“苎”同韵母，但是庄组声母后的au是鱼虞相混层的读音“疏、蔬、梳”

“数”

，所以性质不同。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把表6永安话的“梳、疏、初、苎”的韵母读音整理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见表12。

换句话说尽管知组声母后的读音与庄组声母后的读音相同，但是根据音韵分合关系它们应属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我们把罗氏原文中的2.16表中的韵母读音总结如下，见表13。

罗氏原始闽语韵母的构拟是选择口语基本词作为语音比较的对象；如果有异读，他也选口语读音（白读）。但是我们觉得仅仅凭这两点尚不足以证明所比较的项目是对等形式。原因如下：

1）口语基本词并不见得跟读音的白读、文读一致，文读音也可能进入口语基本词中。例如厦门话“锯”的读音以及建瓯、建阳、将乐等地表5、表6读音根据文白异读的系统性、一致性原理，它们都应该归为文读而不是白读。

2）没有搞清白读音/文读音跟白读层/文读层的关系。不错，厦门话“书、鼠、箸”三字都有文白异读，而且罗氏所收的也是白读音，但是白读音/文读音跟白读层/文读层是有差异的，前者是对一个音节说的，后者分辨单位是一个音节里的音类。“书、鼠”文白异读的差异反映在声母上，即白读层是

，文读层是s，而没有反映在韵母上，它们的韵母只有u一读。根据文白异读的系统性，韵母u应该归为文读层。只有“箸”的文白异读是反映在韵母上，即白读层是i，文读层是u。用“箸”的白读层韵母i跟“书、鼠”的文读层韵母u作比较来构拟原始闽语，显然是一个层次错乱的比较。

3）闽语的范围大，各地语音也千差万别。口语基本词读音并不能保证在各地的闽语都处在相同的语音层次上，罗氏所比较的“书、鼠、锯、箸”和“梳、疏、初、苎”两组字的韵母读音在各地的音韵分合关系并不一致。福安、福州、厦门、揭阳“梳、疏、初、苎”等字韵母都有两套读音，建瓯、建阳、永安、将乐这些字的韵母只有一套。两套对应一套，如果不做层次梳理就直接拿来比较，就有可能是层次错乱的比较。

所以在没有梳理出语音层次及找到相对应的层次之前，光凭口语基本词也是无法保证所比较的语音形式就是对等形式。

5 层次比较

我国汉语东南方言语言接触十分频繁，由语言接触所产生的层次现象纷繁复杂。所以笔者认为在语音层次复杂的汉语东南方言里，方言的语音比较其实就是建立方言间语音层次的对应，只有是对应的层次才是对等的语音形式，才可以做语音比较。换句话说对等的语音形式就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语音形式。所以在语言接触频繁的方言里，语音层次分析是语音比较的前提。

语音层次分析的工作顺序跟高氏和罗氏的语音比较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也用闽语的鱼韵读音层次为例来说明语音层次分析的工作步骤和方法。

第一，必须先在单个方言点梳理出所研究项目的语音层次。单个方言点的选择必须具备：1）选择的点必须具有同片方言的代表性；2）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语音材料、词汇材料，以及从中整理出来的各种异读的材料，做过一定的本字考释工作。根据这些要求我们选择泉州话（林连通1993：62-153；李如龙1995）、厦门话作为闽南片的代表。泉州话里鱼韵的文读（只能做文读）韵母是u（如“署曙”

），韵母ue、

、

都可以作白读。这里我们把泉州话鱼韵的常用字读音排列于下，只排列这些白读韵的读音，相对应的文读放在“/”右：

第二，研究语音层次的突破口是异读，这些异读包括成系统的文白异读以及其他非形态的异读。不过孤立的字音异读并不等于语音层次。从孤立的字音异读到语音层次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先决的条件：1）必须从字音（音节）异读中寻找出造成这种异读的某个音类，音类的单位是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2）找出异读的音类仍然还是一个“点”，要以这个“点”为线索进而能找出这个方言里同一音类相同性质的变异，从而将这种音类变异分析为不同的层次（面）。语音层次的变异是反映该方言音类系统的变异，要系统化才能跟语音层次连上关系。换句话说，语音层次分析必须分别所异之处在声韵调及其结构组合中的地位和表现，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系统的分析。系统是语音层次分析的立足点。

第三，确定语音层次的音韵特点和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语音层次时间的先后必须根据语音因素（音韵特点和文白异读）的性质来决定。非语音因素只能用作参考，不能作为决定因素。

泉州话鱼韵读u韵母的字都是新生的文读音。u也是鱼虞相混层的读音。见表14。

*u＞

/庄组声母____

＞u/其他声母____

鱼虞相混而庄组声母后读音跟其他声母组后读音不同这种文读模式在南方方言里是十分常见的，所以这个读音层次的覆盖面很广，并非闽南话独有。我们再看鱼韵里的另外一种文读w。w不见于虞韵，所以它是鱼韵中鱼虞有别层的读音，即两种文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据此，我们把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表15是泉州话鱼韵文读层的总结。

有双重身份，可以作ue、

的文读，同时又是上述鱼虞相混层*u的白读，即：

ue（

）

u（

）

A类白读—文读

B类

白读——文读

在A类里

作ue和

的文读。见表16。

在B类里

又作u（

）的白读。根据

的这种双重身份以及

层次、u（

）层次的性质（鱼虞有别/鱼虞相混），我们可以说

读音层次早于u（

）读音层次。

白读ue、

都以

作为它们的文读，说明ue、

早于

读音层。ue、

两个白读呈互补分布，ue分布于除见系以外的其他声母组，

则只见于见系声母后，它们又有相同的文读层，所以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同—层次的不同变体，即：

*ue＞

/见系声母

＞ue/其他声母

这样我们把泉州话鱼韵的三个读音层次总结如表17所示（“与”的白读音据杨秀芳1991）。

从时间上看，第一层最早，第二层次之，第三层最晚。

第四，根据单个方言点层次的音韵特点和时间先后，由近及远寻找方言间的对等层次（对等语音形式）。厦门、漳州跟泉州话比较接近，有了泉州话鱼韵读音层次的分析，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厦门、漳州鱼韵的情况。厦门话材料来自于周长楫（1983，1991），漳州话材料来自马重奇（1993，1994）。

厦门话鱼韵的文读（只能做文读）韵母是u，韵母ue、

、i都作白读，其中

既可以作白读也可以作文读。这里我们只排列这些白读韵的读音，相对应的文读放在“/”右：

比较泉州话，很显然，厦门话鱼韵白读ue、

对应于泉州话鱼韵的第一层次，它们不仅层次关系字相同，读音也一致；文读u也对应于泉州话鱼韵的第三层次，因为厦门话鱼韵读u也是鱼虞相混的读音，不过厦门话鱼韵读u的字大大增加了；厦门话鱼韵读i的则对应于泉州话的第二层

，因为它们都是鱼虞有别的读音，跟泉州话的

一样，厦门话读i的只有鱼韵字，没有虞韵字。表18是厦门和泉州两地鱼韵的读音层次对应。

尽管泉州话和厦门话鱼韵的层次数是相同的，层次是对应的，读音也是非常近似的，只是第二层的读音略有不同，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它们的文白读对应就发现两地还是有区别的。厦门话鱼韵读u的字相比泉州话则大增，第二层i已经没有文白兼职身份，只作为白读身份出现，文读的角色统统由第三层u（

）包揽。换句话说，在泉州话里，鱼韵有两种文读，老文读

尚占据主流文读的地位，新文读u则是新生力量刚刚出现。厦门话则不同，老文读i的地位已经被新文读u所取代，老文读作为残留读音形式被排挤到白读层里。很明显，在这点上，泉州话比厦门话来得保守，厦门话则比较先进。

漳州话的情形跟泉州话、厦门话也是很接近的：

漳州话跟泉州、厦门比较，层次对应非常整齐，不过也有一些小的差异：1）泉州、厦门的ue读音层，在漳州读e；2）厦门话的文读全部由u读音包揽，鱼韵能读i的字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在漳州话里尽管新文读u已经出现，但是读i的字还是十分常见。“与”的文读是i（旧文读），而不是像厦门那样是u（新文读），说明旧文读i还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许”有

三种读音，

、i、u分别代表白读层、旧文读层和新文读层三个不同的层次。表19总结了三地闽南话鱼韵的读音层次对应。

三地三个读音层次的对应非常整齐，不过层次的具体读音略有不同。从鱼韵的读音层次来看，泉州、厦门、漳州三地最为明显的差异是在旧文读和新文读的交替上，泉州话最为保守，尽管有新文读层进入，主流文读仍是第二层的读音，漳州话次之，代表第三层的新文读进入，但是代表旧文读的第二层读音仍没有最后放弃，还有大量的字读i；厦门话最先进，文读已经全部被第三层读音i所包揽，第二层的读音（旧文读）已经被排挤到白读音里去了。

第五，根据历史比较法为每一个层次，也即对等的语音形式构拟最早读音形式，以及解释从最早语音形式到各方言点对等形式的音变途径。闽南片鱼韵各层次的音变是：

第一层：*ue＞e（漳州）

第二层：*

＞i（厦门、漳州）

第三层：*u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比较闽东片、莆仙片、闽北片、闽中片等方言鱼韵的对等形式（陈忠敏2012），发现各地闽语鱼韵的层次有如下的对应关系，见表20。

第一层的原始形式可以是*ue，漳州话发生了*ue＞e音变；闽东、莆仙、闽北、闽中的*

和*

（o）是它的合音音变；第二层的原始形式是*

，以后在闽南片里有*

＞i的音变；第三层的原始形式是*y，闽南片没有撮口呼，所以演变为相近的u。

闽语第二层次*w是鱼虞有别层的读音，笔者曾撰文指出它是代表中古“金陵切韵”鱼韵的读音（陈忠敏2003），那么闽语鱼韵第三层则是中古以后从北方传来的鱼虞相混的一个层次；第一层的读音则应该代表比中古“金陵切韵”更为早的年代。

闽语的鱼韵的层次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各地闽语都有第一层的读音，代表中古以前的音类，换句话说最早的闽语读音来自《切韵》前。不过只有沿海的闽南片、闽东片及莆仙片第一层次所辖的字对应最为整齐。见表21。

也即沿海闽语保留古闽语的特征比较全，非沿海闽语则比较少。

第二，闽南片鱼韵三个层次俱全，其他片只有两个层次。这种情形说明闽南片在整个闽语里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第三，鱼韵的第三层次，也即鱼虞相混的层次覆盖面很广。从泉州话跟厦门话的比较来看，第三层读音正逐渐在取代第二层的读音。

6 结论

语音层次分析的志趣跟高本汉语音比较、罗杰瑞的原始闽语构拟是不同的。高氏的语音比较目的是给既有的《切韵》音类拟音，而罗氏的原始闽语构拟只关注原始闽语的音类，剔出非原始闽语成分，包括各时期由于语言接触引起的假借因素和语音层次现象。语音层次分析不是为了给《切韵》的音类拟音，它不仅关注方言的原始成分，也分析各时期由于语言接触引起的层次现象，也即可以对方言的整个语音发展的历史作出分析和解释。

根据语音比较必须在对等形式中进行的要求，我们对高氏的《切韵》拟音、罗氏的原始闽语构拟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本文4.1的分析，高氏《切韵》鱼韵在各方言中的语音比较项目不是对等的语音形式，《切韵》鱼韵的构拟理论上要符合这样两个条件：1）选择的方言（包括域外音）要有鱼虞有别的层次；2）选择的读音都是对等形式，即反映中古音这一层次上的。根据这两个条件，高氏《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第四卷“方言字汇”所列的26个方言点只有高丽、汉音、吴音、安南、汕头符合条件。我们把这五个方言点鱼韵和虞韵的代表字读音列成表22和表23，汕头读音据林伦伦和陈小枫（1996：63-89）作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