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错误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6-0069-04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长期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如何分析、认识“左”倾错误，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这一问题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索，留下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认真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对于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认识的共同
毛泽东、邓小平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亲眼目睹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而且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在江西苏区时，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消，长征以前很长时间他是闲人，所以毛泽东对“左”倾错误危害有切身的体会。尽管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抵制、有批判，但认识并不深刻，直到延安时期，他才对“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他为批判“左”倾错误所写的“九篇文章”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
在思想方面，毛泽东认为“左”错误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照抄照搬到党的指导文件里去。毛泽东指出：“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务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1]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论观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国内各个地主资本阶层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观察国民党的情况、观察党与红军的力量等，其结果必然是片面的、表面的、形式的和独断的。在政治方面，毛泽东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不能客观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现实，凭主观想象办事。例如，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在军事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错误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的长征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在组织方面，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表现在1931年5月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以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对不同意见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使许多同志没有死在与敌人鏖战的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同胞的屠刀之下，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上是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其主要思想都被《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纳，成为全党的共识。
邓小平不仅目睹了“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危害，而且是“左”倾错误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三次被打倒，都缘于“左”倾错误，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认识更深刻。
首先，“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纠正“左”倾错误。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他不可能系统地批判“左”倾错误，只能在实践中纠正“左”倾错误。为此，他主持领导了全面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通过整顿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实际上是在纠正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奠定了基础。
其次，系统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左”倾错误的结束，“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其表现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使人们解放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被看成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宣言书，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会议高度评价了这个报告，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除“左”倾错误是起草决议的目的之一。决议毫不忌讳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就使人们认清“左”倾错误的危害，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批判“左”倾错误。邓小平认为：由于“左”的根子很深，时间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只要有适当气候就会出现。事实上也是如此，每当改革开放进行到关键时刻，“左”的东西就会出来干扰我们。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内“左”倾思潮有所抬头，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对此高度警觉，特别是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3]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错误认识深化的结果，这对提高全党对“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不同点
1.在对“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上认识不同。
毛泽东在批判“左”倾错误的同时，对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国际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进行了分析。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指出：“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一是革命失败后党内外群众不甘心失败与痛恨反革命的激愤情绪所使然；二是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使得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两面旗帜的欺人者得售其奸。“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是把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中国谬种流传，至今还未铲除铲净。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而言，则在于他们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个人英雄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与阶级、与其他干部的关系。毛泽东对“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左”倾错误产生根源的认识水平。
邓小平是在更高层次上分析了建国后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犯“左”倾错误的原因。邓小平指出犯“左”倾错误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的个人主观原因，主要是他在晚年，由于巨大的胜利和崇高的威望逐渐骄傲起来，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左”倾错误。二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我们党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研究、缺乏借鉴和经验，全靠自身摸索，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失误，而且在出现新矛盾新问题时，又很容易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和旧经验，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成是阶级斗争。三是我国是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其遗毒影响深远，加上其他历史原因，使我们的法制不够健全，已有的法律又无应有的权威。这又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制度不好，把他推向反面”。[2]
从上述毛泽东、邓小平对“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的分析看，邓小平着重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历史等方面，尤其是从制度方面寻找“左”倾错误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比毛泽东在对“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上认识的要深刻的多。
2.在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上不同。
尽管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初步找到了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对“左”倾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建国后却逐渐放松对“左”倾错误的警惕，把注意力放在反右上。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从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的错误。在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渡，轻率地发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时，毛泽东也对纠正“左”倾错误做过尝试和努力，但纠正是在反右的既定框架内进行的，结果是不但不能纠“左”，反而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是夸大了右的危险，他只看到了右的危险却没看到“左”的危险。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能反右，不能防“左”，以至“左”倾错误的膨胀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左”倾错误，此时的毛泽东对“左”右倾错误的认识已经完全茫然了。
在对待“左”倾错误问题上，邓小平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又要批判从右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1983年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指出：“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来批右，“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纠正”。[3]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3]1992年南方谈话说的更明确：“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邓小平之所以坚持重点是防“左”，首先因为“左”比右顽固，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一种“左”的习惯势力，根子很深，纠正不容易，反“左”比反右难度大。其次，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左”造成的危害大，虽经多次反“左”，但总是不彻底，容易复发。邓小平“警惕右，主要防‘左’”的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左”倾及其危害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客观的。
三、启示与思考
通过上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倾错误认识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也都对“左”倾错误产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却从批判“左”倾错误开始，以自己犯“左”倾错误结束，令人痛心。邓小平则不然。他们对“左”倾错误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与思考。
首先，防止“左”倾错误发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的。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2]这是邓小平对防止“左”倾错误产生长期思考深化的结果。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也提到：“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4]而毛泽东在防“左”问题上恰恰没有意识到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机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防“左”的最有力武器，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左”和右的关系。建国后，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右的错误是立场、方向性的错误，属敌我矛盾；左的错误是方法、策略问题，属内部矛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在实践中，当国际、国内出现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感到的是右的危险无处不在，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已经成为现实的危机。因而毛泽东要反右，而他的“左”倾错误大多都是反右时发生的，他却全然不知。邓小平则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的思想，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批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有“左”右倾思潮出现，但终究却没能形成气候，正是正确认识处理“左”右倾关系的结果。
最后，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由于“左”倾错误时间长、根子深，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还在，制度建设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左”倾错误思潮以及思维方式还会时刻干扰着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每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的做出，每一重大理论的突破，都是解放思想的后果，也是主要不断摆脱“左”的束缚的结果。今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还会有“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左”的束缚，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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