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近代工业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近代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晚清近代工业兴起历史背景和条件
晚清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外力的猛烈冲击。1840年，随着英国军舰的隆隆炮声，中国国门洞开，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一次战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又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被进一步拆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无论它多么勉强也得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注：[美]兰比尔·沃拉著、廖七一等译：《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其次是国内社会危机加剧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社会生活越来越动荡不安；另一方面，本国封建统治者又把鸦片战争失败的负担转嫁给广大群众，特别是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余省，以前所未有之势扰乱了清王朝统治秩序。
第三，奕集团的崛起为晚清近代工业化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奕集团的崛起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庚申之变”。由奕主持“督办和局”开始“起家”。咸丰皇帝本意是想用奕来搪塞英法侵略者，达到“暂缓一步”的目的，同时使奕像其岳父桂良那样，陷入与外人协商而被遣责的尴尬境地。殊不知这一安排恰恰为长期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奕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难得机会。正是通过“督办和局”，奕不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善关系，而且将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员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在这一集团中，有受到肃顺集团排斥打击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滞留北京的部院大臣，更有与其政见一致的文华大学士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鋆等人。他们和奕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文祥在对比中外政治制度时就曾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注：《清史稿·文祥传》。）1861年辛酉政变后，奕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门的实权。他乘机对军机处进行大改组，将原来人员除文祥外全部罢黜，代之以奕集团的成员，从而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奕集团的崛起，突破了以往利益集团的此消彼长的循环格局，显示了由传统统治者向近代化推进者转化的倾向，成为晚清近代工业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以曾、左、李为首的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为晚清近代工业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性。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崛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精锐干练，不尚空谈，和整日闲居书斋或居京悠闲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较，他们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性与军事威胁的紧迫性。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就曾看到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每每念及“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常为之忧悸”（注：《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岳麓书社1987年版。），李鸿章更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的著名命题来概括并突出西方列强军事威胁的空前严峻性。与此同时，活动于其幕府内外的文化精英也有力推动了其思想的转变。未入仕时已名震大江南北的冯桂芬因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而流寓沪上，上海租界的生活与通商口岸的繁荣推动他以有别于传统士绅的文化角度来观察思考时代的变化及由此而带来的新问题。他所著的《校颁庐抗议》深刻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而这部书很早便被洋务大吏所认识并赏识。曾国藩在阅后就曾击节赞赏，认为“是以通难结之结，释古今之纷”。洋务运动虽然举措众多，其要旨大致不出冯桂芬作论。时局剧变的强烈刺激与幕府中文化精英的推动决定了曾、左、李等地方大员必然走向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改革。这样，上有中央的奕、文祥，下有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晚清近代工业得以实施。
二、晚清近代工业的特征
晚清近代工业大致分为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两个阶段。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近代工业的起步。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其内部的部分开明官僚深感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自行制造新式枪炮之急迫，陆续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官僚先后兴办大小军工企业19个，民用工业近20个，创办资本达4500万两，雇佣工人2万人左右。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它已初步具备了机器工厂的规模。此外，洋务派还用官商合办，筹集商股等形式，建立了股份制公司，粗略具备了近代企业的雏形。与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开始产生，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到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则把早期近代工业推向高潮。鉴于以往工业发展的经验，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为顺应近代工业发展的要求，清政府调整了相关政策，把过去的近代工业由官僚垄断改为积极扶植民间工业发展，并予以法律制度的保障。《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现，标志着晚清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纳入法制轨道。此外，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从1904年起，各地民办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到1911 年已达347家。此外，民办铁路公司、小型火轮公司、现代邮政已有较大发展。
晚清近代工业的发展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基本把中国推到了现代社会的门槛，但由于这个进程不是中国现代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有违近代工业发展一般规律的畸形特征。
第一，从工业化进程看，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的顺序，军用工业超前，民用工业滞后。同时，官、民（商）办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失常。洋务工业化从官办工业化起步形成官僚垄断局面，民用工业相对较晚，且处处受排斥打击，始终未能获得独立合法经营的地位。虽然清末新政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民办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中国近代工业始终发展缓慢。
第二，从工业化的布局看，中国早期近代工业以大城市为据点，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冲击沿海通商口岸和大城市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本身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极不充分，近代化的启步又带有明显的统治集团的目的性和意志性，这就造成城市中的现代因素不足以及时扩散到农村和内地。相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本、人才被吸收到城市中来，出现一种“倒流效应”，都市经济及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而广大农村则仍滞留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
第三，从工业化的范围看，中国近代工业是以“单项突进，倾斜发展”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呈现一种畸形态势，即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以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为代价。首先，农作物的裁培以帝国主义的需要为转移，只有那些被帝国主义列为掠夺目标的作物，才能得到较多的发展，像棉花、大豆、烟草、花生、桑蚕等。而帝国主义需要较少的作物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受到削弱。这说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失去独立性。其次，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出口为主要目标，而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却主要是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他们经济力量薄弱，消息闭塞，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垄断组织能够通过对价格的控制加重对我国农民的剥削。再次，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和收购都被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所控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就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反而要由国外进口部分补充。同时，农村的市场也被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控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品的推销，受到极大阻碍。结果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原料，并不能保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原料供应；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市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提供更多的购买力；中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两极分化，只不过促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并没有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更快的发展起来；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又长期处于低水平，因此，工业化进程根本无法推进传统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社会化改造，也始终没有带动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特有的二元特征。
三、晚清近代化对社会的影响
晚清工业虽然呈现出有违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特征，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因素，一经产生便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晚清社会开始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层级结构和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初步变化。
社会组织的变革。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一批现代专业学校也开始产生，如江南制造总局机械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京师同文馆、广东水陆师学堂等。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下诏“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属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开始改革旧的教育体制。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订立了全国统一的新学制，现代教育体制由此建立。新教育体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独立系统，每个系统均相应划分若干段、级。1905年，清帝正式下诏废除科举。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现代新闻出版组织也开始面世。维新时期各种新式报刊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创办的新式报刊约44种。此外，现代军事制度也开始建立。1903年，清廷开始在全国普练新军，1904年，正式划定军制，建立了新军制度。新军以现代西方军队为蓝本，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种。在陆军力量配置上，又按不同职能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实行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的新编制，还实行步兵、骑兵、炮兵和辎重兵制度，军官制度及后勤制度等方面也按现代军队要求作了较大调整，从而建立了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型军队。
工业化的产生、新职业类型的出现、社会组织的分化，使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开始瓦解。首先是从旧式地主、商人和官僚以及买办中分化出一批现代工商业者，如盛宣怀、经元善、朱其昂、唐廷枢、郑观应、李宗岱等。他们投资新式工商业，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成员。其次，产生了现代产业工人。这是一个自由出卖劳动力、无资无产、从业于现代工业交通、邮电等部门的新兴劳动阶级，到1894年，他们的人数大约为五六万人。第三，涌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包括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现代企业管理人员，现代教育工作者和现代新闻工作者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现代军人和现代外交人员等。
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开放，社会心理也悄悄变异。国人封闭的心态逐步开放，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崇古薄今等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挑战，重商、重利、务实等观念开始萌生。社会思潮的变迁更是显著。洋务运动初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风靡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竞相追逐的时尚思潮，它对于打破闭关自守、泥古拒变的封闭状态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和积极作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西方先进思想纷纷涌入，人们在比较中西社会制度之后，深感革新制度、变革政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起人们对于社会的危机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成为人们主张变法的基本出发点。从此，自由、平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所接受。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信仰和生活观念，开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