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政治思想论文,社会主义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3)04-0012-09
周恩来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进行了阐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理论。深入探讨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
周恩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在。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1]1956年7月，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2](P207)周恩来把“扩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更带有本质的意义”的特征，充分说明了他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周恩来指出，能否保障广大人民行使宪法所给予的民主自由权利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才能享受自由，而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自由可信的。与此相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了广大人民行使宪法上所给予的自由权利。”“根据我国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权利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3](P615)“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能够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3](P622)
1962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4](P389)
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设
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5](P253)
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过去五年内曾经多次地要求全国的一切国家机关注意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克服工作中的分散主义，遵守国家的纪律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巩固和改善国家机关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应当指出，目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违反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原则。他们往往用个人领导来代替集体领导，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来代替民主的领导。他们往往不关心群众的痛痒，不愿倾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加以压制和报复。……所有这些倾向，都是与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必须彻底克服。”[1]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已经明确地将“改善国家机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的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提出来了。
1957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革时指出：“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6](P383)
1959年12月，周恩来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全面的建设。这种全面的建设应当包括经济、政治和精神三个方面。他说：“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7](P398)
三、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前，周恩来就把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放到了中国革命总目标的重要地位上来。1937年7月，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宣布的3条奋斗总目标中的第2条即是“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8](P157)1939年8月，周恩来在阐述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指出：“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9](P43)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指出：自西安事变后，“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10](P81)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在1950年9月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11](P40)当时中国大陆上的土匪和国民党特务还有“二十万左右，还需继续清剿”，还要“在新解放区约三万万人口中实施土地改革，这是紧接着人民解放战争而来的中国第二场最激烈的阶级斗争”。[11](P41)在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国内阶级斗争仍很激烈，国际上又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危险的形势下，周恩来提出了扩大民主的问题，这足以体现他高屋建瓴的政治远见。
1956年，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2](P207)这一提法与1950年的提法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用“专政要继续”代替了“继续加强”，二是用民主“应该更扩大”代替了“扩大”，三是提出“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
1957年以后，党内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周恩来也因反冒进而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仍然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反民主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他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同时，还就以下几种现象的存在和出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封建官僚的习俗将长期侵蚀我们
1951年9月，周恩来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受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思想“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12](P55)1956年11月，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13](P230)
1961年6月，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旧习惯势力的危害及长期性。他说：“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14](P333)1963年5月，周恩来又强调：“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趁虚而入。……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15](P425-426)
2.无产阶级专政权力的集中和强大，容易导致对民主的忽视
1956年7月，周恩来指出：“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强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2](P207)
3.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对人民专制的现象
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13](P229)
4.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有待尽快恢复
1962年2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16](P349-352)
5.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已造成很大的危害
1956年4月，周恩来在谈到昆曲《十五贯》一戏时说：“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16](P192-193)同年5月，他又说：“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17](P198)1957年，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中还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习气。”“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上的某些缺点，例如机构庞大，层次过多，有些事权过于集中等等，也助长了官僚主义。”[3](P617)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18](P418)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其中有许多条是与压制民主有关。他指出：“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18](P422)可见，周恩来在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已经到了“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的地步了。
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途径
周恩来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2](P207)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
1.逐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6年4月，周恩来指出，由于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还不具备通过直接的选举遴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扩大民主。“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第二把所有的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是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2](P207-208)1957年4月，他又强调：“我们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且使下级对上级也能够有监督的责任。这对我们的民主化有极大的好处。”[19](P351-352)
2.必须依法治国
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不受破坏，必须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那种忽视公安工作、检察工作、法院工作，忽视立法工作，忽视革命法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我们的革命法制将要日趋完备。今后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表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力，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越有威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敌人就越要受到严厉打击。”[1]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比较完整的法治思想。他的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法自民出，即法律必须是“表现人民意志”的；二是法律至上，即任何国家机关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全体人民都应遵守；四是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另外周恩来反复强调必须加强立法工作，以便做到民主法制化。
3.实行党政分开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改变以党代政的习惯。1950年4月，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员要起骨干作用，但必须团结非党群众才能把工作做好。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20](P175)1953年6月，他说：“工人阶级也好，共产党也好，必须经过国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政府机关，经过经济领导机关去进行领导。”[21](P250)1962年3月，他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2](P356)“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22](P366)
4.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周恩来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证。“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伟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事实上，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3](P618)同时，周恩来指出：只有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才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办法，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3](P620)“今后根据大家同意的方针和任务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民主党派要进行监督、提意见。”[2](P345)“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23](P189)“有党的系统，有政权的系统，再加上政协的系统，这就更能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并有利于决议的贯彻执行。”[23](P188)
5.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2](P365)“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22](P366)同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时说：“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所以，个人平常讲点意见，包括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是个人意见。……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4](P392-393)
6.要从坚持领导者自身的民主作风做起
周恩来于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14](P324)“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允许有不同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有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14](P345)
7.要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讲话中即提出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24](P13)1956年7月，他指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又来了。”[2](P209)1963年5月，他在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又全面地阐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造成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封建主义的影响，二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2](P209)三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
同时，周恩来指出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培养广大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24](P13)
8.保障和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周恩来认为要实行人民民主，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除了要依法治国外，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逐步落实选举制度。1953年3月，周恩来指出：“各党派的成员怎样才能被选为人民的代表?我们应该把普选看作是检查和考验干部的机会”，“能不能选得上决定于人民的态度，如果你工作做得好，人民当然会选你。有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被选上，这是不对的。即使是共产党员如果人民不信任你，也选不上”。[25](P244-245)“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选举原则是普选，实行普选最主要的还是基层的直接选举。”[26](P279-280)“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26](P383)“选择制度首先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我国的情况，可先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这可以“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3](P616)“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26](P383)二是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吸取各方面专家、科学家们的意见”。[6](P385)要定期召开基层干部和群众参加的会议，使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上级的决定能直接传达给基层干部和群众，使上级能直接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三是允许批评自由，反对压制民主的“一言堂”。周恩来于1961年6月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评、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14](P323)“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的，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27]四是实行工作公开化。“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2](P245)
9.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周恩来指出：“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的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2](P208-209)同时周恩来还提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总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中心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3](P424-425)
10.学习西方议会制和历史上的某些民主形式和方法
周恩来在1956年谈到扩大民主的问题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2](P208)“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17](P19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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