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完成的决裂——利维斯主义与早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论文,关系论文,利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英国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立场批判、颠覆了利维斯派精英主义文化，伟大的传统与经典文学被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通俗小说、身体政治、青年亚文化、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大众文化形式所取代。“目前，我们国内许多倾向威廉斯与利维斯对立起来，似乎威廉斯就是关注大众文化而利维斯就是提倡精英文化。这样黑白分明的对立是否真的存在呢？”[1]我们过于笼统地概括了两者之间的颠覆和割裂关系，而粗暴地忽略了英国文化研究这位“弑父者”在理论发生阶段的学术生存状况，以及它与“文化与文明”传统在理论主题和理论方法上的精神继承。2002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倒闭引起学界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的反思，重新思考和挖掘利维斯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工作，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约翰·斯道雷重新评价两者的关系：“‘文化与文明’传统，特别是利维斯主义，为研究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教育空间。”[2](p.34)从利维斯派决定着早期文化研究的发端并影响着其理论模式的构形的情况看，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决裂。
“文化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成形。它是英国文学批判主义的产物，文学批判这一领域在思想社会中起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人文科学的中心，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而且创造了英国社会的总体性图景。”[3](p.112)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直接产物，它的研究对象却是从利维斯派那里继承来的文化批评的主题，更深的根基是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一个深层模式就是相信通过文学审美认知而实现教育功能，阅读文学经典实现道德的培养。这个文化批评传统是从浪漫主义文学中萌发的，由柯勒律治、阿诺德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在20世纪得到新批评和利维斯派的进一步的阐发。
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辉煌和灿烂的历史，英国除了亚历山大·浦柏、菲利普·锡德尼、约翰·德莱顿等古典主义文论家之外，还诞生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以及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这些浪漫派艺术家普遍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了“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的时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家社会地位的观念已发生剧烈的变化”[4](p.60)。这种变化表现为，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与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中的“公众”(the public)的出现，“艺术家负载着创造性的想象，自视为‘生活革命’的代理人”[4](p.72)，这些“有教养的少数人”应成为“暴民”的文化教育者，柯勒律治在《教会与国家政体》第五章写道：“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具有很大腐化作用的影响力，就是一种混乱低劣的善，是疾病的发热，而不是健康的焕发。”[4](p.95)柯勒律治把工业革命带来边沁功利主义和物质化、机器化称为“文明”，这种工业文明是“不健康”的“混乱低劣的善”，所以，需要“教养”把“文明”转为“文化”，因为“文明是抽象的、孤立的、碎片的、机械的和功利的，拘泥于对物质进步的一种愚钝的信念，而文化则是整体的、有机的、美感的、自觉大和记忆的。”[5](p.9)柯勒律治的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和对立关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是从柯尔律治的那个时代起就确凿地进入到英国的社会思想的”。[4](p.93)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考察论证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与宗教的衰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德教化之间的关系，“‘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并不是在大学里制度化的，而是在工程学院、工人的学院和广泛的巡回演讲里制度化的”。“实际上，‘英国文学’的兴起多少有些伴随着‘道德’一词本意的历史变化。”[6](p.49)阿诺德痛心旧传统已然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的过渡社会价值失衡和道德滑坡，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希望“推广基督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这个组织，通过“让理性与上帝的意志传播”以消除“无政府状态”[7](p.3)。阿诺德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在批判他们的拜金主义庸俗的同时，为了对抗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秩序、准则和无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倡导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回归贵族化和希腊化的文化以提高粗俗的中产阶级修养。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给文化下来这样的定义：文化是甜美、是光明，甜美是艺术，光明是教育，文化因光明而甜美，因甜美而光明；它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从根本上说是非功利的，它对完善的研究，它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8](pp.6-11)文化作为精神生活，是通过文学的审美认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论之，达成社会的完善。通过F.D.莫里斯、查尔斯·金斯莱、马丁·阿诺德等人对英国文学传播道德价值的功能定位，英国文学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放光彩的时刻。
英国文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标志是文学研究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形成了英国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派和利维斯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新兴的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赶超，这引起了英国社会对民族使命感和统一感的迫切需求，人们普遍怀念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有机社会，“伟大的民族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人道主义作品让人们认识到蕴含其中的民族统一性，这一切促成人们去重新审视形成有机社会的英国文学的学科定位。遭受轻视的“女性”的、“工人阶级”的和“业余的”英文文学研究，藉由肩负的培养民族统一感的使命进驻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文学亦由此成为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巨大宝库，成为民族文化最好的象征，甚至成为大英帝国殖民开拓的先头部队，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9]在20世纪的20/30年代，进入大学体制后的英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最高文明化的追求，是社会构成的精神实质。”[6](p.54)因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确立了“英国文学”这门学科，“英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最富于教育作用的事业”[10](p.39)，“《细察》不仅是一份杂志，而且是一场道德和文化改革运动的中心”[10](p.42)。
新批评最早在英国的大学讲坛发端，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和理查兹传承了阿诺德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理查兹像阿诺德一样忧心忡忡于工业化社会的“人口众多”和“组织解体”等公共制度的危险，他将价值经验重组的希望寄予文学和艺术，“诗能拯救我们”，“这是克服混乱的一种晚期可能的手段”。[4](p.318)理查兹受英国教育部委托撰写的文化档案《纽波特报告》，其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文学教育在大学人文教育中的作用。而写下《含混七种》以文学理论而著名的燕卜荪的后期研究并非将文本绝对化地孤立起来研究，“非常注意挖掘文本的社会文化内涵及文本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1]，在某种意义上，燕卜荪是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从文学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中间环节的一个重要现象。
艾略特有感于“工业主义如果不加节制，其趋势不是创造一个社会，而是创造一群暴民”，[4](p.297)所以希望通过区分“精英阶层”和“阶级”，“阶级本身具有一种功能，即维护社会的全部文化中与自我阶级相关的那部分文化”，“对一个特定阶层的文化的维持，不但对该阶层有益，而且对整个社会有益”，[11](p.35)所以“比较高级阶级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和多数人都是有益的。艾略特进一步阐释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这一术语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独特活动及兴趣：德比马赛、亨利划船比赛(Henley Regatta)、考斯赛船会(Cowes)、猎鸡日(the twelfth of August)、奖杯决赛、赛狗会、弹球游戏、飞镖、温斯利戴尔干酪(Wensleydale cheese)、清水碎白菜(boiled cabbage cut into pieces)、腌甜菜、19世纪哥特式教堂，以及埃尔加(Elgar)的音乐。”[11](p.30)艾略特提出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意图是通过精英阶层的文化扩大而实现“精英阶层来代替阶级”。[4](p.309)
剑桥学派的文学文本批评向道德和文化批评的转折始于利维斯，“在20世纪，阿诺德的观点在F.R.利维斯的作品及方案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2](p.32)在1930年出版的《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中，利维斯与阿诺德一样将文学视为传承伟大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少数人精英文化的观点，“一个能认识和欣赏但丁、莎士比亚、邓约翰、波德莱尔、哈代等作家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的是少数派，他们组成了一批人的时代意识”。少数派“对艺术理论，科学、哲学有着敏捷的反应……依靠这些少数派，我们才有能力吸收过去人类经验的精华，他们保存了传统中最精华的和最容易毁灭的那些部分。依赖他们，一个时代才会有安排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固定标准”。[13](p.4)利维斯提出精英少数派的文化是因为他感受他面临着比阿诺德的时代更为严峻的灾害性的“文化困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以“更高的效益、更多的销售、更多的批量生产与标准化”[13](p.7)为特征的美国化文化形式的泛滥，电影、广告、报刊、流行小说、广播等大众文化挤压排斥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切断了现在与传统的联系，导致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那种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完美结合的有机社会的消逝，因此少数派的文化与大众的文明以及它的大众文化形式是敌对的，“‘文明’与‘文化’逐渐成为相互对立的术语”。[13](p.26)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56)中继续着少数派文化与伟大的经典文学传统关联的观点。为了挽救少数派文化被大众文化吞噬的文化危机，利维斯和其夫人意识到问题在于英国大众失去对诗歌、戏剧等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消遣性的和标准化的大众阅读模式“毁掉大众去阅读可以被最广义地归类为‘文学’的东西的欲望，而代之以被标准封面最佳地刻画的东西”[14](p.17)，因此利维斯与邓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合作的《文化与环境：批评认知的培养》(1933)中提出了文学教育的救赎方案，提供一套文学鉴别能力和批评意识的训练方法——细读法，建议用国家教育来培养品位低俗的大众去自觉抵制大众文化的泛滥。
相比较而言，利维斯的少数派文化比柯勒律治以及阿诺德更具精英主义立场。对于柯勒律治而言，少数派是国家资助的那些普及各类学科履行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对于阿诺德而言，少数派是所有社会阶级能找出来的部分克服阶级局限而具有向往光明和美好的智识之士；但是，“对利维斯来说，这少数派本质上是有一个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4](p.327)比较起剑桥学派的艾略特的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利维斯的精英文学的文化范围更是缩小了。利维斯更为精英主义的立场与英文文学的大学体制化有一定的关系，学院化的英文文学批评更是囿于阶级的文化视野而自觉维护本阶级的文化，精英主义的剑桥大学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在提倡“伟大的传统”的时候，漠视“同时出现的1920/30年代的工人阶级教育运动、工人阶级作家组织和被文化政治性地遮蔽掉的工人阶级文学遗产，他们开始出版和最后形成了左派‘文学构型’”[15](p.4)，所以有学者批评利维斯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16](p.322)
利维斯派随着文学研究的建制在20/30年代形成，一直到60/70年代仍在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中牢牢地占据着霸权地位，利维斯派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生长的空间背景，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的早期文化研究，并未明确标识出“大众文化”研究阵地，早期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文学、大众文化以及工人阶级文化混杂于一体的模式，并表现出对大众文化既批判又欢迎的复杂态度。利维斯派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直接的文学滋养、文化对抗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模式、大众审美教育机制和文本分析以及民族志的理论方法。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直接的影响，进入学院的文学研究提升了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也使得这些学生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严格的文学训练或者文学熏陶，正是在对文学研究的兴趣中，萌发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反思。利维斯主义在“马克思化的十年”的1930年代通过与发展之中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结合[17](p.182)，表现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热情。活跃于1930/19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是一批大学生，“30年代——大部分历史学家的学生时代——左派激进文化被作家控制，那时许多最有声望的左翼杂志都是文学杂志。40年代末最关键的共产主义理论辩论之一是聚焦于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英国知识分子在对英国文学的阅读中被严格训练”。[3](p.60)实际上，文学文化在整个英国知识分子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这种情况在50年代时达到顶峰”[18](p.85)。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就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兴趣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玄学派诗歌，并且他承认，由于对17世纪英国文学资料的历史性了解，启发了它拒绝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模式；同样，“维克托·基尔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与他热爱和尊重英国文学传统密不可分”[3](p.61)，他最早的历史学研究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解读莎士比亚；霍布斯鲍姆在早期就创作短篇小说并发表文学批评，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生活；爱德华·汤普森的整体思想结构源于文学文化，从汤普森的精神气质和家庭氛围、大学的专业选择以及他的成人教育的课程讲授这些人生经历来看，汤普森是“一名始终力图将文学与历史学融合起来的历史学”。[19](p.171)
“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于英国文学文化。”[3](p.60)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英国文学滋养中获得历史经验，使他们可以很快发现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弊端，“甚至在斯大林制度的最教条化时期，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也从来没有将上层建筑看成仅仅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他们也没有极度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3](p.39)这可以视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简约论，建立文化唯物主义的早期工作。事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形成颠覆性改造的威廉斯，在1947-1948年与人共同编辑的《政治与文学》①杂志的时候，就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去解读文学文本。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从柯勒律治、阿诺德到利维斯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用“文化”批判对抗资本主义工业现代“文明”的理论模式，与20世纪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契合的，本土的文化批判传统极易与“文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形成理论共振。所以说，利维斯派对英国文化研究形成的第二个意义是，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和关注，使得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这个特殊的疆域。文学批评刊物《细察》杂志“运用批判的方法普遍地考察社会和文化实践，使对广告、通俗音乐、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批判考察成为可能。”[3](p.115)。利维斯对大众传媒、通俗文化的批判力度远远超过柯勒律治和阿多诺的文学文化批判，利维斯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是一致的，从客观效果看，利维斯对发生在消费社会的文化变迁和整体生活方式的思考，触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大众文化这个领域，威廉斯在《文化是普遍的》一文中深情回忆《细察》杂志对他的影响：“它没有告诉我，我的父亲和祖父是无知的工资奴隶；它没有告诉我，时髦的、繁忙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我以为它是极其陌生的，以至于很多年来，每当我经过伦敦并看到地下广告和晚报时，我都会有剧烈的头痛)正是我必须追赶的。”[3](p.124)
利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学院式批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用建设性的思路去研究大众文化，“商品经济、传媒技术、现代文化机制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现实”，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20]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利维斯对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当代社会图景作出的诊断，也不反对有机社会这个观念本身，而是在给出的处方发生了分野：《细察》致力于与教育革命，通过文学精英的少数派这个“文化传教士，就是一支小规模、秘密的文化知识分子队伍，在大学里建立文化前沿阵地”[21](p.45)；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工人阶级本身的文化能动性、可能性上找出路，霍加特认为“尽管特别让外人觉得严峻的当代灾难确实存在，但如果工人阶级的群众仍然拥有某些先前的内在抵制，这些灾难的影响就不会始终如外部判断所暗示的那样，始终很严峻”。[22](pp.15-16)反而，霍加特相信工人阶级频繁接触广告和大众传媒同时也是从经济转向文化上的抵抗和辩论的过程。威廉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看待利维斯所警示的文化标准的堕落现象，他将这种文化视为是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垂死的文化”，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拥护和努力创造“新兴的文化”，“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关系及关系类型总是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23](p.132)所以，威廉斯批评利维斯忽视了“新的可喜的工作形式、社会进步、教育计划、社会组织的进步形式”，[3](p.125)并评价利维斯对有机社会的怀旧是一种过去都市幻想症。霍加特和威廉斯从利维斯文学批评上所作的批判和吸收，被他们的继承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任领导者约翰生总结为，“在文化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是文学批评。雷蒙·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在不同方面发展了利维斯强调的文化的社会评价功能，但却把评价从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24](p.4)
利维斯主义不仅启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的研究领域进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且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力量聚集、审美启蒙机制形成的重要手段——对普通大众的文学审美教育，启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审美启蒙机制的研究。这是利维斯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形成的第三个影响。利维斯与柯勒律治、阿诺德一样，认为解救工业文明的腐蚀和文化堕落之道在于国家或者教会对大众的文学教育：“学院式文学品位培养看似是一桩被人遗忘的事业”，“如果人们还能相信什么，人们就必须相信教育。我们不能……让大众无意识地任由环境熏化；如果想要拯救而使生活令人满意和使思想有价值，人们便必须接受鉴别与抵制的培养。”[25](pp.3-4)利维斯在这里使用的“大众”而不是柯勒律治的“暴民”，也不是阿诺德的“非利士人”和“群氓”，这种具有模糊色彩的语词代替了贬义词，表达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利维斯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利维斯的夫人Q.D.利维斯不无感慨地说，“在过去有教养的人认为值得欣赏的小说作品与那些娱乐没有文化的人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或者可以做出明显的二分”[14](pp.42-43)，进入20世纪以来的大众成为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实际上不存在大众，只有作为人民形式的民众”。[26](p.32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进入20世纪社会结构一个显著变化是，劳资对立并不像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得那么泾渭分明，没有特定阶级特征的大众占据了社会的主体。这说明了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生活在现实情境中很难决断地区分，“尽管威廉斯相信民众并不有机地与工人阶级生活相联系，他仍然认识到工人阶级从民众文化中得到享受和快乐，民众文化是大众文化的形式”。[3](p.128)“在工人阶级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大众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27]，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正在构建出的大众文化抹杀了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区分和差异，大众文化表现为普遍共享的文化形式。
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霍加特、汤普森倡导工人阶级文化抵抗大众文化，“他们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当代社会的变革力量，动员和组织这支力量，可以与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展开斗争，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27]虽然霍加特是从阅读通俗小说开始发生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但他是批判大众文化的。在霍加特看来，大众娱乐的旧形式是一种“过分富裕生活的表现”，大众娱乐的新形式是“奶酥作品，糕点内部是空的，是空洞的光明的无尽耗用”[22](p.232)。汤普森和霍加特就有强烈的工人阶级文化意识，“霍加特对本质上未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真正工人阶级经历的欢迎”[3](p.119)。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58)中并不同意汤普森和霍加特赋予工人阶级文化过于能动性的特权，他认为“把新的传播手段所产生的大量东西描述为‘工人阶级文化’，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些东西既不是专门为这个阶级而产生的东西，也谈不上是这个阶级自己生产的东西”。[4](p.398)所以，威廉斯认为即使是英国传统文化已经支离破碎、萎靡不振，但是也绝不是制造出一个“‘工人阶级文化’以对立于这个共同的传统”。[4](p.400)，表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复杂性，大众文化与工人文化在现实层面很难区分。他从文化的民主性角度提出“共同文化”的构想，《漫长的革命》(1961)中“情感结构”概念继续了“共同文化”的设想，并以经验主义方法正当化了“共同文化”。但在完成了工人阶级自我文化传统的理论追寻之后，威廉斯发现工人阶级的革命仍然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其中一个很复杂的原因就是葛兰西提出的统治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同时也是与“市民社会”中普通“大众”协商的过程，“大众”模糊的无阶级特征成为葛兰西式有机知识分子文化政治的“飞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审美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从60年代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转向70年代的结构主义，包括80年代转向葛兰西，利维斯主义对大众复杂性和模糊性敏感的喟叹，应该可以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阶级在现代文化条件下年龄、性别、种族等具体表征的先声。
利维斯派对文化研究的第四个影响是方法论上的。第一个方法是文学文本细读的方法。利维斯派把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大众文化上，“甚至到了50年代中期……(仍是)‘利维斯主义’提供出日渐成熟的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研究大众文化才有可能。历史地看，利维斯主义者的工作非常具有开创意义，是他们首先尝试着把以前仅用于‘高雅’作品的文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大众形式的分析上来……更为重要的是，利维斯派总的影响是——尽管吸取了‘高雅文化’和‘中产阶级’文化形式的研究方法，但它至少还是对这些文化形式进行严厉的批评”。[28](pp.5-6)威廉斯不但在授课过程中推崇理查兹、燕卜荪和F.R.利维斯等人所倡导文学文本批评，而且在1947-1948年威廉斯与人合作编辑的《政治与文学》被认为是左派利维斯主义者的杂志，编辑主张用文学文本研究的批判方法分析电影和大众文学，《文化与社会》无疑是用利维斯式文本细读方法解读“文化”观念形成史的典范。霍尔的与人合作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大众艺术》(1964)，是“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和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有趣的混合”[12](p.32)。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描绘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利维斯所向往的、未受商业文化污染的有机社会的另一个版本，这“明显归功于利维斯”。[12](p.32)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等人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不仅因为他们在研究领域上与利维斯主义的“大众文化”重合，也因为他们的文学文本批评的方法上的吸收。
第二个方法是民族志的方法。在《小说与阅读大众》中，Q.D.利维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文学市场、大众的阅读兴趣的调查，她设计、发放、收集和分析调查问卷，访问图书馆、光顾书摊或报亭等。这种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研究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开创了一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文化研究是从被官方学院著作压抑的那些人民的‘声音’中，发掘出它们的文化价值、意义和生活世界。”[29](p.64)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霍加特等左派利维斯主义者的继承与发展，最后形成了文化研究声势浩大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汤普森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是采用典型的民族志的方法，书写工人阶级自我的文化和自我的传统的历史。后来伯明翰学派发展出多种不同形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口述史，霍布森的媒体受众研究，一系列的民众运动和阶级形成史，以及科亨、威利斯、何博迪的城市亚文化的研究，麦克卢比强烈的女性主义形成意识”[30](p.144)。
利维斯派对于早期的文化研究，既是学术资源也是挑战对象。要从占据学院中心的新批评和利维斯派文学研究中建纲立制、阔疆辟壤，威廉斯、霍尔、托尼·本尼特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经历一场与利维斯派的反叛和决裂的仪式才能完成文化研究的“成人礼”。从理论发展的趋向上看，利维斯派在70年代才失去它在学院中的霸权地位，而真正颠覆利维斯派的是托尼·本尼特和霍尔等人在开放大学创设的大众文化课程，“开放大学的流行文化课程(U203)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两者的重要性可以说是等量齐观。”[31](p.92)它成功进驻学院影响了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电视、电影、广告、流行音乐和通俗小说等大众文化到了1970年代之后才像文学经典一样作为文本步入英国各大专院校的大雅之堂。
注释：
①《政治与文学》因为关注社会问题和它的文学批判意识而被认为是“左派利维斯主义者”的杂志。参见《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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