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还是狂热：上海家庭主妇参与工业生产的研究(1958/1962)_工业生产论文

理智抑或狂热：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研究(1958—196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妇女论文,工业生产论文,上海论文,狂热论文,理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新中国政权鼎革的第九个年份，继巩固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等举措后，主政者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诸多现象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非常醒目，表征于女性就业在量上的激增与面上的延展。①其中，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情景蔚为可观。短时间里，大量妇女走出家门，成为新生的劳动大军。②

       这支劳动队伍何以应运而生又如何被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中？

       事实上，1958至1961年间，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方式遭到研究者的批评，其中又以劳动力的激增最为典型。③回溯过往，主政者也承认招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④以此为认识基调，是否囊括其中的家庭妇女用工也是狂热决策的一个面向？既有的研究得出了相仿结论，认定其为盲目扩大社会生产和就业规模的左的思想使然，⑤但其立论缺乏历史场域中的细致考察。笔者拟以上海为域，选取其中研究尚浅的家庭妇女用工为对象，梳理政策的缘起，变化以及执行过程中基层与政策的互动，试图重新检视当时的劳动力政策，考察城市基层的运作。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文章侧重家庭妇女在工厂企业的情形。

       一 利用与帮扶：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政策内涵

       1949年后，新政权一直关注男女平等问题。实现男女平等的核心要素之一莫过于妇女冲破家庭局限参与社会活动，在个体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人格。这是中共自革命年代就恪守的妇女解放理论，亦是建政后政策宣传和实践的目标。在近代最早出现职业妇女群体的城市——上海，中共执政后的八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多方促进，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参加工业生产。⑥可是鉴于上海经济发展状况与妇女特点，政府倡导妇女不宜不顾现实盲目从业。⑦

       “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带来了上海妇女就业的新契机。值得留意的是，决策层的用工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的凯歌旋进，相反显得相对谨慎。政策的制定与更易，参照地方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央政策的调整，其内涵则兼具利用与帮扶两个面向。

       (一) 因需而招，吸纳部分家庭妇女为边缘劳动力

       与全国多数地区一样，1958年初，上海地区的跃进氛围迅速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从岁末年初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到8月的全市干部大会，作为工业重镇之一的上海，跃进形势日益升级。计划指标被不断、快速地刷新。⑧在此期间，钢铁生产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年初，工业战线跃进的主力尚集中在轻纺系统。随着3月成都会议、5月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及中央主要领导对钢铁生产高指标的关注，钢铁的“元帅”位置愈加突出。至8月中旬全市干部会议正式提出120万吨的年钢产量指标后，一个以钢铁工业为首的高指标最终形成。至此，上海整座城市开始掀起“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生产高潮。⑨

       如何完成扶摇直上的生产任务，是主政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由于1956年放松招工限制引发的教训历历在目，年初国家延续了之前“集约”型的增产路线，即提高现有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合理使用劳动力来挖掘生产的潜力。当时上海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浪费、反保守”、技术革新等运动挖潜，另一方面贯彻从计划编制内部调配劳动力以完成不断增长的生产任务。⑩

       5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提出后，考虑到整体形势的变化，中央出台了新政：一则为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在向地方下放计划管理、投资项目审批等权限后，6月底再次放宽招收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二则主张利用包括学生、失学青年、妇女等计划编制外的社会劳动力资源。(11)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国家领导就曾呼吁积极组织妇女支援生产。(12)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面跃进号角后，进一步解放城乡妇女劳动力得到高层更为广泛的提倡。(13)因为此举“首先关乎妇女解放，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把妇女劳动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合理分配”。(14)中央号召之下，6、7月份间全国劳动、妇联系统传达了指示。(15)

       在地方层面，为应对劳动力紧张局面，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案。由于城镇人口远不能满足工业“大跃进”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有了中央政令在手，一些地区运用自主权限，不顾国家城乡二元发展策略，大批招收农村人员。(16)另有一些地区组织妇女支援工业。(17)

       相形之下，1958年夏季，上海劳动行政部门依然强调工业增产的可取门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使用劳动力，对工业领域启用计划外的妇女劳动力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市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处分析，上海与其他地区劳动力情况有别，不是不足而是富余。且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与外地有别——向高级大型精密的方向发展，不需要过多人力。(18)相反，倘若投入过多，特别是使用农村人口，对地方社会有害无利。毕竟，劳动力的招收牵涉面广，与社会稳定、劳动力配置效率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时为全国第一大人口城市的上海来讲，决策更显慎重。事实上，建政以来，为控制外来人口进入，政府已采取户口管理、粮油供应、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自发进城谋生、投靠亲属。加上累积递增的新生儿，到1958年，市区人口压力依旧很大。(19)人满为患的处境使得上海不会也无法效法其他地区。

       孰知不久，鉴于形势变化，用工政策不得不调整。“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势头席卷全城后，劳动行政部门在9月后开始同意企业在挖掘生产潜力的前提下，利用部分计划外的人力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社会妇女劳动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20)而促使市级主管部门将此政策付诸行动的还是第四季度上海的生产形势。尽管8月中旬全市工业生产已完全转向“为钢而战”，然而实际钢产量不容乐观，与预期相去甚远，到10月上旬不及年计划指标的一半。由此，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部署紧急应对方案，动员全市具备条件的单位悉数投入炼钢。(21)是时年关将至，各生产部门要完成的任务更显紧张。为缓解“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引发的紧急用工荒，10月下旬开始，市委劳动工资委应允动员52000多名家庭妇女支援生产，规定用工属临时性质，待遇却有别于临时工，工资每日8角到1元，不享受劳保，突击任务完成后回到里弄。(22)由此可见，此举实为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部分被动员的家庭妇女在政策的允许下变成了生产单位中的边缘劳动力。

       地方主管部门不仅适时吸纳家庭妇女可资利用的劳动能量，且兼顾实际状况，招收时照顾清贫者，体现政策内涵中利用与帮扶的双重意义。9月，市劳动局关于使用社会妇女劳动力的政策指出，招工单位应通过地区办事处或单位的基层工会负责组织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妇女参加工作。艰困时期，这不失为一种以劳救济的方式，不过也只能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因为政策明文规定，根据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和上海的具体情况，家庭妇女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应控制在15—20元之间，上限不超过30元。(23)其中一部分，尚需作为公积金(或称公益金)上交。细算下来，实际收入只有正式职工的1/4，抑或更少。(24)但不管如何，对清贫者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二) 应势而易，从“刹车”到归位

       市主管部门打开家庭妇女通向用工单位的阀门后没有即刻设置相应的规范机制，直到11月中下旬，市委下达指示要求对大量招收里弄妇女采取刹车措施。(25)适时正值中央高层反思几个月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年底之间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压缩空气”，初步降低了某些生产建设的指标，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实现“进一步大跃进”的计划。(26)由于意识到1958年新增劳动力过多，翌年初，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达成跃进目标的正途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杜绝增加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并收回了之前下放给地方的招工权。(27)

       1958岁末到1959年初，上海也在反省过去一年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肯定1959年上海工业跃进指标比1958年要有更大增长的前提之下，依然强调依靠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反对盲目增加劳动力。(28)于是从1959年初起，市委劳动工资委开始计划整顿劳动组织。突击用工性质的家庭妇女，虽不占计划编制，也在整顿之列。因为在其看来，一支非正规劳动队伍的存在，既助长浪费人力的恶习，还增加管理的难度，阻碍技术革命的推行。(29)在4月拟订的方案中，6.6万职工和5.3万编制外的家庭妇女需被清退。(30)正当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着手整顿时，5、6月份间，中央再次要求减员。对象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多余的学徒工以及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31)按照上述指示，上海市委于8月通过了一份更为翔实的精简方案，计划减去10万人。因为新吸收人员中比重最大是城市家庭妇女，所以在减员指标中她们占据过半。(32)

       时至1961年，三年跃进式发展引发的负面效应凸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粮食问题严峻。主政者最终正式放弃“跃进”口号，改弦更张。几经酝酿，年中，大刀阔斧减少城镇人口、清理劳动力被视为解决时弊的关键措施提上议事日程。(33)政令一出，上海市委、市政府旋即部署精简事宜。“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度过困难”的动员令中，不仅大量人员要被送往农村，城市内部为数不少的正式职工与里弄妇女也需清退。(34)为达彻底整顿之效，隔年4月，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再次要求各部门尽可能辞退余下的里弄妇女。(35)

       需说明的是，主管部门不仅在招收时对贫困妇女实行“帮扶”，几次清退安置过程中也有体现。在1959年的清退方案中，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办公室劳动工资组要求最先安排经济困难人员，尤其关照两类人群：一类是取消计件工资和不合理奖励制度后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员；另一类为因生活困难而被照顾进厂的职工家属。(36)——当然，当1960年代精简势头势不可当时，市委只能呼吁对辞退者加强社会救济。(37)

       二 相向与相悖：上层政策与基层实践

       当决策层出台及调整家庭妇女用工政策之际，上海工业生产部门、街道里弄组织与政策关系错综复杂，上行下效有之，反其道行之也有之。

       基层社会行为与政策的一致性，一则表现为行业管理部门依照政策规定的程序招收家庭妇女。如前文所述，1958年，尤其从第三季度开始，全面跃进形势下上海基层工业生产单位肩负的生产任务普遍增多，同时在唯“钢”是举的工业发展思路之下，许多工厂企业更是要扛几座“任务大山”——既要完成分内的职责，还要承担炼钢任务。倍感任务繁重的生产部门响应政策开展技术革命挖潜之余，仍觉吃紧，纷纷向上级部门申请支援，当10月中下旬家庭妇女用工政策出台后，这种新的劳动力资源成了救急的砝码，纺织行业即是如此。得到上级应充后，行业管理部门即刻部署动员事宜，在试点的基础上明确具体的动员程序。(38)在女工比重不高的冶金行业，因为某些生产工序仍需辅助性的手工劳动，行业管理部门汇总基层需求后向市委递交申请获准招收。(39)二则体现在用人单位顺从上级指令，在历次整顿劳动组织的过程中，辞退正式工人和家庭妇女。1959年至1962年间，各用工单位在退工时形成三波高潮，分别出现在1959年上半年、1961年下半年以及1962年上半年，集中的时段恰好在几次清退政策颁布以后。历次退工的具体人数为：

      

       持续精简过后，截至1962年6月，各单位仅留下1.67万名，(42)其余大部分家庭妇女被抽离出国民经济体系。

       用人单位对待家庭妇女劳动力，行为会与政策所指相向，与此同时，存在为数不少的“反行为”。(43)具体表现为：

       (一)自行招收

       基层自行招收之风盛行，具体表现为违背上级规定的招工手续私自招收，或是扩大招工规模。牵涉其中的，有行业部门的管理者、工厂企业的各级干部以及街道社区的负责人。私自招收的途径多种多样，或采用厂内贴布告方式公开招用(44)，或以“外包内做”为名隐性吸收，(45)或经由街道里弄干部牵线搭桥挂钩输送，(46)或倚靠职工私人关系“滚雪球”似的介绍引进。有些用人单位虽然招工手续无可指摘，但在数量上做文章。如纺织工业局1958年第四季度动员的妇女比市委批准的指标增加了2000人。下属单位在此基础上又层层加码。(47)林林总总的自行招收举动成为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不可忽视的非制度化推手，促使1958年底各单位的实际妇女用工规模远远超出市委预期的5万多人，总数近15万5千余人。(48)

       (二)少抽多补、不肯辞退

       “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进行资源配置。相应地，工厂企业之间进行大协作调度劳动力。不少单位，尤其是轻工业和商业部门，男工被抽调支援冶金、机械工业或是其他行业的新建、扩建企业。为填补劳动力缺口，企业选用家庭妇女。这本来符合既定政策，只不过，有些单位，即便任务已经完成，也不愿清退里弄妇女，(49)到1962年工厂已经处于停工整顿状态依然如此。(50)

       (三)薪酬不合理

       市委规定家庭妇女用工的日薪在8角至1元之间。然而在实际分配中，用人单位各行其是，支付的薪酬时常不在此浮动范围内，或高或低。其中不乏为争夺劳动力而提供较高报酬的案例，但更多的情况是工厂企业支付的薪酬比政府规定的更低，有的甚至简约为供应三餐，或干脆是义务劳动。(51)

       三 解读“反行为”

       “反行为”折射出上海政府劳动力管理的缺失以及执行的乏力。尽管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却未建立起管理家庭妇女用工的有效办法。制度缺失给企业制造了可乘之机。即便得知部分企业用人制度混乱，问责以思想教育、做检查的方式收关，(52)但无得力惩处措施，难让违规者痛定思痛。不仅如此，政治运动干扰了生产单位的正常运转，由此出现的管理紊乱助长了招工的失控。1957年9月后上海工业企业分批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步入1958年，进入以改革企业领导方法和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阶段。由此，很多制度被打破，劳动工资机构也被削弱。不少工厂企业将招工权下放给车间、班组甚至工人，为其自行招收大开方便之门。比如统益纱厂招收的569名家庭妇女中，经纺织局批准的只有160人。江南造船厂更甚，吸收的一千多名家庭妇女中，通过人事科的仅有42人，其余都由各车间自行吸收。(53)

       将视角向下，从工业生产部门的立场可体察到：

       “反行为”首先是工厂企业管理者因应高指标任务的一种策略。对管理者而言，指标的内涵除对内管理外，还意味着要接受上级的绩效考核。在冒进氛围中，毋庸置疑，累积的指标成为悬在单位领导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发普遍焦虑，由此促成了指标至上的行事风格。比如市委工业部直属的上海机床厂，是生产先进单位，但在“大跃进”期间劳动力使用违规严重，多次遭到上级严肃批评依旧我行我素。负责人坦言，完成任务最重要，“宁可为完成任务而检讨”。(54)事实上，虽然国家一再倡导不扩大投资成本来完成生产任务，强调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但对部分管理者来说，短时间内突击应对不断增长的生产任务的捷径莫过于人海战术，正规编制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用工成本经济的家庭妇女成为合适的人力资源之一，或直接利用或储存以备不时之需。当上级满足不了用工需求时就绞尽脑汁，究其原因在于唯任务是从。(55)

       其次，客观因素如原材料、生产计划以及行业特点等因素制约用人单位依政策行事。原材料不足及质量问题困扰着一线生产单位，受其影响，工厂企业不得不随到货时间调整生产安排，由此任务堆积，企业寄希望于使用家庭妇女突击赶工，顾不得上级不许招用的指令。(56)生产计划是另一个制约劳动力安排的因素。对工厂负责人来讲，由于对未来生产任务心里没底，不愿立即执行减人政策。以远东缝纫机厂为例。该厂1959年的生产任务比1958年翻了5倍，但上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4.7％，下半年生产任务上级未明确交代前该厂希望在用人方面留有余地。还有些食品行业的生产单位品种多变、季节性，任务不稳定，例如益民食品二厂罐头生产便是突击性的，厂方担心精简人员后无法应对。(57)

       再者，有些工厂企业反其道行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帮扶家计困难的职工及其家属。尤其在取消计件工资制后，不少职工的生活受到冲击。(58)为照顾本单位职工，吸收家属做工不失为一种救济方式，对生产单位来说，即便不安排家属工作，企业工会也有义务补助困难员工，与其直接给予补助，不如将困难职工家属招进厂，还有利于生产任务的完成。因而沪东造船厂早于政府动员前就组织本厂的职工家属进厂做临时性的工作。(59)自行车厂则是在退工时经工会提议对经济困难的职工家属有所保留，即便当时工厂生产任务不足这些妇女实际上无工可做，依旧置清退政策于罔闻。(60)这种现象在大精简时期少数纺织工厂里依然存在。(61)

       站在城市治理角度观察，“反行为”是社区基层干部履行庞杂治理任务，处理与民众关系的方式。1950年前半期，居民委员会成为国家统合基层社会的重要媒介，作为城市治理架构中的一个单元，担负着“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使命。(62)“大跃进”以后，它的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以兴办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功能扩张，支撑其运作的资源部分靠街区里弄自我筹措。推动妇女去工厂做工，对社区干部而言，能够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与物资来源。杨浦区长白路的里弄干部在组织加工生产时，为积累基金，便积极将妇女送往工厂。(63)无独有偶，闸北区中兴路的里弄干部也懂得以物易人，私下满足用工单位的需求换取所缺物资。(64)另外一些社区干部为妇女联系工作是为了维系与民众的关系。因为一波又一波从工厂企业退回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困难的人时常跑到街道办事处要求调配工作，有些人情绪激动哄闹不已。为安抚她们，不得不让她们重返生产岗位。杨浦区定海路办事处的干部就将从华光啤酒厂退回的妇女介绍给了中国电工厂。(65)

       四 结语

       “大跃进”是国家主导的以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庞大社会工程。以此为背景，短时间内，大量上海家庭妇女被动员参与地方工业生产。具体而言，面对“以钢为纲”激进的工业化，当计划经济体制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着实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而上海城市内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又恰为吸纳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提供了契机。因此，家庭妇女用工政策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盲目扩大就业规模的左的错误”，而是源于大跃进的全局偏差。上海地方政府则是灵活地利用了用工成本经济的家庭妇女应对了突发的难题。与此同时，通过比较上海与其他地区在经济狂热形势之下解决劳动力紧张问题的不同举措，亦能管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方性差异。

       在基层，工厂企业、街道里弄等组织与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对待家庭妇女劳动力，当基层需求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符便出现跃进的“复调”，甚至比上级政策表现得更为狂热。但当地方政府着眼于宏观经济形势开始收缩用工时，有些单位却顽固地反道行之。形形色色的“反行为”不仅直接反映出上海家庭妇女劳动力管理的制度缺漏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乏力，还提供了体察基层社会运行的切口：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高指标使不少企业领导人感到焦虑，把达标置于职责的首位；工厂企业负责人受制于客观因素，社区基层干部为筹措资源或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都会与政策扞格。一种反行为比较特殊——工厂企业为照顾职工家属而有违政令。这本与政策帮扶困难家庭妇女的意涵相同，算是殊途同归。调查资料表明，增加家属就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工生活的艰困。(66)但对绝大多数家庭妇女来讲，却仅仅意味着“短暂的春天”。她们的命运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起伏不定，即便得到基层出于种种缘由的庇护，最终也难逃狂热跃进的命运，匆匆结束了从业的历程。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②家庭妇女就业情况在各地志书和档案记载中体现明显。如上海，仅1958年即有25万余名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上海市1958年年末在业人数》，1959年4月，B127—1—629，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页。

       ③武力：《1949—1978年中国劳动力供求与城市化关系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21页。

       ⑤崔凤垣：《关于我国妇女就业问题的思考》，《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⑥《1950—1957年上海若干部门女职工数》，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C1—2—2603，第2页。

       ⑦《上海市妇联调研室关于妇女劳动就业问题的工作意见、调查报告及宣传提纲》，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C31—1—168，第32页。

       ⑧祝兆松主编、《上海计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计划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艰难探索(1956—1965)》，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7—41页。

       ⑩《关于于永实副局长在华东地区劳动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4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1—307，第1—3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11年，第160—163页。

       (12)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5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5—428页。

       (14)《胡克实同志传达少奇同志在三中全会期间接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的讲话》，1958年7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82，第4页。

       (15)《解决劳动力不足的主要途径加强大跃进形势下的劳动计划工作国家计委经委和劳动部共同召开劳动计划工作会议》，《中国劳动》1958年第17期，第2—3页；曹冠群：《全国妇女工作会议总结报告》，《妇女工作》1958年第16期，第2—12页。

       (1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0—131页。

       (17)石家庄妇女联合会：《石家庄的妇女大办工业》，《中国妇女》1958年第8期，第2—3页。

       (18)《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工作小组会议记录》，1958年8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95，第4页。

       (19)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20)(23)《上海市劳动局关于目前企业单位使用社会妇女劳动力和其他半劳动力从事一定工作的意见》，1958年9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87，第78—79页；第78页。

       (21)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室编：《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22)《关于里弄妇女参加各部门劳动的情况报告》，1959年6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C31—1—226，第10页。

       (24)1958年工业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3.18元。《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63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B127—1—194，第1页。

       (25)《上海市电机工业局关于对上海市劳动委员会对电讯公司大量招收职工家属和里弄妇女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意见》，1959年5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26—2—803，第1页。

       (2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85—907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页。

       (28)柯庆施：《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03—210页。

       (29)《中共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下发“工厂企业使用里弄妇女劳动力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9年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87，第35—36页。

       (30)《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1958年劳动力情况的检查和1959年劳动力安排向市委的请示报告》，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A11—1—29。

       (31)(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9—367页；第374—381页。

       (33)罗平汉：《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150页。

       (34)《曹荻秋同志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作“减少人口、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的动员报告》，1961年7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2—361，第1—7页。

       (35)《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工厂企业精简辞退一部分临时工、里弄工的意见》，1962年4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A11—1—69，第1页。

       (36)(37)《市委批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克服劳动力浪费，从企业中精简一部分人员的报告》，1959年8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A11—1—29，第21页。

       (38)《上海市纺织工业党组关于劳动力紧张情况和处理意见给市委的报告》，1958年10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1—15，第1—18页。

       (39)《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关于1958年11、12两月需要劳动力的请示报告》，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12—4—179—8，第9—10页。

       (40)《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有关1959年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职工人数(包括家庭妇女)统计表》，1960年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1—647，第4页。

       (41)《今年第三季度全市职工净减十万一千多人》，1961年11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3，第64页。

       (42)《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关于上海市1958—1962年人口、职工人数统计资料》，1962年10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1—752，第17页。

       (43)“反行为”固然泛指的是下级有违上级政策的做法，但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统合社会的情形下，基层往往借由政策的时差与漏洞来实现自我的诉求，表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行为”。

       (44)《工厂招用妇女劳动力和学徒情况》，1958年11月，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12—51，第21页。

       (45)《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当前大办城市人民公社中劳动力安排的请示报告》，1960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41，第16页。

       (46)《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少数工厂盲目招用人员的情况反映》，1959年1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4，第90页。

       (47)《中共上海市里弄工作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关于里弄妇女参加各部门劳动的情况报告》，1958年—1960年，上海市档案馆，A20—1—87，第118、17页。

       (48)《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关于上海市(不包括11个县)1958年国民经济部门职工人数增减情况的简报》，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27—1—630，第20页。

       (49)《目前本市工厂企业使用里弄妇女劳动力的情况》，1958年12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4，第2页。

       (50)《部分机电工厂在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些思想倾向》，1962年1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4，第46页。

       (51)《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工作小组办公室会议记录》，1958年11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99，第45—54页。

       (52)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国际电讯器材厂支部私招乱用劳动力的通报》，1960年3月17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7—29，第50页。

       (53)《劳动工作会议上揭发的劳动管理混乱现象》，1959年7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5，第196页。

       (54)《上海市机床厂私招乱用劳动力的情况报告》，1960年8月16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7—29，第13页。

       (55)《关于对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盲目招收劳动力的检查报告》，1959年5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B26—2—803，第22页。

       (56)《上海市轻工业局对企业关于临时工升长工及申请增加人员报告的批复》，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905，第36—37页。

       (57)《劳动工作会议小组讨论动态》，1959年7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5，第193、194页。

       (58)1958年上海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取消计件工资18万人，取消后人均工资减少4.04％。《上海劳动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劳动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6、309页。

       (59)《沪东造船厂关于吸收困难职工家属进厂作临时性工作初步总结》，1958年11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C31—2—573，第57页。

       (60)《自行车厂妇女劳动力使用情况汇报》，1959年3月5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11—7—10，第59页。

       (61)《部分纺织厂裁改停工以后多余劳动力的一些情况》，1962年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4，第136页。

       (62)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63)《关于支援工厂、企业、基本建设所需的缺口劳动力和堵塞私招乱用的意见》，1960年3月4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第27页。

       (64)《少数企业私招乱用劳动力的情况有所发展》，1960年9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0，第41页。

       (65)《区委里弄办公室关于劳动生产工作计划、报告》，1959年1月31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12—51，第28页。

       (66)《上海市劳动局、总工会关于职工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1—19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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