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士族与西晋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左论文,士族论文,西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末年，在南北方各郡相继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他们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实力，把持着中央或地方大权，成为汉末各地封建割据的阶级基础。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经过孙吴政权五十余年的发展，在江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为核心的江左士族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在孙吴政权内显赫一时，但是随着孙吴的灭亡，在新的由北方中原大族主宰的西晋政权内，他们却经历了另外一种命运，其间充满了抗争、痛苦与失败。
一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在这之前，对于投晋的江左士人，晋采取拉拢优抚的政策。如公元270年，孙皓表弟孙秀由于不能见容于孙皓，率妻子亲兵数百人来奔，晋拜孙秀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并妻以武帝姨妹蒯氏。公元276年，另一宗室孙楷因施但之乱受到孙皓的责难处分，也率妻子来奔，晋拜为车骑将军，封丹杨侯。吴亡后，孙秀和孙楷立刻被分别降为伏波将军和度辽将军。很显然从前的政策是为了分化吴人。
太康年间（公元280-290年），江左士族在仕途上处于低落阶段。与中原士人积极进取的入仕观截然相反，江左士人大多表现出一种远离仕途的出世态度。一次，晋重臣张华见吴士人褚陶后，对陆机说：“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机回答：“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①可以说“不鸣不跃”正是江左士族在入仕问题上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其实这种心态早在孙吴统治后期就已出现，陆喜曾作《较论格品篇》谈到过这一点，其文曰：
夫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已往，不足复数。
隐居山林、宁静淡泊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人品中被列为上品、极格，这正是有道则行、无道则藏的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江左士族内部达到了一种共识。但是，不合作终究是暂时的，尚未受到魏晋玄学影响的江左士族的政治观仍然是儒家的，他们不可能永远远离政治舞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只有加入到晋政权中来。经过一番自我心理调整，太康以后，陆机陆云兄弟、顾荣等人开始投入宦海，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仕进精神。
对于江东地区的地方政权，西晋基本上给予了保留，“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②不予更易。“吴之旧望，随才擢叙。”③太康年间，政府曾下诏：“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贞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④尽管如此，江左士族在晋政权中只不过是一个点缀，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治地位很低，中原士族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江左士人被称为“远人”，周处死后诏书云：“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念”，⑤“张夔察陶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⑥在中原士族把持的政权内，江左士人尽管有实力，但要步步高升却很困难。如贺循治理地方很有政绩，“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⑦有时甚至连最起码的已有制度规定的举荐官吏的权利也得不到落实，直到太康以后，陆机还在上疏中提到“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⑧的不合理现象。
江左士族与中原士族自接触的那天起就有矛盾，双方都自恃自己是高门大族，彼此敌视和瞧不起。“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⑨但是江左士族毕竟失去了孙吴政权下无与伦比的显赫和不可一世的风采，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原士族的歧视和凌辱。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抗争，但是，他们的这种抗争并没有使其地位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还加剧了他们与中原士族的矛盾。
中原士族不仅在人格上攻击江左士族，而且还在与其共事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甚至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周处为晋御史中丞，凡所弹劾，不避宠戚，由此得罪了中原士族，其中有梁王司马肜。公元296年，秦、雍氐、羌民发动叛乱，拥氐帅齐万年为帝，军势强大，西北形势吃紧。大敌当前，中原人士就把周处推出来，“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于是惠帝就命周处随司马肜和夏侯骏西征，这无疑是把周处往死路上推。吴人孙秀知其必死，劝他：“卿有老母，可以辞也。”周处本人也知道司马肜必当陷己，自以人臣尽节，不宜辞惮，乃长叹一声：“今日是我死所也”，慷慨上路。果然，夏侯骏逼周处以五千兵迎战七万敌兵，同路将领中原人卢播、角系见死不救，周处弦绝矢尽，力战而没。
陆机和陆云兄弟曾试图走进中原士族的政治圈子，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他们不仅未能赢得中原士族的认同，而且最终都未能逃脱杀身之祸。太安初年，司马颖与司马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都督中原士人南秀、王粹等二十万人马，陆机推辞，未获允准。在作战中，中原诸将非但不听调遣，还造谣诬陷陆氏兄弟，致使兄弟二人皆遭司马颖冤杀。陆机兄弟被害，正是南北士族之间矛盾的产物。司马颖部将王彰就把它归结为“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⑩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也认为“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这里“宠族”即指中原士族。
二
八王之乱，各王尽收诸路贤才聚其麾下，其中不乏江左士人，司马同就曾辟张翰为东曹掾，孙惠为户曹掾，顾荣为主簿。但是宗室大战，无疑是对西晋王朝的背叛，在自相残杀面前，江左士人深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大有灾难临头之惧。顾荣就经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后来司马同提拔他为中书侍郎，他曾一度戒酒，有人问他“何前醉而后醒邪？”他感到害怕，乃复更饮。在与友人书中他曾描绘过这段时期的感受：“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11)张翰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顾荣捉其手怆然道：“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12)渴望摆脱之情溢于言表。张翰回到吴郡故里，终因自己怀才不遇愤懑而死。这期间，江左士人大多重返江东。
公元305年，在江东地区爆发了陈敏之乱。关于江左士族与陈敏之乱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谜。
陈敏，庐江人。张昌之乱中，部将石冰直逼寿春，当时陈敏率大军在此，大破石冰，以功封广陵相，于是便有割据江东之志。司马越为刘所败，陈敏请求东归收兵，遂据历阳叛。江左士人甘卓弃官东归，途经历阳，陈敏与之结为姻家，让甘卓假称皇太弟司马颖令，拜自己为扬州刺史。很快，陈敏就占领了江东。
占领江东后，陈敏首先就拉拢江左士族，以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为安丰太守，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开始一部分人不愿与之合作，贺循装疯，周诈称自己有病也不到郡。陈敏怀疑江左士族终不能为己用，欲尽诛之，赖顾荣从中疏通得以全济。在顾荣的影响下，江左士族开始与陈敏合作，“惟贺循与吴郡朱诞不豫其事”，(13)其他人皆投入其中。可是不久他们便发现陈敏凡才无远略，为政刑政无章，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因此，他们感到很失望。恰在此时，司马越军谘祭酒江左士人华谭闻陈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悉受陈敏官爵，便写信给顾荣，指责他们的背叛行为，顾荣等皆有惭愧之意，于是共商讨陈之计。
陈敏之乱的经过，散见于《晋书》顾荣、甘卓、陈敏、华谭、纪瞻、周、贺循等传，《资治通鉴》也有详细记载，它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即江左士族并不愿意为陈敏服务，且早有消灭他的意图。如《晋书卷五二·华谭传》认为：“陈敏之乱，吴士多为其所逼，顾荣先受敏官，而潜谋图之。”《资治通鉴》也认为“荣等素有图敏之心”。粗览各传，确能得出这种印象，但是细细推敲，这种说法便不能成立。不知道它们依据的是什么。容易给人造成假象的主要有两段记载。一是《晋书卷五八·周处附子周传》，其云：
陈敏反于扬州，以为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称疾不行，密遣使告镇东将军刘淮，令发兵临江，己为内应，剪发为信。一是《晋书卷六八·顾荣传》，其云：
荣私于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复，计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卓从之。明年，周与顾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
这两段记载在时间上都有问题，周联络刘准一事还见于《晋书卷一百·陈敏传》：
周、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荣遣使密报征东大将军刘淮，遣兵临江，己为内应。
《资治通鉴》也采用这种说法，此事发生在公元307年，而周称疾不就陈敏官职则是两年前的事情。另顾荣游说甘卓一事也见于《晋书卷七○·甘卓传》：
会周唱义，密遣使钱广攻敏弟，敏遣卓讨广，顿朱雀桥南。会广杀，告丹杨太守顾荣共邀说卓。卓素敬服荣，且以死怀惧，良久乃从之。
周遣钱广攻陈也见于《晋书·陈敏传》，在周联络刘准后又云：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敏使弟及将军钱广次
乌江以距之。钱广家在长城，乡人也，潜使图。
很显然这件事也发生在公元307年。这年在官军和江左士族的配合下，陈敏之乱迅速被平定，因此不存在“明年”一说。这种时间上的浓缩或者延伸，掩盖了周和顾荣思想上的转变过程，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江左士族与陈敏之乱关系的正确把握，也即影响到对于江左士族如何评价的问题。
笔者认为陈敏之乱虽非由江左士族发起，但是江左士族曾经想借此机会达到重振江东的目的。
首先，这期间大多数在京为官的江左士人都重返江东，虽然不能说是一次有预谋的集体行动，但是不能排除某些人有重振江东的念头。这其中顾荣似乎就在作着某种组织性的工作，《晋书·陆机传》云：“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他们应该不是单纯把吴地看成是一个避难所。从一开始顾荣就没有拒绝过陈敏，而且还替陈敏出谋划策，在他看来，“江东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14)“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他常担心无孙权、刘备之俦来保全并统治这块土地。他曾对陈敏抱有过希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江左士族开始了与陈敏的合作。
第二，在陈敏之乱以前，张昌之乱也曾蔓延到江东地区，张昌部将石冰一度占领过江东，在这次叛乱中，江左士族表现了积极的戡乱态度。如《晋书·周传》载：“密欲讨冰，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吴兴太守顾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及江东人士同起义兵……徐扬并平。不言功赏，散众还家。”《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也说“周等唱义，传檄州郡以讨之，循亦合众应之。……论功报赏，一无豫焉”。这完全是一次自觉的行动，并且他们对不封赏表现了很高的姿态。而在陈敏之乱中，他们却表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似乎证明他们确实另有图谋。
第三，《晋书·华谭传》载：“（华谭）后为纪瞻所荐，而为顾荣所止遏，遂数年不得调。”顾荣与华谭结怨是因为华谭的那封信，这封信曾在江左士族转变态度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实属逼上梁山，顾荣他们是何种滋味不难想象。我们注意到华谭也是江左士人。同为孙吴的遗臣，这里有一个对于背叛如保理解的问题。究竟谁是叛臣，又是谁的叛臣？出仕西晋本身就是对孙吴的背叛，而陈敏反晋，加入其中即是对自己原来背叛行为的一个反正，何况这种反正还意味着重振，不但不是叛臣还应是功臣，被带上叛臣的帽子不免有些冤枉，因此他们对于华谭的指责感到的不应只是惭愧，更多的应是屈辱和愤懑。所以在华谭的为官问题上顾荣要从中作梗，这或许就是对他的一种报复吧。
从西晋灭吴至东晋立国短暂的三十余年中，江左士族在政治上处于低落时期，作为亡国败臣，他们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与中原士族并驾齐驱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缀，有时甚至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品。他们挣扎抗争，整个仕宦生涯充满了悲剧色彩。尽管如此，他们仍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晋皇权衰弱，宗王势力强大，八王之乱宣告了西晋王朝命运的终结。由于江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在司马氏政权下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江左士族始终主宰着这一方隅，因此在北方五胡乱华之际，司马氏政权才得以在江东重建。在这一方面，江左士族实功不可没。
注释：
①、(12)《世说新语·方正第五》
②、③《晋书卷三·武帝纪》
④《晋书卷五四·陆云附从父兄陆喜传》
⑤《晋书卷五八·周处传》
⑥《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⑦、⑧、(13)《晋书卷六八·贺循传》
⑨《晋书卷三六·张华传》
⑩《资治通鉴卷八五·惠帝太安二年》
(11)《晋书卷六八·顾荣传》
(14)《资治通鉴卷八六·惠帝永兴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