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逻辑论文,趋势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都市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空间的生产》，此后，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理论界研究的“空间转向”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形成了诸如都市学研究、城市化研究等诸多理论论域，就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空间维度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空间认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另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现有的研究又有明显的不足与欠缺，一些理论观念也值得商榷，这限制了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对现实批判的力度。本文拟在这方面谈谈浅见，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问题的提出既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进程，更是一个实践发展的进程。实质而言，只是在进入现代历史进程之后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空间生产才真正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理论上被自觉地加以反思和批判。古典社会中，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基础上的自然村落的分散性和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的相对孤立性，使得空间问题无法进入人们自觉的理论视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不仅城市发展由古典城市转变为现代城市，更重要的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历史进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现代城市的规划与构建。城市化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现代性发展在带来了物质资料和社会关系日益丰富的同时也招致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和问题。在对现代性问题批判和反思的进程中，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现代城市的规划与构建也逐步进入了人们反思的理性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才真正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理论上被自觉。
作为理论逻辑的发展进程，空间问题被作为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提出是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缺失现象反思和批判的直接结果。随着现代性问题日益展现及对其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与核心性。与此同时，经典社会理论中没有给空间问题足够重视和应有地位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在经典社会理论中，时间向度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阐发，而空间问题则是忽隐忽现的。福柯指出：“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①大卫·哈维也认为：“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均具有以下的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和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②爱德华·苏贾把这归咎于历史决定论的统治，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一种执着的历史决定论掩盖了隐蔽的空间化，使得这种空间化近乎完全处于以后50年批判性质疑的视野之外。③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空间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以往给予时间和历史的青睐被转移到空间问题上来。如同福柯所指出的，社会理论的空间化归因于哲学观念的转变、时空体验的转型以及学科分工的转变。
在西方关于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的理论研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正是在列斐伏尔的努力下，空间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也在各个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理论界关于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用“一个背景、三条线索、两种立场”来概括。“一个背景”是指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宏观历史背景。空间问题正是在对现代性问题批判和反思的进程中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和基础的议题的。“三条线索”是指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问题研究的三种基本状况或思路。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叉和影响的。第一，以福柯等人为代表在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时以特定的方式反思了空间的有关问题。福柯之后，空间维度成为众多现代性批判理论家阐释问题的一个基本维度。第二，以列斐伏尔、卡斯特等人为代表的都市社会学研究。强调空间性和社会性、历史性一样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的内在理论视角，从空间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关系的建构。第三，以哈维、苏贾等人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或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从人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出发思考、探讨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同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关系，反思由此凸显出来的差异与认同的文化政治。“两种立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出发做出的梳理区分，一是指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一是指以吉登斯、苏贾等人为代表的一般社会学立场。
就理论逻辑而言，不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路向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理论逻辑，学者们各自的研究兴趣、探讨的重点以及话语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关于空间问题的理论研究毋宁是看作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个学派。另一方面，作为对新时代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映，作为对负面问题和效应日益暴露的现代性构思的理性反思，作为对经典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缺陷的批判，西方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又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在宏观上呈现为一个统一的或整体的理论逻辑，各种不同的具体研究思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纳入到这个整体理论逻辑中来。这种整体逻辑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给予描述。
首先，社会理论研究方法论维度的转换：从对时间向度研究的侧重到对空间向度研究的强调。这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经典社会理论研究方式的反思与批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理论家们在审视当代社会发展时首先对传统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维度的缺失和遮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约翰·厄里就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④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就其核心来说主要是时间维度的探讨，从时间维度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忽视了商品世界或者说资本运动既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第二，在对传统社会理论研究方式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理论家们强调要实现社会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把空间认识论作为审视社会现象、透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列斐伏尔强调，需要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融入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的一面，使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时间的魔力中解放出来。卡斯特、哈维等人强调，阶级、种族、性别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都需要空间视角的审视才能得到深度的澄明。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把时间和空间放在了核心位置，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来建构理论体系，发展出了诸如区域、脱域、共同在场等与空间相关的概念。马克·戈特德纳则在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到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三，在强调社会研究的空间向度、把空间认识论作为基本方法论的同时，对空间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社会理论研究，即使涉及了空间问题，也是忽隐忽现的，只具有从属地位，另一方面空间本身也“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空间通常只具有场所的意义，被当作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为此，列斐伏尔呼吁：“我们再也不能把空间构想成某种消极被动的东西或空洞无物了，也不能把它构想成类似‘产品’那样的现有之物……空间这个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处于静止状态。”⑤空间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域更是物质生产的构成要素。“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地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⑥苏贾则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试图颠倒传统二元对立的空间思考模式。
其次，空间生产的历史本质：对空间的社会分析。在指明社会研究中空间向度的基础性地位与价值之后，理论家们就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各个论域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把社会历史的辩证法阐发为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第一，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及其历史建构性。传统理解的空间主要是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具有自然的固定性和不变性。即使谈到空间与社会的关联性也仅仅限定于场所、社会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意义上来理解，空间是社会互动的形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具有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⑦。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空间具有中立的、“纯粹”的性质，而在列斐伏尔的笔下，空间是被有目的地生产出来的，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哈维进一步强调：“空间与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⑧强调空间的社会性也就意味着空间是被历史地建构的。实际上，当理论家们强调空间不应当“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来理解时，其意指即在于空间的历史建构性。第二，空间生产：社会政治和空间意识形态过程。空间的社会性不能仅仅从空间是物质生产的器皿或媒介的意义上来理解，一方面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了物质生产过程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空间本身又是社会生产的后果。因此列斐伏尔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空间的历史建构实质而言就是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与生产的关系就从空间中的生产发展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这样来看，空间的生产或者说空间的形成就不再是单纯自然的过程而是和利益密切相关，是现实利益角逐的产物。在这样的意义上，“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⑨。因此，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是一种消费对象，同时也成为国家的政治工具：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生产。第三，在指明空间的社会性与生产性的基础上，理论家们从空间的社会性出发就空间与社会现象或社会结构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意在阐明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空间基础、空间机制和空间方面的动力。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空间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媒介，又是权力实践的机制。他强调，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形式的基础，又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⑩吉登斯承袭并拓展了福柯的讨论，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与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布尔迪厄从实践和符号的角度厘清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卡斯特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则明确把城市空间看作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城市空间的历史建构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马克·戈特德纳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注重技术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他强调，社会与空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中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通过创造和改变空间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如果说戈特德纳强调的是人通过创造和改变空间而推动社会发展，苏贾则把空间本身阐发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苏贾把空间辩证法理解为三个基本方面：社会关系中的事件通过空间而形成；社会关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间的限制；社会关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间的调解。当他认为社会事件受到空间调解的时候实质上就是把空间本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再次，空间研究的深层指向：对当代资本关系的批判。理论家们在全面阐述了空间和空间生产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之后，深层理路上都指向了对当代资本关系的批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家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直接指向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福柯、吉登斯等人则立足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对现代性危机和当代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这样的意义上，把他们归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或者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政治立场更为准确些。另一方面，他们的这些观念又是当代资本批判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于把握当代资本关系发展的特点与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空间生产理论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空间的资本化、空间生产的狭隘手段化。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物质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人们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与空间相关的一切都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与手段。“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11)第二，资本意识形态渗透并主导了空间生产的全过程。空间不仅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同时也作为社会生产的后果、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资本不仅把空间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而且内在地要求渗透并主导空间生产的过程，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即空间才更能符合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现代城市规划是资本意识形态对空间生产过程统治的经典案例。第三，与上述情况相联系，空间以及空间生产已经成为政治工具，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空间本身内涵着阶级与权力的不平等，而其背后根本的支撑力量在于资本！把空间生产或城市规划看作是中立的或者是纯粹科学的与技术的过程，是资本的意识形态神话。
西方理论界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深度的揭示。虽然不能说在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完全被遮蔽了，但确实不是专门的研究对象，空间向度也没有作为审视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维度和视角。姑且不论苏贾等人对历史决定论的归咎是否合理，他们确实指出了经典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维度阐释不足这一事实。其次，把空间认识论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西方理论界的“空间转向”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理论视野、理论方法、理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经典社会理论研究，空间维度的审视和再叙述使得经典社会理论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更为完善的构架；另一方面又开创并发展了诸如都市学研究、城市化研究等诸多理论论域和学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强化了对现实问题比如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再次，对空间的社会性的反思、追问、分析和阐释，改变了以往单纯从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空间的状况，空间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各门社会科学思考的对象，空间成为连接和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节点。对空间本质的这种深层把握实质而言就是一种新型的空间哲学。第四，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把对空间和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指向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虽然我们尚不能明确做出西方的空间生产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历史唯物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现实发展与当代出场应当、也需要把这些理论观念纳入到自己的整体理论体系中。换个角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资本批判理论不仅需要历史维度的阐释也需要空间维度的构建。在这方面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无疑具有探索性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理论界关于空间和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具有开创性，但是现有的分析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理论家们的一些具体观念也是值得探讨和商榷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弱化了理论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也就不能真正阐明空间问题的最终历史出路。
第一，理论家们批评经典社会研究缺乏空间视野，强调空间研究的重要性，这当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空间生产理论家们在批评、反对一个极端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理论家们把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放在了理论的绝对中心地位，过于看重空间的重要性而淡化甚至忽视了城市社会研究和资本批判的历史维度。换言之，关于空间生产的研究主要在共时性向度上展开，集中于当代城市建构中的社会问题，而没有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视角去理解和探讨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这样也就不能真正阐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把空间生产问题研究明确指向了对当代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批判，但由于缺少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空间生产发展历史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系统阐释，这种批判只是在空间生产的当代横断面上展开。这样，由于缺乏总体的历史性视野，就不能指明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与资本关系的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当代空间生产和城市问题反思的深度，也就不能指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出路。也就是说，关于空间和空间生产的理论探讨，不仅需要结构性分析也需要过程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把当代空间生产状况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分析。
第二，在空间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问题上，理论家们表现出了模糊的、矛盾的理论观念，比较普遍的倾向是从人性、从个人的主观性出发来理解和阐述空间问题。这必然给当代空间生产理论涂上主观主义色彩，弱化甚至遮蔽了空间问题的社会性根源，从而侵蚀了这一理论的批判性。列斐伏尔一方面强调空间生产的现实实践基础，认为空间生产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新近产物，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把“空间看作是创造性自由这一人的属性的作为，是人的愿望的自发表现”(12)。在空间生产及其发展进程中，无疑人是主体，空间生产过程中表现了人的主体性。但是一方面这种主体性不能归结为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从人的主观性、主观愿望来理解这种主体性。当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及其问题归结为“人的愿望的自发表现”时就走向了歧途。福柯与列斐伏尔不同，致力于考察权力、知识与空间的关系，研究权力如何借助空间发挥作用，而空间又是如何展开自身特有的权力实践的。但是，在福柯的讨论中空间与个体关系是其理论的重心，这样，空间的权力实践就转变成了个体的行动意志。戈特德纳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片面强调技术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也是对的，但是当他强调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中行动的同时，又通过创造和改变空间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时，就给主观主义的理解留下了余地，似乎空间的创造和改变仅仅源自于人们的主观需求和欲望。空间生产、城市发展并不是单纯从人的主观需求和欲望就能得到充分的解释的。
第三，在社会发展的空间动力以及空间问题的历史出路问题上，理论家们一方面阐释了一些合理的理论观念，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理论的失误和不彻底性，从而未能指明当代空间问题的未来趋势。理论家们重视并强调空间因素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力图阐明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空间基础、空间机制和空间方面的动力，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一方面理论家片面强调了空间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遮蔽了时间维度，空间因素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机制，这是有失偏颇的；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在强调社会发展的空间机制和空间动力的同时又对空间作主观的、精神的解释，这就陷入歧途。苏贾一方面强调社会关系中的事件受到空间的调解，另一方面从其“第三空间”视角出发，把都市空间看成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13)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苏贾的这一理论观念存在重大失误。理论家们关于空间问题的历史出路的讨论，由于总体上遮蔽了历史维度，没有能够在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中来审视空间生产与当代城市问题，其失误在于：其一，把空间生产只看作是当代问题，忽视了空间生产的历史进程，这样空间生产只具有时代性或者说断代性而不具有历史性。事实上，理论家们很少讨论空间生产的历史趋势问题。其二，看到了资本关系与空间生产的密切关联性，没有看到资本关系的发展和空间生产的发展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历史逻辑，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把空间生产与当代资本发展等同看待。这样，在他们的观念中消灭了资本关系也就消除了空间问题；全面批判资本关系也就必然对当代城市化发展持拒斥态度。虽然理论家们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按照他们的观念可以把握到这样的思路。这样一来，对空间问题未来趋势的合理看法也就不可能产生。
了解了关于空间生产现有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这一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出路。在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视野中审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当代空间生产、城市问题和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阐明空间问题发展的历史逻辑，这成为当代空间生产理论发展的新论域。
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自在的自然空间向“为人”空间不断地转化的过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方面是物理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自在的自然空间转化为人的现实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是“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人们改造活动深入，空间产品的具体形式越是远离自在空间的原初状态。空间的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是通过物质资料的空间重置或重构来实现的，空间生产实质而言在于通过对物质资料的空间重置或重构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的需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谓空间产品的具体形式越来越远离自在空间的原初状态，是指物质资料的具体存在形式及其空间配置关系越来越远离原初的自在状态。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不断发展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4)。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自然“人化”过程的空间生产与人类的历史发展相伴随，整个人类发展史也是空间生产的历史，是空间生产不断拓展和扩张的历史。
空间生产的发展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表现，同时也构成了历史发展重要的动力机制。空间生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空间生产的产品不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进一步社会生产(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空间本身的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当空间产品被应用于进一步的空间生产的时候，带来的是更多数量、更高质量和更高层次的空间产品；当空间产品被应用于进一步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带来的是物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物质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一定意义上来说，空间生产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表征。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空间在两个意义上体现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与提升：第一，社会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根本之点就在于通过生产的空间规模的扩张来获得更多的产品。空间生产越是发展越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第二，空间与时间的置换。生产总是需要持续一定的过程，分为各个阶段，如果把各个生产阶段的任务同时由各个不同的生产主体来完成，产品的完成时间就大大缩短。这实际上是通过空间扩展来压缩时间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在生产的实际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现为空间生产的发展。因此，空间生产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空间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的基本途径和表现方式。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即生产要素(人口、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的集中。生产要素越是集中，各种生产要素结合的规模越是扩大、结合方式越是合理化，社会生产效率越是提升，社会生产力越是得到发展。这实际上是空间生产构成历史发展动力机制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已经指出，空间生产的实质在于实现对物质资料的空间重置或重构。空间生产的发展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要素不断集中和优化组合的过程。空间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生产要素的集中及其组合表现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进程。随着人口的聚居和生产资料的集中，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程度之后就开始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的出现是空间生产总体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质变的表现，也是空间生产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的建构及其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某种意义上，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是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程度的标杆。从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言，城市化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和必经途径，城市化发展的后果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丰富。
由此来看，资本关系的发展与城市的历史发展是两个有着根本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历史进程，它们遵循的是不同的历史逻辑。资本的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而资本的增殖产生于生产领域，通过流通领域而实现。因此，资本关系总是内在地要求不断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城市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巨大历史价值对于资本而言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资本顺应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实现了从古典城市到现代城市的转变，而且开启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城市化进程。“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15)正是由于这样，只是到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空间问题才真正有条件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提出和讨论。也正是由于这样，现代城市化进程和资本发展过程被理解为同一个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尽管在事实上资本关系促进了现代城市化发展——这也是资本关系历史进步性的表现，但就历史逻辑而言，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毋宁说，是资本顺应了空间生产或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尽管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它们是重合的，但是按照其各自的历史逻辑，它们必然会呈现出矛盾与分裂，资本狭隘的历史逻辑本性必然不断地表现出历史的不合理性。当代城市建构中的各种空间问题就实质而言是资本狭隘本性的危机表现。
对当代由资本关系引发的各种空间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从特定视阈凸显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理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昭示并彰显了通向这样目标的历史趋势。审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不仅要宏观阐明空间生产的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同时也需要阐明空间生产与社会生活辩证作用的具体内容，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注释：
①M.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 (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Pantheon.1980,p.70.
②D.Harvey,"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In Gregory and Urry (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London:Macmillan,1985,p.143.
③[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页。
④[英]约翰·厄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学》，载黄顺星等编：《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
⑤⑥[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载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⑦[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⑧[英]哈维：《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页。
⑨[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62页。
⑩[法]福柯、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1)M.Gottdiener,New Urban Sociology,NY:McGraw-Hill Companies,1994,p.49.
(12)M.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IT Press,1977,p.92.
(13)包亚明：《第三空间、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载包亚明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3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页。
标签：列斐伏尔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