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关系与败德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行论文,不对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考察现实社会道德现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道德主体对某些人是讲道德的，对另一些人则可能不讲道德，如对熟人、朋友诚实、讲信用，对生疏人却可能虚伪、失信；在处理某种关系时遵循道德准则，在处理另一种关系时则背离道德要求，如日本某厂商的产品质量存在隐患，对美国的用户很负责任地进行了维护与赔偿，对中国的用户则采取了推诿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某种情况下讲道德，在某种情况下不讲道德，如在公开或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讲道德，在非公开、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却不讲道德，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人的道德行为选择既受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支配，又受客观环境和条件制约，其中，行为主体与相关对象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制约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主体做出什么样的道德行为选择及其程度。
作为社会的人，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人们也总是在一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下做出行为选择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有的是对称的，有的是不对称的。所谓对称的关系是指主体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确定的依存关系中；不对称关系则是指主体之间处于一种倾斜、差异或不确定的关系之中。大量事实证明，行为主体与相关对象的关系是否对称，对主体的道德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行为主体与相关对象的关系越对称，发生败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越不对称，发生败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等方面是比较对称的，而官员与群众之间，垄断厂商与顾客之间，陌生人之间，则可能在权利、信息等方面是不对称的。显然，我们不需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凭日常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在后一种关系中发生败德行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一种关系中。虽然并非有不对称关系就会发生败德行为，也不是对称关系中就一定不发生败德行为，但大部分败德行为是发生在不对称关系中，任何败德行为的发生，总是以一定方面、一定程度的关系不对称为前提的。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欺骗、侵占、损人利己，还是官场的腐败、偏私，市场中的欺诈、不正当竞争等，都是如此。
为什么不对称关系容易发生败德行为，或者说为什么败德行为总是以不对称关系为前提？现代西方信息经济学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说明。信息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经济人”，即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在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特别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他人无法知晓的“私人信息”，或者拥有不同的信息优势，因此，主体与主体之间、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总是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这就使得一方难以有效地监督对方，这样，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就会利用这种不对称性，通过损害对方的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此也就必然发生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
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任何败德行为的发生，首先是因为行为主体存在着不道德的观念，这种不道德的观念是引发主体败德行为的内在根据。但是，有不道德观念并不一定就会有不道德行为，所谓“有贼心不一定有贼胆”，观念要变成行为还要受客观条件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表现在：一是条件性的制约。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诱发主体内在潜伏的恶的意识，强化主体败德行为的冲动，或者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放松对不道德冲动的抑制，使败德意念外化为行为，如“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社会法律约束松弛，一些丑恶的行为就泛滥成灾。二是成本的约束。一般说来，败德行为的选择者是为了追求自利或获得一种收益，因而，只有当败德行为的预期成本低于预期收益时，人们才会选择败德行为。在不对称关系条件下，一方面行为主体受到的约束弱化，监督机制可能失灵，主体自利的冲动和恶的意识比较容易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败德行为难以被发现、被惩罚，降低了行为实施的预期成本，从而也就激励了一些品性不良者选择败德行为来获取超额利益。
以官员腐败为例。我国目前的官员腐败之所以非常严重，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我国现有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员拥有多方面的特权，却缺乏一种相应的对称的权力来监督约束他们，特别是官员与群众之间权力的不对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权力的不对称，使得有些大权在握的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是政务不公开、不透明，很多事情都是“暗箱操作”，官员在做什么、在怎么做，老百姓不知情，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约束，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由于信息不透明、监督困难，腐败者被发现的可能性降低，实施腐败的风险成本也就相对比较小，这就为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如果权力是对称的，老百姓能够有效约束官员；如果信息是对称的，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公开化、透明化，任何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被惩处，官员产生腐败的几率就要小得多。
二
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多种多样的，不对称的关系也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影响人们道德选择的角度看，人们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主要有：权力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对称等。这些不对称关系，都可能引发败德行为，或者说为败德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不对称关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对主体的行为选择影响就会不同，发生败德行为的类型和可能性也会不一样。因此，要深入把握败德行为的发生机制，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不对称关系与败德行为的联系进行具体研究。以下我们将就权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称与败德行为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权力是人们在一定范围内拥有的强制性的支配力量。权力虽然可以体现在对物质对象的支配中，但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权力主体对他人的支配、控制或者排除他人干预的权利和力量。权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权力则是社会权力的典型和最高形态。一般说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人们都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职责，因而也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同时，也受着一定权力的支配。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就是一个由多层次、多方面的权力关系构成的复杂系统。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职业以及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人们之间的权力是不一样、不均等的，有人权力大，有人权力小，有人有这种权力，有人有那种权力。但是，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应该拥有对权力的调控机制，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一种对应的制衡，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权力在整体上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相互对称的关系。这样，各种权力才能规范行使，社会才会有序运行。如果权力不均衡、不对称，一些权力被绝对化、或片面强化，一些权力被弱化、被压制，或者出现权力的缺位或真空，就必然出现权力的滥用和行为的混乱，各种侵害现象就必然发生。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就是权力的不对称会引发各种败德行为。
权力不对称的基本表现是，一种权力的行使缺乏与之对应的制衡权力，或者制衡权力小于或大于行使权力。这样，权力就可能被滥用或者发生侵权行为，败德现象就可能发生。权力的不对称或者说缺乏制衡之所以会引发败德行为，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它会导致对权力主体行为约束的弱化，诱发或放纵人内在的贪欲和恶意以外，还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自发的扩展冲动，缺乏必要约束时就会不断地自我膨胀，从而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从哲学意义上看，权力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种肯定方式，人通过一定的社会权力的拥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确证自己的社会价值，因此，人们都拥有一种追求更大更多权力的内在倾向。同时，权力是通过主体对客体（包括客体的事、物和人）的支配、控制体现出来的，追求更多的支配和控制是权力的自发倾向和功能的体现。正是人对权力的不断追求和权力自发扩展的本性，使得任何权力都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就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冲突。也就是说，当权力关系不对称时，权力约束弱化，那些品性不良的权力主体就会在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下，去占有、侵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导致败德行为的发生。当然，当一种制衡权力远远大于行使权力时，制衡权力同样可能被滥用，发生侵犯行使权力主体正当权益的败德现象。
权力不对称还表现在权力的缺位上，当需要权力控制之处，缺乏应有的权力运行，人们的行为就会失控，从而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证明，权力对于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是必不可少的，当社会生活中应有权力缺位时，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状况就会发生，品行不良者就会兴风作浪，侵害他人利益。
由于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支配和控制力量，因而因权力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也往往表现为外在的、直接的对他人利益的侵害，如侵占、掠夺、欺压、剥削、奴役等。一般来说，权力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是发生在具有权力优势的一方对权力劣势一方的侵害上，如君主对臣民，领导对群众、有权者对无权者、垄断者对非垄断者等，这种侵害所凭借的是权力，表现为直接或公开地侵夺，有时它是凭借合法的外衣来进行，有时则靠强行或暴力来实现。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权力不对称也可能造成弱势一方败德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在不平等的权力压迫下，弱势一方难以通过正常或正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获取自己的利益，也就可能采取一种非正常、非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与权力不对称相比，信息不对称更为普遍，几乎在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因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也更为普遍。信息是人们行为的导向因素，也是人们行为的约束条件。人们之间通过信息相互交流，也借助信息相互约束。由于事物不确定性、个体的差异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的约束，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般说来，只要关键信息是共知的，主体又具有一定的自律意识或道德良知，人们之间的交往就能达成，败德行为就不会发生。但是，当关键的信息成为某些人的“私人信息”，而主体又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时，信息不对称就必然引发败德行为的发生。
信息不对称之所以可能引发败德行为，主要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降低了主体实施败德行为的成本，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他人和社会对败德行为进行监督的难度，或加大了监督成本。如前所述，败德者选择败德行为无非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只有当败德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他（她）才会选择败德行为。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败德行为总会被他人和社会所反对，面临被惩罚、被报复的风险。因而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主体即使是有不良企图，也不敢妄动。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他人很难了解行为主体的确切信息，败德者被发现可能性比较小，社会或组织要对败德行为进行监督也非常困难，或者说社会要约束和惩罚败德行为成本很大，因此，选择败德行为就风险较小，成本较低。正是这种较小的风险成本预期和对败德行为较大的收益预期，激发了一些品性不良者选择败德行为。
与权力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一般发生在强者对弱者的关系中不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却可以存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同时，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主要是借助一定条件下信息的不明确和遮蔽来达成的，因此，这种败德行为往往表现得比较隐讳、间接，不像权力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那么明目张胆，直接显露。其主要表现形式有：虚伪、欺诈、失信、偷懒、贪污、偷窃等。
除了权力、信息不对称以外，利益的不对称也是容易引发败德行为的一种重要的不对称关系。利益关系的不对称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利益拥有的不对称和利益得失的不对称，对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影响较为明显。利益拥有的不对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人们之间拥有的既得利益差别很大，少数人拥有较大利益和财富，大多数人拥有较少的利益和财富，这种倾斜的利益关系和财富结构，一方面使少数富有者拥有一种基于财富优势的特权，因而容易产生炫耀、骄横的心理，引发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和对贫弱者的轻侮、欺压行为。同时，贫困者也会因为难以承受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压抑和走出困境，产生冲破现有秩序的冲动，引发各种背离现实道德原则的破坏性行为的发生。利益得失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中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的不一致，即一些人获得收益却不需要付出成本或很少付出成本，一些人付出了成本却得不到收益或很少得到收益。在前一种情况下，容易产生人们对收益的过渡追求和对资源的滥用，如公共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公款吃喝中的浪费等败德行为的发生，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获得收益却不需要支付成本，因而就缺乏对资源使用的经济约束，从而造成滥用等不良行为的发生。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从事积极行为的激励将被弱化，容易引发人们偷懒、“搭便车”等不良行为。
三
以上分析表明，不对称关系是人们败德行为的外在条件和诱发机制，在人们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或恶的意识地情况下，只要存在不对称关系，败德行为就容易发生。一个社会不对称关系越多、越严重，败德行为的发生就会越普遍、越严重，反之也然。因此，要遏制和减少社会败德现象，优化社会运行秩序，除了大力培育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之外，还要积极创造相关的社会条件，努力去促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尽可能均衡，减少人与人之间在权力、信息和利益等方面的不对称性。
克服人们之间的不对称关系，首先需要构建一个人们之间权利平等的社会平台。这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确立每一个人在基本人权方面的平等权利，即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权利必须得到平等和有效的保障。如果这些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和落实，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就有了一个对称或均衡的基础，也就为有效的遏制一些因不对称关系而应引发的社会和政治上的败德行为创造了条件。应该说，公民这些基本的权利在我国的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中是给予了肯定和确立的，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各个层次的有效制度安排，使这些基本权利得到落实，不仅是我国政治建设、也是道德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权力的制衡体系，使任何权力都处于相应的制衡之中，克服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对称引发的败德问题。对于当前中国官员腐败严重的原因及其对策，人们进行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和探讨。其实，腐败归根结蒂是政府官员与老百姓权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造成的。因而，解决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健全和落实民主制度，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力，使老百姓与政府官员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对称的或者说平等的政治关系中，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拥有选举、监督、罢免政府官员和以不同方式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在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中，必须克服我国现实权力运行机制中权力越大就越不受约束的弊端，坚持权力的大小与约束力大小对称的原则，即权力越大，受到的约束也要越大。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使政府运作机制和过程公开化、透明化，使老百姓能够比较清楚了解政府工作和官员行为的信息，从而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如此，腐败就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容易查处。
与克服权力不对称一样，克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败德行为的关键也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强制性的制度规定，一方面要使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必须公开化、透明化，赋予人们对公共信息和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信息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对那些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有效惩处。应该说，对公共信息和涉及到自己利益的信息的知情权，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是保障人们利益不受侵害的基本条件。因此，社会应该建立一套尽可能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包括政府的政务公开制度、企业对商品质量、性能和价格的明确公告制度、契约人之间对涉及对方利益信息的告知制度等，通过一定强制性制度安排使相关主体不得不披露应该公开的公共信息，对那些隐瞒公共信息的行为予以惩处。这样，当信息公开、透明以后，欺诈、违规等败德行为就很难得逞。
建立健全便捷完善的信息发布、传播机制和信息记载、查阅系统，是增强人们之间信息对称性，遏制败德行为发生的基本条件。信息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存储和传导，要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信息传导机制，建立健全各类社会信息系统。例如：通过社会信用系统的建立，使每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中的信用状况纪录在案，通过网络互通，将各方面的信用纪录连成一体，形成完整的社会信用信息系统。这样，人们在交往中就可以清楚的查阅到彼此的信用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行为选择。那些纪录在案的失信者将失去人们的信任从而举步维艰，受到惩罚。应该说，我国市场经济中欺诈、失信现象比较严重，与我国信用系统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有着极为重要关系。因此，建立健全包括信用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是降低社会信息不确定性、不对称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败德行为的重要条件。
信息公开化的制度安排和信息传导的网络系统的建立，为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败德行为的发生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事前不可能完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遏制由此引发的败德行为。因此，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对败德行为后果的惩罚机制。现代行为管理学认为，由于人的行为动机的内在性和行为过程的复杂性，要对主体的动机和行为过程的信息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但行为的后果确是客观的、确定的，因而，通过对行为后果的管理和赏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难以对败德行为进行控制的问题。如在商品交易中，消费者和厂商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买的总是没有卖的精”，厂商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就可能发生。但有了健全的产品“三包制”、“产品召回制度”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制度安排，厂商必须为其产品质量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就使得即使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厂商也不敢随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否则将受到惩罚，这就大大降低了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克服或遏制利益不对称造成的败德行为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利益调节机制，使社会的贫富差距保持在适当范围。这一方面是要努力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财产制度平台，为人们提供均等地去追求财富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税收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对人们的收入进入合理调节，加大对贫困者的扶持力度，健全社会公共保障和福利体系，使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比较公平地分享社会创造的财富，从而减少因财富结构倾斜造成的不良社会行为。同时，对于成本收益不对称现象的矫正和克服，主要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们经济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成本收益不对称主要发生在垄断、特权、公共消费这些市场机制难以发生作用的地方，而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是最可能促使人们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尽可能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和遏制成本收益不对称引发的败德行为。
当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制度总是不完全的，其约束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只靠外在的制度约束不可能完全克服和遏制败德行为。要从根本上克服不对称关系可能引发的败德行为，还需要从主体内在意识和行为方面努力。人们在观念和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促成人们在意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交融，从而达到化解因现实不对称关系可能造成的意识上对立和因此引发的败德行为。这就需要创造条件，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交流和沟通机制，促使人们以开放的心态相互沟通，通过沟通增进相互理解，通过理解促进相互融洽，从而化解对立，消融因不对称关系引发相互损害的冲动，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舆论引导和道德修养等方式，培育主体的道德自律意识，形成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按照道德良知行事，而不采取损人利己行为的习惯，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先哲讲的“君子慎其独”。这样，即使在信息很不对称，权力毫无约束的情况下，主体也不会选择败德行为。当然，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市场利益机制的激发下，真正能够完全做到“慎独”的人并不是很多，因此，要尽可能克服和遏制不对称关系条件下的败德行为，既需要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又要完善各种制度安排，有效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