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至新世纪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潮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观念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121-06
一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界是从清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开始的。1977年底《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编辑部先后召开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5日，《文艺报》、《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吴晗、赵树理、王蒙、杜鹏程等作家及作品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对于“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批判成为此时期重要的内容，随着对于“四人帮”批判的深入，文艺界以反思的视角反省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观念文艺政策，《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代表之作，《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开辟了“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反省与研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新时期之初，在清算“四人帮”的罪恶中，文学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创作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报告文学以纪实的笔调控诉“文革”的罪恶、反映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等，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感染力。在反映改革初期的开拓创业中，程树臻的《励精图治》、张锲的《热流》、乔迈的《三门李佚闻》等，引起文坛瞩目。散文创作从哀悼起步，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柯岩的《哭李季》、楼适夷的《痛悼傅雷》等，或悼念领袖，或缅怀友人，成为伤痕文学的一部分。在深入思考民族的灾难中，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等成为反思散文的代表作。
“文革”以后，被称为“归来者”诗人与“崛起的诗群”的创作，成为此阶段重要的诗歌成就。“归来者”诗人包括“反右派运动”中落难的艾青、公木、公刘、蔡其矫、流沙河、邵燕祥、白桦等，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等七月派诗人，辛笛、陈敬容、唐湜、郑敏等九叶派诗人，他们的诗歌充满着政治热情与反思精神，诗作激情洋溢深沉厚实。“崛起的诗群”由两类诗人构成，一类为中年诗人雷抒雁、张学梦、杨牧、叶文福、叶延滨、章得益等，以批判的眼光反省民族的灾难与历史，以坦诚的姿态赞叹新的时代；一类为青年诗人北岛、江河、李发模、骆耕野、杨炼、顾城、舒婷、王小妮、梁小斌等，呼唤人道与人性，抒写黑暗年代的苦痛与悲剧命运，注重诗歌的意象、象征、隐喻等技巧，突破了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将诗歌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开拓至一个新的境地。
话剧创作中，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和苏叔阳的《丹心谱》揭露了“文革”的灾难，史超、所云平的《东进！东进》，丁一山的《陈毅出山》，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王德英、靳洪的《彭大将军》分别塑造了陈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坦荡高尚人格。
新时期小说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蒙的《最宝贵的》、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竹林的《生活的路》等形成了“伤痕文学”的热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予以控诉揭露。在深入思考民族灾难中，出现了从历史深处反思的作品，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的《灵与肉》、王蒙的《蝴蝶》、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国文的《月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从极“左”思潮、封建意识、民族文化等角度展开反思。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描写改革时期的变革与冲突的“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贾平凹的《浮躁》等，形成了改革文学创作的热潮。
新时期之初，在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的同时，反思批判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想，思考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重要问题，在摆脱长期以来对于文艺的束缚中，文学创作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浪潮中，呈现出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主潮。
二
进入80年代后，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平反，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引起学界的思考与讨论。198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开展“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发表徐俊西的《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人物”提出质疑。学术界讨论了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
1985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深入，学术界、文学界加大了对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引进步伐，各种哲学思想大量地被翻译进国内，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诸多代表作家先后被介绍进来，西方当代各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也被大量翻译引进，1985至1989年间，中国的文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旨归的现象。由于西方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大都以中国知识界的召唤为前提，追慕新奇排斥平实、推崇经典关注精致，使国内此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的意味，文学创作也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的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
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上，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提出了“寻根文学”的话题，这显然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启迪。韩少功在《作家》1985年4月号发表《文学的“根”》，提出了“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的观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寻根文学”的热潮，以现代意识观照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寻求民族文化之根，探究复兴民族文化的可能。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吴若增的“蔡庄系列”小说，形成了“文化寻根小说”的浪潮，或在民族文化之根的寻觅中弘扬传统，或在民族文化弊端的反省中批判历史，呈现出“寻根文学”两种不同的倾向。
1985年前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一些作家通过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借鉴与模仿，探索小说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到精神内涵的创新，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小说创作，被称为“新潮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现实一种》、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或书写现代人的孤独、倾轧，或叙述社会中的丑恶、荒诞，在叙事方式、叙事结构、语言表述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实验，在不满传统中求新求变，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
《钟山》1989年第2期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亮出了“新写实小说”的旗帜：“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方方的《风景》、《白雾》等，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汉子》等，刘震云的《官场》、《塔铺》等，叶兆言的《艳歌》、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等，在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的写真中，在揭示现代社会物质的匮乏时，表现出作家们的生存意识；在庸常生活执著的生命状态的录写中，在感叹现代社会生命力的匮乏时，透露出作家们的生命意识；在世俗人生的灰色精神状态的展示中，在针砭现代社会精神的匮乏时，洋溢着作家们的人伦意识。新写实小说以其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世俗化的平易语言、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构成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的独特风貌。
1986年由《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主义诗歌大联展”，集中介绍了60余家自称为诗派的诗歌创作，他们力图反叛与超越朦胧诗，建立一种世俗人生情感与生命体验的抒写，呈现出一种反英雄、反崇高的特征，形式上呈现出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的特点。南京的“他们”诗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成为引人瞩目的群体。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女性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成为其中的代表，抒写女性的苦难与追求，抒发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苦痛与向往，描绘女性对于身体的细腻感受。
抒情散文在此时期逐渐兴盛，贾平凹、周涛、刘烨园、周佩红、赵丽宏、谢大光、李天芳等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此时期，不少学者进入了散文创作领域，以其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使其散文充满睿智，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林非、李辉等。此外，军旅作家散文、女作家散文受到文坛瞩目。
在话剧创作中，出现了“实验话剧”创作的热潮，在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模仿借鉴中，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剧作的结构方式，呈现出新的审美意向：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高行健的《车站》、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魏明伦的《潘金莲》等，在戏剧结构、表现手法和演出体制方面有着更多更为成熟的开拓和创新，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实验戏剧的探索进入到深化和成熟阶段。
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在不断开放的语境中，打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在引进国外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的背景中，注重模仿借鉴中的文学实验，强调文学形式探索，强调文学形式创新，作家们各显神通地变换着手法进行各自的文学探索与实验，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学的不满与新的文学观念的深入，展现出此时期文学创作的多姿多彩。但是，由于过度热衷于形式实验，一些作家因此而忽视文学的内容，以至于使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技巧的玩弄，使文学逐渐脱离了读者。
三
1989年后，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日常生活的关心；从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转向对于个人自我的强调。一些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讳言启蒙走向民间的姿态，精英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大众文化逐渐流行。“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个人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的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①。
90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讨论，影响了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认为“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②。在对于大众文化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批评大众文化平面化、无深度、复制性，是充满商业气息反文化的，有的学者却认为不应该将大众文化当作审判对象，而应该展开深入的研究，让它从被告席回到研究室。在有关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是以享乐为旨归的消费文化，是一种反文化，醉心于情感和精神的卑微， “在排除一切价值信念，消解精神乌托邦之后，拆解了人类艺术良知和精神向度，从而开始了无节制的渎神弑神的狂欢庆典”③。有学者认为中国并不真的存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④。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呈现出对于80年代激进主义文化的历史反思，呈现出以新国学与海外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中国文化传统参与当代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重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从主张“革命”转为“告别革命”以渐进的“改良”作为方式）、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新保守主义策略（放弃精英姿态、认同通俗文化与享乐主义）三种倾向。文化的讨论影响了此时期的文化观念与文学创作。
1992年8月12日由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作家报》联合举办的“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上，提出了：“新时期文学”已结束，“后新时期文学”已到来，谢冕指出“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80年代的终结而结束的”，“我们有必要思考走进90年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提倡什么，扬弃什么”⑤。1993年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一文，虽然是对于王朔创作的评说，却也揭示出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向⑥，躲避“崇高”关注世俗成为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
走出文学的实验室，关注现实生活、回归现实成为90年代文学创作的趋势。新现实主义小说呈现出直面现实的倾向，积极关注社会当下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百姓的窘困处境，关注社会改革途中的曲折与艰难，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回归潮”、“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的回归”、“新社会问题小说”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 《凤凰琴》，谈歌的《大厂》、《年底》、《天下荒年》、《大忙年》，何申的《乡镇干部》、《村民组长》、《穷县》、《穷乡》、《年前年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大多努力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艰难处境、人际关系等十分生动而真切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体现出作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他们的创作或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或努力剖露在现实生活与环境折磨中孤寂苦痛的心灵，或展现现代人的奋斗挣扎，在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中，书写自我的个人感受与体验，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使他们的创作成为90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
1994年底，《上海文学》、《佛山文艺》倡导“新市民小说”创作，或描述市民社会的奋斗与挣扎（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胡丹娃的《假面女人》、何顿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叙写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张欣的《爱又如何》、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唐颖的《红颜》、陈丹燕的《女友间》、姜丰的《爱情错觉》、程小莹的《温柔一少年》），或叙述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孙春平的《放飞的希望》、薛友津的《轻飘飘的感觉》、杨东明的《浮生何寄》、郭靖一的《平庸》、荒水的《血红玛丽》、秦和涛的《我是一头逃亡的狼》）等，创作新市民小说的作家们以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拥抱的精神，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让城市生活大量地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之中，使自30年代海派小说创作以来被忽略了的现代都市生活又重新显示出它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光和影。
《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期接连推出“新体验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注重亲历性成为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基点，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王愈奇的《房主》、王梓夫的《破译桃花冲》等作品都是亲历之后的创作。强调现时性成为新体验小说的叙事方式，注重平易性成为新体验小说的审美风范，体验民间的生活、描述老百姓的人生，这使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在取材方面显示出平易性的特点，描写世俗的生活表现世俗的人生，在描写这些世俗的题材时，作家们的情感又主动靠拢世俗同情民间，使新体验小说创作呈现出平易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背景中，90年代的诗歌创作陷入了边缘化的境地，诗歌创作几乎成为了一种诗人的自娱自乐，以及诗人之间的相互酬唱与交流，民间诗刊的创办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如《现代汉诗》、《南方诗志》、《反对》、《北回归线》、《阵地》、《发现》等。出现了“后崛起诗群”、东海诗群、新政治抒情诗群。
进入90年代后，散文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热潮：以余秋雨、林非、季羡林、冯其庸、杨绛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具有理性思辨色彩，呈现出睿智深邃的文化思考；以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史铁生、梁晓声等为代表的小说家散文，将小说的手法融入散文创作，使散文更加生动厚实；以祝勇、冯秋子、南妮、王开林、周晓枫等为代表的晚生代散文，以高雅的格调和磅礴的气势，丰富了当代散文创作领域。
在话剧创作中，新现实主义话剧成为主要成就，在对于当下生活世俗人生的关注中，表达剧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如乐美勤的《留守女士》、素雷的《灵魂出窍》、杨利民的《危情夫妻》、沈虹光的《同船过渡》等。在先锋话剧创作中，孟京辉的《思凡》、《爱情蚂蚁》、《坏话一条街》等，在标新立异中，呈现出对于话剧艺术的执著探索追求。
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日益发达中，在大众文化的流行中呈现出与80年代不同的色彩，在回归现实主义的基调中，它及时迅速地反映了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情感世界，它注重以平民的眼光和心态，对社会普通百姓生活与情感作热情的关注与真切的描写，表现出生活化的倾向，展示出一种平民化的追求，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色彩。其不足之处在于：注重对形而下的生活表象的录写，而忽略了对生活内涵形而上的思考与探究；关注生活原汁原味的还原或再现，而忽略了对生活素材的精心斟酌与选择；关心对平民生活和思想的叙写，而忽略了对社会精英阶层题材的关注；强调文学创作的放松与自然，而忽略了对作品细致地推敲与斟酌，这使得90年代的文学创作精品不多。
四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进程中，网络文学的兴盛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读图时代的到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大众传媒对于文化市场的主宰左右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式，以往从作家——出版——市场——读者的由创作到接受的链条，转变为读者——市场——出版——作家的由读者到创作的链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与改变了新世纪的文学创作。
《文艺争鸣》于2005年第2期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栏，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加以讨论。2005年6月，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与《文艺争鸣》联合召开了“文学新世纪与新世纪文学五年”学术研讨会，对于新世纪文学展开了研讨。白烨在谈到新世纪文学时评价说：“进入新世纪后，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亦喜亦忧的方式呈现着：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⑦他道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基本倾向。
随着新世纪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文学创作队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形成了专业作家、业余作家、网络写手等几种类型，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底层写作、乡土叙事、地域文学的倾向。在底层写作的倡导中，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受活》、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富萍》、余华的《兄弟》等成为有影响的作品。在地域文学的创作中，姜戎的《狼图腾》、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雪漠的《大漠祭》、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藏獒》等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地方风味。先锋文学仍然有新的作品面世，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的《后悔录》、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在小说叙事方面都有新的探索与尝试。“80后”作家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力量，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韩寒、春树、孙睿、小饭、蒋峰、周嘉宁、苏德等，以其对于青春期的成长与心态的描写，填补了青春文学的空白，吸引了诸多在校学子的阅读，构成了占据图书市场10%的奇观。榕树下、书路文学网、多来米中文网、红袖添香原创文学网、起点中文网等文学网站的先后创办，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安妮宝贝、慕容雪村、清秋子、天下霸唱等成为网络文学中的佼佼者。
新世纪散文呈现兴盛局面，上世纪末倡导的“新散文”、文化散文仍然令人瞩目，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新的散文主张纷纷出笼。
在新世纪诗歌创作中，老牌刊物《诗刊》改为半月刊，《诗探索》分为“理论卷”、“作品卷”，呈现出新的气象。《外遇》、《跨世纪的门槛》、《70年代》、《诗歌与人》、《诗文本》、《下半身》等民刊的创办扩大了诗歌发表的空间，《诗生活》、《界线》、《天涯诗会》、《诗歌报》、《中国诗人》、《北回归线》、《诗江湖》、《扬子鳄》等诗歌网站，呈现出网络诗歌的热闹非凡。在诗歌创作中，杨键、陈先发注重传统文化内蕴，张子选、牛庆国、高凯、杨晓明等关注乡土文化色彩，张岩松、叶匡政、余怒、谢湘南、卢卫平等审视城市文化现状，呈现出新世纪诗歌创作关注文化的新倾向。
新世纪话剧创作仍然以现实主义剧作为主，在关注现实生活的剧作中有许多关注社会问题、底层生活的佳作。如孟冰的《黄土谣》、黄定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姚远的《沦陷》、沈虹光的《临时病房》、洪峰的《九路汽车》等。在实验话剧的创作中，孟京辉仍然执著前行，他创作的《恋爱的犀牛》、《艳遇》等，延续并拓展了其先锋话剧的路向。
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在关注市场、关注读者的氛围中，在网络文学的巨大潜力与影响中，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现实人生。文学在日益多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类型。消费成为文学生产的主要目的之一。
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调走向丰富，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学的变化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摆脱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后，文学创作成为反映生活、记录人生、抒发情感的语言艺术。长期以来，文学被作为政治的工具，强调文学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舆论工具，以至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而忽略文学的艺术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批评否定了文学的工具论后，文学的人性被强调了、突出了，既注重文学反映生活的功用，也强调文学对于人生的记录，更注重文学对于作家情感的抒发，在注重文学创作表达群体的情感时，也注重文学对于个人情感的抒写，使文学创作的个性被突出了，文学是人学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文学并不能绝对远离政治，但是文学当政治的小媳妇的时代已经过去，注重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关注文学本身的特性，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一种倾向。
第二，在借鉴各种艺术技巧手法中，文学创作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加鲜活。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将现代派文学视为资产阶级文学，将通俗文学视为封建文学，将现实主义文学看作无产阶级文学，而排斥否定任何非现实主义的文学，以至于使我们的文学创作单调平庸。改革开放后，在打开国门拓展视野中，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被引进国内，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作家们争先恐后地模仿各种技巧，在从模仿中创造、在创造中模仿的过程中，中国文坛丰富了起来，中国作家成熟了起来，在世界文学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也开始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坛日益丰富，文学作品更加生动，文学世界更加鲜活。
第三，在注重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中，文学创作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市场。长期以来强调文学的启蒙与教育功能，而忽视文学的消遣与娱乐功能，使作家与读者始终处于启蒙与被启蒙、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在文学完成了伤痕、改革等历史使命后，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中，文学的商品性得到了强化，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获得了认同，文学不再是简单的教科书，文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读者与市场日益受到重视，文化如何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市场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这或多或少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模式与方法，影响甚至左右着当下文学的创作。
注释：
①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②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③王岳川：《后现代文化艺术话语转型与写作定位》，《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④贺奕：《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⑤参见祁述裕《世纪之交的展望——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综述》，《作家报》1992年10月3日。
⑥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⑦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收入张未名主编《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标签：文学论文; 散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时期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艺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