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日记》所载史量才之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死论文,所载论文,日记论文,黄炎培论文,史量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史量才与黄炎培的私交公谊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民国后改为川沙县，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史量才原名家修，1880年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杨板桥村，7岁时全家迁居娄县（今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娄县和川沙厅当时均为松江府属县（厅）。清光绪25年（1899）春，黄炎培、史量才同年参加松江府府试，黄炎培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史量才亦考中，后本地童生控告他“冒籍”考试，经家人多方周旋才免遭处罚，但史量才的秀才资格被取消，录为附生。在科举盛行时代，高中和冒籍都是相当轰动的事情。史量才与黄炎培当时是否谋面相识已不可考，不过川沙、娄县相距不足百里，两人彼此知名应该在这一时期。 黄炎培后来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这年冬天，他和友人冒风雪至南京，呈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亲任该校总理（校长），从此致力于兴学育人事业。1903年6月23日，黄炎培应南汇县新场镇青年们的邀请前往演说，因痛陈国家危亡而政府昏聩无能，被南汇知县以乱党罪名逮捕。“苏抚电令解省讯办，江督电令就地正法。”[1]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电令不一，南汇知县只好再电请示。6月26日中午督抚会衔“就地正法”电令到达，而黄炎培已经上海总牧师美国人步惠廉营救脱险，亡命日本。半年后风声过去，他回国担任上海南市城东女学教职。1905年7月，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继蔡元培担任同盟会上海干事。同年，张謇、沈恩孚、袁观澜、杨廷栋、雷继兴等组织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为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被推为该会常务调查干事。当时江苏省有江宁提学使（驻南京）和江苏提学使（驻苏州）同管全省学务，时常发生职权上的争执；而各地兴学风气大开，新旧思想交织，酿成种种纠纷。身为江苏学务总会常务调查干事，黄炎培实地调查后出具书面报告，判明曲直，解开症结，使各地学务纠纷得以平息。1906年，他又应木商杨斯盛之请创办浦东中学并任校长。1909年10月江苏省咨议局成立，黄炎培被选为议员及常驻议员，负责调查省政；同时他还兼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上海县地方自治组织的前身，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地方性的权力总机关，总董为李平书）、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等职。 史量才在“冒籍”事件后，绝意试举，和同乡雷继兴等学友研讨西学，于1901年入杭州蚕学馆学习。翌年寒假回乡，他与地方父老倡议兴新学，创办米业私立养正小学。1903年秋从杭州蚕学馆毕业，来沪任教于育才书塾（南洋中学前身）、务本女学、（广方言馆）兵工学堂，并于1904年春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校。这段经历，史量才遇难后哲嗣史咏赓所发的《哀启》叙之甚详：“先严既于光绪25年入娄县学，时当清末，国势阽危，盱瞩世变，遂慨然弃去举子业，偕雷继兴与龚镜清诸公，研习泰西文字，与夫理化、格致诸实学，既肄业杭州蚕学馆，归则兴小学于泗泾。既而教授沪渎，积馆榖所入，创立女子蚕桑学堂。规画耆拄，备极艰辛。坐是遂患咯血，犹不悔懈。以为救国至计莫要于育才备用，故毕生赞助教育事业未尝或遗余力。”[2] 黄炎培在1934年11月所撰的《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中称“余识量公三十年”，史量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偕诸同志发起江苏学务总会”[3]。黄炎培是江苏学务总会的主要成员，因此，史、黄相识应不迟于1905年11月该会之成立。同时，两人又都是时报馆“息楼”的常客。1904年春，江苏溧阳人狄楚青奉康梁之命从日本返沪创办《时报》。狄楚青在报馆内楼上辟出一个房间，题名为“息楼”，作为前来访谈的朋友及同人工作之余的休憩之所。1906年雷继兴及其妻弟陈景寒应聘《时报》编辑，史量才就常去探望学友，后来又兼任了《时报》主笔。据1906年进入时报馆的包天笑回忆，史量才是“天天到息楼来的一个人”，黄炎培也是息楼常客，与沈恩孚、袁观澜合称“息楼三举人”。[4]黄炎培也回忆说，当时他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一致而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朋友。这帮朋友以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相伯、张謇、赵凤昌等人。他们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几个据点，经常集会。这些集会据点有江苏省教育会、工巡捐局、望平街时报馆“息楼”、赵凤昌家“惜阴堂”等处，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就是黄炎培。[5]史、黄两人年龄相仿，同年同府应童子试，又都在兴办新式学堂，相识订交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史量才是否属于黄炎培他们“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朋友圈，不得而知，史量才在这一时期或稍后受知于张謇、赵凤昌等人则是可以想见的，1912年10月史量才购买《申报》，即得到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 1911年8月15日（农历）即上海光复的次日，江苏松江等五府民众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会议，公推黄炎培等为代表前往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代表们到苏州时程德全已经宣布独立，黄炎培被留在都督府办公，担任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极得程之信任。1912年12月，他又被委任为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1914年2月，黄炎培辞去官职，计划到各地考察教育情况，但苦于旅费无所出。“商之《申报》，扩大旅行范围，游览山川名胜，考察民生疾苦，以‘旅行记者抱一’名义写稿按期发表于《申报》；商之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所有教育情况和评判，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6]此时张骞、赵凤昌等合伙人已经退出《申报》，史量才成为该报的独立经营者。在申报馆或者说史量才的资助下，黄炎培历时95天，考察、游历了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教育、社会状况及名胜古迹，将所见所闻写成详尽报道在《申报》发表。这是黄炎培和史量才担任总经理的《申报》第一次发生关联。此后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史量才也是发起人之一。 1922年是《申报》创刊50周年，也是史量才接办该报第10个年头。他决定以此为契机，征求海内外学者名流撰写50年来世界和中国政治、军事、科技、文教、新闻等领域的专文，邀请黄炎培总其成，编纂成《最近之五十年》，以补报纸记载之不足。在黄炎培的主持下，马相伯、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蒋百里、丁文江等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应约撰文，这部大型纪念册经过一年多的约稿、编校即出版发行。能够邀请到如此众多的硕学大家为纪念册撰文，当然是因为《申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主事者黄炎培的人脉关系和号召力肯定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最近之五十年》的出版，在我国新闻界可谓创新之举，它不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中外大势，也进一步提升了《申报》的声誉和影响。 相交日久，相知愈深。文教救国、直道而行的共同志向和品性，使史量才和黄炎培成为可以相互信赖的挚交益友。举凡国事、上海地方事务和申报馆务，两人都会商量交流，谋划应对之策。在《黄炎培日记》中，黄炎培应约或主动到史宅长谈的记录非常之多，例如1931年1月3日：“夜访量才，谈申报馆组织及边疆考察团事。”[7]同年6月22日：“邀达铨、公权、量才、藕初、重远、厚生、御秋、唐有壬、黄齐生等二十人商大题——救国。”[8] 1931年1月，史量才成立《申报》总管理处统辖一切馆务，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务部主任，聘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陶行知为总管理处顾问（对外不公开）。黄炎培是1931年1月11日到申报馆就任设计部主任之职的，从此他几乎每天上午都到报馆办公，周三、周六下午则到史宅开馆务会议，开始深度介入《申报》，促成了《申报》由保守趋向进步。1931年9月1日《申报》发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宣布7条今后之办报方针，即出自黄炎培手笔。9月19日下午，黄炎培到史量才家参加馆务会议：“到史宅，史量才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别人说：收场吧。”[9]由此可见，黄炎培与史量才的朋友之交，出于直道，国事至上。在黄炎培、陶行知等一帮朋友的带动下，史量才和《申报》的政治态度由谨慎保守转向进步。9月22日，史量才出席“抗日救国委员会”会议，被选为新增委员；9月26日，他作为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在上海800多个团体、20万群众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上宣誓，督促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10]12月17日，北平赴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遭军警枪杀，酿成“珍珠桥惨案”。《申报》不顾当局禁令，不但详细报道了事件经过，同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评议》时评，称学生运动可原可敬，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未死尽。”1932年1月31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三天，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史量才被推为会长，黄炎培为总秘书，募捐劳军，救济难民，并通过《申报》对十九路军予以舆论支持。后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黄炎培继续分任会长和总秘书之职。 1932年夏，国民党军队向江西根据地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表示反对。此举更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蒋介石亲下手令禁止《申报》邮递，使《申报》在上海租界之外无法发行。经多方疏通，当局以黄炎培、陶行知离职为解禁条件。8月20日，“（黄炎培）到量才家。政府以彬和辞申报馆职为不足，必欲余与陶知行皆离馆才允恢复邮递，余乃立递辞职书如下：量才先生鉴：顷承面示种种，虽出意外，岂复忍以一人累报务，敬此告辞，当乞准许。”[11]为了使报纸能够复邮递，史量才只好批准老友的辞呈。黄炎培虽然不再去报馆办公，实际上私下还在为《申报》做事，例如负责《申报》1932年暑期征文阅卷、《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印刷出版工作。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他在申报馆的酬金领至1934年4月止。 公谊既厚，私交亦深。上海哈同路9号史公馆，黄炎培自然是常来常往；史量才在杭州西湖营建别墅秋水山庄，黄炎培如果去杭而史量才正好也在，少不了晤面畅谈。黄炎培曾介绍亲戚鲍蘋侣到史家做事。史量才的侄子史剑光结婚，黄炎培为证婚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就学乃至订婚宴媒妁，他都要将黄炎培请至家中商量餐叙。 总之，史量才与黄炎培不管是公谊还是私交，都挚切深厚，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 二、从《黄炎培日记》看“史案”元凶 黄炎培一生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日的行止、工作、交往、酬应及著述情况，都一一记下，不厌其烦。保存下来的黄氏日记手稿起自1911年，止于1965年去世前。1927年前的日记时有中断，之后则逐日记录，连续不断（1937年日记当年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根据手稿整理出版了1949年前的黄炎培日记，为我们了解黄炎培及其时代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老友史量才突遭不测，对于黄炎培来说当然是大事一桩。从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遇刺身亡到1936年5月31日落葬杭州马家山，《黄炎培日记》中有大量的相关记录，列表如下页： 史量才遇难当晚，黄炎培即和《申报》经理马荫良赶赴杭州，“见量才遗体，为之一恸”，将老友的遗体运回上海，之后料理丧事，安慰遗孀，教导后人。1935年5月19日，他又随亲友将史量才的灵柩护送至杭州，暂厝于秋水山庄。1936年2月至5月，黄炎培有四川之行，身体劳累，所以才没有去杭州参加史量才的落葬之礼。不仅如此，黄炎培还在史量才遇难后撰写挽联挽诗及《史量才先生之生平》，寄托哀思，宣扬史量才的志业事功。可以说，在史量才身后，黄炎培确实尽到了朋友之责。
因凶手作案后逃逸，史量才死于何人之手众说纷纭，当时并无定论。狙杀老友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当然是黄炎培特别关心的事情。但是查阅《黄炎培日记》，没有关于史量才死因及案凶的任何记载，连片言只语的推测和感慨都没有，只是在所撰的《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中提到史量才“遇匪徒多人狙击殒命”。这一现象非常不合乎情理。例如1930年7月15日黄氏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大连王健堂来，为其弟在芜湖被污为通匪，为党共产，为日本籍台湾民，拘禁二十余月，被攫财产数万。为讯叔源营救之。在青天白日下，类此暗无天日者不知凡几矣。”[12] 不过，黄炎培日记中对史量才死因只字不提，正可以反证后来公认的蒋介石乃“史案”元凶的说法。黄炎培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有意避开不记，以免日记被当局搜查而予引火烧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寓所被军统特务暗杀，黄炎培日记中的记载也极为简略：“是晨八时，杨杏佛为人暗杀，立死。……”[13]日记虽为私密之物，但是像黄炎培这样的民主进步人士，在当时被特务秘密逮捕搜家的危险是存在的。1927年5月，他就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而避难大连半年。1929年8月25日，蒋梦麟又函告他，上海市党部控告他“头脑冬烘，学术荒芜”，为国家主义中坚分子，中央令教育部予以监视，嘱他注意。[14]30年后时过境迁，黄炎培已无后顾之忧，才说狙杀史量才的凶手“传是军统特务戴笠训练的杭州警官学校特工人员”。[15] 黄炎培虽然在日记中对史量才的死因避而不谈，但是在当时的诗作中已委婉说出史氏乃“殉国”而死。根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34年10月5日午后，他和史量才、杜月笙还在史宅共谈时局。10月13日得知史量才在杭州，“决计赴杭。”10月15日晚他乘夜车赴杭，车次读清人汤贻汾《琴隐园诗》，午夜到杭后署名“王楚南”下榻湖滨旅馆。10月16日，黄炎培尽日闭户不出，作诗《重九西湖谢客读琴隐园诗寄秋水山庄主人》：“冷绝重阳客里天，打门风雨昼深键；未荒篱菊如人淡，得饱园蔬胜蟹鲜。白发诗翁犹殉国，碧山琴侣漫寻仙；平生总坐浮名累，小隐能令意洒然。”[16]10月17日到秋水山庄访史量才，饭于其家，晚车回沪。[17]一般说法黄炎培此次赴杭是为了避寿，恐不尽然。因为黄炎培决计赴杭的10月13日为农历九月初六，这天才是他的生日。可能是黄炎培已经听到了一些不利于史量才的风声，才到杭州面见史量才，并写诗提醒他注意。1934年11月16日史量才大殓，黄炎培写成“碧山殉国诗成谶，白日陈尸帝不闻”，以诗代哭，也是在曲指史量才的“殉国”隐情。 1962年，曾任军统上海特别区法租界组长的沈醉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发表《戴笠其人》一文，称蒋介石为了威吓积极从事民权保障运动的宋庆龄和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指使戴笠于1933年6月、1934年11月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申报馆主史量才。[18]公开指出蒋介石乃“史案”元凶，这可能是第一次。沈醉此说之后广被采信，几成定论。例如号称“史料可靠，还原历史真实”的《戴笠和军统》一书说，1934年夏秋间，戴笠奉到蒋介石的密令后，立即亲自布置暗杀史量才一事。事成之后，蒋介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装腔作势地电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19]权威的新闻史著作也采信了沈醉的说法：“40多年后真相大白于天下：元凶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曾任国民党军统局长、后被大赦的沈醉透露，1934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戴笠设法除掉史量才，由军统上海特别行动组执行。史量才遇刺身亡之后，有关特务人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这一暗杀案还被作为范例，编入了军统特务训练教材。”[20] 沈醉在《戴笠其人》一文中，只是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派军统特务暗杀了史量才，其实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1985年，鲍志鸿撰写了一篇《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的绝密档案》（该文后收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一书下册），提供了“史案”新的证据。鲍志鸿1941年进入军统，曾任军统局第一处（军事情报处）处长。鲍志鸿回忆说，1942年3月军统局开始筹备庆祝军统成立10周年事宜。筹备委员会成立那天，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夹着一大包卷宗走进会场，因代理秘书毛人凤尚未到场，他让大家先看档案，以便开会时发言。“因此我便有机会接触有关民主人士史量才被刺的全部卷宗。”不料一小时后毛人凤匆匆跑进会场，让龚仙舫把原来发给大家看的案卷统统收回，另换成军统局如何派人刺杀汉奸张敬尧等案卷。至于中途突换案卷的原因，鲍志鸿的解释是：“虽然这些都是史实，但后者是冠冕堂皇的抗日行动，而前者是暗杀爱国人士的见不得太阳的卑鄙阴谋。”鲍志鸿在文中讲述了自己看到的“史案”的一个插曲：史量才本可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在暗杀行动实施前，杜月笙曾向蒋介石建议，史量才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杀之不如用之，要蒋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蒋介石把不杀史量才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笠便在刺杀史的头天晚上电告军统浙江负责人、浙江警察学校教务主任赵龙文停止“行动”。不巧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每天只是上午看公文，下午休息概不办公。结果戴笠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刺杀史量才的电令被压在赵的译电室里，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就按原令行动，刺杀了史量才。[21]如果鲍志鸿所言不虚，则蒋介石无疑是“史案”的幕后黑手。不过，鲍志鸿提供的仍然是第二手材料，史量才为蒋介石授意戴笠所杀，尚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予以证实。当时在杭州负责为力行社（军统前身）建立秘密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就认为，暗杀史量才对国家得不偿失，蒋介石尚不致于示意戴笠去这样做，“谅为力行社干部所主张发动”，事后蒋介石只好为部下的轻举妄动承担了责任。[22] 三、关于一则史蒋传言的考证 关于史量才忤逆蒋介石、招致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的说法是：“（申报）馆方深知史的被刺，有两个原因，一是《申报》曾刊载一篇文章，不满蒋介石政权而加以尖锐的讥讽；二是史曾以中南银行代表的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主持人要他认购巨额债券，史当场反对，并将情况揭发报端。这两桩事都触迕了蒋政权，蒋介石便不顾一切，下此毒手。”[23]不过，坊间流传最广的是史量才以百万读者抗衡蒋介石的百万兵一说。报人徐铸成就曾著文说，史案凶手的主持人乃蒋介石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蒋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则猜测不一。“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介石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听说，不久就发生了沪杭公路这一血案。[24] 黄炎培的记述却与徐铸成的说法有较大出入。1952年12月，黄炎培重游杭州，作《人民西湖十四首》，其七为《秋水山庄》：“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诗前小序云： 西泠桥下有鉴湖秋侠墓，有史量才秋水山庄，即今北山路七十七号上海总工会工人休养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略东北；明年上海“一二八”战役，各界人民成立组织，推史为长，拥护十九路军抗日作战，蒋介石忌之。某日，招史往，初谈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报》、《新闻报》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陈果夫、立夫多方与报馆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人职。其一即我，其一即陶行知。[25] 1964年10月，黄炎培响应党的号召，“本其所见所闻和行动、秉其是是非非的直笔”写成回忆录《八十年来》，其中关于“《申报》主人史量才之死”一节，与前说略有不同，称自己是和史量才一起应召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 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拥护十九路军抗敌作战，《申报》主人史量才被推为会长，已招蒋介石忌了。史量才雄心不已，又投资《新闻报》。我自一九一四年起即在申报馆任事，更与史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共事。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叫陈果夫、陈立夫与申报馆多方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个人的职务，一是陶行知，另一人就是我。[26] 仔细查阅《黄炎培日记》，他第一次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是1931年1月8日。该年1月3日晚，黄炎培接到来沪同学邵力子的电话，约他面谈。第二天他往访邵力子，“见告蒋介石约往，乃订八号赴宁。至人文社晤戴春风。晚访量才。”[27]黄炎培1月7日乘车到南京，“（1月8日）午前十一时半，邵力子来，同车至东北城角蒋介石总司令宅（旧炮标）。蒋初见，同座王一亭，略谈后同餐，王君少坐先去。蒋君【索】。问。关于挽救教育危机之意见，畅谈至二时辞出。蒋要求我迁居南京，拒绝。”[28]1月10日黄炎培回沪，晚访史量才，两人一同至申报馆。第二天，黄炎培就到申报馆就任总管理处设计部主任一职。 1931年春，黄炎培有东北及日本之游。归来后于5月29日在南京再见蒋介石，向蒋陈述日本可能会在东北与我国和苏俄开衅，并把在日本购得的三部书送给了蒋介石。蒋嘱他与外长王正廷接洽。“【见外长王正廷，王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我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29] 1931年9月29日，黄炎培第三次赴南京面见蒋介石。9月27日，抗日救国研究会（1931年9月20日在上海成立）召开会议，黄炎培“被推偕江问渔赴南京，见蒋主席及外交当局，诘问为何不抗敌。”当日晚黄炎培即乘夜车赴南京，次日晨到，29日被蒋介石召见：“午后三时，蒋介石主席招往军官学校，蒋对学生请愿团五千余人演讲，既散，与吾等谈。”[30]30日晨回沪，下午到抗日救国研究会向大家报告赴宁经过。 1931年11月8日，蒋介石特召集上海各界领袖人士到南京洽谈。当日《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各界领袖昨晚应召入京、今晨谒蒋主席即晚返沪。”“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闻被邀者计有商界王晓籁、虞洽卿，银行界李馥荪、徐新六、陈光甫、钱新之，教育界刘湛恩、欧元怀，报界史量才、汪伯奇、戈公振、穆藕初、刘鸿生、余日章、王云五、林康侯、李观森、郭标、黄任之、阎玉衡等20人。即于昨晚由路局特备专车附挂于京沪夜车驶京，定于今晨晋谒蒋主席后，当晚仍备车返。”会议在励志社进行，休息时蒋介石还和史量才、黄炎培等合影留念。《黄炎培日记》中也有这次被召见的记载：“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午餐于励志社。……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余被推陈述对外交问题之意见。夜车回沪。”[31] 根据《黄炎培日记》可知，从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4年11月史量才遇害，黄炎培分别于1931年1月8日、5月29日、9月29日、11月8日四次去南京面见过蒋介石，前三次见面史量才均不在场，只有第四次会见史、黄同在。因此，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所记的史、蒋临别握手时讲的那番话，很可能发生在1931年11月8日这次会见即蒋介石在家宴请上海各界领袖之后，两人的对话内容应该是黄炎培所记的“你我合作”，而不是徐铸成所说的史量才以“百万读者”叫板蒋介石的“百万兵”——以史量才之精明，当面忤逆国家元首的可能性不大。史量才应该也没有单独和杜月笙一起去南京面见过蒋介石并忤逆过蒋，如果发生这样的大事，按照史、黄的交谊，史量才回沪后肯定会告诉黄炎培，黄炎培也会在日记中有所提及，但是在他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所以，如果史量才真为蒋介石密令所杀，坊间附会的史、蒋交恶不是直接动因——史、蒋南京会谈发生在1931年11月，史量才被刺杀于1934年11月，其间相隔三年之久。史量才在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民间组织的影响日大，已成为国民党政府难以驾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才是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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