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型的困境及其化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民转型的内涵
农民转型既是中国工业化当务之急，又是化解历史过程积沉的旧俗和顽疾并迈向文明社会的必经之途。农民转型，就是农民群体从旧有的生产方式进入大工业的新生产方式，并生活其中。当然，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转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圣麦克斯》中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获得自由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工业化的内在力量，是社会财富加速积累的自然之神，是农民转型的动力源泉。
农民转型的时空安排是：从简单劳动力过渡到人力资本为财富的主要载体；从传统小农和手工业生产转到大工业精细分工的体系当中；从分散的村落迁移到城镇定居。三方面围绕转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而核心是农民自身的变化。从简单劳动力到人力资本，需要产业支持，需要在空间上不断流动、迁移。支持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产业形态的变化，即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者的作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从物质技术的角度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极富创造性的工业社会的文明人。当然，这一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力量的扩展而层层递进展开的。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有差异，农民转型先后亦不同。
农民转型是从人的角度看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农民的变化是工业化成果的度量。农民转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向前的。第一步，农民获得就业机会，转移到非农产业；第二步，通过干中学和职业培训，农民获得大工业所需的技能，并跟随产业一同升级；第三步，在城市安居乐业，实现中产化，在思想、价值、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被工业社会市民化。而每一步都离不开工业化的催化。
农民转型是一个宏观概念，是广大农民从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等方面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从边际方面看，有先行和后进。先有一技之长的少数出色农民在经济地位上改善和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的市民化，先进带后进，后进赶先进。这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力不断在空间和人群之间扩散其效应的结果。完成转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前，我国农民转型的自身意愿很足，潜力很大，但是阻力也不小。如何克服阻力，获得动力，就成为转型成功的关键。
二、农民的三大困境：贫、弱、散
农民之困，就是贫、弱、散。这并非与农民天然相关。我国自19世纪中后期开启工业化，一百多年以后，大部分农民依旧贫穷，是制度之果，而非人之愿也。而农民转型的目标就是富裕、自强和组织化。农民自身有强烈的诉求，唯有在工业化中才能实现。
“贫”是当下大部分农民的真实处境。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5000元，不及市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多数在农村。贫是因为农民没有摆脱落后进入先进的生产力使然，多数农民从事的是传统农业生产，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数从事的也只是低端劳动。生产和生活维持在低水平，没有发挥出进城农民工的潜在生产力。人力资本化，才是农民转型的方向。
“弱”是受到诸多不公的制度性歧视。这增大了经济和社会费用。显性的是经济成本，在当今的体制下，农民在外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很难，而创业更难。更多是隐形的社会成本。这一点，已经为贝克尔(Becker)关于社会歧视引起的成本上升理论所证明。中国农民的“弱”，有几千年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口号就可以改变。历代封建统治者，基于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需要，重视农民的口号叫的很响，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次序中，农民在名义上的座次很高，其实，农民最苦，受到的剥削最多。客观地讲，由于延续着几千年的乡土传统，农民身上，有一些习惯和价值取向，是不符合工业化时代需要的，包括一些与传统农业社会相联系的陋俗，比如松散，但这些并非不可改变。随着科技文化教育的逐渐提高，加之在工业化大潮中锻炼、磨炼，是可以逐渐改变的。但农民教育和文化水平较市民为低，却也是事实。这不是农民的错，是政府教育失偏所至。改变弱的状态，从农民自身来讲，要自强、自力更生，要不断学习，比如从80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就浸透着现代教育的色彩，明显与市民差别不远了。
“散”是农民居住分散，农民居住在分散的村落，交通不便，而农民工就在城乡之间徘徊。工业化的发展，产业集聚必须伴随人口生活的集聚，使之城镇化。散就无法实现产业集聚，导致生产分散，消费分散，人气分散，市场稀疏，不利于分工和贸易。而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大量集中投资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形成规模化经济的格局，使得三大产业相互促进快速发展。农民从分散的农村不断向城镇集聚定居，逐步富裕起来，久而久之就化除其身上的旧俗，成为工业社会的市民。
三、影响农民转型的三大悖论
1.就业优先与产业升级排斥劳动的矛盾
作为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把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引进FDI作为技术来源的主渠道，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而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的突出特征是有机构成很高。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这就存在外来技术排斥劳动力效应，即在资本扩张增加劳动力的同时，存在资本排斥劳动力倾向。当工业化前行的同时，必然发生产业升级的技术路径和劳动力结构的矛盾。技术进步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资本促进型的。造成劳动力在产出以及分配中比例偏低。这充分说明，占有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半数的农民工，其劳动力素质如果不能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提升，整体经济必然受其拖累，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就阻碍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这并不妨碍发展初期外国资本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低土地出让费和环保的低门槛，在沿海地区已大量举办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农民工，生产出销往发达国家的产品。欠发达的中国一举成为出口大国，成为世界工厂，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此格局下，我国成为资本输出国，同时又大量吸引外资，形成资本密集，不利就业。
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为了保就业，可以说，就业是我国宏观政策的首选目标。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明朗，当今制定宏观政策依据的奥肯定律并不是绝对的成立。事实也证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更多是资本扩张，就业弹性系数越来越小，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情况。然而，从长期来看，要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劳动力的提升就是必须的。只有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才有较强的抗击经济冲击和失业的能力。依据我国实际，劳动力只有进行干中学，结合到工业化生产方式之中不断锻炼才有提高的可能。从工业化的趋势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要不断吸收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农为安定之本，工商为富裕之源。退归农业不可行，一方面由于农村原本就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农业技术进步只会释放出更多农业劳动力。基于我国工业化中期的特征，农转工的基本方向不会变，而农转商也可以很好地服务农村经济，农工商相互促进。农民转型关键看非农产业的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流出的有效手段。
2.城镇化吸纳农民进城和排斥农民同时存在
在逻辑上，城镇化是产业集聚和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劳动力转移是产业结构自身调整的结果。在现实中，行政计划色彩浓厚，城镇化甚至成为各种利益团体和某些行业分配财富的手段，造成城镇生活成本过高，间接抬高了进城的门槛，有驱赶效应。现在，有的地区存在城镇化大跃进，在土地财政的利益导向下，房地产成为富人的游戏，却将穷人拒于城镇之外。而廉租房等公共设施一直迟缓不前。地方政府只追求GDP，美化政绩，却漠视进城农民工的生存需求。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房地产等商业领域，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不具有显著的生产力效应。货币在其中流动很大，这类货币的集聚和流动并不具有资本的生产功能，最多是财富转移功能。但是从短期来看，房地产等行业可以带来GDP的快速增长，塑造虚假的繁荣景象，进而实现各种政绩考核。高房价的结果是驱赶中低收入人群，将他们从市中心拆迁至外围和郊区。而农民工也随着城中村改造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归农村。源自工业化进步和全社会参与的市场竞争共同创造的土地租金，转化为少数人的财富，却让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来埋单。
城镇化自我需求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逐渐减弱，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造成资本与劳动结合的就业挤出效应。这就是每年固定投资快速提高而就业却缓步爬行的原因。近来，我国城市的建成速度一直在规模上和硬件层面快速扩张。按理说，随着城市的发展，一批具有顶尖技术的产业引领着一大批新兴行业在其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就业，从而生产出城市的富足与繁荣。然而，由于置业和居住成本的高企，影响了农民进城创业、就业和定居。大部分的农民工根本没有希望在城市安身立命。房地产泡沫提高了物业成本，挤占企业利润，许多企业不断调整落脚点，向着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城镇化道路和产业自身演化严重脱离，有关方面应当高度警惕，使其走势回归到产业集聚尤其是劳动力转移这一基本功能上来，否则将酿成不可收拾的泡沫。
3.剩余劳动力需要流动和土地制度牵绊之间的矛盾
土地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值，本可以成为农民转型的资本，但是农民没有所有权，只有承包使用权，使得农民一方面没有获得应有的土地资本化收益，另一方面融入流动却受到土地承包的制约。政府承诺使用权可以流转，但土地流转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相关土地管理的法规对此限制颇多。小农经济模式继续固化，使得分工受限，各种要素不易集结。同时，城乡土地市场不统一，要素价格被扭曲，流动不畅。粮食安全这一国家宏观命题无可厚非，却对农民转型形成掣肘之势。解决粮食安全无须使土地制度僵化。如果长期使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被固定，小农经济根本无法改变，二元经济也无法化解。粮食安全不应绑架全体农民。截至目前，除去2.3亿农民工之外，还有3亿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依然占有全社会劳动力的40％。在农业现代化条件下，18亿亩耕地最多需要1亿劳动力。其余2亿不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完成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何况我国农业传统的精耕细作发挥的生产力已经到了极限，需要的是在农业科技和规模化方面进行增产，才能释放更多劳动力，提高土地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只有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到10％甚至5％的时候，才有机会实现劳动生产力在三产之间的大体持平，才可以说工业化是基本完成了。
四、垄断损害农民转型
土地、户籍、金融和教育几大领域，存在着行政垄断进而形成相关要素的市场垄断，影响到基础要素的价格形成和微观经济的活力。垄断有制度支持，与特定时期的政策有关系。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关系到土地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是基于维持计划体制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金融制度则是维护金融政策的可控性而牺牲其灵活性，抑制了民间金融，致使民间借贷转到地下，牺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便利。教育制度则依然延续建国初期形成的国家办教育的大一统模式，教育体系僵化，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计划体制痕迹明显，没能充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这些政策延续日久，成为正式的制度并立法，加之背后存在的刚性利益格局，难以更改。
土地垄断，土地上市流通仅限于国有土地，而农地流转步履蹒跚。土地产权的生产力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财产，其财富的效应没有被激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的事例不断。实际上是财富的转移。由农村向城市，由民间向政府，形成财富分布的不平衡格局。要素空间流动的障碍，对劳动力及产业集聚和物流的运输，形成极大的交易费用和物流费用。
与土地垄断对应的，是附地而生的户籍制度。户籍本质上也是垄断。城乡之间福利水平的差异，包括土地收益在内的工业化租金的分享只能局限于特定的群体而不是为全社会共享。为了阻止外部人分享租金，会衍生出相应的壁垒，这就是户籍。在存在巨大公共福利差异的情况下，人们会通过流动迁移来寻租。不同城市的户籍之间也有租金，比如有的城市户口有隐含的市价，有的城市通过证明财富能力才可以进入，比如购置房产和投资。城市如堡垒，进入有代价。对于农民来说，无力支付这样的代价。有时候，进入城市是为了寻租，本质是分配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但是这无形之间会干扰人口流动，破坏了城镇化的市场信号，不利于人口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金融垄断，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下的金融市场，偏好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资本融通对不同主体存在明显的歧视。民营企业是农民转型的主要载体，但是民营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资金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很不匹配，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直接融资的渠道也很有限。金融抑制从边际上削弱了农民的创业精神。农村金融非常薄弱，事实上它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农民之间借贷是亲戚朋友之间接济，或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这些民间资金的利率真正反应了农村资金供需关系并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
教育垄断，主要是政府包办教育，使得教育缺乏灵活性，尤其是应试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没有给企业和教育之间留下足够空间，教育和产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间隙。比如大学生就业难就深刻反映出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有差距。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忽视。民办教育力量微弱，生存空间有限，而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职业技术教育应由政府支持、企业主导，企业与院校二者高度结合。要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系列中的地位，要吸纳更多优秀的农村人才，充分借鉴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职业技术教育对象主要是农家子弟。
制度之间相互影响，强化了对农民转型的制约。土地产权的不完整也会减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激励。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抵押受限，使得其资本功能不能实现，农民融资渠道缺失。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农村，高利贷较为普遍，往往高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一倍以上。这种高利率使得农民更加重视短期的投资行为。按照利息理论，在终生预期收入相等的状态下，高利率影响收入流的贴现值，人们会选择较高的近期收入和较低的远期收入组合。长期性投资(比如教育)会压缩，而尽可能贴现收益。在这些市场信号的传递下，农民选择了理性的行为，但却是社会次优的选择。最典型的是农村孩子即使在免除学杂费以后，依然有很多家长让孩子选择早早辍学，转而在家帮工或出去打工。农村教育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很多乡村公立学校因没有生源而废弛，许多农家孩子未完成初中学业就学手艺出门打工。不论从事非农，或者进城打工，“小农”的现状未能改变。
制度性的垄断，缺乏适应工业化和市场化局面的灵活性，形成了基础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等价格体系的扭曲，制约了农民的转型。计划体制下为了实施赶超战略，资本被政府支配并低价供应国有企业。历次改革并没有根本地改变国企和商业银行同属国有企业的关系，实际上都有财政力量作最后的支持和保障。垄断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追求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从而排斥劳动力。而垄断一旦与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就会不断强化其地位甚至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保护。垄断会阻碍创新，阻碍新生力量的进入。垄断最终是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是少数人特权和大多数人正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它们直接或间接，阻碍着农民转型。
五、促进竞争，提高劳动生产力
贫、弱、散，恰好反衬了农民转型的迫切性。农民转型的困境，有历史性积累的因素，而当前主要是制度制约其顺利前行。农民转型要从化解上述悖论入手，寻找其背后制度成因，破除垄断、促进发展。解铃尚需系铃人，政府要加大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竞争化解垄断，要解除不当的行政干预，进一步规范市场，理清被扭曲的基础性要素价格。政府在促进农民流动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以加速农民转型。逐渐改革户籍制度，赋予农民均等的公民权利。提高农民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投入，支持劳动力密集产业和中小企业，调整税收结构，鼓励创业，优化要素市场。当下，政府首要任务是建立并维护市场秩序，使得不同主体在市场上能公平竞争，各个要素合理流动，并在市场失灵时纠偏。政府不可以预设性地干预和破坏市场运行。市场一旦扭曲，价格机制破坏，全局受损，资源配置紊乱是必然的了。
农民转型为工业化扩展提供新动力。农民转型的内涵，即包括社会身份上的形式转型，也包括经济地位上的内容转型。前者十分迫切，后者更为根本。而制度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提供农民经济转型的社会支持和产业基础。农民转型必将引致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再调整，引致生产函数的变化，并且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充分利用工业化带给所有要素生产力不断扩张的内在力量，克服劳动在流动性和资本化中的市场阻力。劳动与资本二者共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量的协调和质的升级，是工业化道路转型的保障。
今天，对于九亿农民来说，大部分是相对贫穷的。在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过程中，期待初次市场分配结果的严格均等是幻想。但是可以在要素的市场化方面着手，使得要素投入结构能够较为符合要素禀赋，使得劳动力投入份额足够充分，然后自然提高分配中劳动力收入比重。对于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无疑是要从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但不能完全依靠二次调节改变贫富差距，只有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获得资产性收入才是减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当然，建立扶弱济贫的制度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就是如此，短时也难见大效，因为我们国家的穷人实在太多。主要的原因，除历史沉积的因素外，我们进入发展期的时日太短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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