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客观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力学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客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社会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客观事物。它是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并在人类形成的第一日起就与之相伴随的,但是至今却还是一个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的事物。当前,它还不是由人们自觉地加以控制和利用,而是盲目地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理论,对它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以便尽快地认识和了解它,并对它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理论指导。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不是凭一时的意气,也不是凭空设想,它有着客观的依据。这种依据的建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在这个原则前提下所确立的真实可信的依据是:首先,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界每日每时都存在的、不断运动着的客观事物。它不仅决定着每个个人、企业、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是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事物。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迫切需要理论来揭示它的本性和性质,研究它的相互关系即运动规律。一句话,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社会运动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
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或学科该不该建立,都必须由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客观存在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的什么来决定。同样的道理,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建立,也必须由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社会客观存在来决定。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该不该建立,就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社会存在进行考察。在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社会存在时,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动力的客观存在性;一是人们借以意识到的、并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精神条件方面所发生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方针政策的,简言之,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体制形式动力的客观存在性。就是说,我们判断该不该建立一门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只能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现成冲突中,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复杂关系中去解释。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就是说,自人类产生的第一日起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就客观地存在着,只是在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时期都有所变化而已。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以人类客观存在为前提,它首先是一些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正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的存在及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使人产生出了一种力量,推动自己为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去活动,去创造,去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同时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关系。这种力量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这些活动、创造就是生产劳动,就是经济活动。可见,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人类及人类生产劳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伴侣。它存在于一切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在人类早期,人还住在森林中。他们以植物的果实、根茎作为食物。人的主要活动就是寻求这些食物,动力来自寻求食物的本能,这一点跟其他动物没有多少差别。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意识、有思维、有欲望,不仅有生存的欲望,而且有控制生存资源、扩大生存资源的欲望,有探索、创造、发明的欲望。在这些欲望的作用下产生出较强的动力。人类在长期的生活活动中,把自己的意识与动力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动力,并以此来推动控制生存资源、扩充生存资源,推动探索、创造、发明。所有这些不是一般动物所能相比的。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人类发现了火,并且掌握了取火和用火的本领;发明创造了石器、木器、手工编织物;发明创造了弓箭一类在当时是很复杂的工具。正是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丰富了生活资料,由此人类摆脱了蒙昧时代而进入了野蛮时代。随后,同样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作用下,人类又掌握了驯养、繁殖动物,种植植物的技能;发明创造和使用语言、文字;发明创造冶炼铜和铁的技术,并很快将其应用于生产,发展经济。从此,人类学会了靠自己产生的动力来促进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活动,开创了自己控制和扩充生存资料的历史。人类由此摆脱了野蛮时代而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具有明显的原始时代的特征。那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是由生存欲望的激发而产生。动力来源单一,不存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动力,也不存在追求物质利益等经济方面的动力。动力结构简单,一般是以单个个人的、自发的、分散的动力形式为主,同时也存在群居体自发的协力形式,不存在利用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的动力形式。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是用来与凶猛野兽的抗争,与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抗争。它不是像现代主要是用来与人类自己的抗争。
进入奴隶社会,也就是进入了“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的时期①。在这一时期,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随着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分工,从而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便又出现了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即商人从农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是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随着贸易的扩大,金属货币也出现了,随之也出现了货币借贷和利息。在此同时,共同耕作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被瓜分。所以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它使财富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的手中。恩格斯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②。 在此之前,动力的形式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存欲望相联系的,与满足生活资料的生产相联系的;现在却与财富占有欲望紧密联系着,与交换、货币、利息、奴隶紧密联系着。动力来源以由单一变成多头,由生存欲望激发出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已由主要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财富占有的贪欲所产生的动力。同时还出现了商品流通、交换、市场、货币资本等动力。随着国家的产生,上层建筑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动力也产生了,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动力还很不强,但是它已经开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动力结构也趋向复杂,除了单个个人的动力形式外,还出现了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动力形式,更为主要的是奴隶群体的集体动力即群体的合力形式。这种动力是奴隶制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主体。因为奴隶劳动是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动力既不是自发的,更不是自觉的产生的,而是奴隶主用皮鞭和杀戮手段残酷地压迫出来的,因而它是一种被动的、异己的、与自身对抗的一种力量,是一种完全由奴隶主控制和支配的动力。可以肯定地讲,这种动力是不强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③因为它把单个的分散无序的动力集中起来,有组织地进行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奴隶制的没落,社会普遍的贫困化,使这个社会得以生存的最主要的动力,即用暴力强迫产生的奴隶们从事生产的动力,转化成了反抗的动力,到处都是奴隶的逃跑和斗争。丧失了奴隶们的动力的大规模农业退回到了更低的水平,已不再有利可图。以奴隶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桎梏,毫无疑问,当然也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恩格斯指出:“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成了。”④当然, 它已不再是野蛮时代那种经济条件下的小规模经营,而是封建条件下的小规模经营。
摆脱了奴隶制枷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身份已不同于奴隶,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由民。他们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毛泽东指出:“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⑤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也主要是产生于一个个这样的家庭。因为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像奴隶那样生活由封建地主提供,必须靠自谋生路养家糊口,因而受到生存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他们是小生产者和以个体经营为特点的小农,一家一户地进行相对独立的私人经营已成为可能。由于长期受到剥削和压迫,吃尽了没有土地的苦头,再加以私有制的影响,他们非常渴望能获得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一小块土地。因此,他们日夜想发家致富,买田制地。在生存压力和利益欲望的作用下,他们产生出较强的动力。这是封建社会条件下社会经济的主体动力,它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推动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创造的一切最终只可能是以苛捐杂税、地租、利息等形式被地主、官僚、富商们夺走,他们的理想只能成为梦想。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城镇得到迅速发展,使得贸易,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像中国的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郑和7次下西洋就是很好的例证。贸易发展使得货币成为财富的标志。贸易和货币的发展产生出较强的力量,推动农业、手工业和消费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消费的发展迫切需要改进生产条件,增加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这种需要又产生出一种力量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铁制农具和工具的发明改进,种养技术的发明改进,畜力、风力、水力的利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纺织、丝绸及其机械的技术发展,天文、地理、医药、数学、物理、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像我国著名的四大发明等都是这种动力作用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出很强的力量,推动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动力之外,上层建筑方面的动力得到了增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加强了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道德、行为规范、政令等的统治,所有这些从正反两个方面产生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强的影响。在动力形式方面,以单个个人及其家庭的动力形式为主,国家权力下的有组织的动力形式也是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动力形式主要是以徭役和劳役的形式表现出来。徭役主要是用于大的工程,如中国的修筑长城、都江堰、治理黄河、开凿运河等;劳役主要是用于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等。
在封建条件下,一方面普遍地存在着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他们通常都是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生产本身只是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自行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十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它严重地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产生和运用。另一方面,官僚贵族、封建地主和富商对劳动者的肆意压迫和剥削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以社会化的大生产替代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 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和消费几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环节。这种生产无论从规模、性质、形式、复杂程度等方面都是以前不可比拟的。(2)以商品货币经济替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以获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是主要的生产形式,商品成了经济的细胞,它无孔不入。金融货币已成为经济的操纵者。(3)以市场开放替代了闭关自守, 故步自封。不仅国内市场实行开放,形成一国的统一市场,国内贸易不断扩大,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市场也实行开放,世界贸易也迅速发展,商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4)国家机器更加庞大、复杂, 结构更加完善,手段更加现代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已成为跨国的世界生产,生产手段日益现代化,自动化;商品已成为世界商品,货币已成为世界货币,他们的神通更为广大;各国市场已连成一片,形成了庞大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已日益成为贸易主体,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已成为不可能。商品市场竞争已达到空前的激烈程度,任何个人、集团、地区和国家都无法逃避而必须积极参与这种激烈竞争;国家机器愈来愈把工作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愈来愈插手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愈来愈深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不断地发生巨变,因而各国也不断地进行改革调整。这就是说,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形式、数量、质量、作用范围和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是上层建筑方面的政治、法律、制度、体制、文化、方针政策,还是经济方面的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商品市场、金融货币、物质利益、科学技术;无论是对外开放、商品贸易竞争,还是对内改革调整、战略重点转移;无论是个人、集团、城市,还是国家机器,都在产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都需要这种动力。就是说,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部门,任何地区,任何国家若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它就会停滞,就会倒退甚至灭亡。
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呼唤理论
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是不是说所有社会客观存在的事物都需要理论,都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专门研究呢?不是。只有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复杂事物,才需要开展理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起决定作用的复杂事物。它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正在呼唤理论。
在社会化大生产以前的社会里,生产基本上为了供自己消费。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无竞争之战。因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比较单一,结构简单,活动范围狭小,不需要复杂的协调。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个人的简单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单个个人的动力被集中起来,组成了企业的团体协力。这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就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及其力量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以及他们的力量虽然就是动力,但是,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经济动力。因此,一方面是集团的经济发展动力的总和,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好象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动力,而是社会的集团的动力;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都没有采取过像现在这样对于作为个人的经济动力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经济动力本身是很小的,活动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和这些动力相对立的企业中成千上万的职工个人,因为这些动力是由他们产生的,但又是和他们分离的,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动力内容,成为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的动力彼此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在统一的矛盾的状态下发生的。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也就产生了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企业表现为与集团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产生出的动力对人说来就是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农民、牧民、工人或管理者,在企业内部他是一个电工、木工、车工或电脑操作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必须服从这种分工。另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无生产资料的从事生产这些资料的人所产生的动力,是受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控制的,这些动力一旦产生出来在他人的支配下立即就变成了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动力就驱使产生这些动力的人去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只要存在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之间以及他们与企业集团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存在动力与个人分离并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企业动力就存在着顺向力、反向力、横向力、消极力等复杂力量。它们如何协调这就需要研究。
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生产者已经表现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企业或企业集团。由于各个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利益主体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日益分散、独立和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以前潜伏着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内在规律也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在这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劳动场地一改旧日的团结景象而变成了商业战场。商业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即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地方性的争夺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争夺。因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必然地处于企业的、地方的、全国的内摩擦和内耗之中。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在这些利益作用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之间的各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单个人、家庭和集团)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同这种利益形式相一致的,便形成了由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产生的国家动力形式。然而公共利益的国家形式始终是在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或每一个集团利益以及其他利益关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的。正因为各个个人、各个家庭和各个集团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就认为由国家姿态的公共利益产生的国家动力,是一种与他们脱离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力量,于是个人、家庭、集团所产生的动力与国家动力就在统一体中处于对立的矛盾状态之中。这就表明,个人、家庭、集团的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不仅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而且以国家权力对个人、家庭和集团动力进行干预和约束也成为必要。总的来说,受国家权力干预和约束的,受分工制约的,受利益引诱的不同个人、家庭、集团所进行的共同活动以及由这种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即社会经济发展的总动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家庭和集团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在他们之外的力量,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颇具内涵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需要认真研究的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仅在国内活动中表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活动中表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大工业发展成为现代的世界性的工业、世界性的经济和世界性的市场,这就使得商业争斗成为普遍的世界性的,并且具有空前的激烈性。这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仅推动着国内的商业争斗,而且还要推动着世界性的商业争斗。这种动力的外摩擦和消耗虽然有时以国家的形式协调地、统一地进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形式独立地、分散地进行。特别是在内摩擦和外摩擦同时进行时,这种动力的分散和削弱的结果往往是受到重创或精疲力竭。在这里,企业和企业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争斗的成败以及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优劣和强弱,更为重要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分配、协调、统一和高效率的利用。动力匮乏就会遭到失败,失败者将无情地被淘汰。“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⑥
在世界活动中,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还表现出了极大的盲目性。单独的个人或企业集团在巨大的世界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活动,随之而来的他们就要受到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在这里首要的是每个单独个人或企业集团的活动,是与生活在其中的国家开放的程度和经济完全转变为世界经济的程度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个人或企业集团才能摆脱各种不同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和交换发生实际的联系。在全面争夺世界利益的动力驱动下,各个个人和企业集团与世界生产和交换发生的实际联系,以及他们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式的、世界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所产生的动力,这些力量本来是这些个人或企业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不能自觉控制的、自觉驾驭的、统治着他们的、莫名其妙的神奇力量。正是这种神奇的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个人、企业集团和国家盲目地跟随世界市场的变化而转动。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个人、企业和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世界经济发生着联系。更为具体一点讲,随着交通和信息手段的日益现代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自动化,不仅世界市场已连成一片,商品生产和交换已达到了空前的世界规模,而且生产和交换快速多变,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迷惘难测,产品的最终命运也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品现在已经不仅从一手转到另一手,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而是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生产者和商人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和商品的支配权。产品的生产以及交换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是由伴随它们并作用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盲动性决定的。
这是不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可驾驭,它所固有的偶然性、盲动性就不可改变,不可以让它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恩格斯指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⑦这种规律也支配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活动的偶然性,支配着由这种社会经济动力驱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往往表现为一种异己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毫无疑问,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性自然也会表现为一种异己的、莫名其妙的、需要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它们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者相对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内在规律,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凡是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社会都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下。今天的社会更是如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追求利益的主体多元化,利益欲望强烈化,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必然是多样化、复杂化。它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之前,必然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又以自发的力量,无论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在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完全像自然力量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考虑和控制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式,掌握了它们的内在规律,那么,人们也将愈来愈多地自由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这个复杂的王国。这就是我之所以提出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的依据所在。
注释:
①②④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173、145、171页。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313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