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对白区工运策略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白区论文,工运论文,时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2—0042—05
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工人运动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本文着重探讨刘少奇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中是怎样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形成正确的策略思想的，阐述他对工人运动的杰出贡献。
一、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白区工运策略的初步探索
1927年秋至1930年夏，刘少奇在上海、顺直、满洲等地担任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他在从事白区斗争的实践中，对白区工人运动的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镇压下，革命工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到处被封闭、解散，工人运动明显处于低潮。但是中共中央在工人运动的决策中，并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从而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以便有计划地保存革命力量，而是仍然延用了革命高潮时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在中共中央“左”倾策略指导下，白区工运中出现许多不顾一切的盲目斗争，致使大革命失败后幸存的工人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在党内许多领导人头脑发热时，刘少奇却比较清醒。在对工人运动形势的认识上，他并没有拘泥于中央决议现成的结论，而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形成与中央不同的看法。在1928年1 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的讨论会上，他明确提出中国工运潮是低落的。但是刘少奇的正确认识并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2月13日， 中共临时中央特别会议在讨论目前职工运动的形势时，对刘少奇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但是刘少奇并没有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事实证明刘少奇的估计是正确的。4个月后， 中共六大终于纠正了对形势的错误认识，承认革命处于低潮。
正是由于对形势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刘少奇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中共六大路线。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他对工人斗争的策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28年3月至1929年春，刘少奇在顺直工作期间， 针对白区职工运动中存在的不顾客观实际，不顾斗争环境的变化，提出过高过左的口号，强迫群众斗争等错误倾向，写了《论口号的转变》等文章，提出在斗争中“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了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要注意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斗争的目的是使群众的争斗切合科学，得到最大的效果和最快的成功。
1929年夏至1930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在领导白区斗争中，初步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要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坚决地尽可能地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工人运动的策略上，他提出党的主要策略是要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按照这一思想，刘少奇在1929年秋冬对哈尔滨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指导中，抵制了中共中央要求一开始就以拥护苏联为中心，开展政治示威游行的指示，而是从实际出发，以怠工形式进行反抗，把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与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拥护苏联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取得了好的效果。1930年初，刘少奇再赴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工运动，亦取得了胜利。
在白区工运的组织形式上，刘少奇也看到了秘密的赤色工会难以发展，因此赞同中共六大制定的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的策略。1930年秋，他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对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把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搬到对中国工运的指导中，要中国赤色工会会员也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与黄色工会对抗，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德国不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又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仍主张加入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
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刘少奇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勇于探索，善于独立思考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白区工人斗争策略的探索中，取得积极成果，为中共六大后一段时间里白区工人运动的恢复作出突出的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他的探索是初步的。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他虽然看到了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存在着严重问题，提出应当弄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应当尽量采取公开活动的策略，但是并没能解决利用合法的问题。如在对中东路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反对利用官办的工业维持会，反对工厂委员会通过到官署立案，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在总体上他是赞同并积极贯彻中央的以赤色工会为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策略的，他还没有认识到在反动统治当局严厉取缔赤色工会的情况下，坚持以秘密的赤色工会为组织形式，拒绝利用黄色工会及合法存在的工会，是不可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达到积蓄力量的目的的。这个问题是在以后长期的白区工运的实践中，经过艰难探索才解决的。
二、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对白区工运策略认识的深化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后，白区工人运动更加艰难。客观上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控制。主观上则是因为党在对白区工运的策略指导上，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错误的。特别是1931年1 月王明上台后，变本加利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这些“左”的策略的强制推行，使工人革命力量不断遭受打击，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1931年秋，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白区工人斗争屡战屡败、有组织的工人革命力量极其衰弱的现状，迫使他不得不认真审视党的策略。他上任不久，即感到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10月5日，他致信中央， 明确反对中央对工运形势的“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的看法，认为从总体看，工人斗争不是进攻的，而是防御和反攻的。刘少奇从实际出发的估计，打破了中央长期以来过高估计形势的惯例。这一论断刚一提出，即遭到临时中央内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人的反对。刘少奇不同意中央的批评，10月10日，他再次致信中央，表示中央并没有具体指出他对形势的估计错在什么地方，要如何才不错误，就做了一个总批评，对此无法接受。临时中央并没有考虑刘少奇的意见，在11月15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仍坚持认为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注：《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在中央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服从。此后，在他起草的文件中虽然不得不使用中央的提法，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领导工人斗争的实践中，仍一如既往地探索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的白区工运，如何摆脱屡遭失败的困境，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策略问题。从1931年夏到1932年4 月的半年时间里，刘少奇陆续撰写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10余篇报告和文章，从多方面阐述了他在白区工运策略问题上的主张。
第一，关于形势和白区工人运动的任务。
刘少奇针对党内盛行的在形势估量上或是照搬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或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抓住个别成功的斗争以偏概全的教条的、主观片面的分析方法，提出估计工人斗争形势应考虑三个因素：（一）资本进攻的形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关系；（二）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和口号；（三）斗争中力量的组合。在对上述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国民党黄色工会和雇主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是严重的，当前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解散工会和剥夺工人自由。这些斗争，都是为了反对资本和国民党的进攻，因而是防御性的。从力量对比看，赤色工会还没有力量组织群众去克服客观上存在的困难。从实际效果看，工人“斗争的大部分是失败的”，“罢工的失败经常威胁和压迫着要求斗争的工人”。在上述形势估量的基础上，他不赞成临时中央提出的马上武装工人，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斗争；也不赞成动辄罢工，主张在资本进攻，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罢工难以取得胜利时，应慎重罢工。至于每逢纪念节都要组织罢工、游行示威，他则认为是立三路线的盲动政策，应当废弃。
第二，关于罢工策略。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中外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下，工人为了生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举行罢工。要取得罢工胜利，就要靠策略的正确。然而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指挥下的罢工存在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根据自己以往领导罢工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罢工策略：一要是选择恰当的罢工时机。他指出，在领导工人罢工时，首先要“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5页。）。二是要有充分准备。他反对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罢工要有充分准备的观点，指出“有许多罢工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至半年，当工人已决定罢工，要工人有几天在罢工之前进行某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完全不是等待主义”（注：仲篪：《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红旗周报》第31期。）。三是要提出恰当的罢工要求。他反对罢工领导者坐在屋子凭想当然提出罢工要求。主张深入罢工的工厂企业，了解营业状况，调查原料、生产、工资、货物的销售情况以及各方面的契约，了解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罢工要求，并使工人了解这些要求，决心为其实现而斗争。他还反对要求条件越多越好，以及随便在罢工要求中塞进政治口号的做法。他强调，“提出罢工的要求，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7页。）。刘少奇特别强调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强调要进退有据，适可而止，他认为罢工本身是工人斗争中的一种进攻性行动，罢工策略是要一方面能够击破敌人的进攻，组织群众的反攻；同时又要调集群众，向敌人进攻。罢工目的当然是要争取工人的胜利，但当种种原因罢工不可能胜利时，“就应该使群众作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退却，不使群众的情绪消沉，不使群众的组织瓦解并能继续加强，继续的准备下一次的进攻”（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5页。）。
第三，关于利用合法。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工人运动，先后颁布了《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法令法规。这些法令颁布后，客观上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国民党的法令都是绝对反对工人阶级的，因此应当无条件的反对，而不必去利用。刘少奇则认为国民党的《工厂法》本质上是反对工人阶级的，是保障和便利资本家进攻的。但为了达到欺骗工人的目的，它在规定许多压迫工人的条文的同时，又规定了一些工人的权利。据此，他提出可以利用法律的条文组织工人斗争，以便争取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善。他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而正确的”（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5页。）。刘少奇对《工厂法》的认识是辩证的，提出的对策也是正确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胆识和策略水平。
利用合法，最难解决的是如何正确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对白区依《工会法》成立的、受国民党控制的数量众多的合法工会，临时中央是完全否定的。在工人组织形式问题上，刘少奇在实践中开始形成了一些与中央不同的看法。1931年夏，刘少奇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曾对黄色工会的状况和在斗争中的作用作了初步分析，指出“黄色工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有内部各种派别”，它们“在群众中还大部保存其固有地位，在工人斗争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7页。）；黄色工会反对共产党和赤色工会，服从国民党和政府的指导与法令，服从国民党的调解和仲裁，主张劳资合作，但对国民党制定的法令法规中过分限制工人组织，强制解散和改组工会不满。根据上述对黄色工会的认识，刘少奇认为中央采取的把黄色工会看作铁板一块，不加分析地加以反对，甚至对国民党解散黄色工会也不反对等认识和作法是错误的，是“严重的关门主义”（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40—41页。）。他主张采取的策略是：（一）切实发展赤色工会。要求赤色工会必须深入到企业中去，改造和巩固赤色工会的工厂小组（注：《工会组织问题》（1932年3月18日）， 见《红旗周报》第32期。）。（二）组织由我们领导的公开工会，以解决秘密工会不便于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斗争的问题。公开工会执行赤色工会的纲领，形式上不加入秘密工会。秘密工会的支部和小组应加入这类公开工会。党领导的公开工会和由国民党脱离出来的工会彼此联合，组成公开工会的系统（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85页。）。（三）建立辅助组织。辅助组织不是工会，它不拘一定的形式和系统，可以有合作社、工人学校、储蓄会、同乡会等多种形式，便于广泛联系群众，反映最大多数工人的要求，是能适合最落后工人的组织形式，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公开存在（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57—61页。）。（四）反对国民党解散、改组和干涉工会，即使被解散的工会是黄色工会，我们也应当无条件地反对（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45页。）。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上，他反对退出黄色工会，主张有条件地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他认为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应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当我们还没有一个或几个散漫的赤色工会拥护者时，我们的组织任务是建立能执行赤色工会任务的小组或支部，并使其成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核心；当已有了能执行我们的任务的赤色小组的时候，小组在组织上的任务，就是怎样团结黄色工会里面的群众，组织赤色反对派；当已有了强大的赤色反对派时，反对派的组织任务是打倒黄色工会，驱逐黄色领袖，或从黄色工会中分裂出来，重新依照赤色工会的组织法则（不是按国民党的工会法），建立赤色工会或转入赤色工会（注：仲篪：《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1932年1月21日）， 见《工运指南》第4期。）。在工人同资本家斗争时， 赤色工会应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共同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从上述内容看，这一时期刘少奇在形势估量上是正确的。他敢于冲破“左”倾中央的定势，承认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工人斗争的防御性。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寻找有利于斗争胜利、有利于积蓄力量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利用合法的问题上与中央不同的是，他对赤色工会的弱点有了一定的认识，深为其经常遭到破坏，不能广泛联系群众而苦恼，力求寻找种种能够广泛联系群众的组织形式。他提出的在保存秘密工会的同时，成立公开工会的系统，建立一些辅助组织，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一些尝试。在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上，他反对那种“国民党封闭赤色工会我们应当反对，封闭黄色工会就不反对”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主张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无条件地反对国民党封闭一切工会；反对对黄色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采取不参与的态度，主张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的工人组织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资本家，这些都是正确的。正因为有这些不同，他才被临时中央的领导者视为离经叛道，终不为其所容。他的正确的策略被当作“有系统的有理论的又有实际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注：《红旗周报》第35期，1932 年4月8日。）批判， 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也被撤销。但这一时期刘少奇的工运策略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主要是利用合法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如没有意识到《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中有关罢工的条文可以利用，认为工人要罢工就完全不能合法。“罢工要合法，就是工人的自杀。”（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77页。）在工人组织问题上，他在总体上还是执行的临时中央的以赤色工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建立、巩固和发展赤色工会，通过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赤色小组或赤色反对派，打倒黄色工会的策略。他还没有认识到赤色工会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存在，因此必须放弃；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对黄色工会应当利用，而不是打倒。
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白区工运策略完整形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 会议在着重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彻底转变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的任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总策略的转变，使白区工运策略的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转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准备对日作战，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富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去天津，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身份领导白区工作。
当时在北方党的组织中，仍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主要表现在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反对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防御和退却，反对利用合法等等。因此贯彻新的策略路线，转变白区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1936年春刘少奇到北方局后，为促进白区工运尽快实现从错误到正确、从失败到成功的艰难转变，在领导进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恢复党和群众组织的同时，花大力气总结经验教训，清算“左”的错误。从1936年春到抗战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用K.V、陶尚行、莫文华、 吕文等笔名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30余篇著作，从思想理论上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阐述了白区工运的正确方针和策略：
（一）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在反动统治强固的中心城市，党的白区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为此，“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为了积蓄力量，刘少奇强调首先要十分注意保存和巩固党在工厂企业中已有的组织和力量，同时要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去谨慎地领导群众斗争，停止各种毫无胜利把握的盲目冒险行动。
（二）在赤色工会难以存在的情况下，必须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和合法手段组织工人斗争。
首先，要善于利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法规去开展斗争。刘少奇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除了利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法律，刘少奇还提出要利用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一些运动，在其中用合法的形式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工人群众的斗争。
其次，刘少奇强调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和组织工人群众，主要是要利用黄色工会。他指出：“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不仅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要参加，“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他还指出，在没有黄色工会的工厂企业的群众中，“如果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如立案等），我们能够在这些工人中公开地成立新的工会，那末，这种公开组织工会之可能的机会，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此外，还“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它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为了彻底纠正在白区工人的组织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刘少奇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取消赤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策略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刘少奇经过长期探索，终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规律。
（三）为了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必须注意斗争策略。党要重视领导工人群众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领导群众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某种情形下应该加以利用。当继续延长斗争对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
（四）要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卖国贼的口号下，与工人中各派领袖建立统一战线。刘少奇指出：“过去我们排挤和打击那些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各派工人领袖，是不对的。我们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对于他们的错误，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去批评。”
上述策略思想，包含了白区工运的几乎所有重要内容，特别是多年困扰人们的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的解决，标志刘少奇正确的白区工运策略的完整形成。
刘少奇正确的白区工运策略的形成，对白区工运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他提出的取消赤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中没有的，也是在其它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找不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实际结合的重要成果。他的出色的理论和同样出色的实践，使他无愧于党的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光荣称号。回顾刘少奇探索白区工运策略的艰难历程，学习他敢于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理论勇气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