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古代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可直接影响生产力，并通过生产力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等各方面；地理环境还对居民体质、心理素质、性格特点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产生影响。纵观全球，古代世界各文明区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发展，它们因地因时而异，各具特色，各自走着不同的历史道路。
中国除西北和西藏外，大部分国土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濒临最大的海洋，故季风气候最为显著。季风气候有一缺点，即夏季风来临或退却时期的或早或迟，形成雨量的或多或少，这使季风区雨量年变率常较其他区域为大。雨量年变率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就形成了干旱和水灾。“我国二、三千年来各地的灾荒，史不绝书，而最多的灾荒是旱灾和水灾”（《竺可桢文集》第460 页）。在古代，黄河流域旱涝之灾的次数及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长江流域。历史上长江流域植被破坏较轻，江南丘陵红壤土质粘重，故不易水土流失。长江流域降雨相对较为稳定均匀，中游南北分布的支流，沿江星罗棋布的湖泊，对长江的水量起着天然的调节作用。总之，不易形成大的旱涝之灾。与此不同，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土质疏松，容易引起水土流失。该区域降雨在年度和季节分布上都不均匀，夏季雨水集中，暴雨冲刷黄土，河水变成滚滚泥沙；春季和初夏，降水不足，又会引起严重干旱。并且秦汉时期，对黄河中游的泾河、渭河和北洛河上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原来苍茫广漠的森林草原变成了阡陌纵横、村落相望的农业区。在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天然植被遭到过度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造成了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使河水决溢频繁。以后自唐代开始至近代，黄河中游的开垦规模越来越大，砍伐森林，开垦草原，不断恶化了自然环境，造成地形破碎，沟壑发育，当地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差。而下游河床不断淤高，成为险象环生的地上河，决徙之祸愈演愈烈。河堤决口，黄浪滔天，一片汪洋，吞没无数的城镇和田园，夺去千百万人民的生命。水灾过后，黄泛区一带留下大片碱地沙荒，土皆不毛。另一方面，黄土保水性差，到处童山濯濯，蒸发旺盛，水分稍有不足，就可能出现干旱，使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如此频繁严重的水旱之灾，使古代中国君民都重视粮食的积蓄，把它看作长治久安的保证。“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礼记·王制》）。善积蓄又发展成囤积谷物、兼并土地、治产致富的观念，谷物土地成为官僚、地主、商人追求的对象。有了它，就可以坐享其成，封官拜爵，立于不败之地。
古代中国农民的处境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较为艰难。一是中国人口多，而耕地有限，境内三分之二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约占40%，而欧洲宜垦土地面积为中国的7倍。因此， 中国很早就感到耕地不足的威胁。二是如前所述的中国特别频繁的水旱之灾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危害是严峻的。早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曾对一般自耕农家庭的一年开支进行过核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汉书·食货志》）一个自耕农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无地少地的佃农、半自耕农；风调雨顺，清明之治，十一之税尚且如此，更何况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泰半之税，赋敛不时。农民只能卖田宅，鬻子孙，流离失所了。中国的农民如此艰难贫困，而地主阶级却聚敛无度。每当一个朝代初期，统治阶级有所让步和节制，自耕农增加，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经济就得到恢复发展，带来文景、贞观和开元等盛世。然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势力迅速膨胀，冲破封建国家的控制，大肆吞噬自耕农，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形成强烈的贫富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以致朝代末年爆发农民起义或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受季风影响的程度不同，大致是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形成了我国年降水量的分布规律也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并且差距很大，东南沿海年降水量可达1600毫米，西北部只有200毫米，有些地方甚至更少。降水量的差异使我国具有湿润、 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四类地区。由于各地区干湿和冷暖的不同，我们古代的天然植被从东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其中草原地带包括大兴安岭的南段，呼伦贝尔高原、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以及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温带草原，还有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的草甸和草原。草原地带以东以南是森林地带，以西以北是荒漠地带。这样的自然景观，使我国古代以长城为界的农牧分界线基本不变。
长城以北广大游牧地区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史上一方面虽然有许多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被汉族同化，但另一方面辽阔的游牧区又保留了某些旧游牧民族和产生了一些新的游牧民族。如汉朝时南匈奴逐渐被汉族融合，北匈奴远徙，其广漠地区以后又演化出鲜卑、突厥、契丹、室韦等许多民族；宋时女真入主中原，逐渐被融合，但其留在东北地区的后裔变为满族，明末再次入关。这些游牧民族虽然各有差异，但又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他们大部分从事畜牧业，辅以狩猎、农耕，“以羶肉为常，粒米为珍”（《塞北纪行》第2页）。 根据现代营养学家的研究，以荤食为主的人比以素食为主的人体格要魁梧健壮，且勇悍好斗，富有冒险精神。由于牧畜对水草的大量需求，一片牧场不可能长期供养过多的牲畜。他们逐水草而居，风驰鸟赴，倏来忽往，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具有很大的机动性。此外，狩猎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也组织和训练了军队，个个男儿骑马控弦，挥刀舞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史记·匈奴传》），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游牧民族的强悍、机动和尚武，是他们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如突厥名臣暾欲谷劝戒他的小主人毗伽可汗不要修筑城堡时说：“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旧唐书·突厥上》）其二，在古代，肉类不宜大量久藏，加之游牧民族不停地迁徙，使之可以随时得到，随时消费，故不善积蓄。草原载畜量有限，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或严重的干旱、可怕的瘟疫，都可以使数以万计的畜群死亡。他们大部分人往往吃不饱穿不暖，处于贫困状况，少有剩余，贫富分化不明显。帐棚和简陋的家具是私人财产，源泉、牧场却是本氏族公共的财产。牧民驻牧不定，到处迁徙，地区观念淡薄。在进入农耕世界之前，他们一般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组织往往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同一氏族的成员，互相承认是同一血统。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同一氏族中。对一个牧民来说，再没有比丧失部族关系更严重的。氏族成为他们从事生产，进行战争的坚强组织。每当战胜敌人，部落首领往往将卤获物分与众人，即“饱我之馁，衣我之裸”（《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和“遇食同享，难则争赴”（《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这是部落首领用以笼络人心，使其部下为之肝脑涂地的手段。其三，游牧民族生产力落后，产品单一，必须不断依靠贸易或掠夺，从农耕地区得到铁、纺织品、谷物以及茶盐等。当遇到天灾人祸、牲畜大量死亡时，他们就更要到周围农业区掠夺。《北史》在总结北狄时论曰：“（北狄）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总之，这些游牧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使古代中国北方的农牧之争始终是十分激烈的。历史上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宋辽金这三个时期长久的分裂与动乱，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南徙关系重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兹不赘述。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在这历史上举世罕见的动乱中，先民勇于进取，与自然界和社会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中国农民就是在不断的起义和战争中进行着土地的再分配，求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而发展生产，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史不绝书的水旱之灾，使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重视兴修水利。大禹治水有功，被禅让为王；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世世代代得到保护和利用：王景、潘季驯治河卓著，名留青史。直到现代，毛泽东还深刻地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浪滔滔，冲不垮先民的意志。在宋代以前的一、二千年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频繁的天灾人祸，使芸芸苍生肆力垄亩，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大量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为政治的强大和文化的发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使中原农业地区必须致力于发展生产，壮大力量，团结一致，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央王朝，共同保卫农耕世界。同时，游牧民族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发展，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游牧经济与文化，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利用骆驼、牛马之便，往返于一望无际的草原荒漠，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往。农耕区与游牧区在长期的碰撞中，虽然有不少激烈的军事冲突和对抗，但更多的是融汇和交往。历代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经过一段时期的生活，在经济生活、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可抗拒地同化于汉族。也就是说，汉族是在与周边各族人民（主要是游牧民族）的长期融合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成分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未进入农耕区的游牧民族，在与汉族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共同融汇成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并为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游牧民族在与汉族的密切交往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如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等牲畜大量运往内地，先进的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也随之传到了中原，对农耕区的军事、农耕、畜牧、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汉族人民的穿井、筑城、冶炼等先进技术以及铁、茶、谷物、盐、丝织品等传入游牧区，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文化生活。
鸟瞰中国古代史，地主阶级与农民、汉族（农耕区）与北方游牧民族（游牧区）是两对重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对立与协调、冲突与互补融汇，贯穿着古代历史。地理环境直接间接地对这两对矛盾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历史相比更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们从地理环境这个角度去考察这两对矛盾，对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史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标签：游牧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