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基本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半岛论文,中国论文,立场论文,和平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72—07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停战协定》虽然维系了朝鲜半岛50余年的和平局面，但其间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冰霜，雷电震荡，数度面临爆发战争的边缘，朝鲜半岛一直是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被称为远东的“巴尔干”和东方的“火药桶”。今天，以朝核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朝鲜半岛问题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有可能形成激烈冲突和局部战争的重要热点问题之一。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对峙的终结，世界局势的走向缓和，朝鲜半岛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韩国推行“北方外交”取得重要进展，韩国与原苏联、东欧国家建交，中韩建交虽迟，但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获得了超出常规的飞速发展，美朝、日朝关系虽然未能实现正常化，但也分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接触与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变化。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2000年6月，朝鲜半岛南北元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开创了朝鲜半岛统一运动的灿烂前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朝鲜半岛由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1991年，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朝方提出要改变与联合国的不正常状态，解散联合国军驻韩总司令部，撤走驻韩美军，与美国签署和约，变停战机制为和平机制，未得美、韩响应。同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联合国军驻军事停战委员会（下称“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并抵制参与“军停会”工作。1994年4月，朝鲜建议与美国进行谈判，建立新的和平机制取代停战协定，① 同时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另立“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处”取代原代表团功能。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及朝方的要求，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6月，朝方宣布停战协定已失去其存在的效力。停战机制出现的危机表示该协定本身存在的缺陷，美、朝、韩各方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外交利益作出了各种自主调整，引发了新的分歧和冲突，同时又出现朝核问题，与停战机制危机相交融，使解决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变得遥遥无期，困难重重，但历史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依然是各方努力的目标。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四轮会谈通过的《共同声明》明确将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列为朝、韩、中、美、俄、日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指出：“六方承诺，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与稳定，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②
（一）
中国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家。在推动改变朝鲜半岛停战机制为永久和平机制的过程中，中国将发挥特殊的作用。
首先，中国是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字国，是改变朝鲜半岛停战机制为和平机制的当事国，中国应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安全上是一种唇齿相依的战略关系。自古以来朝鲜半岛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最为稳定的一员。韩国长期以“小中华”自称和自豪。优秀的大陆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学及其理学、道教，以及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学，都先后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中国文化的结晶——先进的典章制度以各种形式不断传入韩国，对于古代韩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健全起了重要的作用。两国通过儒学和“朝贡”贸易的特殊形态保持着友好关系。当朝鲜遭遇日本侵略时，中国明朝的军队曾两度进入朝鲜境内帮助抗击日本的侵略，捍卫韩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③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东侵，日本趁机吞并朝鲜，中、韩间的历史联系被割断，东北亚从此不再太平。然而，朝鲜亡国以来，数百万朝鲜侨民或越境，或跨海，进入中国境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独立复国运动，形成了三大派系：一是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共同战斗的以金日成、崔庸健为代表的朝鲜革命者；二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战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三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活动的韩国独立党、韩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义勇队等。他们在中国朝野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援助下，为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战后朝鲜独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④ 中国人民将朝鲜的安全和独立视为自身安全和独立的必要条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时舆论曾将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定位为实现朝鲜的独立解放，而不仅仅是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国土。⑤ 中国战时领导人蒋介石曾发表公开演讲，表示中国之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自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也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⑥ 在著名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力主战后立即给予韩国独立。《开罗宣言》确定了战后韩国的独立地位，是中国外交努力的重要成果，成为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国际法律文件，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象征。
20世纪50年代初，中朝之间的这种历史联系，又成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要动因。对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动因，中外学者有种种说法，如“中共抗击美国侵略说”、“中共实现亚洲革命理想说”、“中国被动加入战争说”、“中朝互相援助说”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和分析了中国加入战争的动机，但中国参战时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口号，还是确切反映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安全上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根本原因。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与安全，将朝鲜半岛停战机制转变为长期稳定的和平机制，是中国所追求的东北亚安全目标之一。
其次，推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视为加强中国安全、营造周边和平环境的重要措施。
本世纪前20年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中国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确保和平发展的长期稳定环境视为根本性的战略外交方针。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不卷入重大国际冲突，中国不介入周边局部战争。中国从有利于获取较长时间和平发展机遇的战略高度出发，思考和分析周边外交问题。新加坡李光耀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作了这样的评论，他指出：“中国人不打算用军事手段争夺势力，而是打算用经济竞争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中国人非常了解美国包围他们的企图，但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使其周边的国家成为朋友”，“日本是亚洲唯一真正公开站在美国人一边的国家，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中立，或者对中国友好。”⑦
力主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在东北亚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中国积极介入调解朝核问题的解决，力争用和平的对话的方式化解朝核危机，中国在南北朝鲜推行平衡政策，推动南北朝鲜实现和平统一等，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周边发生重大冲突和动乱战争。改善周边战略环境，作为实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环节。一个和平统一、对华友好的朝鲜半岛将是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的最佳伙伴之一。
再次，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也是中国发展对韩和对朝经贸交流，获取“双赢”经济效应的需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韩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共同的经济利益化解了数十年来双方的积怨，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2005年中韩贸易额首次实现1000万亿美元，⑧ 两国已商定将继续共同努力，争取到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时达到2000万亿美元，韩方已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将在两年内完成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报告并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⑨ 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十分灿烂。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共同总结双边关系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确立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⑩
中朝之间从50年代起就建有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后，中朝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一度有所影响。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中国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2002年7月朝鲜宣布实行经济改革后，双边交流频繁，朝鲜官方媒体大量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多次派出政府官员和经济专家来中国考察访问，学习和借鉴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国也积极支持朝鲜的经济开发和发展计划。2005年10月，由中国政府援建的朝鲜大安玻璃厂竣工投产，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中朝经济同样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朝鲜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和旅游资源，为中国发展经济所急需，而中国的很多企业曾经经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积累有丰富的经验，能够较快地适应朝鲜的经济环境，双方合作的余地非常广阔。(11)
然而，无论是中韩经济交流，还是中朝经济交流，都离不开稳定安全的朝鲜半岛。可以预断，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确立之后，中韩、中朝双方的经济往来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快的发展速度。
（二）
发挥中国对韩、朝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的特殊作用，积极推动韩、朝关系发展，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冷战时期，中韩两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陷入长期的敌对与隔绝状态。“两国不仅互不承认，而且长期不相往来。在国际会议上，韩国代表发言，中国代表退席。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宁可弃权也拒绝与韩国运动员交手，更不可互换队旗，因为那上面有国徽。在韩国举行国际比赛，我国人员拒不前往；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活动，一律以拒发签证的方式拒绝韩国人员前来参加。在国际外交场合，我国使节对韩国使节视若不见，不握手寒喧，更不参加韩国使节举办的任何活动。苏联和东欧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与韩国进行某些往来，我国的报刊还表示过不同的意见。(12) 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举动，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改变这种状况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改变了过去在国际事务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只支持和帮助朝鲜的立场，不再把韩国视为美国试图遏制和扼杀中国的桥头堡和工具，而是在南北朝鲜间执行平衡政策。中国积极应对韩国政府的“北方外交”，谨慎而又顺利地发展与韩国的关系，同时又继续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和帮助朝鲜，使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波折。中国积极支持南北韩进行对话，促进朝鲜半岛局势趋向缓和，支持并促成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为中韩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道路。
1992年8月中韩实现建交，随后双边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中国成为与朝鲜和韩国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国家。(13) 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元首外交，与南北韩都实现了高层互访。中韩之间实现了多次元首互访，韩国四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以及历任总理都到中国访问，中国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朱镕基总理等也相继访问韩国，其他高层互访，如中国人大与韩国国会间、政府高官间、两国政党间更是频繁往来，这些高层互访解决了双边关系中一些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增加了信任，双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14) 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韩国，更是将中韩关系推向新的高潮。胡主席在韩国国会的演讲《加强友好合作，共创美好未来》被誉为精彩的“韩中关系发展”的“路线图”而受到高度赞扬。(15) 同时，中朝关系也走出了由于中韩建交和金日成逝世形成的低谷，实现了高层互访。1999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正南首先访问中国，随后金正日委员长两次访问中国，尤其是访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增进了互相了解，双方继续确认“中朝友好合作关系”。2001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朝鲜。2005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再次访问朝鲜，提议以“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作为新时期发展中朝友好关系的方针，得到金正日委员长的赞同，并表示“无论国际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朝方都将从战略高度把握朝中友好，把发展朝中友谊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16) 朝鲜舆论高度评价胡总书记的访问，称胡的访问“是对朝鲜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正当斗争的坚定支持、声援与鼓舞。”(17) 2006年1月，金正日委员长再次访问中国，并沿着当年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访问中华大地，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国与朝、韩间的高层互访，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于双方的“平衡外交”取得了成功，这对于稳定东北亚局势，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利用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友好关系，积极支持南北双方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彼此纷争的努力，欢迎和鼓励一切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措施与决定。实际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很多接触都是与中国有关，有的甚至是在北京举行的。
1993年初，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美朝矛盾尖锐，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国领导人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总书记江泽民等都纷纷发表谈话，“呼吁各方都采取克制态度”，“不要轻易关上谈判的大门，不应该放弃对话”，“寻找妥善解决朝核问题的和平途径”等，终于促成朝、美签署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江泽民在会见韩国总统金泳三时表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对达成朝美核框架协议感到高兴，这表明通过有关各方的直接对话和协商是妥善解决复杂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作出努力，中国今后仍将一如既往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18)
1997年起，中国参加了美、中、韩、朝四方会谈，中国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一方，同时又与其他三方都有正常外交关系，中国利用这个特殊身份在会谈中为推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2000年6月15日，韩国金大中总统和朝鲜国防委员会金正日委员长实现了历史性的会见，会前，中国曾协助南北双方在上海和北京秘密接触，促成了这一具有意义的朝鲜半岛南北元首会晤。2003年后，中国面对第二次朝核危机，出面主持了三方会谈和五轮六方会谈，为推动朝核问题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每当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形势时，中国总是对争端双方进行劝解，坚持以和平的、谈判的方式解决双方的争端，反对诉诸于武力威胁的任何行为，发挥了世所共见的特殊作用，也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
发展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帮助和促进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清除障碍。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俄、日、韩、蒙间的各对双边关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互相间也还存在着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是友好的、合作的双边关系。唯独朝鲜除与中国、俄罗斯发展传统友好关系，与韩国关系有所改善外，仍然游离东北亚国际社会之外，美国继续视朝鲜为“暴政据点”、“无赖国家”等，日朝关系亦在“人质问题”上形成死结，这种情况成为影响东北亚多边安全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国对于朝鲜的基本政策是充分运用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帮助朝鲜早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正常成员。为此，中国将不再在安全上重新恢复50年代的中朝战略同盟关系，而是从道义上支持朝鲜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并积极推动朝、韩关系的发展，促进朝、美关系、朝、日关系的“解冻”，协调与各大国的关系，关注和保证朝鲜的安全利益；不再在经贸关系上实施超越国力的无偿援助，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朝鲜援助，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帮助朝鲜的经济改革，加强经济合作与交流，并推动国际社会援助朝鲜，帮助朝鲜摆脱经济困境，促使朝鲜经济早日融入国际经济大家庭；不再在双边关系上强调互相的特殊关系和血盟关系，而是推动朝鲜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也将朝鲜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发展密切的双边关系，争取政治经济的“双赢”结果。
2005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朝鲜，再次肯定“中朝友谊是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宝贵财富，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并具体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继续密切高层往来，加强互相沟通；二是拓展交流领域，丰富合作内涵；三是推进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四是积极配合协调，维护共同利益。(19) 这四条建议总结了中国发展对朝关系的基本经验，明确了中朝关系发展的新定位、新形式、新内涵和新思路，揭示了今后一个时期中朝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四）
加强与美国协调朝鲜半岛政策，求同存异，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美朝关系的改善和稳定。美国曾经是中朝并肩作战的敌手。1971年，中国秘密接待美国总统外交特别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周恩来总理奉命亲赴朝鲜向金日成主席通报相关情况，精辟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深入说明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考虑，详细介绍基辛格来访会谈的内容，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周恩来再赴平壤，向金日成通报情况。金日成在公开的集会上发表谈话，支持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20) 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中国担当了调解美朝关系的信使和促和者。当时，朝鲜提出愿意与美国接触，商谈缓和朝美关系问题，中国曾不止一次向美国传递信息，居中斡旋，但遭美国方面拒绝。直到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发生后，美国才开始与朝鲜对话，使得美朝关系的改善拖延了几十年。(21)
冷战结束后，围绕着朝鲜半岛停战机制危机和朝核问题，美朝关系波澜起伏，险象环生。1996年4月，美、韩共同提出举行美、中、朝、韩四方会谈的建议，主张朝鲜半岛应放在多边机制的框架下解决，以新的安全机制取代停战机制。中国政府表示原则支持四方会谈，但强调需在各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兼顾了美朝双方的立场。1997—1999年，中国参加了四方会谈的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对于推动美朝的和解做了许多工作。(22)
在解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在美、朝、韩、日、俄之间，尤其是美、朝之间实施“穿梭外交”，开展娴熟的、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力图通过六方会谈的机制，敦促朝鲜放弃核计划，同时确保朝鲜的生存安全，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区，解决建立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最为紧迫和关键的任务。
实现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关键是美国要改变对朝鲜的敌视态度，美朝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不断与美国协调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求同存异。中、美在实现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一是美国的主张（部分也是日本的主张），那就是以美日、美韩两同盟为基础和前提，建立美国同盟战略主导下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然而，美日、美韩同盟这种结盟性的、针对第三方的同盟体系显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继续带有冷战遗迹和思维；其二是中国、俄罗斯等国所主张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韩国的主张），东北亚各国平等互利地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应该是和平的、友好的、不针对第三方的睦邻关系，美日、美韩两同盟应该淡化、调整并融入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之中。
如果坚持第一条路线，美日、美韩同盟继续向着强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坚持冷战思维和做法，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将难以建立，东北亚将永无宁日。中国坚持实现第二条路线，但考虑到现状，也主张兼容第一条路线的若干内容，促使美日、美韩同盟逐步向着淡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兼容并存，为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23)
（五）
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契机，以六方会谈为最佳形式，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
朝核问题的一波三起，反映了冷战局势在东北亚的遗留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的困难。问题虽由美、朝分歧而起，但涉及东北亚相关的各个国家的利益。中国依据其总的外交战略，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调解和交涉，先后推动举行美朝中三方会谈和随后的六方会谈。就六方会谈现有的进程以及第四轮会议的《共同声明》观察，六方会谈不仅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有效模式，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实现东北亚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
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会谈形式曾有韩朝、美朝双边会谈、美韩朝、美中朝三边会谈、美韩朝中四边会谈以及中美俄日朝韩六边会谈等多种方案提出。早在70年代初期，美国尼克松政府曾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举行美、中、朝、韩“四方会谈”的主张，建议以交叉承认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未被中、朝接受。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又提出美、朝、韩“三方会谈”的新建议，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拒绝韩国参加会谈。1984年，朝鲜政府同意举行美、朝、韩“三方会谈”，中、苏亦支持，但美、日、韩对朝鲜的动机表示怀疑，美国主张包括中国在内的“四方会谈”，日本则主张加上日、苏，举行“六方会谈”。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美、中、苏、日、韩、朝六方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商会议，但朝鲜热衷于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韩国此举未被重视。1997年开始举行的美、中、韩、朝“四方会谈”虽然无果而终，但仍有积极意义。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视对朝政策，将朝鲜宣布为“无赖国家”和核打击对象国，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主张多边谈判的方针。美、朝之间在运用“多边”方式，还是“双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和僵持。后在中国政府的艰苦努力和斡旋下，最终先后实现了美、中、朝“三方会谈”和美、中、俄、日、朝、韩“六方会谈”。五轮“六方会谈”的举行是东北亚各国经过30年长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意图和目标。(24)
实践证明，“六方会谈”既符合朝韩双方利益，也可为美、中、俄、日四方接受，应该成为解决朝鲜半岛由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转变的一个合理的模式。在已经举行的五轮“六方会谈”中，韩朝关系发展迅速，美韩同盟关系发生了某些有利于摈弃冷战思维和推进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变化，美朝、美日的双边接触也有所进展。而美国坚持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基本上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朝鲜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则更有理由可以相信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必能随之建立，而“六方会谈”及其框架下的双边会谈很可能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载体与模式。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决定性的积极作用是世所公认的。
尽管六方会谈正经历着重重困难，朝核问题的解决也呈现了长期化的趋势，但相信经过各方的努力，“六方会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性机构。这个组织应该让所有的东北亚国家以及在东北亚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和组织加入，如朝鲜、蒙古、欧盟、东盟等，确保反映各方的利益；该组织应设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如元首会晤、行政首脑会谈、部长级会谈以及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等专题会谈等；会谈可以轮流在参加国的首都或其他城市举行，等等。该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东盟“10＋1”、“10＋3”、亚欧会议、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组织不同的是，有美国的参加并使其成为其中重要的主导力量。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等超级大国，在东北亚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的存在，又是当年进行朝鲜战争的主要当事国，有美国的加入和参与主导，会使六方会谈机制较之其他形式的多边机制具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效用。这样的组织应该成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建设良好的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有效途径和合理形式，是东北亚安全努力的方向。
在这样的框架下，朝鲜半岛由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问题也一定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收稿日期：2006—04—08
注释：
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以朝、中为一方，以联合国为另一方签署。当时，韩国不赞成协定，也反对美军总司令签字。朝鲜以此为由，曾经不承认韩国为签字国，也不同意韩国参与讨论朝鲜半岛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的谈判。
② 《共同声明》，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9日电。
③ 参见石源华主编：《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新探》，韩国大旺社，2002年版，第1—4页。
④ 参见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 1943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论朝鲜独立》，内称：“我们的胜利境界，朝鲜问题是一个测候表。”“远东大局的清算，中国抗战必须胜利，日本侵略必须消灭，朝鲜必须恢复独立。中国战争起源于朝鲜的被侵，最后也必须清算到朝鲜问题”，“朝鲜的独立是远东大局的归趋。”
⑥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⑦ 《李光耀认为对中国崛起和发展感到害怕是愚蠢的》，《参考资料》，2005年8月23日。
⑧ 韩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每周韩国》2006年第1期载：《去年韩中双边贸易首次突破一千亿美元》，称2006年韩中双边贸易总额达1005.8亿美元，其中韩国出口额达620亿美元，中国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韩国进口额386亿美元，中国为韩国第二进口大国。
⑨ 《韩中两国发表联合公报》，韩国驻华大使馆编：《每周韩国》，2005年第43期。
⑩ 《韩国国会议长金元基访华》，《每周韩国》，2006年第1期。
(11) 李敦球：《中朝：从友好邻邦到友好合作伙伴》，《世界知识》，2005年第22期。
(12) 张庭延：《跨越历史的时刻——中韩关系演变回顾（上）》，《当代韩国》，2005年冬季号。
(13) 据张庭延回忆：中国与韩国在建交谈判过程中，始终与朝鲜保持密切的联系。1992年4月，中韩达成建交协议，国家主席杨尚昆趁赴朝参加金日成主席八十寿辰活动之机，相机向金主席通报此事。朝方提出不同意见，希望中方暂缓一年与韩建交，但中国方针已定，未作任何承诺。7月15日，中国再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专程赴朝，以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口信的方式，向金主席当面通报中国的决定。口信具体分析了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阐明了中国对此事的看法，强调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各方面与韩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发展双边关系已不可避免。同时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并将利用我们的影响朝鲜半岛走向缓和。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时稍冷，后因金主席逝世出现一段平淡时期，其后逐步恢复正常并实现高层互访，重又进入高水平发展时期。延静：《出使韩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14) 参见石源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对韩政策及朝鲜核问题》，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5) 《韩中关系发展“路线图”，太精彩了！》，《解放日报》，2005年11月18日。
(16) 《胡锦涛同金正日举行会谈》，《解放日报》，2005年10月29日。
(17) ［朝］《劳动新闻》社论：《传统的朝中友谊将不断得到加强与发展》，2005年10月28日。
(18) 刘金质等：《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5页。
(19) 《胡锦涛开始访朝，同金正日会谈》，《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10月29日。
(20) 延静：《出使韩国》，第325—326页。
(21) 张庭延：《朝鲜半岛局势展望》，《北京大学亚太论坛论文集》，2005年10月。
(22) “四方会谈”开始于1997年12月，中止于1999年8月，共举行6次会议，主要讨论用持久的和平条约代替停战协定，并建立信任措施以消除朝鲜半岛的局势，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3) 石源华：《“六方会谈”机制化：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努力方向》，《国际观察》，2005年第2期。
(24) 石源华：《“六方会谈”机制化：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努力方向》，《国际观察》，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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