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的探访和收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唐宋论文,收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0）05－0102－07
一 唐宋词籍在明代的大量失传
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时期唐宋词籍曾广为传刻，宋代发达的印刷业为唐宋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在南方的杭州、长沙、建阳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出版印刷中心。当时，无论是家刻、坊刻还是官刻，都把词籍的刊刻作为其重要的出版内容，南宋时期编辑成书的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专设条目收录唐宋词籍，前者著录14种，后者著录达132种之多[1]。很显然，这不是当时见存唐宋词籍的全部。据考，南宋嘉定年间编定长沙刘氏刊刻的《百家词》便收录唐宋词97家128卷，而钱塘陈氏刊刻的《典雅词》专收南宋以后的词家之集，据传有39册之多，依现存劳权舆抄本三册十卷每卷一家的规模推测的话，想必该书所收南宋词家亦不下百家，其中除《燕喜词》、《袁宣卿词》、《孏窟词》、《知稼轩词》为《百家词》所收外，其他如阮阅《巢令君阮户部词》、程大昌《文简公词》、胡铨《澹庵长短句》、佚名《章华词》等等，皆为《百家词》所未收。这还不包括全集本词集、别行本词集、选本型词集所收词籍在内[2]，比如南宋时期的选本型词集，据元刘将孙《新城姚克明词集序》所言已达数十种之多，这说明直至南宋末年唐宋词籍在当时不但广为刊刻，而且数量众多，词籍的收藏和刊刻是南宋藏书业和出版业的一大特征。
但是，自明初以来，宋版词籍逐渐失传。“明自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集有的已不显于世，有的甚至湮没无闻。”[3]到清初，朱彝尊编《词综》时，发现许多唐宋词籍已难见全本，竟不由自主地发出“当时盛传，久而翻逸”（朱彝尊《词综·发凡》）的浩叹，并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唐宋词籍亡佚之具体情形。
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也。《东泽绮语》，传亦寥寥。至施乘之、孙季蕃，盛以词鸣，沈时伯《乐府指迷》亦为矜誉，今求其集，不可复睹。周公谨、陈君衡、王圣与，集虽抄传，公谨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甚众，而今集无之。《花草粹编》载有君衡二词，陆辅之《词旨》载有圣与《霜天晓角》等调中语，均今集所无。至张叔夏词集，晋贤所购，合之牧仲员外、雪客上舍所抄，暨常熟吴氏《百家词》本，校对无异，以为完书，顷吴门钱进士宫声相遇都亭，谓家有藏本，乃陶南村手书，多至三百阕，则予所见犹未及半，漏万之讥，殆不免矣。……至如曾慥《乐府雅词》、《天机余锦》采入《花草粹编》，赵粹夫《阳春白雪集》见李开元《小山乐府后序》，则诸书嘉、隆间犹未散佚，而《天机余锦》、《片玉珠玑》二集，闻江都藏书家有之；又如《百一选曲》、《太平乐府》、《诗酒余音》、《仙音妙选》、《乐府新声》、《乐府群珠》、《曲海》之内，定有词章可采，惜未之见。[4]
朱彝尊还进一步分析说：“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诗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焦氏编《经籍志》，其于二氏百家采摘勿遗，独乐章不见录。”[5]近人郑骞先生也持同样的意见，指出：“（在明代）词籍流传不广，现在所见到的明刻词籍，只有寥寥几部，差不多都是选本……宋代汇本典雅词，长沙坊刻百名家词，都未见有明代翻刻。这与当时只刻唐以前书，不多刻宋人集部，自然是一贯的情形。”[6]当代学者谢桃坊则把原因归结于宋末元初的社会大动乱，他说：
中国的图书典籍在宋元战乱之际又经历了一次浩劫，词籍也蒙其难。南宋朝廷修内司所刊巨帙百余的古今歌曲之谱《乐府混成》，南宋嘉定间长沙刘氏书坊刊刻的《百家词》一百二十八卷，钱塘陈氏书棚刊刻的《典雅词》三十卷，南宋末年的词集丛刊《六十家词》等大型词学丛刊，经过兵燹之后都散失了。[7]
据饶宗颐《词集考》、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蒋哲伦《唐宋词书录》等多种文献考证，可知在明代失传的唐宋词籍还有：温庭筠《金荃集》、无名氏《兰畹集》、题子起编《家宴集》、孔方平编《兰畹曲会》、佚名编《聚兰集》、《琴趣外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前后编》、《古今乐府》、《群公诗余》等等。
到明末已出现以宋版图书为贵的文化现象，据载，毛晋曾在门外立榜文：“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叶出二百”[8]；更有甚者，一部宋版《前后汉书》竞让大文豪王世贞为之贾田，该书后几经辗转落入徽州富商黄尚宝之手，钱谦益竟以一千二百金之巨额从其处购得，后来因生计所迫不得不鬻之四明谢象山，但钱谦益对这一卖书事件始终难以释怀，将之比之为李后主之亡国，可见其对此书的难以割舍之情；而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到晚明之际宋版图书已是稀有之物了，更不用说不受人们重视的宋版唐宋词籍。
造成宋版词籍大量失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前述谢桃坊所言的战乱（这里恐怕主要是指元末明初的战乱），比如朱彝尊所言前后七子宗唐黜宋的思想，造成了当时从上而下的轻视鄙薄词曲的观念。正如近代学者吴梅先生在谈到明词中衰的原因时所指出的：
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其蔽一也。明人科第，视若登瀛。其有怀抱冲和，率不入乡党之月旦，声律之学，大率扣槃。迨夫通籍以还，稍事研讨，而艺非素习，等诸面墙。花鸟托其精神，赠答不出台阁。庚寅揽揆，或献以谀词。俳优登场，亦宠以华藻。连章累篇，不外酬应。其蔽二也。又自中叶，王、李之学盛行。坛坫自高，不可一世。惟吾、长夜、于鳞既跋扈于先；才胜、相如、伯玉复簸扬于后，品题所及，渊膝随之。搜闻下士，狂易成风。守升庵《词品》一编，读弇州《卮言》半册。未悉正变，动肆诋諆。学寿陵邯郸之步，拾温、韦牙后之慧。“衣香百合”（用修《如梦令》），止崇祚之馀音；“落英千片”（弇州《玉蝴蝶》），亦《草堂》之坠响，句摭字捃，神明不属。其蔽三也。况南词歌讴，遍于海内。《白芋》新奏，盛推昆山。宁庵吴歈，蚤传白下。一时才士，竞尚侧艳。美谈极于利禄，雅情拟诸桑濮。以优孟缠达之言，作乐府风雅之什。小虫机杼，义仍只工回文。细雨窗纱，圆海惟长绮语。好行小慧，无当雅言。其蔽四也。[9]
这里所说的“托体不尊”，以词为应酬之手段，“竞尚侧艳”，“好行小慧”，归结起来就是明代文人对词的体性的认识不清，对词的价值的认定有误，使得他们以词为曲，以词为应酬之工具，以词为游戏之手段，正所谓“托体不尊，难言大雅”，这是导致唐宋词籍在明代失传的关键性因素。
从文学接受角度去分析，明代受众欣赏热点的转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元代以来，作为宋词主要接受群体的市民阶层，他们的趣味已转向带有综合表演色彩的戏曲艺术上。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京在万历元年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唱大套散曲；逢到场面较大的宴会，就会邀请教坊艺人“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到万历年间，“大会则用南戏”。明末学者祁彪佳日记也记载到，自己是每有戏局则必前往观之，在崇祯五年到十二年短短7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杭州、绍兴等地观剧86种之多，有时1个月就看了十多本戏，正如郭英德等先生所说：“文人士大夫娱乐，真是到了无日不赴宴，无日不观剧的地步。”[10]欣赏戏文已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娱乐活动，撰写在清初的《苏州竹枝词》第二首描绘明末苏州风俗时说：“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子识戏文”。张岱《陶庵梦忆》卷六“绍兴灯景”一节，也比较生动地描述了明末清初绍兴地区市民观剧的盛况：“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在这一社会风气影响下，唐宋词曲已渐渐从市民阶层的接受视野里淡出了，完全成为一种文人抒怀达意或展示才情的工具，它在唐宋时期所负载的娱乐功能已为戏曲所取代，当我们说“清词复兴”实际上是指词作为一种抒情载体的“复兴”，而不是在市民阶层接受层面上的“复兴”。
二 明末清初江南抄校唐宋词的风气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财富汇聚东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中小市镇，如扬州、苏州、镇江、常州、常熟、嘉兴、湖州、绍兴等，它们不但成为江南经济发达的标志，也成为江南人文繁盛之渊薮。从嘉靖、隆庆年间开始，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迅猛，规模扩大，技术提高，商业经济亦在这一基础上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像松江的棉纺业、苏州的丝织业以及景德镇的陶瓷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而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更直接带动了江南地区藏书业的发展，据统计，明代中叶以后东南藏书楼超出百家之上，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初步统计，江苏藏书楼为286座，浙江藏书楼为185座，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开列的重要藏书楼名单见表1。
其中，代表性的藏书家及藏书楼有范钦的天一阁、赵琦美的脉望馆、祁承
的澹生堂、钱谦益的绛云楼和毛晋的汲古阁等。“考察有明一代藏书史，可以发现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些大中城市以及江浙一带的著名市镇和藏书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区，常常是藏书集中之地，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文条件相结合，为藏书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温度，而手工业中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工艺的改进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11]
前面说过，在明代已出现唐宋词籍大量失传的严峻现实，但是在江南地区的这些有卓识热爱收藏的藏书家通过搜集、传抄、整理的方式收藏唐宋词籍，使许多不为统治者所重视的唐宋词籍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明末清初“词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下还掀起了一次重印唐宋词籍的热潮[12]。
我们认为，一位杰出的藏家书，要想丰富自己的收藏，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其第一要务是四处探访图书。杨嗣昌为《澹生堂初集》作序，专门谈到祁承探访四方图书的努力：“先生求书都邑坊市列肆之林，公私庙舍掌故之府，名山坏宅壁蠹之余，委巷穷檐断烂掷地和合墁墙之物，往往搜获秘文。其所不得，或千里题缄，因人觅募。”他曾为官四方，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寻访当地藏书，走访当地书肆，特别是天启三年为官河南期间，在当地访得的百余种罕见图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家藏：“此番在州所录书，皆京内藏书家所少，不但坊间所无者也，而内中有极珍极重大之书，今俱收备。即海内藏书者不可知，若以两浙论，恐定无逾我者。”在明末，搜访图书不遗余力者当推虞山毛晋，当时人称他：“负妮古之癖，凡人有未见书，百方购访，如缒海凿山以求宝藏。”（陈继儒《隐湖题跋叙》）“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求，不限远近，期必得之不快。”（王象晋《汲古阁书跋序》）像祁承、毛晋一样，许多明清藏书家在唐宋词籍的搜集上亦投入较大的财力和精力，如明中叶著名学者杨慎曾家藏唐宋五百家词，这些词籍当然不会是一朝一夕搜集起来的，只能是杨慎长期收藏的结果。而毛晋在唐宋词籍的搜藏上做出的贡献更是前所未有，《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载宋词别集93种，别集注本2种，合集2种，选集4种；后来，其子毛康进一步丰富汲古阁的馆藏，编成《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书，载有唐宋金元词总集2种，选集3种，别集4种，词话1种，并标明其版本，价值颇高。这些词籍并非毛氏藏书的全部，清代学者进一步考证了毛氏汲古阁藏书，涉及毛氏父子上述书目之外的汲古阁所藏的唐宋词籍有：彭元瑞《知圣道斋书目》载汲古阁未刻词集21家，董康《嘉业堂藏书志》载旧抄本南唐宋元词15种，王鹏运《四印斋汇刻词》载有汲古阁未刻词宋元31种……很显然，毛氏父子搜集的这些词籍，绝非一时一地所得，而是逐年积累而成。据邓子勉考证，毛晋收藏之唐宋词籍有宋刊本、元刻本，但更多是以抄本的形式出现[2]126－155。如果不是毛晋父子有心为之，也绝不会有后来“宋百家词”刊刻的计划。
明末清初，在搜集唐宋词籍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当推朱彝尊，他在编纂《词综》之前曾经做过广泛的唐宋词籍的征集工作。“白门借之周上舍雪客（在浚）、黄征士俞邰（虞稷），京师则借之宋员外牧仲（荦），成进士容若（纳兰性德），吴下则借之徐太史健庵（乾学），里门则借之曹侍郎秋岳（溶），余则汪子晋贤（森）购诸吴兴藏书家。”（《词综发凡》）《词综》从康熙十一年开始编选，到康熙三十年最终完稿，前后历时二十载。《词综》在广辑唐宋元明词籍的基础上，又搜寻于稗史杂记，还对参与选辑之事的汪森说：“宋元词集传于今者，计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见，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辅吾不足。”（《词综序》）汪森在朱氏选的基础上，又遍观宋元词集170余家，传记、小说、地方志共30余家，然后才于康熙十七年将《词综》付梓。此后他们并没有停止宋元词籍的搜集工作，而是不断寻觅各种词籍，又逐步整理出6卷，补人122人和360余首词，最后才于康熙三十年出版补编本《词综》。
在明代，图书收藏界本来就有浓厚的抄书之风气，一则是有些图书原来就没有刊刻过，二则是有些图书秘籍非抄录则不可得，三则是抄书乃古时读书法之一种，精抄本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3]。而在当时，除了《花间》、《草堂》多所刻印并广为流传之外，其他宋版词籍很难见其踪影，而藏书家要想丰富自己的收藏，扩大自己的收藏品种，对于此类书籍则非抄写不可。据唐圭璋先生《宋词版本考》考证，现在见存的明抄本唐宋词别集仍达70种之多，而保存至今并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还有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托名李东阳《南词》、佚名《宋元名家词抄》，从这些抄本词籍可见明代藏书家在唐宋词籍的搜集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清初朱彝尊、黄虞稷及《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宋元百家词》，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及清佚名《天一阁藏书目录》称其为《唐宋名贤百家词》。原书名为百家，实则为98家，今有2种抄本行本，即前言天津图书馆藏本和绍兴鲁迅图书馆藏本，但鲁迅图书馆藏本不全，只有16种；天津图书馆藏本较为完整，收选集3种，别集97家，其中五代1家，宋82家，金3家，元8家，明1家，朝代不明者2家。不过，这一抄本并非吴氏原稿本，可能是吴氏原稿本的过录本或传抄本，但应该是吴氏之书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本子。
托名李东阳的《南词》，是一个为其他学者很少提及的明代抄本，其编者是谁现无法确定，清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李希圣《燕影斋题跋》皆称其编者为李东阳，据清末吴昌绶考证此书实乃坊间书商所编（《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序》）。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卷四对此书之具体情形言之甚详：
明李东阳辑。首有天顺六年夏四月上浣东阳自序，言从故藏书家得珍秘缮本宋元诸名家词，凡六十四家，计八十七卷，目为《南词》，藏于家塾。其曰《南词》者，序所谓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也。此书世无传本，四库既未著录，各家书目皆不载，惟德清许氏《鉴止水斋书目》有《怀麓堂词选》二十本，西涯所录皆全集，不得称选。未知即此书否？此本系南昌彭文勤所藏，卷首有文勤殊笔题辞数行，署“癸卯中元日雨窗芸媚”。……此本宋人词集为毛、侯、王三家所未刻，及世无刊本者尚十三家，真非常之秘笈矣！书为阳湖董绶金比部所藏，余假观颇久。乃明抄本，字句与毛刻异同颇多。惜王给谏及朱古微侍郎、文叔同舍人均不在京师，未能一校耳。兹将西涯总目列后，其有刻本者附注目下，使览者易于检寻焉。
但李廷相《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曾提及此书，李廷相生活在弘治、正德年间，这说明在明代此书已在流传，此书最迟出现的年代为弘治、正德间，关于此书的具体情形，可参见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蒋哲伦《唐宋词书录》的相关论述。
佚名《宋元名家词抄》，见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所载，称有82家。但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五言其为《宋元六十九家词》，又言附《花间集》，共70家，施廷镛《中国丛书知见录》著录明抄本《宋元名家词抄》亦作70家，此书曾为秦松龄、毛扆、陆贻典、唐晏素、孙熹所经眼或收藏。
在抄录之外，校勘词籍也是明代藏书家为保存宋版图籍原貌作出的努力。比如毛晋在广搜唐宋词籍的基础上，还刊印了《词苑英华》和《宋名家词》两部丛刻，特别是后者在各家词集后多有题跋后记，其实也是编者对每一部的校刻记录。毛氏富有藏书，有的图籍藏有多种刻本或抄本，而且以宋本或影宋本词籍为主，这样便有了校对的基本条件，他在编刻《宋名家词》的过程中对有些词籍还作了一定程度的校勘工作。如《片玉词跋》云：“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尽管毛刻本后来多为人所诟病，认为其随得随刻，讹误层出，但也并非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主要是因为他以求全求备求速为目的，故而显得有些体例驳杂，校对不精。对这一点，他自己已有体认，其子毛康后来在校周必大《近体乐府》时说：“益公词，昔年以家藏本付梓，先君所谓‘句错字淆’者是也，未借别本一校，挂怀不释。”就是说毛晋也是以未能细校精勘为憾的，也正因为这样，毛康承其父未竟之事业，终其一生在访书、抄书、校书，并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校勘《宋名家词》上。也是在校周必大《近体乐府》时他说：“宋词六十家，从收藏家遍借旧录本校勘，镇廿年矣。”据有关专家考证，毛扆校《宋名家词》始自康熙八年左右，其后断断续续校此书达二十年之久[12]254，从此可看出他有意为其父校对不精而雪耻之用心，经过毛扆校勘之后的《宋名家词》在品质上的确是大大提高了，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说：“毛扆为了改正这些错误（指毛刻本），逐卷精校，同时有陆敕先、黄子鸿各以朱笔、绿笔校过，又有何梦华以墨笔校正，较原来刻本不知胜过多少部了。”[14]此外，还有常熟钱曾，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校书手，其《述古堂藏书目录序》云：“江湖散人出所藏，皆正定可传，予之书，咸手自点勘疑讹，后有识者，细心播阅，始知其苦志。”经其手校的唐宋词籍主要有黄公度《知稼翁词》、秦观《淮海集长短句》一卷、王灼《碧鸡漫志》五卷等。
当然，在明末清初，在校勘方面做得最好的应推朱彝尊编《词综》。《词综》在唐宋词校勘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其一，校勘。宋代词籍流传至明清，经过二三百年的时间，不少版本失传，而后代抄刻又有失误，这给清人阅读唐宋词籍带来极大的困难，本着为读者负责的宗旨，同时也是为了让前人作品以本来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清代词选的编纂者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词综》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周筼来完成的，如周邦彦的《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钱”，原系“眠”字为句，坊本讹作“明”字，遂以“明月影”为句。欧阳修《越溪春》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皆为六字句，坊本讹“玲”为“冷”，“珑”为“笼”，遂以七字五字为句。周筼都对此作了校勘而更正过来。其二，考订名姓、里爵、词作归属。因为宋代词籍名姓、里爵编排体例不同，经过长久流传就出现了名姓、里爵、词作相混的现象，为了做到知人论世，让读者准确把握词作原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词综》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柯崇朴来完成的，柯崇朴在《词综后序》里具体说明了宋元词籍需要做考订工作的，有里与爵之当考者，有世次之当审者，有当析其人之同者，有当厘其号之异者，有当辨其舛误之最甚者。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博证史传，旁考稗史，参以郡邑载志、诸家文集，汇而订之，而后确定自己的编排秩序：“姓氏之下者著其地，爵仕之前序其世，赠谥、称号、撰述系之爵仕之后，无所依据姑阕之。”其三，辨别词调。词为音乐文学，元明以来词谱失传，除少数人能自度曲外，后人大都只能依调填词，对此编选词选者只能照实转录，不能更改，以防舛误。朱彝尊编纂《词综》很注意这点，对词调同名而字数为同者，“悉依集本，不敢更易”。如柳永的《乐章集》，有同一曲名而字数长短不齐分入各调者，姜夔《湘月》词注云：“此《念奴娇》之鬲指声也”，则曲同字数同，而《湘月》、《念奴娇》调实不同，故不将它们合之为一。
三 从明末清初的书目著录看唐宋词籍的传播
经过明末清初众多藏书家的努力搜集和抄刻，唐宋词籍在明初中叶大量失传的颓势得以遏制，在明末清初到底有多少唐宋词籍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只能通过当时各藏书家所撰书目来了解。
据笔者调查所得，在明末清初著录有唐宋词籍的书目有12种，兹分总集和别集将上述书目著录的唐宋词籍收藏情况统计如下：
陈第编《世善堂藏书目录》：总集3种；别集11家。赵用贤编《赵定宇书目》：总集2种；别集14家。赵琦美编《脉望馆书目》：总集5种；别集13家。毛晋编《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歌词”：总集7种；别集88家。祁理孙编《奕庆藏书楼书目》卷四：总集4种；别集1种。毛扆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总集5种；别集4家。钱曾王藏《述古堂藏书目》卷二：总集5种；别集30家。钱曾编《也是园藏书目》卷七《词》：总集10种；别集55家。徐乾学撰《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总集0种；别集3家。朱彝尊编《潜采堂竹垞行笈书目》：总集3种；别集5家。朱彝尊编《词综发凡书目》：总集8种；别集133家。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词曲类”：总集51种。
如果将明末清初重要书目著录的唐宋词籍收藏情况，按照唐宋词集的著录数进行统计，其大致情况如下。
总集：著录10次的有《花间集》；5次的有《尊前集》、《花庵词选》、《绝妙词选》；4次的有《草堂诗余》、《中州乐府》；3次的有《乐府雅词》、《中兴词选》；2次的有《梅苑》、《续草堂诗余》、《阳春白雪集》、《凤林书院词选》、《鸣鹤余音》、《典雅词》；1次的有《家燕集》、《乐府混成集》、《五十大曲》、《万曲类编》、《乐府补题》、《李氏花萼楼词》、《莲词》、《全芳备祖》、《碧鸡漫志》、《乐府指迷》。
别集：著录7次的有2家：张先《子野词》、柳永《乐章集》；6次的有7家：秦观《淮海词》、晁补之《琴趣外编》、周邦彦《清真集》、张元干《芦川词》、曾觌《海野歌》、姜夔《白石词》、高观国《竹屋疾语》；5次的有10家：欧阳修《六一词》、苏轼《东坡词》、黄庭坚《琴趣外编》、陈师道《后村长短句》、向子諲《酒边词》、辛弃疾《稼轩词》、黄公度《知稼翁词》、陆游《渭南词》、吴潜《履斋诗余》、林正大《风雅遗音》；4次的有21家：贺铸《东山乐府》、毛滂《东堂词》、谢逸《溪堂词》、王安中《初寮词》、蔡伸《友古词》、朱敦儒《樵歌》、扬元咎《逃禅词》、侯寘《孏窟词》、张孝祥《于湖词》、程垓《书舟词》、赵彦端《介庵词》、王千秋《审斋词》、刘过《龙舟词》、戴复古《石屏词》、史达祖《梅溪词》、张榘《芸窗词》、沈端节《克斋词》、蒋捷《竹山词》、石孝友《金谷遗音》、李清照《漱玉集》、朱淑真《断肠词》；3次的有23家：李煜《南唐二主词》、晏几道《小山词》、李之仪《姑溪词》、周紫芝《竹坡乐府》、葛郯《信斋词》、晁端礼《琴趣外编》、向滈《乐斋词》、赵师侠《坦庵长短句》、赵长卿《惜香乐府》、韩元吉《焦尾集词》、京镗《松坡乐府》、李处全《晦庵词》、刘克庄《后村别调》、杨炎正《西樵语业》、许棐《梅屋诗余》、郭应祥《笑笑词》、赵以夫《虚斋乐府》、洪荼《空同词》、韩玉《东浦词》、杨泽民《续和清真词》、卢炳《哄堂词》、王沂孙《碧山乐府》；2次的有40家：冯延巳《阳春集》、晏珠《珠玉词》、杜安世《寿域词》、葛胜仲《丹阳词》、谢薖《竹友词》、廖行之《省斋诗余》、吕渭老《吕渭老词》、王庭珪《卢溪词》、叶梦得《石林词》、沈瀛《竹斋词》、刘一止《苕溪词》、陈与义《无住（简斋）词》、康与之《顺庵乐府》、赵鼎《得全居士词》、张抡《莲社词》、曾惇《曾惇词》、朱雍《梅词》、范成大《石湖词》、葛立方《归愚词》、倪偁《倚川词》、姚述尧《箫台公余词》、姚宽《西溪乐府》、丘密《文定公词》、管鉴《养拙堂词》、张辑《东泽绮语绩》、谢懋《静寄居士乐章》、黄机《竹斋诗余》、吴礼之《顺受老人词》、洪咨夔《平斋词》、严仁《清江欸乃》、李昴英《文溪词》、陈经国《龟峰词》、方岳《秋厓先生小稿词》、方千里《和清真词》、王以宁《王以宁词》、吴文英《梦窗甲乙丙丁稿》、张炎《玉田词》、无名氏《立斋词》、陈德武《白雪遗音》、汪元量《水云词》；1次的有69家：潘阆《逍遥词》、林逋《和靖先生集词》、王安石《半山老人词》、晁冲之《晁叔用词》、赵令畤《聊复集》、黄裳《演山集词》、王观《冠柳词》、苏痒《后湖词》、万俟咏《大声集》、徐伸《青山乐府》、徐积《节孝集附词》、陈瓘《了斋词》、王之道《相山居士词》、刘弇《云龙集词》、汪藻《浮溪文粹附词》、王灼《颐堂词》、张纲《华阳老人长短句》、岳飞《金陀粹编家集附词》、陈克《赤城词》、邓肃《栟榈词》、刘子翚《屏山集》、王之道《相山词》、蔡柟《浩歌集》、周必大《近体乐府》、黄人杰《可轩曲林》、袁易《袁静春词》、李弥孙《筠溪乐府》、黄定《凤城词》、曹冠《燕喜词》、邓元《漫堂词》、董鉴《拙堂词》、王大受《近情集》、张孝忠《野逸堂词》、钟将之《岫云词》、方信儒《好庵游戏》、刘光祖《鹤林词》、刘德秀《默轩词》、魏子敬《云溪乐府》、徐得之《西园鼓吹》、季叔献《东老词》、蔡伯贤《萧闲词》、苏涧《冷然斋诗余》、朱熹《晦庵词》、洪适《盘洲集》、吴儆《竹洲词》、杨万里《诚斋乐府》、罗愿《鄂州小集附词》、张鎡《玉照堂词》、刘儗《招山集乐章》、程珌《铭水集词》、马宁祖《退圊词》、吴镒《敬斋词》、袁去华《袁去华词》、陈亮《龙川词》、刘镇《随如百咏》、卢祖皋《蒲江词》、汪莘《方壶存稿》、程贵卿《梅屋词》、张矩《梅渊词》、李廷忠《橘山乐府》、黄昇《散花词》、严羽《沧浪集附词》、陈允平《日湖渔唱》、周密《草窗词》、文天祥《文山集》、王鼎翁《王鼎翁遗集附词》、何梦桂《潜斋词》、惠洪《石门文字禅附词》、葛长庚《海璚词》。
据上述各家书目统计结果看，共计著录有唐宋词籍197种，其中别集172家、选集、合集、丛编、词话25种。从总集看以《花间集》收藏最多，为10家，其次就是《尊前集》、《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中州乐府》了，而这些选本在后代也是比较通行的唐宋词选本；而那些只有一家收藏的选本在后代大多失传了，当然也有少部分经过清初收藏家的努力遏制了其将要失传的命运。而在别集里面被著录达5次以上的应该就算是大家，被著录三四种则可称为名家，而被著录仅一二种的，不是后来失传了，就是二三流的作家了，当然作品能否在后代广为流行并被收藏，很能说明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而从这些书目著录的情况看，当时最为流行的还是张先、柳永等婉约派词人，欧阳修、黄庭坚、周邦彦、苏轼、张元干、辛弃疾、姜夔、黄公度、林正大、曾觌、吴潜、高观国、向子諲也都著录在5次以上，这也与唐宋词史反映的实际大致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毛晋《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钱曾《也是园藏书目》、朱彝尊《词综发凡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唐宋词籍较多外，其它都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唐宋词籍在明代并不为藏书家所重视，同时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词学在明代遭遇冷落的客观事实”[2]120。
收稿日期：20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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