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官商关系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商论文,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透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传统的抑商政策，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导致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之间，固然是矛盾的，封建政府因为商人在经济上“上争王者之利”[1]，“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2]，同时又恐其在政治上“生大奸”[3]，因而采取加重赋税、贬抑地位、甚至强制剥夺等办法，横加打击。但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之间，又是同一的，他们千方百计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矛盾和同一这两种关系中，同一是其主要方面。本文拟从这里展开论述。
一、官商结合的几种方式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府与商人，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结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里可以举出下列几种：
1.商人巴结官吏，有财物进行贿赂，或用女儿进行联姻。
《汉书·食货志》述，西汉的商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史记·货殖传》称南阳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隋代富产大贾为结好贵族官僚而“竞加馈遗，金宝累积”[4]。唐朝大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5]。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王元宝等豪商勾结官僚，致使“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尉迟偓《中朝故事》记：皇帝要修理安国寺，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一下。长安富商“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为结好官府、皇上，富商之慷慨如此。
利用婚姻结好官僚，把女儿嫁到官府去，是富商交结官僚手段的新发展。北宋大茶商陈子城，在宋仁宗郭后被废去后，通过杨太后把女儿送入宫中，“太后许以为后也”[6]。一个酒店姓孙的老板，把女儿嫁给了京官凌景阳。凌因“与在京酒店户孙氏结婚”，为欧阳修所不齿。[7]当时新科进士成了富商大贾们特别垂青的对象。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在科场的“榜下捉婿”，他们以钱财为诱饵，使新科进士“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富商大贾为结交权官，其用心可谓良苦！
2.官吏经营商业，亦官亦商，一身而兼二任。
战国时代楚怀王的近亲、大贵族官僚鄂君启备有大量车、船，在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从事贩运土特产和大牲畜的私营商业。西汉时大将军霍光的儿子博陆侯禹私营“屠酤”，京兆尹赵广汉的部下也“私酤酒长安市”[8]。大贵族官僚张安世自营手工业、商业，“富于大将军光”。《汉书·贡禹传》记禹上书儸“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但是官吏经商的势头是无法遏制的。到东汉时，皇帝也带头干起经商的事来。《后汉书·灵帝纪》载，灵帝于光和四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上行下效，官僚经商当然更加普遍。
自隋唐以后，贵族官僚私营商业呈愈演愈烈之势。据《隋书》各传记载，贵族官僚宇文化及“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并“违禁与突厥互市”；大官僚杨素更在各大都会处经营“邸店、水硙并利”。唐益州新昌县令，到任后以买蛋孵鸡和买竹笋成竹，赚得数十万钱[9]。唐玄宗的一道诏令说：“或有衣冠之内，寡于廉耻，专以货殖为心，商贾为利。”[10]《唐会要·市》记：“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北宋王安石上书谓：“今者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11]明代宗室官僚私营商业，蔚然成风。许多皇帝亲自挂帅，临市督察。据吕毖《明朝小史》记，正德十三年明武宗到大同，“夺都指挥关山、指挥杨俊两宅，置店二所，改为酒肆”；世宗、神宗在京城开有六处皇店，经营取利。《广东新语》卷九总结当时商业的情况称：“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可知大部分的商店货物，多为贵族官僚经营。
3.商人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官位，踏进官府。
春秋时的大商人子贡依靠自己的财力和知识，“常相鲁、卫”[12]。战国时的大商人吕不韦，以金钱为活动资本，使流浪的秦公子继承为王，自己因得“丞相”之高位。《汉书·货殖传》载，富商“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杰交，王莽以为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等官。西汉末，李通、樊宏等一批大商人跟随刘秀起兵，成为东汉的开国功臣，都做了高官。富商张泛以玩好之物“赂遗中官”，因此而“得显位”[13]，成为有钱有势的人物。隋代“西州大贾”之子何妥，官至国子祭酒；富商出身的王世充，也当了江都通守。唐江陵富商郭七郎纳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方镇纷纷卖官鬻爵，“商贾胥吏，争赂藩镇”，只要财物满足，“即升朝籍”[14]。宋代商人花钱买官的现象更加普遍。据称许多官职都有大致价钱，于是“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一些“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15]明代商人以雄厚的资财公开或变相地买官者，比比皆是。如徽商刘正实遇官方有事，常“慨然任捐”，结果“生子七人，皆显官。”[16]商人只要以大量金钱输入官府，便官运亨通。
自科举制度兴起后，通过科举考试而升入仕途，成为商人当官的一条正常通道。《宋史·许骧传》载，富商家庭出身的许骧，其父因见科举进士的荣光，遂勉励其子刻苦攻读，终于科场中举，商人之家就升迁为官僚地主。明代商人由科举入仕更蔚成风气。据嘉庆《江都县志》卷12记，流寓扬州的客籍商人中涌现出不少显赦的科第世家，如山西之阎、李，襄陵之乔、高，歙县之程、汪、方、吴等姓，有的“科名仕宦，已阅四世”。可见商人由科举入仕，挤进官场的盛况之空前。
4.政府经营商业，官府与商业机构、官员与商人合二为一。
《史记·货殖传》述，姜太公封于齐后，“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这应该是官府经营商业的较早记载。其后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的政策，由官府把齐国生产的盐“令粜之梁、赵、宋、卫”[17]；同时，铁器的制造和运销也都由官府控制。管仲还“通轻重之权”，即由官府调节市场的供求和物价，进行商业买卖活动。汉武帝把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全部收归官营，同时又实行“均输”和“平准”，即由官府进行地区间某些大宗商品的贩运贸易和通过收购、抛售物资来调节市场价格。王莽政权除了对盐、铁、酒等实行由官府统一经营外，“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18]官府不但大做生意，还向百姓放高利贷，年利率高达36%。
隋唐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各主要部类，进一步控制在官府和贵族官僚手中。官府放高利贷也更加盛行。史载唐开国的武德元年，就“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如本钱为五万，给“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19]，年利率竟高达96%。宋代由官府专卖的物品更加广泛，除盐、铁、酒外，还有茶、药和各类金属。官府并经营出赁房屋及地皮、开设“质库”（即今当铺）等等。官府简直成了一个大实业公司，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
5.官府与商人合作，互相依靠，共同牟取经商利润。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吸收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商大贾参加管理，让他们担任各级盐铁官职。如东郭咸阳原是大煮盐商，孔仅原是大冶铁商，桑弘羊是洛阳富商之子，他们都先后担任“大农丞”，负责盐铁官营的各项事宜。《史记·平准书》称，武帝当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自此吏道“多贾人矣”。《后汉书·桓谭传》述：“今富商大贾，多放田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东观汉记》特别指明，作为贵族官僚的中家子弟为富商大贾“保役”，目的是“坐而分利也”。唐刘晏理财，对盐、铁、茶、酒等重要获利货物实行官商联合专卖制度，即由官府统购所得货物加价转售给商人，商人再加价出售给四方百姓；或由商人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榷”费，获得某种货物在某范围内的专卖权，然后再进行销售。这样，官府不劳，商人也可分享得利，达到官商两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各类获利丰厚的货物，大多采取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
上述几种官商结合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互相连接、交替。如富商之子桑弘羊为汉武帝筹划盐、铁、酒等的官营专卖，担任经营专卖的最高官职，为政府取得大量营利，然后他又要求给他的亲属都安排官职。《汉书·霍光传》称：“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官营商业在商人的帮助下取得厚利后，商人又进一步要求扩大做官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府与商人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官商双向需求的多方面原因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关系，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经商的要想巴结甚至变成当官的一方，当官的也要利用甚至亲自加入经商的一方，形成了官商之间的双向需求。这种倾向的出现，推究起来约有如下几种原因：
1.官方具有特权，商人想要发展，只有凭藉官方的庇护。
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稳定的中央集权机制，对商业的控制、干预力量较大；特别是许多盈利大的商品经常由官府垄断，私商无法与官府竞争；同时官府对私商的赋税、徭役随意加码，甚至可以采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征调或籍没其家产。因此，没有官方的庇护，商人难以发展。
唐玄宗在一道诏书中说：“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20]户等定低，就可以少交户税，权力都在官吏手中。有人叙述宋代的时尚：“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21]这就清楚地指明，富商大贾攀附官僚权贵，是为了门户有所庇护，以求得财产的稳定。明初富商沈万三为巴结皇室，曾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赏军队。不料此事冒犯了明太祖朱元璋，他大怒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22]后经高皇后苦谏，沈万三才不诛，但家产被籍没，本人发配云南。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考察时写下了这样的体验：“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需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23]由此可知，富商为什么要巴结官府，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2.王侯官僚有权有势，商人与之结托，可以狐假虎威，在商业上获取大利。
《史记·货殖传》载，宛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而“家致富数千金”。齐刀间使用“桀黠奴”经商，他们“连车骑，交守相”，而刀间“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汉书·货殖传》载，成都罗裒以经商所得大量钱财“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唐代投靠官府的专卖商，利用特权，兼营他业，逃避徭役，以富其私。元稹在《估客乐》一诗中描述商人巴结官僚的态势说：“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于是，他经商左右逢源：“大儿贩木材，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黥。”依仗官势，商人就能神通广大。有的商人贿赂权贵，打入官府内部。李德裕论道：“三司皆有官属，分部以主郡国。贵幸得其宝赂，多托贾人污吏处之。”[24]商人处在官府机构中，更便于营私舞弊。
清代“两淮盐商挟其重资结交权要”，因而获得特权“克扣”灶户之盐价。“各处商人复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短少分两，掺和泥沙。”[25]在权贵的掩护下，商人大肆施展欺骗牟利的本领。嘉庆年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输饷”，获得了清政府“从优议叙”，赐给他“盐运使”的官衔，他利用官势又赚取更多的钱。[26]皇商范氏“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获得清政府的赞赏和拔擢。范氏跻入官场的高层，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使本家族的商业鸿图大展。[27]
3.贵族官僚利用其特权地位亲自经营商业，可以获得比一般百姓更多的钱财。
《汉书·翟方进传》记当时的“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辜榷”，即利用权势专断买卖。《汉书·何武传》记颍川太守何显“家有市籍”经商，而利用其特权“租（税）常不入”。《汉书·张汤传》记高官张汤常把政府的经济政策信息告知他经商的部属田信，然后田信根据信息“居物致富，与汤分之”。这是官僚把经常变动的政策信息透露给商人而谋取暴利的。张汤之子张安世使用“家童七百人”，进行手工业品的制造和买卖，“治产业”、“殖其货”而发大财。当时民间纺织艺人巨鹿陈宝光妻有一手绝好的纺织技艺，大将军霍光家“召其入第，使作之”。织出的绫罗锦缎，质地精美，“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28]这是大贵族官僚占有依附劳动者的手工业产品进行经商而成其富的。
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一些贵族官僚又纷纷利用特权从事对外贸易。《汉书·张骞传》述，当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而所遣使者“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东汉时官僚贵戚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得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载杂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换取月氏马和苏合香等。权贵梁冀经常“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29]贵族官僚经商，从事对外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
4.官府经营商业，垄断专卖，能解决经济的困难，增加财政收入。
《史记·货殖传》记，春秋时越王勾践用范蠡、计然之策，由国家进行买贱卖贵的商业活动。“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显然，越王勾践能报吴雪耻，称雄一时，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与他进行商业活动、取得丰厚的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把盐铁全部收归官营，又进行“均输”的长途贩运贸易后，财政收入大增，“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武帝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征伐，“费皆仰给大农”（经营盐铁部门）；同时，“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官营商业垄断经营，给武帝的用兵、巡视，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东汉时桂阳郡耒阳县蕴藏铁矿石，附近人民都来开采冶炼，官府见此财源，遂“罢斥私铸”，改为官营，每年“增入五百余万”[30]。唐代刘晏策划官营盐务，至代宗大历末年，盐利收入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31]可见官府专营商业，长期以来成为封建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
5.官府利用商人的买卖经验、聪明才智和经营技能，让其做官，来为官方赚更多的钱。
据《史记·平准书》述，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个制销盐铁“累千金”的大富商，被汉武帝任命为大农丞后，即提出了一套盐铁由官府专卖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洛阳富商之子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负责管理天下盐铁后，政府的经商收入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可以说，没有富商帮助理财，就不会有汉武帝充足的经济来源。因此，自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要招募一些商人充当官方的代理人，和商人合作进行营利性的买卖。在明代一份官方文件中，竟这样写着：“国家经费承办，不可以无商。”[32]可见封建政府为筹措资金以供各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依靠商人的经营才能。
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方有的是各种权力，而商人有的是经营才能和巨额钱财，他们往往需要互相支持和利用，达到以权换钱或以权稳钱的目的。由于这一特点的逐渐被认识，到封建社会后期，许多人和家庭往往业儒当官和经商营利两者兼顾，因而权钱皆得，名利双收。有人曾议论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弛一张，迭相为用。”[33]所谓“名高”，实因其可通官、当官而有权之故。马克思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34]因此，工商业者的财产需有权力加以保护，而官方的权力又需要通过一种便捷的途径去换取钱财。于是，官商二者的双向需求便是很自然的事。
三、官商特殊关系造成的后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和商人虽然在剥削人民方面存在着分割利益的矛盾，但他们之间往往互相依赖和利用，甚至互相渗透和合流，一身而兼任官僚和商人两种职能。这种官商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如下一些严重的后果。
第一，商业变成封建经济的附庸。
由于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软弱性，他们在政治上投靠封建国家官府以及藩镇等地方割据势力，买官捐爵，力图挤进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他们又把商业经营所得的利润，投入土地和举放高利贷，进行封建性的地租和债利剥削，使商人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如清乾隆五十年，河南连年饥荒，山西等处商人就“闻风赴豫，举放利债，藉此准折地亩。”[35]商人由此兼为封建地主。又如清代后期新安程、汪二姓，“以贾起家，积财巨万”后，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36]，盘剥封建统治下的贫苦人民。
另一方面，封建官府视商人为隶属之民，随便加以差遣：他们或者让商人进入官府，给以官职，令商人为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或者把权力给予某些商人，使他们成为官府的专卖商，而向官府交纳所得利润的大部。如明代获得盐专卖特权的商人要向官府“纳米”、“纳马”、“纳铁”、“纳布”等。[37]官府又对专卖商实行严密的监督，销售的范围和数量都有严格限制。这种官府给予专卖商以经营特权的制度，虽然在名义上是“官商分利”，但实际上商人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任凭封建官府的摆布，完全服务于封建政府。
更有甚者，封建王室和贵族官僚所需的生活、奢侈用品，有时也要富商大贾为其采购办理。《大明会典》卷37《时估》载有这样的规定：“令各处买卖诸色物料，听差殷实大户赍价于出产地方收买供用。”这就是所谓“召商置买”。[38]在封建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商人不但要接受监督，执行命令，交纳大量实物和现金，而且还要为官府伆置买”各种物品，供封建统治者享用。这样，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实际上是封建官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制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很少有独立发展的余地。
第二，官僚、商人联合在一起，贪婪地剥削人民，加深广大人民的贫困化。
西汉时实行盐铁官营后，官府亦官亦商，他们摊派劣质产品，强迫百姓购买，具有公开的掠夺性；实行“均输”后，“吏恣留难”，要求“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于是“农民重苦，女工再税”；实行“平准”后，“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使物价“腾跃”[39]。官商因此获得厚利而百姓愈困。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汉书·食货志》记下了这样的民谣：“烹弘羊，天乃雨。”可见百姓对官商的痛恨。王莽以官府控制商业，所用人员都是富商大贾，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甚至“私赋敛”制造假账，以致“货赂上流，狱讼不决”，“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40]官商勾结，贪污盗窃，盘剥人民，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唐代对盐、茶、酒等获利大的商品，实行官商结合的“榷”卖制度。其中盐的销售办法是：“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这样官府与商人共同垄断盐的买卖，使盐价不断上涨，由每斗十文涨至三百七十文。“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41]官府与商人互相勾结和利用，聚敛搜刮，谋求暴利，吸吮广大人民的膏血。这种联手的敲诈勒索，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机体，“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42]，造成社会发展的困顿和停滞。
第三，官家专卖各类营利大的商品，实行“禁榷”制度后，管理无能，效率低，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变成扰民苛政。
西汉实行盐铁官营，管制极严。官营企业只知奉行上级命令，长官意志，墨守成规，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工匠消极怠工，粗制滥造；所制造出的质劣价高的产品还要强制人民购买，因此百姓怨声载道。《盐铁论·水旱》指出：“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能用于生产，“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且“吏数不在，器难得”，农民往往“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同时，官方征发人民服劳役，“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43]可见官家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困扰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当时一些人已经看出官方“禁榷”盐铁的害处，如徐偃就曾“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他的用意是：“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平当也曾“言渤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44]他们主张让这些商品由地方和民间根据需要去生产和经营。可是封建专制政府置若罔闻。到王莽执政时期，实行“五均六筦”，把主要商品的经营权统统由官方垄断起来。于是，贪官和奸商乘机谋取暴利。史称“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45]社会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综上论述可知，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商关系，除了互相矛盾的一面，官府有时采取抑商的措施外，还有其同一的一面，即官僚与商人经常互相依靠和利用，甚至二者合流和兼任。由于官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弊病。恩格斯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资本的发展，“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46]然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他们或者受到封建官府的打击、剥夺而倾家荡产，如西汉武帝时实行“算缗”、“告缗”，对商人实行全国性的大抄家，结果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47]；或者他们被封建官府所利用而为封建制度服务，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成员。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也没有成为“革命的要素”，或者说旧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因其特有的官商关系而走着它漫长的历程。
注释：
[1]《汉书》卷91《货殖列传》。
[2]《史记》卷30《平准书》。
[3]《盐铁论》卷2《剌权》。
[4]《隋书》卷61《宇文述传》。
[5]《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6]司马光：《涑水记闻》卷9。
[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97《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
[8]《汉书》卷76《赵广汉传》。
[9]《朝野佥载》卷3。
[10]《全唐文》卷31《禁丧葬违礼及士人干利诏》。
[11]《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2]《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
[13]《后汉书》卷67《党锢传·岑晊》。
[14]《资治通鉴》卷242《穆宗皇帝》。
[15]《宋会要·职官》55之39《食货》6之2。
[16]《重修扬州府志》卷52。
[17]《管子》卷23《轻重甲》。
[18]《汉书》卷99《王莽传》。
[19]《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
[20]《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
[21]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22]《明史》卷113《高皇后传》。
[23]《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24]李德裕：《食货论》，《全唐文》卷709。
[25]〔清〕《户科吏书·黄册》，《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
[27]参见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28]《西京杂记》卷1。
[29]《后汉书》卷34《梁冀传》。
[30]《后汉书》卷76《循吏传·卫飒》。
[31]《新唐书》卷54《食货志》。
[32]刘元霖：《工部厂库须知》卷32，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33]汪道昆：《太函集》卷25《海阳处士金仲翁、戴氏合葬墓志铭》。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0页。
[35]《清高宗实录》卷1255。
[36]董含：《三冈识略》卷8《积财贻害》。
[37]朱廷立：《盐政志》卷4，北大图书馆藏。
[38]《明史》卷82《食货六》。
[39]《盐铁论》卷1《本议》。
[40]《汉书》卷24《食货志》。
[41]《新唐书》卷54《食货志》。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4—675页。
[43]《盐铁论》卷1《禁耕》。
[44]《汉书》卷64《终军传》、卷71《平当传》。
[45]《汉书》卷99《王莽传》。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372页。
[47]《史记》卷30《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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