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环境保护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2009年12月19日，备受瞩目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历时11天的会议日程后，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无果而终。① 中国在大会上的表现尤其受到各国的关注，同时也招致了为数不少的非难。这是因为，中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7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1％，[1]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但没有承诺减少绝对排放数量。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第97次全体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拥有无可厚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利。
图1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份额
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规模增加，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增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拥有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虽然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巨大，但人均排放量仍只有美国的1／4，俄罗斯、日本的1／2以下，也就是说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使如此，在环境问题业已成为需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之一的今天，作为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还是宣布到2020年为止将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至2005年的40～45％。
图2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人）
国际环境问题协商步履维艰，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各国国情不同。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环境问题时，松冈俊二的分类方法颇具特色。[2]如图3所示，他将“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因无法拥有安全的饮水或公共卫生设施的人口众多、或因贫穷导致大规模的耕地开垦、森林砍伐所引起的问题”定义为“A：贫困关联型环境问题”，又将“伴随经济的工业化发展引起的硫化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浓度上升问题”定义为“B：工业开发型环境问题”，“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的到来，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排和垃圾问题”就被定义为“C：大量消费型环境问题”。同时，A类型的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经济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减轻；B类型的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增长、人均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而恶化，但在人均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逐渐缓解，整体变化趋势呈现“倒U字型”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国际经验证明该拐点将在人均年收入3000—8000美元时发生，[3]基于中国1998－2002年间二氧化硫的排放情况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应在人均年收入6637元人民币左右时迎来拐点，但该结果与近年的现实明显不符。[4]C类型的环境问题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城市化的扩大呈现迅速恶化的特征。另外，这些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在现今的发达国家里一般是以A→B→C顺序依次出现，而在发展中国家里却是并发。
图3 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类型
注：横轴表示人均收入，纵轴表示环境恶化程度。
2005年，中国拥有贫困人口2.07亿，② 因贫困问题造成的环境破坏仍然是中国所亟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另外，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中国也已持续了30年之久，工业发展与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每年超过1000万人口的中国农村居民正在往城市迁移，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问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下，环境破坏与持续发展两者不能兼顾。中国在2005年推出“科学发展观”，朝着节能、和谐的方向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自2005年12月颁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以来，国务院几乎每年都有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的政策出台。2009年初，国务院开始着手“十大产业振兴计划”，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调整振兴规划，这标志着国家确定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物流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全部出齐。
今井健一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以下两种意义：从宏观上讲，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产业迅速成长，导致它们在经济整体中的比重大大提高；从微观上说，构成产业的各个企业通过提升其资本积累和技术能力，或者通过提高集中度、形成产业聚集等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手段，推进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开发、生产、流通等各阶段的效率化，从而提高整个产业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5]在上述微观层面上的产业调整中，环境保护是主要政策手段，尤其是那些规模小、设备落后的小企业被列入关停名单。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计划在“十一五”期间，从产能上淘汰5千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1亿吨炼铁，5500万吨的炼钢，2.5亿吨的水泥生产设备。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并制定了淘汰名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节省能源、构建和谐社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国民经济发展从“量”向“质”转变。然而，中国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却不减反增。如图4所示，根据国际能源组织公布的中国1990－2007年间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看，2004年之后的剧增状况令人瞠目。从产业类别来看，电力产业、制造、建筑业是目前中国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产业。这不但表明随着工业化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同时验证了“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加强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管制企业创新，在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在中国的产业调整与节能减排的关系中不具备说服力。[6]
图4 中国分产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
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就工业开发型环境问题展开。笔者将重点分析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能源结构与环境污染问题，探讨中国重工业的分散式产业组织结构的形成原因及其与今日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中国能源消费过度依赖化石燃料
1.重化工业是主要排放源
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4年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③ 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④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国对环境保护的法制构建在20世纪80年代已初步形成。与中国强化环境法制建设的举措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没有急剧增加（图4）。出现这种现象的实质原因应属当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相对停滞所致。改革开放后，生活用商品的严重不足，大力发展轻工业成为当时中国最艰巨的任务，因此轻重工业比在90年代末一度下降到50∶50。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重工业比率重新开始上升，轻重工业比率在2006年达到了30∶70。⑤
概言之，重化工业在21世纪以后的重新崛起是中国环境恶化的最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在2001年12月公布实施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并在次年6月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以期达到控制环境污染源的效果。
这一系列的措施虽然在抑制生产阶段的工业粉尘排放上发生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使其他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得到根本控制。如表2所示，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到2006年为止一直处于增加之中，其中工业排放引起的二氧化硫占总排放量的比例更是自2001年后明显上升，2006年达到了86.4％。与二氧化硫相同，烟尘的排放情况到2005年为止也一直呈现增加趋势，之后的时期开始下降，其中工业排放引起的烟尘比例一直达80％。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汽车尾气排放中的氮氧化物呈现递增之势。在重化工业中，表3中列举的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7大产业是废气排放的罪魁祸首。
从上述7大产业排放废气占工业总废气排放量的比例来看，二氧化硫的从2002年的85.6％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88.4％；粉尘从2002年的81.8％升高到2005年的84.3％之后下降，2008年又回落到81.8％；烟尘虽在不同年度稍有波动，但整体上一直高于90％。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二氧化硫排放中占据了工业总排放的60％，在粉尘排放中占了近5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所排放的粉尘占据工业整体排放量的70％以上。在上述两个产业中，火力发电和水泥制造又是最大的废气排放源。其中，火力发电所排放的废气占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排放量的90％以上，水泥生产在二氧化硫排放中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气排放量的60％，粉尘则几乎完全在水泥制造过程中产生。
另外，从废气的排放总量上看，二氧化硫在2006年达到2041.8万吨的峰值后开始下降，烟尘和粉尘在2005年分别达到845.9万吨、828.1万吨的峰值后下降。带来如此成效的原因，有理由认为这是淘汰“五小工业”中的“小水泥”、“小火电”的结果，但是同为“小钢铁”相反呈现了增排的趋势。
2.中国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化石燃料
在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中，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无疑是其最为主要的原因。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显现了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特征。图5显示了1953－2008年期间中国长期能源消费与结构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保持着最大份额。该份额在1953年高达94.3％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期呈现下降趋势并一度跌破70％大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的后半叶又重新恢复到80％以上，在90年代后期至2001年期间又开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在2001年以后又重新抬头2008年为68.7％。石油是中国第二大能源，它与煤炭的走势相反，占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自1953年的3.8％一直增加到目前的20％左右。上述两大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2008年仍达87.4％，而被称为清洁能源的风能、水能以及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少的核能在能源结构中只占8.9％。中国总能源消费量在90年代曾一度呈现了下降之势，2003年之后剧增，2008年中国能源总消费量达到了28.5亿吨标准煤，比2003年增加62.9％。
中国能源总消费量在2003年以后的剧增现象，与中国重化工业的重新抬头相吻合。如表4所示，七大重化工业所消耗的能源占总能源消费量之比在2007年达到52.9％，2003年以来的增势尤为显著。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工业更为突出，其增幅几乎与上述七大产业增幅如出一辙。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粗钢生产量2003年达2亿2233万吨，2007年达4亿8928万吨，短短五年间增长了120％。[7]究其原因，2001－2004年间中国钢材价格上涨，在高利润状态下，民营企业和其他产业的企业争相进入钢铁制造业；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竞相扩大生产规模。[8]2003年以后旺盛的能源需求是以什么方法调度的呢？图5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综合能源平衡情况。很显然，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从1990年代后半叶开始已经无法单纯用一次能源生产量满足，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2007年一次能源生产量所能满足的能源供应仅达到总供应量的90％左右。与此相反，能源进口不断增加，2007年进口量达到总供应量的13.4％。然而，进口能源的增加并未使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平衡，中国从90年代后陷入了常态性能源不足的困境。如图5所示，平衡差额在1990年为2565万吨标准煤，到了2007年该差额竟超过了4000万吨标准煤。另一方面，在能源消费中，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显著增加，生活消费相对减少。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是一种资源投入型的赶超式工业化，不得不说是一种在环境效率极其低状态下的发展模式。在牺牲环境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能产出的GDP必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图6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效率变化。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环境效率来看，中国自70年代以来几乎一贯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最低的国家之一。
图6 世界主要国家环境效率比较（GDP美元／二氧化碳吨）
注：环境效率是指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能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计算公式为：环境效率＝？GDP／
排放量；GDP为以2000年美元为基准换算的购买力平价值。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工业化程度较低，⑥ 其环境效率也因此远比中国高。同时，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之间实施了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这也同时导致了其环境效率的降低。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着力发展以IT为主的服务行业，其环境效率也又重新加强。
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日本，在到20世纪末的近30年中，一直是世界上环境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1年时的环境效率已达1742美元，相当于同时期中国的3倍以上。之后，因在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企业大幅度提高节能技术、采用“减量经营”方法，其环境效率迅速提高，在“泡沫”经济发生之前的1985年，达到了每吨排放产出2500美元的高效率。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环境效率在1971－1985年间上升得缓慢，其中1980年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被大幅度拉开，日本的环境效率是中国的4倍之多。1985年之后，中国的环境效率才开始大幅改善，2000年左右与日本的差距缩小到1.7倍左右。然而，自2005年中国推行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效率却不断恶化。⑦ 中国不幸被“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所言中，即单个机械装置的节能未必带来社会整体的节能，相反会促使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增加。[9]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通过企业节能经营大幅度提高了环境效率，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呢？诚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面临日元汇率升值、劳动费用高涨、日美贸易摩擦等压力，积极开展海外投资，环境污染严重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即使如此，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能源消费剧增及因之产生的环境恶化问题，也无法用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生产场所来全部解释清楚。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过度分散化的产业组织结构。在过度分散化的产业组织结构下，企业生产规模过小，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结果从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的环境效率。
三、分散式产业组织结构的成因与产业结构调整
1.以“五小工业”为主的地方重工业化
中国经济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间）曾经历过一个民族工业崛起的阶段，但真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却是在1953－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必然以发展苏联模式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为目标，从而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其中，以钢铁、化学、机械制造、军工为主的“156个项目”成为该时期经济建设的核心。“156个项目”在空间布局上本着利用老工业基础、逐步改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原则，⑧ 一方面加大东北工业基地（利用日本在伪满时期的工业基础）和上海、天津等沿海工业地区的投资，同时积极向内陆地区倾斜以期达到矫正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⑨ 在694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中，⑩ 布局在内陆地区的有472个，布局在东北和沿海的有222个。[10]
随着第一次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五”期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5.4％，在1956年竟高达40％。[11]然而，当时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本主要是通过农业剩余积累，资本积累不足逐渐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瓶颈。另外，引进的苏联式中央集权管理体制需要有高度的行政运营能力，这也不是当时中国国情所允许的。1955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成为中国从对苏联重工业发展模式的“迷信”中觉醒的契机。在这些历史条件的作用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把中国当时面对的问题从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与国防、国家和生产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十大关系进行分析，总结苏联经验，强调中国需要构筑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同一时期，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导下的提倡国民经济的综合均衡发展“反冒进”运动也开展起来。也就是说，供应严重不足的产业和产品的存在，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因此，对特定产业进行过度的投资并不是提高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适当方法。然而，毛泽东却以其哲学家特有的视角，提出“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才是绝对的”，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12]
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之间获悉了苏联“和平竞争”的战略思想，即苏联欲在15年以内在工业生产上赶超美国的战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二位的中国，自然要将目标定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坐第二把交椅的英国身上，于是豪言要在钢铁生产上赶超英国。1958年1月，在接二连三的党代会上，“反冒进”受到了激烈地批判。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提出“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13]随后，工业方面“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便迅速在各方面展开，举国上下全民大炼钢铁。同时，中国兴起了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的口号之下，形成了“县县办工厂，乡乡办工厂，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前所未有”的局面。[14]在冷战状态下开展全民大办工业，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产业技术上受到限制，中国传统的“小、土、群”技术被广泛利用，因此也形成了小规模企业星罗棋布的产业结构特征。1959年9月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掀起的“再跃进”运动。为实现更高的工业产量，生产技术在1960年开始大规模的“小、洋、群”运动。中央要求在1960年内全国所有煤铁资源的县市至少搞起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基点。[15]
随着“大跃进”的失败，重视人民生活重点发展轻工业的要求日趋高涨，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此期间也紧张起来，中国面临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在这种状况下，1964年中国开始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三线建设”。其中，中国东部沿海与靠近国境的省市指定为“第一线”，包括云贵川等13省的内陆地区被指定为“第三线”，剩余的江西、安徽等中间省份被指定为“第二线”，并重点向第三线进行投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大三线”的同时，各地区也纷纷展开了“小三线”建设。各县大力建设“五小工业”，地方重工业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五小工业”是在地方财政预算下在县以下行政区域建设的地方重工业，一般指小化肥、小火电、小水泥、小农机、小钢铁等五种产业。“大跃进”运动中“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势必需要机械产业以及电力产业的配合，于是在各地兴起了小机械和小水电的建设高潮。另一方面，作为“小三线”一个重要的环节，各地区实施工农业“两条腿走路”，需要保持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化肥和灌溉是能够直接提高农作物产量手段，而化肥生产和为水利设施建设提供建筑材料的水泥生产又变得必不可缺。这样一来，在中国的2000多个县中，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建成了以“五小”为中心的地方重工业基础。
以钢铁产业为例，在1952年只有34座直径小于1000
的高炉，1962年高炉数量迅速扩展到1159座。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高炉数量一度较少，但在“三线建设”开始后的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恢复到2500多座。[16]化肥产业的状况与钢铁业类似，在最受重视的氮肥中，由“小化肥”企业生产的在1970年以后迅速增加。总化肥产量中“小化肥”所占的比例在1970年初开始超过了50％，该比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小化肥”企业数在1979年达到最多，竟有1539家之多，这与大型企业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县一家”的局面。[17]
以“五小工业”为中心的地方重工业都经历了这种组织结构过度分散状态下的产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短缺经济成了中国当时市场需求结构的常态，各地政府亟须构筑迅速见效的生产体制。各地出现了以当地少量的资金和依靠落后技术迅速组建企业的高潮，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平均规模的进一步缩小。如表5所示，1995年中国几个重要产业的最大四家企业销售额集中度为：钢铁产业是22.02％，农业机械产业为13.10％，化肥产业为5.94％，水泥产业为2.33％，可以说都处于一个集中度很低的水平上。同时从各产业的企业数来看，水泥达8018家，钢铁达7222家，化肥和农机超过4000家。
2.民资进入重化工业与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使一部分经营状况欠佳的企业从产业中退出，产业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走向集中。在该过程中，中央重点企业和省级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资产规模剧增，而一部分“五小工业”也纷纷经过“自我进化”式的改革蜕变为大型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度增长导致市场规模迅猛扩张。同时，重化工业产品价格也急剧上涨，导致了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民间资本陆续进入重化工业领域。正如丸川知雄所指“中国的重化工业本身就不具备很强的资本密集型特征”，[18]这说明重工业在资本方面的“进入门槛”较低，也是导致民资大量进军该领域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外资向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剧增，在地方重工业化战略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产业开始接受资本运营模式的洗礼，使产业组织结构更趋分散。
正如中屋信彦对钢铁业分析后指出的，钢铁产业的“外延性扩大与内包性发展”促使了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高附加值化式的发展，同时也导致在整个产业层面上“全民大炼钢铁”式的小型民间企业的进入。其结果是“容积2000
以下的中小型高炉的数量，从2000年的224座增加到2005年的395座”，尤其是“容积在300到999之间的小型高炉从126座增加到了260座”，“容积在101到299之间的微型高炉从55座增加到了82座（2004年数据）”。除此之外，“无法进行分类的超小型高炉更是无从统计，据2004年数据来看，29.6％的钢材、22.2％的生铁、15％的粗钢是由这些超小型高炉制造的”。[19]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钢铁产业政策将企业自有资本比例提高到40％的目的了，很明显不抬高产业“进入门槛”小型钢厂将无休止扩大，争夺资源导致环境恶化的“战场”也就更加惨烈。
水泥制造业与钢铁产业的发展模式极为相似。近年来，由于“大水泥”的迅猛崛起，使新型干法水泥（NSP）的产量在水泥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001年的15％提高到了2007年的55％。[20]然而，原属“五小工业”的“小水泥”也在自我进化或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纷纷蜕变为新型企业，其绝对生产量有增无减。王京滨在分析了山东省水泥产业从建国以来近60年的发展之后指出，“在山东省建成的县以上立窑水泥厂，在1987年时总数有133家，其中年平均生产量在4.4万吨以下的有50家，在4.4万吨到8.8万吨之间的有43家，8.8万吨到44万吨之间的39家”，经过90年代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扩建，“在2008年立窑水泥厂的平均生产规模达到了152万吨”；临沂市的沂州水泥集团的18座机立窑年产量达到308万吨、集团总产量达455万吨，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立窑水泥企业；“立窑水泥不能再简单与小水泥画等号了，中国形成了大水泥与小水泥共同分割市场的局面”。(11)
在上述大小水泥各霸一方的局势下，民营企业与有限责任制企业仍然不断地增加（参见表6）。在国家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应淘汰立窑水泥企业名单”中，有1066家企业被指定为“落后生产设备”予以实施关停并转措施，其中，山西省有151家，河南省有102家，湖南省有92家，三省高居前三甲。可以说，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仍任重道远。与水泥钢铁产业相比，化肥产业的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始向特定地区聚集。其中，氮肥主要向山东、河南、四川等中国主要农业地区（产品需求地区）集中，2004年产量最大的前10省的氮肥产量占全国氮肥总产量的比例达到71％；而磷肥开始向资源出产地的云南、贵州、湖南等地集中，产量最大的前10个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达到83.1％；复合肥向山东集中，在产量最大的前10家企业中，山东的企业就占了6家，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复合肥看山东，山东复合肥看临沭”的现象。[21]可以说，这是一种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的产业结构大调整。
从企业微观层面而言，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中采取的战略不同也似乎决定了企业今日成就的不同。王京滨在对临沂市的几家化肥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后指出，“虽然出发点都是‘五小工业’，从俄罗斯引进外资的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较早时期实施改制的金沂蒙集团公司，取得了‘质’（公司治理模式、产品质量、产品种类等等）和‘量’（生产规模、资产规模等）的同时飞跃，成为化肥产业中的龙头级企业”，与此相比“没有把握住改革机会的莒南化肥厂，其破产的命运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也需要看到，“就在金沂蒙集团公司所处的临沭县，在2000年以后小型化肥厂如雨后竹笋般上马，复合肥产业中的‘外延性扩大和内包性发展’也不容忽视”。[22]
在电力产业中，火力发电设备也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堀井伸浩的研究分析表明，“30万千瓦以上大型火力发电设备在总火力发电设备容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988年仅为14.2％，1998年上升到37.1％，2003年提高到了45.1％”，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低于10万千瓦的小型发设备无论在安装机组的数量上，还是在设备容量上都在增加”，形成了“对大型机组的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小型机组的投资仍继续活跃这种自相矛盾的格局”。[23]
如上所述，虽然国家对环境负荷最重的钢铁产业和水泥产业正实施着强有力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但是仍不能控制小型民营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如表7所示，各产业在近几年来的集中度仍不能说达到了理想的程度，产业组织结构依然分散。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民间资本追求利益而产生的必然结果，通过强制性“禁止政策”似乎于事无补。
钢铁和水泥是重量型产品，其附加价值与运输费用相比并不高，这种特殊的产品性质决定了需求方和供给企业之间的交易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王京滨对水泥产业的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产品不但存在地域空间方面的市场分割，还存在着同一产品的价格市场也不统一的现象。新型干法水泥（NSP）生产企业比立窑企业更具强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其产品的出厂批发价格都应低于立窑水泥的同等产品。然而，事实说明立窑水泥产品的价格却相对较低。可以说，源于“五小工业”的立窑水泥以广阔的农村地带为市场，与其相比新型干法水泥则以城市地区为主要市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收入偏高，所能承受的水泥终端消费品的价格也高，水泥价格也高，这对水泥企业来说城市的市场规模大，市场魅力也就大。另外，大城市在公共建设和高层建筑等方面使用的水泥要比县城以下农村地区所使用水泥的质量高。除此之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水泥市场分割的一大原因。[24]化肥产业中的氮肥生产主要源于“五小工业”中对氨水、尤其是对碳酸氢铵（年产3000吨碳铵的小化肥）的生产，现在已经向高质量的化肥生产转移。具有较强的挥发性质的碳铵产品原本不适于长途运输，以县为中心形成的“小化肥”市场分割曾经具有其必然的一面。然而，随着今天高质量化肥的壮大，企业全国销售网络的建立，地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统一的产品市场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得到实现。电力产业也因近年来全国输送电网络（国家电网）的形成，“竞价上网”式的市场改革得以推行，生产成本高于平均水平同时污染严重的小型火力发电机组将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结语
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能源结构过度依赖化石燃料造成了中国环境问题的恶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国家在环境问题和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二律相反（trade－off）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环境效率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对平衡。然而，在中国产业特有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以“五小工业”为中心的优先发展地方重工业战略，造成了中国产业组织结构过度分散，也造成了重工业具有较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也同时造成了中国环境效益的极为低下。这种小规模多投入的生产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争夺资源式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面临着向和谐社会过渡的关头就必须转换这种模式。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有效需求不断扩大，造成产业间分业加剧。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了“再重工业化”的势头，尤其在民营企业大量涌入重化工业之后，产业组织结构更为分散，为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困难，也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对中国来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亟须解决的问题。决定产业转型（或者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的关键还在于转型意识，加快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向社会责任经营转型。从中国与世界的环境效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技术转让将是解决世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也应通过开发新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促进能源结构合理化等手段较强环境保护。
注释：
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② 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每天生活费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数量。参见：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EXT/Resources/ICP_2011.html。
③ 本法根据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
④ 本法根据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
⑤ 中国学界围绕对该现象的看法展开了一场大规模论战。刘世锦认为，这标志着中国重化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吴敬琏则认为，霍夫曼定律中所指的重工业化和产业成熟的关系忽视了服务产业的发展，并指出这种腐旧的工业发展评价方式的“七大罪状”；林毅夫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指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仍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对中国国内的论战，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认为，论战双方对中国重工业的定义不明确、忽视了产业关联效应，并指出一个产业可有多种技术选择，以员工平均资产额来看中国的重工业并不具备很强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详细论述请参阅：丸川知雄：《産業政策 高度化か比較優位か》，载関志雄、朱建栄、日本経済研究ヤンタ一？清華大学国情研究ヤンタ一编：《中国の経済大論争》，东京：勁草書房2008年版，第82－107页。
⑥ 2007年工业产值占GDP的比来看，印度为20.7％，中国为41.6％。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http://www.jetro.go.jp/world/asia/in/stat_01。
⑦ 从按照2000年美元计算的各国环境效率看，日本的环境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日本的环境效率在1980年前后竟是中国的25倍，2007年减小到10倍左右。
⑧ 当时工业发展地域布局不均衡从以下数据可见一斑：1952年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2.6％，其中上海、天津和沈阳占了35％。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398页。该时期的“工业总产值”是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专门对物质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行业的产出进行计算的一种体系，因此不能将它与现行SNA体系中的“附加值”混为一谈；与现行SNA体系下的附加值比较，“总产值”中不包含向金融部门所支付的利息。当然，国营企业本来由国家政府财政投资，理论上也不存在支付利息这一概念。
⑨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考虑到美军飞机可能对中国重点工业地区实施空袭，中国政府对重点企业和军工企业实行疏散政策，1950年10月将沈阳及以南地区的重点企业搬迁到哈尔滨。“一五”期间，军工产业向内陆地区倾斜，可以说是一种来源于朝鲜战争的国防意识。高伯文认为，“一五”期间实施的工业布局政策受到了苏联的生产力布局均衡论的影响。参见高伯文：《中国共产党地域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⑩ 项目限额的规定是基于便于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按照不同产业和不同部门制定不同标准。例如，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制造业为600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工业为500万元；橡胶、造纸、医药制造等为400万元；陶瓷、食品工业等为300万元。
(11) 王京滨：《山东省セメント产业の市场结构と产业发展》载田岛俊雄、朱荫贵、加岛润编：《中国ヤメント产业の发展——产业组织と构造变化》第六章，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10年版，第188－191页。原数据出自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年鉴》，1986－2009各年；廖乃成：《改革開放三十年山东水泥大发展》，中国建材网，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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