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关于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5-66-04
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一直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相关的论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学者的研究触角伸到了该领域的方方面面。尽管如此，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存在了各种各样的不足，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在研究中出现的冷热不均现象，一些热点问题被过分爆炒（如50年代初中期的几次思想大批判以及后来的双百方针、反右运动等等），而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事件并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本文所要关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便属于后者。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未超过10篇，主要有刘健清的《试论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谢莹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刘晓清的《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及原因》（《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张舒屏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年11月）、胡逢清的《试论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论述》（《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5期）、朱地的《对建国初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5月）等等。相关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专著在笔者的视野里没有发现，而大多数有关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论著中，涉及建国初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时也只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论述较为详细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仅有3部，即于凤至的《改造——1949年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林蕴晖等的《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下文将对在该问题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作一简短的综述。
一、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及其原因
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没有较大分歧。大家一致认为1951年的秋天是这场运动的开始时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1年9月以马寅初领衔的北京大学12名著名教授响应中共号召，在北大教师中开展政治学习运动。作为响应，周恩来总理于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将北大的经验推广到京津地区高校，继而全国响应。虽然，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工作从建国后便开始了，但是直到1951年的秋天，这场在新政府主导之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对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国内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尽量地来为这场运动爆发的必要性作诠释，他们所引用的材料一般是公开发表的时论、领导人讲话、改造典型的公开表白等等。持论者大多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延续性以及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环境的不适应来进行论述。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十分重视的”（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13页。），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许多旧的东西，这些东西和新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很重要，另一方面，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立场和世界观上与新政权又存在不一致，这种矛盾使得中共对建国初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既争取团结他们又向他们提出学习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以及中共的公报、社论在文章中被反复的使用，尤其是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如“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更是成为文章中的经典性引文。政府公报和领导人讲话并不是不能被引用，但是学术观点的形成决不能仅凭对于这些材料的表面解说而不去挖掘它们的深层次内涵和特定语境。于凤至在对于史料进行特定语境的分析之后，得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他的目的是彻底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统天下”（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08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也很相似，作者认为思想改造运动“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89页。），以“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92页。）。另外，在对史料的运用问题上，持前一观点者大量使用官方的正面材料，对于民间材料、负面材料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提及，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刚好相反。
二、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
1951年9月到1952年秋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一个在全国逐步展开直至达到高潮的过程。1951年9月7日北大马寅初校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到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现身说法推动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再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是这场运动的第一阶段，运动主要在教育界展开，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12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4次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至此为运动的第二阶段，到这时，普及到全国各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展开来了。1952年1月，三反运动在全国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未完成即按中央的指示转入“三反”，和三反运动的结合使得思想改造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关于运动三个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
关于运动的具体方式，大多数的研究者并未充分地展开来。其中，王宪明的研究较为具体，他指出“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之初，各地对运动阶段及各阶段内容的划分不完全一致”。他还进一步指出京津地区高校学习划分为5个阶段；重庆等地学校的改造则分为3个单元；“从中共中央、全国政协的指示和各地的实际做法和内容看，这场运动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动员学习；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组织清理总结。”（注：郑惠、林蕴晖、赵焱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1页。）王宪明对3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于凤至先生认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是人人“洗澡”过关，它的特征便是“要求知识分子根据他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评，‘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是否过关。”（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4页。）笑蜀说“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而所有自我检讨则是千篇一律的“三段式”：“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注：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载于“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sdn618.com.cn。）
三、对思想改造运动总体效果的评价
这是问题争论的焦点之所在。对于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否是成功的，研究者的观点分野很明显。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官方公开材料的引用和诠释，认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是完全成功的（当然他们通常也会对运动中的失误及运动的消极后果作一简短的注脚，可是这种注脚往往由于其千篇一律的形式化而显得那么的苍白）。他们认为“经过思想改造，在知识分子中基本上清除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注：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44页。）。谢莹认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的”，它使得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了旧的思想，经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阶级属性实现了从资产阶级向工人知识分子的转化（注：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这个观点所依存的最主要论据是从1951年9月30日到1952年10月26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谈体会文章和各类统计材料以及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讲话。还有的研究者虽然也承认这场运动是成功的，但是与上面的论点相比，他们的论点显得更加的学术化，意识形态的味道要淡化得多，论证的过程也要合理一些。例如张舒屏认为思想改造运动“从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角度来看，让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自觉或被迫转换政治立场，无疑是必需且取得了极大成功的……这种由社会主导性政治力量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行整合，将在今后的年代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注：张舒屏：《思想改造运动：和风细雨中的苦涩》，《唯实》2000年11月。）对于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效果，还有的研究者在承认它的有限成功性（使得知识分子脱离自由状态，纳入行政机关体制之下成为非知识分子化的单位工作人员）的同时，强调“应该说，这样的改造在当时不是颇为‘有效的’了。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变迁并日益走向世界，过去那种以单位为纽带的体制，也被纳入了改革的范围。15年来的社会变迁，凝聚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血，这本身就说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不成功的。”（注：《东方》杂志，1994年第3期，第34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则从党发动思想改造运动是为了迫使知识分子成分就范，力求达到“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目的的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否成功。依他的观点，思想改造运动会使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而党为了其政治控制与思想控制不受到威胁，同时又要保证正常地发展经济，就不得不在控制与放松之间走钢丝（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中文版，第228页。）。换句话说，这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成功的。
要充分评价这场运动的总体效果，我认为这里主要应注意3个问题：其一、学术研究不等于政治宣传；其二、特定语境和政治环境不能忽视；其三、正面和负面的史料都应重视。
四、思想改造运动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之影响
应当说，建国初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才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从它的发动目的，到它的运动方式，乃至它的主导思想无不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它反过来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考虑到诸多因素，大多数研究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只是稍稍涉及或者干脆便全盘照抄文件讲话，较有新意的论点不太多。本文择要选取几种代表观点列举如下：
朱地通过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始终摇摆不定，但至少在1957年左右它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信心（注：朱地：《对建国初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5月。）。言外之意便是，这场运动表现了中共5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它使得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政治力量的整合已经一步步被纳入了中共权力体制。谢泳先生通过对大量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认为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的形成（完全被纳入单位制），思想上的自由传统必然会丧失。“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注：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43页。）。于凤至先生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些过激行为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转入“打虎”运动以后，人人“洗澡”过关的激烈方式被运用进来。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洗澡”运动的执行是简单的、粗暴的，很多学者、专家、作家在运动中被侮辱、被攻击。在以后的“反右派”和文革中出现的“空前的、奇特的、惊人的政治与社会现象”与“洗澡”运动中的粗暴简单不无关系。他还对运动中青年学生被动员起来斗争老师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洗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第一次自觉地、有组织地利用青年学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服务。”（注：于凤至著：《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王宪明指出，到思想改造的最后阶段“进行体制改革和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宣传、教育系统的建设就是必然的结果”（注：郑惠、林蕴晖、赵焱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80页。）。它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便是，通过在学校中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使得党的力量深入到教育系统的基层，教育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以求其革命纯洁性的保持。
总而言之，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在国史和党史研究中都未充分地展开，相对同时期的诸多事件和运动来说，它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很薄弱的，这和它在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符。关于它的研究应当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不仅上述的研究领域还应当深掘，其他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进一步开拓。尤其是对这场运动的个案研究（如对深入到某一个具体地区、学校或单位的运动进行细微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另外，对思想改造运动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文化运动（如三反五反运动、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以及思想改造运动与其后的“反右派”运动、文革之间的延续性问题进行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潜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