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变动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收入水平论文,趋势论文,农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在于：农业的弱质性决定农民增收的艰难性；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存在弊端；以及农业资源约束加剧、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尤其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使得农民相对收入逐年下滑。因此本文提出，改善农民收入状况要有新思路。
一、农民收入水平变动原因探析
（一）农民绝对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但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却处于缓慢状态，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1.农业的弱质性决定农民增收的艰难性
（1）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目前集投融资者、生产经营决策者、管理者、销售者等多重角色为一身，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对角色多元化、权能分解化、组织层级化的要求，从而难以容纳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使农民进入市场较茫然、被动、无力。这无疑导致了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的收入也难得到保障。
（2）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类等）需求价格弹性很小，而农民由于技能、经验单一，生产经营模式简单，因而很难在价格波动中把握市场，得到好处。
（3）大部分农产品是生命体，不耐久贮，保管费用高；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干旱洪涝灾害较为频繁，这显然影响了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风险。
2.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1）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目前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滞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直接消费需求在逐步减少，对动物类食品、营养类食品和方便类食品的消费需求在明显增加；而农业生产中粮棉油占主导地位的种植业比重仍明显偏高。这使得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受到消费需求约束的限制，自然将导致增产不增收，农产品总量扩张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据1990—200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的调查，“九五”期间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幅下降，受农产品价格下落的影响，2000年农户家庭纯经营收入比1995年减少了4.42％。
（2）在非农产业方面，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乡镇企业面临着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调整、收缩、改制、淘汰，逐步采取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明显变弱。乡镇企业每万元固定资产由1985年吸纳9.3个劳动力发展到1996年吸纳0.8个劳动力，1996年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就业弹性从1995年的0.31下降到0.02；“八五”期间乡镇企业每年平均吸纳劳动力719万人，1997—1999年，乡镇企业的个数减少300多万，从业人员减少近2000万人（注：杨继瑞，张志勇.9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缺口形成的深层原因解析[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10）.）。与此同时，为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城市吸收农民的大门也开始变窄。农业自身稳定的发展，需要土地和资本向外缓慢转移，劳动力向外较快转移（注：杨继瑞，张志勇.9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缺口形成的深层原因解析[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10）.））。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限制，这不仅使农业内部资本加快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内部自身的积累——投资中断，而且影响了农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增长。
3.农村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存在弊端，导致了农民负担较重，农业投资不足，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技推广效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缺乏发展后劲
（1）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却大幅度增长，在分税制改革后最初的3年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仅增加了68％，而农牧业税收增加了近2倍，比农业产出增长幅度高出近1倍。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90年代明显低于80年代，在20.2％～23.8％间变动。财政支持的农业研究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持续下降，80年代前期在4.5％以上，最高时达5.2％，80年代后期在3.9％以上，最高为4.3％；进入80年代后，最高为3.4％，低于八十年代的最低水平（注：张晓山，崔红志.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农民增收问题之我见[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学，2001，（10）.）。
（2）我国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中央财政的调控力度，但增加了县和乡（镇）两极财政的困难，使得县和乡（镇）两极为弥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不足而逐年增多收费项目。由于农业费收取不统一，加上大多是农业税和农业费一起征收，政出多门，随意性强，造成农业税费庞杂，“三乱”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农民不堪重负，农户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收入绝对额减少。
（3）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结果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平均每年金融资源从农村的净流出量高达568.2亿元（注：张晓山，崔红志.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农民增收问题之我见[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学，2001，（10）.）。 由于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4.农业资源约束加剧，农村劳动力供给量日趋增加，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增加
1990年以来，我国乡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到1999年底，乡村净增劳动力4887万人，劳动力总数达到46896.5万人。与此相对应，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却一再减少，由1990年的7.98亩减少到2000年的7.35亩。2000年，平均每产拥有的耕地块数多达5.86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有4.16块，占总耕地块数的71％。10多年来，在劳动力供给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劳动用工量不断减少。根据1990—200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亩均用工量为19.84个工日，2000年减少到16.43个工日，1990—2000年，农户粮食生产实际用工量亩均减少了3.41个标准劳动日（注：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1，（7）.）。农产品生产实际用工量的大量减少与劳动力供给量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土地资源日趋减少与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这些矛盾既缩小了土地经营规模，不利于规模收益的获取，也直接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此外，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恶化也给农业生产带来越来越明显的负作用，给农民收入造成很大影响。
5.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了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农民收入被侵蚀
由于农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分散，自身利益要求、权利的保护、改革的愿望等，没有一个具体组织来代理，难以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虽然政府内有农业机构，但他们与农民利益缺乏相关性，难以去努力维护农民的利益，或者维护农民利益的政治成本昂贵。农民个体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代价较大，往往望而却步。而作为农村主要资源的土地，其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又造成集体所有权与乡（镇）行政权相结合。所有权在参与剩余分配时，因行政权的推波助澜而扩大化，以致侵占了农民的收益（注：农民负担中乡统筹的依据，就是农民使用了集体的土地，必须有一定的回报，即为乡统筹。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官员，他们的职务人格和利益人格，往往是不统一的；如果监督机制不健全，两重人格发生分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就会发生，从而农民负担的加重不可避免（杨继瑞、张志勇.9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缺口形成的深层原因解析[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10）.））。因此，尽管乡（镇）基层政府离农民最近，但是他们事实上还没有完全担当起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主体，农民利益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6.农产品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较低
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农产品价值和农民收入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不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这就直接造成农产品流通成本升高，农业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也就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农民相对收入水平逐年下滑的原因
农民相对收入水平逐年下滑的表现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现象，但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逐步扩大趋势。一般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改革深入，这一差距本应逐步缩小，为何反而扩大呢？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有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注：杨强.从城乡不同的制度安排看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1，（10）.）。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工农业产品过大“剪刀差”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
旧中国是一个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现代工业比重极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实行了超常规的工业化战略——把工业化等同于重工业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重工业资金密集性特征与我国资金稀缺形成严重矛盾，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依靠农业部门提供剩余资金实现工业化就成为政府缓解该矛盾的必然选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资金是普遍做法。问题是农业向工业提供剩余资金必须适度，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剩余资金的能力，不能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给工业提供资金，国家在农村中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城乡阻断的户籍制度，这三套马车几乎拉走了农业全部剩余。在当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这些政策严重削弱了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积累的能力，农业因缺少积累而发展后劲不足，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城市职工虽然工资水平不高，但由于有较多的补贴和福利，其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也初见端倪。
2.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这一体制造成一系列城乡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
首先，生活资料（主要是粮油等）供应制度上的“城市偏向”。统购统销的政策使得农民的部分生产利润以国家计划方式转移到城市工业和居民手中。改革之后，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使得农产品价格开始市场化，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一度缩小。但由于农产品供给的特殊性（供给波动大而需求相对稳定和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在连续几年粮食大丰收后供过于求，其市场价格较低，尽管国家以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过快和农民负担过重以及“下面”在执行国家政策中的偏差等原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继续扩大。
其次，劳动就业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在“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的经济社会里，农业部门仅是一个“糊口”产业，而城市工业则是一个盈利部门。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限制在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城镇就业岗位主要安排城镇居民，这样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自然高于农民。改革后，尽管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粮油供应制被取消，但城市出台的一系列优先安排城市居民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的政策，使得这一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在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社会保障体系被明确区分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广大农村和城镇集体单位）和国有经济单位两大块。因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其集体性质成份趋淡，因此，所谓社会保障主要是国有经济单位就业职工的保障。尽管国家财政也向全社会提供保障，但保障项目少（只有抚恤支出、社会福利救济费和自然灾害救济费三种）而且支出费用少，大多数年份只占财政收入的不到2％。这种状况即使在改革后，也没有多大改观。
最后，财政投资体制安排上的“城市偏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仅表现为有形的、可计量的货币收入差距，还表现为无形的无法统计的公共福利享用上的差距。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完善的医疗卫生体育文化教育体系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的无偿拨款，而农村获得财政支付的项目主要限于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设施等），其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福利根本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
3.城乡不同的利益分配制度对城乡居民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的市场化取向，农民在自主经营的同时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利益分配采取“劳动成果——劳动收入”直接挂钩。但由于科技因素对农业的贡献率较低，在产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提高较为困难，加上初级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导致了农民收入水平增幅减缓。与农村不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其利益分配关系采取“职工劳动贡献——企业效益——职工收入”形式。在旧的分配机制已经打破，新的分配机制，特别是有效的自我约束分配机制尚未硬化和完善的条件下，企业在进行分配决策时总是倾向“多分”，也就不免出现企业职工工资超国民经济增长，工资侵蚀利润现象。这样，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不稳定，另一方面城市职工工资收入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且较稳定，城乡差距也相应进一步扩大。
二、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的新思路
农业和农民收入问题始终是我国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占世界农村人口近1/3，其收入问题是难以靠占16％GDP总量和占4.9％出口总量的农业发展来解决的。加入WTO之后，我国在享有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同时，开放市场的种种风险将急剧加大，其中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农业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注：主要表现中所用数据均引自姚达添.入世后应保证8亿农民广为受益—访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J].经济世界，2001，（10）.）：（1）中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差距十分悬殊。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劳动力的100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520—600亿美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约100—120亿美元）的4—5倍，美国的人均农产品出口额约为中国的400—500倍。（2）农业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走势直接影响农民人均收入。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计下降了22.6个百分点，广大农民直接现金损失在3000亿元以上。况且，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还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20—40％，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小。（3）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必将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下降。2000年，我国农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占国内农产品成交总额的8％，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9％，这表明虽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但是农产品出口比例极低，反映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缺乏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产品出口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而农产品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加，直接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及进出口贸易产生双向影响。1998—200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了12.2个百分点，总产量减少了6230万吨。估计加入WTO后，我国粮食总产量还将继续下降5—10％，这将导致农民得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还会持续较大幅度下降。
从国际经验来看，除少数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之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民都是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受损者。我国农民一方面属于经济全球化边缘化地区的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严重负面影响，不免成为利益受损主体，除非国家和全社会予以必要的补偿。因此，加入WTO会使我国农业的长期发展问题“短期化”变得更加突出，同时也会使我国的长期城乡不公平矛盾“尖锐化”。为此，当前必须考虑新思路、采取切实可行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广大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市场风险最小化。
1.贯彻城镇化、一体化的思路，务实地促进农民增收
疏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乃是众人共识，而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农村非农化则是疏通转移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之一。以2000年为例，全国农民人均外出打工的收入，是240元，比上年增长37元，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总增量的86.0％。同年，农民的外出打工收入、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8.2％、15.6％和9.3％（注：姜长云.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思路[J].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学，2001，（10）.）。为此，必须高度重视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积极推进城镇化和农村非农化：（1）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为不同类型经济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政策环境，这既利于培育地方财源，也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2）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城乡两种对立与区别的户籍身份制度，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条件；（3）防止将加快城镇化的过程，变成向企业和农民转嫁负担的过程，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采取务实的城镇化战略。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的组织创新
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将面临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已不现实，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农业向生产的深度化发展，适应市场消费变化调整产业、产品、质量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与此同时，要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强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还需克服当前以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组织结构的局限性。这种小农家庭经营式的农业组织结构，不利于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产品成本，难以有效地适应工业化、市场化的需要。这就需要：（1）加强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改造，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促进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2）加快农业利用现代产业组织形式的步伐，对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把加大力度改造传统农业与加大力度改造传统农民结合起来；（3）积极促进农业中间性商业组织的发育，以节约分散农户走向市场的交易成本；（4）积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以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
3.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加大财税体制的改革力度，进一步规范完善分税制，将短期内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与长期内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开展专项治理，加强对行政事业型收费和经营性收费的监管，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纪违法案件；增加对广大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加大对农业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术的投资，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国际出口能力；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农民生活居住和生产贸易条件。
4.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优化农民的融资环境
促进农民增收的许多措施，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甚至某些措施要取得成效，前提是投入必须达到临界规模。当前，农村资金的需求缺口较大，但农村资金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一直是农村发展面临的大问题。因此，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优化农民的融资环境。这就需要：创新金融服务，改善农村信贷，配合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求，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加快信用担保机制的建设，重点发展面向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资金供给；放宽乡镇企业和开发性产业的融资限制，集纳社会闲散资金，采取多种方式解决投入不足的矛盾；抓紧研究和建立农业投资保障体系和农民收入保险体系。
5.加快改革行政体制和民主决策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运作机制，维护广大农民利益
目前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增收，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行使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迄今为止，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仍然比较慢，整个行政体制的运行，带有较浓的计划体制色彩。因此，当前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尽快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运作机制。尤其要加大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着重加快县乡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从民主决策机制与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程序上，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基本格局”（注：姚达添.入世后应保证8亿农民广为受益—访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J].经济世界，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