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背景下离退休党员管理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员论文,背景下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044-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功能性结构趋向合理分化。对离退休党员的组织设置，也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由一以贯之的单位管理模式向属地化社区型转变。
离退休党员进社区，以整体素质优势带来了社区治理的资源规模和人才存量，从群体特征分析，这种具有驱动力和促进作用的人群可称为“群众结晶”[1](p46)。但同时，离退休党员是个动态增长并趋向老龄化的群体，在原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对社会化管理的转型适应；他们在社会身份与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同质的趋势下，会产生由“单位人”转换为“社会人”的压力输入和心理变化问题。于是，探讨社区治理背景下的离退休党员管理模式，使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同存共续，也使社区治理创新，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创新离退休党员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推动社区党建融入社区治理
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的链接。社区治理，是一种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在对话和沟通中形成良性互动、诉诸公共利益，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反映出公民利益诉求的大规模增长，许多国外政党也把社区作为政党摄取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丝毫不懈怠地在社区争取选民、吸引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乃至发展党员。例如，英国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2]，新加坡的社区居委工作人员多数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绝大多数的议员是该党社区支部书记[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区工作与政党的社会工具性相吻合，与党员的责任义务和历史使命相契合。有人认为社区治理与党建无关，那是“忽视了党建也是社会，即没有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4](p256)但若党在社区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因此，要利用离退休党员纳入社会化管理的契机，创新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
首先，要使离退休党员对社区管理产生心理认同，重构主体意识和心灵归属感。一是要有亲和力的组织关系接转。接转双方党组织和离退休党员座谈，社区干部及时家访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二是优化党组织设置。按照有利于党员分类管理、发挥作用和方便就近的原则，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设置“同事”型党组织、功能性党组织、居住相对集中的楼道党组织等。三是丰富组织生活内容和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党组织活动要从一般的政治活动扩展到维权领域、对党员开展生活服务和社会参与服务。通过参加制定党员行为规范、党务公开等制度，确保离退休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其次，通过动员、激励、组织和创造机会，提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何况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再社会化的切入点，如果离退休生活无所事事，孤独、失落、社会隔绝将是身心健康的杀手。因此，社区要多方面提供舞台，引导他们“夕阳增辉”：一是在公益活动中踊跃参加“党员志愿岗”。参与社区的治安巡逻、“邻里守望”、“楼道管家”、结对帮扶等。二是成为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参选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老年协会、各类志愿者组织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等；受聘为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事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劝导员、计划生育指导员等。总之，离退休党员有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群众也很喜欢这样的“好人加能人”，他们是社区志愿者的主体，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知根知底，能够推动社区自治有的放矢地健康发展。
再次，要深度开发离退休党员的潜能。毛里齐奥·科塔认为“政党还具有一种集体的身份：它唤起了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我们的感受’——这些东西本质上就值得珍惜并必须加以维护”[5](p50)。而且，离退休党员占社区党员的比例最大，因此，要将他们中身体健康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吸纳到社区各级负责机构中来，让熟悉党务的同志担任“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和管理流动党员的联络员。建立“专题”类党组织，例如，教育青少年和矫治“问题青少年”的“关心下一代讲师团”，化解矛盾纠纷、倡导社区新风的“邻里公德评判团”。激发他们对电脑的兴趣，形成“互联网虚拟”型党组织。在网站中设置支部在线等特色栏目，开展离退休党员喜闻乐见的网络主题活动。确定流动党员网络“上线日”，解决他们中因兼职、探亲带来的教育管理难题。把社区基层党组织全部联入局域网，分享彼此的经验，以“网络民主”延伸民主评议的空间，改变传统党建工作的分散性和相对封闭性。同时，党建网站开通便民服务台和“爱心传递”网，使党群沟通和社区治理随着社区党组织网络化覆盖而跨上新台阶。
二、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优化多元合作的社区治理格局
国际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经由社区治理[6]。而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公共管理，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国的社区治理体制必然要放弃传统的垂直“管制”模式，向自治型转变，构建起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之间水平式的交流、协商、合作互动的新关系。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通行的社区自治是社区业主大会投票表决制，去年我国宁波市社区居委会实行了直选[7]。但总体上看，现代社区的主要功能——社区公民的塑造和社区草根性的自治自助，是不够的。其中，社区的离退休党员政治参与程度偏低和参与渠道单一，也制约了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形式中，公民参与机会的不断增多被认为是可能的和备受期望的。”[8](p102)戴维·米勒认为理想中的民主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8](p140)。根据我国国情，离退休党员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是具有“协商理性”的群体，加上在社区有户籍、业主等多种身份，能综合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参与达成的决策更具有社会正义性。
不仅如此，在社区的凝聚、整合、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中，离退休党员是具有较高政治素养的一个群体，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他们蕴涵的政治资源、管理资源，支持他们参与决策、执行或监督社区的公共事务，有利于社会治理无缝隙地过渡到国家治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节约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成本。
鉴于强行政与弱社区错位以及市场失灵，需要社团为纽带来协助调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9]，成为社区发展的新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因此，要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他们需要各种组织归属，参与政府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的事件，可以看做是垂直参与；他们自主地活跃在社区，创造新的联系纽带，可以看做是水平参与。民间组织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能够克服参与者认识的局限与民主包容性之间的张力，离退休党员可以在晚霞理事会、老年协会一类“透气”设置中舒缓心态，解决失落感、爱发牢骚等离退休综合症，学习以民主的方式生活和处理问题，培养一种有关个人价值和胜任能力的感觉，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同时，增强离退休党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组织能力，其示范和辐射作用能够激发社区民间组织的内生力量，是推动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执政党在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支持，有利于领导社会治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一些新组织改造成为政党维系社会整合的外围组织，相继成立了许多社区机构[10](p226)，这对于避免社会的碎片化是极为重要的。离退休党员活跃了社区民间组织，并且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以及社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互动，显示了社区自治主体的多元化。这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协调和推动，而能全面覆盖社区的，只有党组织。新公共治理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必须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调机制和社区综合治理机制。离退休党员在社区的认同程度较高，这种把公民自主结社与发挥离退休党员表率作用相结合的方式，不是动员式而是自主式向社会组织输入能量和渗透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工作覆盖面。
完善的社区治理要使服务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核心伦理价值。“社区工作最终是关于社会正义的事业，尽管它也是关于民主的事业”[10]。要优化为老服务，使离退休党员养老安老，同时以系列化服务把社区居民都包容进来，处理好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形成凝聚党员与凝聚群众相结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市、区、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社区公共产品的投入；工会要完善退休职工维权和帮困救助工作机制；劳动保障局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解决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民政局要进一步加快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社区要了解离退休党员家庭住址和家庭情况，加强在生病住院和重大节日时必访的规范服务。二是完善党内关怀帮扶机制，把对离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渗透到服务之中。建立党员互助基金和开发社区保安、保绿、保洁等公益性岗位，解决提前退休党员的再就业问题；对年迈体衰的党员，实行相当于荣誉党员的关照。三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开设社区老年护理院与康复病区；开展家庭巡诊、精神卫生和临终关怀等基本医疗服务。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把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很好地“组织”起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例如，在企业离退休党员集中居住的社区，如果企业不再问津会损害他们的情感纽带而产生负面情绪。因此，要以协议形式建立企业的继续关怀机制，坚持企业与社区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提倡企业选配离退休或在职的党务干部到社区任职，给社区提供离退休党员活动设施、活动经费等支持。
显然，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将一些公共事务交由社区民间组织来处理，是实现有限政府的有效举措。社区民间组织能够提供家政服务、心理咨询、政策法律咨询等多样化产品服务。政府应采取“项目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调动民间组织积极性；由于离退休党员广泛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也开发了离退休党员丰富的自治资源，使社区服务效率更佳、政府行政成本更低。
三、完善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制度保障，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均衡
社区是有效的治理城市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存在相关制度的缺失，制度供给不足是限制离退休党员参与公共事务和待遇受损的主要原因。发展政治学认为：“无论是无制度的参与还是无参与的制度均不可取，因为前者无政治稳定，后者无政治发展”[12](p345)，而社区承接行政事务职能的路径依赖，会影响新制度的导入。
社区治理要通过制度的创设，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13](p11)。而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来供给社区制度，这就导致政府制度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的非均衡状态，使得社区自治权利为政府行政权力所吞噬。因此，必须避免“行政化”倾向，对社区实施柔性管理。首要是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为政府、社区、居民三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引导公民以积极、理性的心态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使各种利益诉求进入政策议程，最终由公共政策予以回应。从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角度看，离退休党员可以组成全方位的社区信息网络队伍，也可以在他们当中聘请信息员，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治理偏差，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4]。完全排斥政府的社区自治是行不通的，所以，多元社区治理是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对接，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居民依法自治的互动。
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在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当然要关照社区制度的需求，而且要有具体的服务政策的制订和资金投入。以杭州市为例，政府设立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等专职机构，出台系列文件，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夯实“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场所做事”的服务基础。给社区聘用专职管理服务员，配备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专用面包车，每年较大幅度地提高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和节日慰问费。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仍以杭州市为例，市委办公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创建标准的社区党建活动阵地，配备社区公职化党务工作者。市、区和街道供给社区的政策都把离退休党员作为考虑重点，社区党委还主动与民政、财政、卫生等部门和原离退休单位沟通协调，切实落实好离退休党员各项待遇。
完善的社会治理应该选择突出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我们恰恰在社区治理中存在制度性障碍，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党员还没有实行属地管理，改革后社会保障制度分轨，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只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一半左右，这是社区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看，党整合社会的基础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化是大势所趋，党组织的社区化有利于将来按选区比例民主选举代表时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树立社会建党思想，构建全体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应该考虑建立在全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制度设计架构上。
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合理调节阶层利益关系，积极引导阶层心理融合，以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变为体制外的利益冲突。中共十七大将“老有所养”作为民生工程载入工作报告，在社区的困难群体主要还是企业退休老人，其中离退休党员往往是群体政治参与和利益博弈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不仅是其成员工具性利益的来源，而且也是表达性利益的来源”[5](p50)。因此，在制度保障和供给中，只有切实重视和关心离退休党员的政治生态、社会心态和福利待遇，才能使社区成为党和政府整合社会、动员社会，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平台。
四、发挥社区文化建设中离退休党员的“主角”作用，在文化轨道维系社会整合
社区是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生活着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居民，由于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和思想活动的差异，会出现纠纷、邪教等问题，显露社区治理的脆弱，必须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元社会意识，增进社区居民对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认识。社区党建从重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做好离退休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针对少数离退休党员的理想淡化、道德退化、风气低俗化现象，也必须占领社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同时，社区文化是建设社区居民精神家园、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和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15](p10)社区需要开发与调适的最大公共资源是文化，关注文化也意味着关注人们社会化的方式，它们构成了社区组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社区面临人口图式与党员构成老龄化的挑战，在配置社区教育和文体活动资源时，要支持离退休党员追求丰富多彩生活和多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离退休党员是学习型社区的标杆，再学习是他们与时代同步、再社会化和心理调适的切入点，因此在建立社区学院时，要开办老年大学；由于离退休党员要有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因此建立社区文化队伍，必须有“夕阳红”一类的文艺团体；由于离退休党员喜欢健身锻炼延缓衰老，因此，社区要努力开展娱乐型体育活动，普及社区全民健身设施要增设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健身设施。
人文精神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社区居民的生活品味和邻里关系的协调到确立现代公民观，提升公共意识、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和文化素养，都是社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然而，有的社区文化参与率不高、参与目标层次低；离退休党员缺乏活动平台，作用边缘化。当政府依赖行政来推进社区文化时，居民往往“用脚投票”。这是由于“在社会中被低估和边缘化的人们会形成联合行动的阻力”，“只能在一个更强调民主的社会里鼓励人们的参与。”[16](p63)
笔者在杭州市江汀社区调研时发现，离退休党员联手社区“在职党员联络站”打造多层次多形态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形成了高参与度社区。一是尊重地方文化特色，社区越剧票友组团演出，使社区文化向品牌化发展。二是开发多元文化资源，有6支以离退休党员为主体的文体团队，既自娱自乐，又巡回表演和参加市区比赛，扩大了社区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三是人人参与，举办以弘扬邻里和睦为主题的“邻居节”、纳凉晚会、文化艺术节、社区运动会和“五好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给居民提供合作、互动和归属感的载体。四是美化、绿化社区的空间景观，创造既安全方便又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展示出社区的文化品位。五是充分利用社区网站推动社区文化的共享和共建，以及通过网络论坛培育公民意识与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江汀社区这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是持续提升生活品质的动态刻画。
因此，建设社区文化要抓住离退休党员这支最活跃的主力队伍，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组织能力和对文娱活动的偏好，可以成为社区文化教员、志愿者和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赋闲后，把精力转移到旅游参观、歌咏演出、书画摄影、健身休闲等活动上。实质上是用健康的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党员先进性，用这种率性的文化表达来展现身份与政治理想的一致性，从而在社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与话语体系。社区还要经常组织他们参观“城市新变化”和各种展览，感受社会脉搏；时常组织青少年和老同志之间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互动，使离退休党员在关心下一代中得到快乐和尊重，提升荣誉感。总之，社区文化活动让离退休党员“亮身份、亮形象、亮风采”；社区文化建设促使社区治理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在文化轨道进一步维系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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