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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4-0079-08 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以季度观察的中国GDP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13个季度低于改革开放3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9.8%)。中国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者都注意到这个减速趋势，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宣称这是一种结构性减速，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从此以后不再可能回到两位数的增长率上。然而，在这个说法之下，其实无论是对于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还是相应的应对策略，都存在着颇有争议的不同观点。一个容易产生的分歧便是，这种减速究竟是供给方的因素所导致，还是需求方的因素所导致。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不仅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缺乏共识，无疑也具有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 具体而言，如果了解到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于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关的供给方面因素所致，则属于经济增长问题，出路在于从供给方面着眼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如果把减速归结为需求不足所致，中国经济面临的则属于宏观经济周期问题，需求刺激无疑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一旦把问题的原因弄错的话，特定政策建议只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本文从改革开放35年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关系入手，讨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方面原因，并通过比较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揭示以应对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的手段解决长期增长潜力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与此同时，本文也没有忽略需求方面的因素，认为着眼于中国需求结构再平衡的改革，虽然不像供给方面改革可以直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却可以产生稳定宏观经济、抚平周期性波动的效果，同样有利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可持续。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强调指出可以带来改革红利的若干重要改革领域，提出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减速及其相关争论 关于经济增长减速及其对中国含义的严肃研究，当属艾辰格林(Eichengreen)等人[1]的文章。他们的结论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终究会面临一个显著的减速，大量国别数据显示的平均减速幅度高达3.5个百分点，即从减速前7年6.8%的平均增长率，降低到减速后7年3.3%的平均增长率。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已经发生的减速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这种结构性减速，固然背后有着共同的规律，每一个国家的减速却仍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因此，一方面，把中国的减速现象放到这个案例库中，可以丰富一般经验，增加经济发展故事的多样性，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共同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把普遍性的减速规律作为一个参照系，也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特殊现象的深刻理解。 大多数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无疑都认可高速增长之后增长减速的必然性，这种现象自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毕竟，即使我们仅从一个跨国别的横截面数据观察，也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经济体不可能稳定实现3%以上的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取得5%以上的增长率却往往是可行的。但是，中国目前是否到了这个结构性增长速度减缓的阶段，有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林毅夫教授就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周期性而不是结构性的，因此他主张通过继续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种种问题的确给中国经济造成不利的需求影响，所以周期性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本文稍后则会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变化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引起了又一轮“唱衰中国”的舆论高潮。一方面，高明的经济学家也常常受个人偏好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不那么心平气和的预言代替耐心的分析；另一方面，乐于充当悲观预言家卡桑德拉的业余经济学家则完全不会在意分析的严谨性。恰好我们有两个例子，分别作为这两种悲观论者的代表。 有一类研究欠缺严谨的方法论，把研究做成像反复叫嚷“狼来了”的游戏，并且从不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如同医生咬牙切齿地向病人形容后者将会遭受多么惨痛的疾病折磨，却不提供解除病痛的药方。例如，章家敦从人口趋势看到了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挑战，就急急忙忙地断言中国将取代美国的密歇根成为新的“锈带”的代表[3]，就属于这类研究。 另一类研究以克鲁格曼(Krugman)教授为代表，同样带着不客观的语调和武断的结论，如他冷冰冰地宣称，中国模式马上就要撞墙了，而且这个墙还不是普通的墙，而是中国自己的万里长城，而且他很武断地宣称，中国终究不会做出必需的政策调整，隐含的意思不外乎中国经济撞墙是不可避免的[4]。不过，克鲁格曼教授的这个逻辑终究是以认真的经济学思考作后盾的。首先，与30年前批评东亚模式相比，他现在懂得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次，他宣称当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即剩余劳动力即将告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再平衡，即显著提高消费在总需求因素中的构成比重，而是继续依靠过度投资，中国经济将会遭到严重的资本报酬递减。 从陈述劳动力转移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到宣称剩余劳动力耗尽以后必须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两者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前者讲的恰好是经济增长供给方面的条件，后者讲的却是需求方面的平衡条件。而且，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消费需求比重的提高，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2]。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减速是供给方面因素造成的，不能从需求方面寻找原因。不过，投资固然可以被看作需求因素，而从资本形成的角度，同时也是供给方面因素。从前一种意义来理解，中国需求因素三驾马车中，投资所占比重的确过大，需要提高消费比重。而从后一种意义来理解的话，我们确实要严肃对待克鲁格曼提出的资本报酬递减问题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个略为复杂的话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是靠投资驱动和拉动的，没有生产率的提高[5]。这恰恰是沿袭了20年前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模式的说法[6]。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那样的话中国不可能从1978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成长为如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以，符合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主要是靠资本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靠投资驱动和拉动，GDP的增长则完全是对居民消费的负债。然而，这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成立，却不符合事实。单说克鲁格曼所承认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本身，就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TFP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研究也证实，改革开放时期中国TFP的提高是显著的，是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一个贡献因素[7]。 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过去30多年历史的角度看，上述观点作为一个有代表性且影响颇大的潮流，无疑是错误的。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投资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从供给方面看，投资常常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从需求方面看，投资创造的生产能力不仅是当下拉动因素，也是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何罪之有？至于有没有可能产生投资效率不高，或者不良投资问题，恰恰是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意图解决的问题[8]。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阶段变化，则可以把以上观点作为对当前政策选择的一个警示。即在中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只是一味依靠投资带来的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而没有TFP的明显进步，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会出面阻止经济增长，工资增长也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 二、结合经济增长与宏观周期的分析框架 长期经济增长现象与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即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这种关系往往导致经济分析中的疑惑及至政策制定上的误导。因此，本文尝试给出一个把两者的“同”与“异”结合起来考察的分析框架，以便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应该选择的政策方向。具体来说，我们把长期经济增长能力(潜在增长率)作为供给方面的因素，把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短期冲击因素，作为需求方面的因素，两个方面因素的变化相应地可以组合成四种宏观经济情景(表1)。通过描述这四种情景，我们可以一起回顾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历史，发现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认识曾经经历的和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帮助我们避免潜在的政策选择失误。
第一种情景是强供给与需求的组合，即在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之间形成匹配。一般来说，这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供给比较充分，并且没有明显报酬递减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可见，这是一种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赶超现象。对中国来说，这种情形是2010年前，即刘易斯转折完成之前中国经济的常态。在那个时期，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供给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例如，1978～199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为10.3%；1995～2009年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9.8%[9]。下面，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可以同时具有高潜在增长率(强供给)和因强需求配合而达到的高速实际增长率。 在过去30余年的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为，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一项测算，在1982～2010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7]。 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口大幅度增加，提供了与较高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需求因素。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在高增长位势上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平衡。以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差表现的增长率缺口，虽然年度之间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总体来说大的增长缺口不是常态，并且呈现经济增长波动幅度逐渐缩小的趋势(如图1)。 第二种情景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高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不匹配的周期性局面。这种情形是在第一种情形的大趋势中，遭遇严峻内部或外部冲击时的状态。最典型的此类情形，是在赶超过程中遭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周期性需求冲击使增长速度不能达到潜在产出水平。通常，这种组合导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冲击，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 在改革开放期间，有两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事例，其中丰富的信息以及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反映了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特色。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宏观经济低迷和亚洲金融危机相继造成严重的需求萎靡、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进而大规模失业现象。由于当时采取了职工下岗的形式，实际失业人数并不体现在登记失业率之中，因此，我们尝试估算城镇调查失业率，反映当时劳动力市场冲击的严峻程度。如图2所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失业率迅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之后，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国外需求，经济增长速度才反弹到潜在产出水平，宏观经济回归到情景一的常态。
图1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9]
图2 三种失业率及其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都阳、陆旸：《劳动力市场转变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变化及其含义》，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又一次著名的冲击是2008～2009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也使实际增长率掉到潜在产出能力之下。从劳动力市场看，增长缺口与失业率的关系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例如，这几年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没有明显的攀升，但深入探讨背后的故事可以发掘出更加丰富的信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在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调查)失业率是由哪几个成分构成的，并分解一下中国几种失业率指标的概念和内涵。 一般来说，失业是由不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自然失业率(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及与宏观经济景气成反向关系的周期性失业构成的。估算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0%～4.1%[10]，恰好与多年以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一致。众所周知，城镇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仅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其就业因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而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显然，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承受者。遭遇金融危机导致的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短期内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就是这样一种表现，恰好印证了劳动力市场的这个阶段性特色。 值得指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情景是，经济过热导致实际增长率甚至超过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理论上说，这种情景会出现通货膨胀。不过，中国经济虽然日益市场化，但是，很长时间里政府对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周期性指标，仍然施加着比较严格的控制，所以，我们难以从数字上看到(负)增长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明显关系。但是，仔细观察的话，仍然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具有越来越紧密的相关性。 第三种情景是弱供给与弱需求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弱需求水平形成匹配状态。通常，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即将结束之时，以往所依赖的增长源泉式微，同时尚未挖掘出新的增长源泉的情形。由于潜在供给能力下降，一方面通过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转化为弱化的外需；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报酬递减转化为投资增速下降，这时，实际增长通常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减速。2012年以后是第三种情形的典型时代。从2011年进入“十二五”期间开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TFP增长空间也显著缩小，因此，中国潜在增长率较前大幅度降低(见图1)，根据我们的估算，2012年潜在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4%显著地降至7.9%，2013年则是7.5%，而这两年实际实现的增长率皆为7.7%。 在这种情况下，恰遇外需水平明显下降，为了消化2008～2009年的大规模刺激的后果，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台进一步的投资刺激方案，因而成就了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所以，实际增长率由于没有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因此未造成通货膨胀，也由于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没有遭遇就业冲击。例如，即使2013年调查失业率为5%[11]，在自然失业率为4.1%的情况下，(两者相减)周期性失业率尚不到1个百分点。 第四种情景是弱供给与强需求的组合，即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与较强需求水平形成的不匹配情景。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可能发生在有人为的政策干预的情形下，即政府通过扭曲的政策手段拉动投资或扩大出口，试图把增长率拉到潜在产出能力之上。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刺激的需求因素，理论上会导致通货膨胀。不过，在普遍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或许短期内没有通货膨胀发生，但是一定会积累通货膨胀预期，并且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甚至造成泡沫经济等恶果。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主要风险是出现第四种情景。 每遇经济增长减速，宏观经济学家和调控者往往本能地从需求不足的角度寻找原因和对策。如果面临的问题的确是宏观经济周期现象，这种认识及其可能形成的政策取向通常是有效的。对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的一段时间里，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扩大内外需求，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应该不论何时何地都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于需求。一旦经济发展越过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人口红利消失，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潜在产出能力。虽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需求冲击造成的周期问题，但是，要把长期问题与周期性问题区分开来认识，才能够形成正确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取向。 三、从依靠人口红利到获取改革红利 弱供给与强需求的组合等同于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施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甚或把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合，期冀同时达到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的。这样的政策目标，动机固然是良好的，也不无针对性，但是，由于归根结底是企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必然是南辕北辙。即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周期性问题，把长期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与短期周期性问题混为一谈，不对两者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加以区分，分寸把握不好则很难实现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一般而言，这种政策倾向有两个潜在的危险，分别来自其内在的矛盾和操作层面的两难。 首先来看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含义是，比较优势的减弱使得竞争性的实体经济部门不再能够按照原来的规模进行生产。因此，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刺激，并不会产生真实的需求。如果转而采取财政政策进行刺激，很容易产生不良投资和保护落后，日本的反面经验便是造就大量的僵尸企业。固然，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随后谈到操作层面的两难，会使得这种“哽噎”成为不可避免的，以致必须选择不同的进食方式。考虑到竞争性实体经济难以产生真实的对刺激政策的热烈响应，而转而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实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即基础设施需求是从竞争性实体经济中派生出来的，后者缺乏响应则意味着也无法激发出基础设施领域的真实响应，脱离真实需求的刺激最终只能导致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最终，各种刺激性政策及其项目所造成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外溢到非实体经济即各种理财活动，很容易造就经济泡沫。 其次来看这种操作层面的两难。由于上述刺激政策中存在的逻辑矛盾，政策实施中必然面对一系列两难，终究产生不了期望的结果。这种两难的核心是在实施刺激政策中，因缺乏内在的激励，硬性推行的话必然把表象的东西当作追求的目标，最终达到的完全不是真正所需要的结果。例如，中国在应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时，为了实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实施中常常直接把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当作实施目标，必然忘记了投资本来应该承担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意图，更不必说转变增长方式的意图了，有时为了凑数甚至还可能把本来淘汰掉的项目再度拿起。这种做法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冲击时或许情有可原，用来应对长期的增长减速则必然不能奏效。又如，日本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的一个表象是通货紧缩，因此，旨在走出“失去的二十年”的安倍经济学也好，与之配合的相应刺激政策也好，竟然干脆以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追求目标，终究解决不了日本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问题。 归根结底，如果把经济增长问题与周期性问题分开处理，现在中国面对的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需要用长期供给方面的手段解决，而不是需求方面的手段解决。换句话说，潜在增长率不能用拉动需求(无论是出口、投资还是消费)的方式超越，而要用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的供给方面努力来提高。中国面临着诸多制度因素阻碍着潜在增长率的提高，通过改革达到意欲达到的目的，就意味着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
图3 关于改革红利的模拟[12] 可以直接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包括诸多领域。例如，陆旸和蔡昉在对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和培训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能产生的对于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和TFP做出贡献做出假设后，与不同程度的生育政策调整(从而不同的生育率情形)相配合，模拟了未来可能获得的更高潜在增长率[12](图3)。正如从理论上可以预期的，该研究也发现，劳动参与率提高对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尽管是显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则是经久不衰的。事实上，正如一个处于新古典增长状态的典型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源泉几乎全部在于TFP的提高，中国经济在完成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日益趋近于新古典增长状态，长期可持续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TFP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最初表现为一个统计上的残差，即在各种生产要素增长成比例地对产出增长做出贡献之后，尚有部分产出增长不能为投入增长所解释，所以人们认为这个残差来自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学家后来进一步把生产率改善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因素，而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既可以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那样，呈现急风暴雨式的进程，也可以像部门内企业之间发生的你进我退或此消彼长，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由于技术进步的实际过程并非所有的企业和部门无差别、不分先后地齐头并进，而是表现为那些率先使用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的企业和部门为其竞争者提供激励，形成不进则退、优胜劣汰的局面，所以，归根结底TFP基本上就等同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资源重新配置的核心是生产要素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进行自由流动，所以，清除制度性障碍促进要素流动，可以显著提高配置效率。对于中国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权、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形成混合所有制和企业自由进出的机制，就意味着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必然能够显著改善TFP，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图4 三大需求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值得指出的是，从需求方面进行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与平衡需求结构即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相关的改革，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丝毫不应予以低估。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在于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因此，从需求方面着眼的改革需要事先注意到，需求结构方面的再平衡，绝不应该意味着用刺激需求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努力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但是，从以往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而出口和投资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两者之间常常会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图4)，所以，提高消费需求比重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近年来，一方面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占比十分稳定，所以总的最终消费占支出法GDP的份额下降了。如果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占比而提高全部最终消费占比，则宏观经济稳定性将得到提高，也有利于避免过于频繁的宏观经济担忧而影响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既然我们不主张从需求方面着眼拉动经济增长，相比而言，平衡需求因素的改革似乎不像与提高潜在增长率相关的供给方面改革那样立竿见影。但是，这些相关领域的改革却具有更加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例如，与扩大消费需求比重相关的改革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和构建社会保障网，而这项改革对于弘扬社会公平正义，保持长期稳定繁荣的意义至关重要，不是用GDP增长率可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改革往往与供给方面的改革相互交叉，因此，改革动力仍然可以从其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中获得。例如，旨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及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程度，达到扩大消费从而平衡需求结构的目的，具有一箭双雕或一石三鸟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旨在平衡需求结构的改革同样可以带来改革红利。 虽然在36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改革”甚至没有作为一个关键词被强调，但是，由于这一历史性的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际上启动了一场从此不再间断的伟大改革。总体而言，迄今为止改革主要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从十七届五中全会党中央提出“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开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和综合配套设计，要求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意味着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所推进的改革，与“顶层设计”下的改革，也具有共同性，那就是改革从群众最期盼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着眼于清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即要求改革促进增长。 在国内外分析家中和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不从需求方面着眼实施经济刺激，而从供给方面着眼进行改革，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的确可能在时间上滞后于GDP增长率的即刻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后带来的经济增长，比单纯地依托投资刺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增长。因此，认识本文分析得出的减速原因，区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宏观经济周期，进而观察到体现在供给方面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以及体现在需求方面消费比重扩大的再平衡效果，都是改革可能带来的红利，不仅有助于防止形成南辕北辙的应对政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形成改革共识，帮助我们选择恰当的改革推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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