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自觉
——兼论孙正聿先生《哲学通论》的当代价值
张 梧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哲学自觉的确立与坚守，不仅构成了《哲学通论》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构成了《哲学通论》的鲜明特色。在反思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阶段，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是“追问哲学本身”。在后教科书哲学时代，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是“保持哲学观照”。《哲学通论》不仅原则性地提出了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要求”，而且也为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奠定了“理据”，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根据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哲学只能以反思的方式把握时代，而不能简单地反映时代，由此确立了保持哲学观照的基本方式。进而，根据哲学反思的前提性原则，哲学必然要对现时代的存在根据进行前提性批判，而这正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真实意蕴。依据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自觉意识，孙正聿先生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确立了“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原则”，为人们进一步构建“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哲学自觉；哲学观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资本逻辑
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名学者孙正聿先生的《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问世以来,《通论》对我国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传播新型哲学观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力,给我国学界带来了诸多深刻的思想启迪。其中,保持哲学自觉便是人们能从《通论》中获得的思想洞见之一。哲学自觉的确立与坚守,不仅构成了《通论》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构成了《通论》的鲜明特色。在20年前,《通论》通过“追问哲学自身”的探寻方式确立了哲学研究相对于传统教科书哲学的自觉意识。20年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普遍采取学术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路径,《通论》通过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方式,为后教科书哲学时代坚守哲学自觉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论》的当代价值由此得以彰显。
一、哲学自觉的两种表达形式
在人类的诸多思想形式中,哲学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即哲学始终面临着被人遗忘或失落的宿命。在某种程度上,哲学的发展历史便是抵抗哲学被人遗忘和失落的思想征程,这也正是不断重新确立并坚守哲学自觉的思想历程。所谓“哲学自觉”,是指在各种围绕具体哲学问题、流派、文本等学术性考察工作中始终致力于重新理解哲学,将哲学本身的重新理解与追问确立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指向。
从总体上看,“哲学自觉”在我国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按照孙先生在《通论》中的划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以及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①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在反思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阶段,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正是《通论》的问题意识,即“追问哲学本身”。在后教科书哲学时代,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是“保持哲学观照”。这便是哲学自觉的两种表达形式。
“追问哲学本身”的哲学自觉肇始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彻底反思。在教科书改革哲学阶段,我国学界从各个维度对传统的教科书哲学予以反思和重构。相比之下,《通论》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与重构不是对具体哲学命题或概念的局部反思,而是对教科书哲学的前提性反思和总体性重构。之所以说“追问哲学本身”是对教科书哲学的前提性反思,这是因为教科书哲学隐匿着一种特定的哲学观,而且这种哲学观在整个教科书哲学体系中是未经反思的既定前提。正如孙先生所说,“我们原来都是把‘哲学’作为一个既定的东西,说哲学是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问,我们只能这样来回答哲学,不可能对哲学作出其他方面的理解和解释。我们只能在给定的这种观念下研究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①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由于教科书哲学的哲学观是科学化的哲学观,即基于“知识论立场”的哲学观,因此《通论》的哲学自觉意识便是通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得以确立。《通论》并不否认哲学这一理论形态的科学性,而是将科学与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进而指出科学与哲学两种理论形态的差异性,即“无论科学如何发达,无论科学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和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科学方式,总是致力于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不是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科学与哲学作为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的根本区别”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正是通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分,“追问哲学本身”的哲学观自觉在此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教科书哲学的前提性反思。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性的追问,教科书改革哲学必将沦为用一种新的教科书体系替代陈旧的教科书体系,无法触及到“教科书哲学”的真实弊端,也很难发展到后教科书哲学阶段。
正是基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前提性反思,即哲学观反思,《通论》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重构具有一定的总体性。首先,在思维方式上,教科书哲学停留在经验常识层面上,而《通论》则要求从经验常识上升为哲学反思。长期以来,教科书哲学的“原理+例子”的方式遭到诟病。从深层次看,由于教科书哲学以科学化的哲学观为前提,因而其更为关注经验世界,将哲学视为经验世界的内在规律。对经验世界的关注无可厚非,而教科书哲学的问题在于,它满足于对经验世界的“客观描述”,无原则地屈从于经验常识。对此,《通论》通过哲学与常识的区分而确立了哲学应有的思维方式,并使哲学研究从根本上脱离了经验主义的窠臼。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教科书哲学基于科学化的哲学观立场,将哲学“原理”直接等同于“规律”,因而哲学原理的叙述具有较强的独断色彩。与之相比,《通论》则是将思辨方式作为哲学原理的呈现方式,而这正是基于哲学独有的“反思”精神。最后,在精神气质上,教科书哲学基于科学化的哲学观立场,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封闭性特征,而《通论》则具有强烈的开放性特征。因此,从理论前提到思维方式,再到叙述方式和精神气质,《通论》对教科书哲学进行了总体性重构,而这一重构正是基于“追问哲学本身”的前提性思考。在此意义上,哲学观问题并不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哲学自身的根本性问题。
杨庄东街两侧的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违章停靠占用现象非常严重，不但影响非机动车正常行驶(非机动车经常被迫进入机动车道)，而且对南北方向行驶的直行车辆也造成很大影响.
20年前应运而生的《通论》以“追问哲学本身”的方式实现了对教科书哲学的前提性反思和总体性重构,起到了反思“教科书哲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这是《通论》在教科书改革哲学阶段的时代价值。值得进一步追问和思考的是,当我国哲学进入了后教科书哲学时代,《通论》又具有何种当代价值呢?
在后教科书哲学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过问题研究、文本考证、原理激活、思想对话、哲学史梳理等方式展开了学术化与专业化的工作。这无疑提升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即“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哲学本身的遗忘”,即在标榜学术价值的客观化研究中放弃了对哲学本身的不懈追问,亦即哲学自觉的缺失。一旦缺失了哲学自觉,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面向实践”的同时沦为了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对哲学史的梳理在“考察源流”的同时沦为了概念范畴的抽象演绎；对具体原理的探询在“重新激活”的同时沦为了原理体系的局部修补。于是,面对“学术性增强,哲学味流失”、“批判性有余,建构性不足”、“部门哲学兴起,原理研究式微”、“实证思维过剩,哲学思辨缺失”等尴尬局面,如何保持并坚守哲学自觉由此凸显成为后教科书哲学时代的突出问题。在学术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后教科书时代,对哲学自觉的强调并不是制造学术研究与哲学自觉的简单对立或割裂,更不是否认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而是旨在提升学术研究的思想品质。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固然离不开学术积累,但也离不开哲学观照。所以,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由“追问哲学本身”转变为“保持哲学观照”,即用哲学自觉引领并观照学术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通论》不仅原则性地提出了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要求”,而且也为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奠定了“理据”。这一理据通过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而得以确立。众所周知,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停留在思维与存在何者具有第一性的问题或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对此,《通论》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了重新阐释: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单方面考察,而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思维或存在,而在于思维与存在具有何种关系,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何种方式被把握。正如《通论》所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家自觉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这叫哲学。而我们原来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变成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了,认为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样,就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变成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了,也就是把哲学反思的问题变成实证科学的问题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最严峻的哲学问题。”③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 如果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思维或存在,哲学就将陷入到“实体性思维”中,即把思维或存在理解为某种实体和本原。不把思维或存在理解为哲学的实体性基础,而是转向考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们才能认识到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矛盾关系,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正是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人们才能认识到,哲学既不是停留在意识内部的抽象理论,也不是屈从于现实存在的无原则描述,而是在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中保持着“中介性”。这种“中介性”便是在考察时代境况的同时保持哲学观照的理论依据。
《数学通报》2016年第11期上刊登的2332号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该不等式不仅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况，还可以类比得出很多有意思的不等式，先整理如下.
二、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的观照
当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转变为“保持哲学观照”,那么如何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的观照便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通论》中,“保持哲学观照”的哲学自觉尤为鲜明地体现为阐述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在阐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通论》将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表征”,而不是时代精神的“表述”与“表达”。二者的原则性区别在于,“思想对时代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①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在此,“表征”成为哲学把握时代精神的独有方式,表征的具体内容是人类在时代境况考察中所确立的自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深层追问,正是哲学自觉的根基。正如《通论》所说,“哲学之不可‘消解’,或者说哲学的‘合法性’,在于人类不能‘消解’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哲学的理论‘表征’的方式而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这为哲学自觉在后教科书哲学时代的不可消解性提供了根本依据。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保持哲学观照”的自觉意识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形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经典意义上的哲学家相比,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通过概念思辨或原理演绎的方式得以构建,而是贯穿并体现在他对时代问题的考察与批判中。因此,对马克思哲学而言,哲学自觉与哲学形态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关系。马克思曾经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口号,完成了对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实现了哲学形态的深刻转变,即从形而上学批判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从传统的哲学形态转变为“新世界观”。但是,“消灭哲学”的真实意蕴是哲学理念的实现,而不是在根本上取消哲学的地位；哲学革命的核心要旨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而不是放弃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批判是对哲学的“世俗根基”的深层追问与合理重建,而非哲学自觉的自我放逐,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是批判,正源于哲学的观照。换言之,马克思所改变的是哲学的理论形态,即哲学不再是抽象概念的思辨演绎,不再是无人身的理性或无原则的直观,而是实践问题的考察与时代精神的追问；马克思所改变的是哲学的存在根基,即取消了哲学的“独立性”外观,要求哲学从人间上升到天国；马克思所改变的是哲学的呈现方式,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相互交融。但是,这些改变都没有在根本上取消哲学,恰恰相反,这些改变比任何一种哲学都更加需要哲学自觉的持守。换言之,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自觉并不会随着哲学形态的转变而取消,而是贯穿在哲学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根据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要求,当哲学完成了从“思想中的时代”到“时代中的哲学”的这一转变后,哲学自觉便是在对时代问题和现实实践的考察中始终保持哲学的观照。这种“哲学的观照”便是在解读资本逻辑中保持哲学的批判功能,在最高价值黜落的时代中坚持人的存在意义的不断追问,在面向实践的现实问题中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因此,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后,哲学自觉的表达形式和出场路径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追问哲学本身”转变为“保持哲学观照”,而这也正是《通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既然哲学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加以反思,因此哲学对时代境况的考察不能沦为对时代发展问题的简单描述和实证分析。如果人们仅仅是对时代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状况或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这仍然停留在对“存在”的片面考察,仍然是用实体性思维考察“社会存在”,将“社会存在”降低为某种经验实体。这样一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把握必将沦为对经验实体的“感性直观”,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或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也就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了。事实上,“社会存在”与“经验现象”具有原则性的区别,“社会存在”之所以是“存在”,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必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本质性。而这种内在必然性和本质性的揭示,必然需要哲学的观照。
如果说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自觉体现为在对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的观照,而保持哲学观照的真实意蕴在于对现时代的存在根基进行前提性的批判,那么20年前的《通论》对时代的存在论根基进行了初步的哲学反思,即对现代社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特征作出了辩证思索,一方面认识到了“物的依赖性”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物的依赖性”的内在缺陷,这便是哲学对现代的反思。
总的来看,在考察时代境况中保持哲学观照的哲学自觉,其理论依据正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思维与存在之间是“矛盾关系”,这一矛盾关系正是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二重性特征。根据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哲学只能以反思的方式把握时代,而不能简单地反映时代,由此确立了保持哲学观照的基本方式。进而,根据哲学反思的前提性原则,哲学必然要对现时代的存在根据进行前提性批判,而这正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真实意蕴。在此意义上,《通论》为当今时代坚守哲学自觉提供了具有内在贯通性的理论依据。① 值得注意的是,贯通性是《通论》的显著特征和理论灵魂。《通论》之所以是“通论”,而非“概论”或“导论”,正因为这种鲜明的“贯通性”。在《通论》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贯通,同时也有哲学思维与修养境界的贯通。然而,贯通性并非是外在的接合,而是内在的统一性,即理论的彻底性。所以,《通论》中具有的本质意义的贯通性是理论的内在贯通,即基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富有理论深度的阐述。 所以,在考察时代境况中保持哲学观照,便不再是外在于哲学思索的主观指令或空洞口号,而是根植于哲学内在本性的必然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只要立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们便会发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时代不再是哲学的外部背景或外在于哲学意识的坚硬实体,而是成为了哲学的考察对象,在此意义上,时代只能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才有了“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另一方面,哲学也不是时代状况的无原则考察或非批判性的直接呈现,不是时代精神的无意识表露,而是时代精神的自觉表达,这才有了“现实存在的间距化”,这为保持哲学观照的哲学自觉奠定了基础；同时,客观的时代精神在不同思想者的呈现具有主观性,这为不同哲学的对话与碰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哲学不再是与时代无涉的自我演绎或既定形态,而是一种把握时代、穿透现实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哲学从既定的理论形态转变为了活的思维方式,这为考察时代境况中保持哲学观照提供了基本方式。具体而言,所谓“保持哲学观照”,不是将某种既定的理论外在地直接套用到时代境况考察中,而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将哲学领会成为一种把握现实的思维方式。
再进一步深入思考便会发现,“物的依赖关系”同样也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关系而呈现为形式上的“平等性”；另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也同时具有不平等的支配性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前者正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所着力批判的时代境况。此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说“物的依赖关系”准确把握了现时代基本特征,那么人们还应当进一步追问现时代的存在根基。这意味着,人们对时代境况的哲学观照必须从市场经济深入到资本逻辑中去。
其一，AB为附加式，A和B是由“词根+词缀”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东北方言当中的词缀是比较丰富的，由此构成的词有：捅捅咕咕、撕撕巴巴等。例如：
三、建构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
于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应当先行地考察时代与哲学之所以建立“关系”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哲学,时代与哲学之所以发生“关系”,正是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正如《通论》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践论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①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三是本职工作边缘化。镇街人大主席(主任)和人大干事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忙于中心工作，很少顾及人大本职工作，除筹备召开人大会议外，其他方面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代表执行职务的重要体现，但从实际情况看，镇级人代会上代表提出的书面意见建议普遍很少，部分镇甚至一件没有，更不用说代表议案，闭会期间就更难提出和交办；即便是参加大会审议和代表活动，部分代表很少积极建言献策，长期处于“无声状态”。
《通论》对于现时代的哲学观照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从而也就塑造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与特征,马克思作出了最为简洁、精辟的理论把握与概括,这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的概括,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二重性:一方面,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使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它所实现的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只是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在此,对市场经济的哲学观照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关注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是揭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即“物的依赖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代境况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不仅要把哲学领会为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理解为“反思”本身。这种把握时代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在本质上是“反思”的,而非对时代境况的直接“反映”,其根源正是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矛盾关系,而非直接的同一关系。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种种二重化关系。正如《通论》所说:“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或者说,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是人类存在的全部矛盾性的根源。因此,对人类存在的矛盾性的认识,必须诉诸对人类存在的实践性的理解；以理论的方式反思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必须升华为对人类存在的实践性的反思。”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所以,实践活动所造成的二重化关系决定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关系,而非直接的同一关系。因此,这种矛盾关系只能通过“反思”才能予以把握。如果思维与存在之间是直接的同一关系,那么哲学对时代的把握只能是“反映”而谈不上“反思”；正因为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矛盾关系,这才为哲学的反思敞开了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通论》指出哲学的反思“是对思想的各种‘前提’的批判,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对思想的‘内容’的批判。哲学反思的前提性,既构成了哲学反思的真实对象,又决定了哲学批判的真实意义”③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也就是说,哲学的反思必须深入到前提性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哲学反思的前提性原则意味着,人们不仅要批判时代境况中的流行观念或种种现状,即“内容”层面的批判,而且要对时代的存在论根基进行前提性的批判。这便是在时代境况的考察中保持哲学观照的真实意蕴。
在此方面,孙先生在完成了《通论》后又展开了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在此需要留意的是,孙先生对《资本论》的解读是哲学的解读,亦即保持了哲学的观照。这种“哲学观照”的基本线索在《通论》中已经得到揭示,“关于哲学使命的一个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马克思说的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成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我特别欣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边的那段话。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③ 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页。 。于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成为了孙先生对《资本论》展开哲学解读的核心要义,这也是面向时代的哲学任务之一。
用寿命表法对各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分析，Ⅳ期只有2例，都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因此不进行统计学分析。详见表2。
孙先生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第二,《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第三,《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第四,《资本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④ 具体请参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在此,孙先生依据“揭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原则,通过对《资本论》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意蕴”的揭示而进一步确立了批判资本逻辑的哲学自觉。《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同时也是对资本逻辑的哲学审视,而这一审视的结果便是确立了“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原则”,这为后学者继续思索“《资本论》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调查可以看出，好学生和差学生词汇学习策略的运用情况差别很大。作为授课教师，应该在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水平，制定不同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教授学生。差学生虽然在观念上不赞同死记硬背的方法，但是在实际学习中，还是会无意识地用机械重复的方法来学习词汇，导致效率低下，学习效果很差。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地引导差学生逐步学会运用各种学习策略，提高学习词汇的效率。
对当代世界而言,人们应当在“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也就是说,依据“保持哲学观照”的自觉意识,后学者应当进一步思考并呈现“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运用《通论》中的“前提性批判”方法审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人们便能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异常深刻地揭示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同时代哲学。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为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资本逻辑”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首先,与绝对精神相似,资本逻辑同样具有“实体即主体”的特征。按照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资本是借助于物质载体而展开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载体赋予资本逻辑以实体性的外观,而社会关系的本质则赋予资本逻辑以主体的能动性。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例,如果说劳动过程是资本生产的实体性表现,那么蕴含在劳动过程之中的价值增殖过程则构成了资本生产的主体性特征。其次,资本逻辑的现实展开如同绝对精神一样是经由内在的否定性而得以实现,这也正是马克思之所以要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来叙述资本运动过程的原因所在。资本之所以能跃升成为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逻辑,正是因为资本出于实现自我增殖的本性而不断克服资本增殖的界限,而这正是资本逻辑内在否定性的具体体现。再次,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凭借抽象空洞性的自我克服而获得现实性,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凭借着种种抽象化机制而吸纳各种实体内容,资本由此从经济领域侵入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从而使资本从“无人身的理性”逐步成为现实的总体性。最后,与绝对精神的自我神秘化相似,资本逻辑也存在着自我神秘化的特征,即资本逻辑通过物化过程而遮蔽了社会关系本质,使人们在日常经验层面上只看到资本的物质外观,这也正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深刻意蕴。从资本逻辑与绝对精神高度相似的结构性特征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是资本逻辑的唯心主义版本。因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产物。
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同时代哲学,那么“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应当如何建构并呈现,便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新思考了诸如时间、空间、抽象、劳动、自由、解放等范畴,这为人们建构“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所以,在孙先生确立了“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原则”之后,进一步构建“后资本逻辑的哲学形态”,便成为现时代用哲学观照资本逻辑的理论工作,这同时也是值得期待的理论工作!
[中图分类号]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1-0055-06
收稿日期： 2018-07-26
作者简介： 张 梧(1985—),男,上海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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